就在投票结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绍祖医生写信给全民投票总监……李医生的抗议是徒劳的。在计票工作重新进行时，他冲出计票站……林清祥跟他一起离开，越过马路走向支持者，告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斗争，替新加坡人民争取平等的权利。"但是要求他们解散的信号发出了。他们输了，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愿面对事实，承认失败。
7月27日星期五，我们抵达伦敦机场已是上午11点15分。我和吴庆瑞从新加坡向东飞，先到纽约，后到伦敦，已经疲惫不堪了。在下榻的海德公园酒店匆匆地盥洗之后立即下楼，准时跟薛尔克共进午餐。薛尔克把跟东姑商谈婆罗洲三邦问题的进展情况扼要告诉了我们。下午三点到共和联邦关系部会见桑迪斯。我们再累也得继续工作。
第二天，吴庆瑞、我和总理公署常任秘书斯图尔特到利兹酒店跟东姑一起喝茶。正如一向同东姑会商那样，我们没有直接讨论公民权问题。这时他心情轻松，气氛不错，因为有关婆罗洲尚未解决的问题，终于几乎全部跟英国人解决了。星期日早上，我和吴庆瑞跟东姑和敦拉扎克在斯温登打高尔夫球。下午东姑休息的时候，敦拉扎克代表他到共和联邦关系部会见桑迪斯，我们讨论了有待解决的马来西亚公民权、拘留共产党人和共同市场计划的问题。麦克米伦是否悄悄跟东姑提过了，我不得而知。桑迪斯直率地告诉敦拉扎克，这些问题在英国同意签署婆罗洲三邦协议之前非解决不可。敦拉扎克当即表示，只要东姑不反对，他原则上同意在马来西亚公民权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重要的突破。
但是我仍然担心，若不是英国人出面劝东姑的话，我是无法争取到这一协议的。我担心的是马来西亚一旦成立，英国人就不能再为新加坡出面干预了。与此同时，在同东姑和敦拉扎克合作方面，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良好的关系。东姑和敦拉扎克两人个性全然不同。敦拉扎克总是犹豫和顾虑重重，老是要重新考虑。一些事情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他会同意，第二天或第三天却打电话给我说要改变主意。他会为细节操心苦恼，在这一点上是东姑的好副手。东姑从来不管细节。敦拉扎克工作勤奋，只花18个月的时间就考完中级和最终的法学院考试，那是个新记录。在英国期间，他花时间在马来学生当中建立了朋友和支持者的联络网，其中包括九个苏丹的儿子。他本人出身于传统的族长家庭。但是他没有东姑那种待人发自内心的和蔼态度，跟他打交道始终比较吃力。
7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点，我和吴庆瑞到利兹酒店正式会见东姑和敦拉扎克，留下来共进午餐。东姑赞同敦拉扎克所同意的内容。我说我会写封信给他，把内容列出来，要求他证实。午餐过后回海德公园酒店，我写下了定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把新加坡公民称为马来西亚新联邦的国民或公民没什么差别，有人认为难以理解，因此我们达成了协议。既然一些人非常重视这个术语问题，白皮书第14段应该修改，使新加坡公民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而不是马来西亚国民。"我附上马来亚总检察长和新加坡自治邦总检察长的联合声明，证实宪法所规定的投票权利，那就是新加坡人民只能在新加坡投票。这点将维持不变。
第二天，东姑以伦敦利兹酒店为地址回信说："我证实，新加坡居民的公民权安排，将按照1961年新加坡第33号白皮书第14段列出的马来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达成协议的方式，它的行文在术语和选举权的资格规定方面作了修改。"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共产党人不争论这一点，我不会那么容易转败为胜。如今他们没什么可以真正感到不满的了。我不会让他们有太多时间可以在全民投票举行前制造新的不满并加以利用。到今天为止，我还没发现英国人最后是怎样说服东姑改变主意的；也许是澳大利亚帮了忙。在谈判过程中，桑迪斯有时态度表现得非常坚决。他多半告诉了东姑，没有共同公民权的话，婆罗洲三邦就不会归东姑，也不会有合并。当晚七点钟，桑迪斯跟东姑、敦拉扎克、吴庆瑞和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一切。我要求先别公布公民权的协议，以便我有机会于适当的时候在新加坡突然宣布。
共产党人的问题依然存在。到伦敦以后我从薛尔克口中知道，东姑仍然坚持必须在联邦对新加坡负起责任之前，把所有惹是生非的人抓起来。但是薛尔克也透露，英国人并不热心于采取行动，最好是合并后由马来西亚政府这样做。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反对东姑的重担现在可以由英国人来挑起。于是我调整立场，表明一旦全民投票成功结束，我准备支持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采取肃清行动。
但是薛尔克在7月27日写信告诉桑迪斯："我必须让你一清二楚，基于以下的理由，这项政策危险得很：
一、没有能使公众信服的证据而强行逮捕，必定会加强新加坡反对派的力量，使李的同僚感到不安，可能导致他倒台。
二、这样一来情形就会非常清楚：马来西亚是由英国人自上而下、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人们会说这是我们保护基地的计划，东姑允许我们利用他作为傀儡。
三、无论在英国国会还是在苏联人大力反对马来西亚的联合国，要为这样的行动进行辩护并不容易。
"为了治安，也许有必要采取逮捕行动。有关方面并未提出过任何强有力的论点，说明为什么在马来西亚组成之后，马来西亚政府不能这样做。，
薛尔克没说的是，可能会发生暴乱和流血事件，政治上英国可能因此被人憎恨。桑迪斯强调说，在没有机会考虑个别案情之前，他甚至原则上也不能事前就同意在新加坡展开一系列逮捕行动，必须提出合理的证据，带头的不应该是英国政府。但如果有关各方表明准备分担责任，英国政府不会逃避，也不会抛弃他们。就眼前来说，东姑必须接受这样的处理办法。
8月1日晚七点，东姑和麦克米伦签署了成立马来西亚的协议。
社阵在抓救命稻草
亲共分子仍然在装门面。8月11日，南洋大学政治学会宣称，在吴庆瑞的牛车水选区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98．4％的人赞成投空白票。与此同时，马来亚社会主义者大会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同意成立一个永久秘书处，办事处设在社阵总部。但是社阵当时正在抓救命稻草。摊牌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决定8月14日在电台宣布允许可以就全民投票进行两个星期的积极宣传。我向所有新加坡人保证，他们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我宣读了7月30日给东姑的信和东姑7月31日复信的部分内容作为证明。这对反对党的反对合并是致命的一击。
我定9月1日星期六为全民投票日。为了动员会员鼓动人们投空白票，林清祥的左派工会和文化团体停止了一切其他活动，以便发动会员游说人们投空白票。各种海报、标志、旗帜、横幅和标语牌迅速在新加坡各处的灯柱和墙上出现。每天晚上都有群众大会，规模最大的是由社阵组织的。但是就在消息宣布后的24小时内，高德根以中华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宣布支持政府的合并建议选择A。他决心不让新加坡的华人因为社阵玩弄政治把戏而失去公民权。这是个转折点。广大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不跟共产党左翼走，在面临关系到自己的地位和公民权的重要抉择时，他们选择听传统领袖的话。
8月14日林清祥问他手下的一个干部、《南洋商报》的一个亲共记者，为什么《商报》不刊登他发表的有关合并的声明。看来《商报》管理层现在更害怕的是政府，而不是害怕万一我们输了共产党人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林清祥一天比一天绝望。社阵甚至不惜指责我置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于不顾，要造成既成的事实。他们声称特别委员会将在9月开会，考虑他们指全民投票有不诚实行径而提出的上诉。这是一派胡言，因为有关各方都知道，特别委员会已决定不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反对党又遭受另一次的挫折：我们加强了在立法议院的地位。8月17日，宁甘跟王永元决裂，要求重新加人人民行动党。行动党接受他归队。他的重新加入，使政府恢复了占绝对多数的地位，以26票对25票，压倒反对党。(宁甘摇摆不定的表现有点奇怪，这点在我们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弄清楚了。吴庆瑞发现他是马来西亚政治部的受薪特务。吉隆坡政治部原来想了解王永元的意图，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可能会被推翻时，就指示他重投行动党的怀抱。我们在1963年大选中原来想让他当候选人，发现他的身份之后就取消了。)
但是我们好景不常。阿末·依布拉欣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患了肝硬化，不是由于喝酒过量，而是因为早年患上肝炎。我们送他到英国动手术。他病情恶化，8月21日去世，弥留之际我跟他妻子一道守在他病榻旁。阿末很有勇气，在领导军港工友联合会期间显示了领导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敢于从贝恩手上接过劳工部，制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是个重大的损失，使我们在立法议院又面临25票对25票的局面。但情势绝非毫无转机。马绍尔正在动摇。为了恢复跟东姑的关系，他要远离共产党人。于是我请他到电台同我一起参加一个讨论会，他接受了。在公开讨论后答问的时候，他同意既然我们现在获得了马来西亚的公民权，新加坡公民跟马来西亚其他公民就没有差别了。为了让人们觉得他对此有所怀疑，他要求保证新加坡公民将有权在马来西亚各地工作和拥有产业，有权成为马来西亚的公务员；新加坡州宪法的措辞应同其他各州一致。我毫不费力便做出了保证。
同一天，他会见工人党的领导层，说服他们一致欢迎公民权条件的改变。不过，他们照旧反对全民投票的规定，认为它"是非常不道德的；任何诚实的人，不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都不应参加，除非是法律强制"。马绍尔自然知道投票是强制的；由于不能弃权，所以劝人们投空白票抗议。这又是律师搞的典型花招。他不准备因反对而得罪东姑，同时又要让人觉得他没跟林清祥决裂。
几天后我终于促使他在新加坡大学一个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话："让我们说得确切些，工人党并没有改变立场。宪法的建议修改了，以便满足工人党的要求。有关修改是完全根据工人党的方案进行的。"然而他却要求政府把全民投票推迟，直到马来西亚宪法草案在立法议院提出为止。这是最后一种徒劳的姿态。尽管他为自己的动机施放了烟幕，但是他毫无保留地承认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不会是二等公民。由这个既反合并又是个律师的对手发出这样的言论，对社阵的宣传路线是个致命的打击。
更多的打击还在后头。高德根答应支持之后，8月23日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明，要求中华总商会召开大会，劝人民别投空白票，支持选择A。他们公布了团体的名称，以便于人们辨认。他们的这个行动是直接反对马来亚共产党所发表的公开信的。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脱离共产路线，我决定宣布，如果有大量空白票，这些票很可能被当成无条件支持完全合并的选择B，因为这意昧着多数人响应了社阵的号召。这样一来，不是在新加坡出生而是通过登记归化为公民的人可能失去公民权。这就使传统的华裔社团领袖更加害怕。这个信息人们领会了。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明后三天，另外三个组织公开表示赞成白皮书的建议，其中一个是一直受共产党支配的新加坡华校教师公会。
第二天，高德根率领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到政府大厦总理公署，要求我澄清关于选择B的声明。我让他清楚了解，他不应该让说华语或方言的成员去冒丧失公民权的风险。接着高德根要求各个反对党毫不含糊地表明，如果在他们鼓动下人民投空白票，因而使全民投票的结果是接受选择B，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林清祥的反应是进行恐吓。他说，华族社会懂得"如何对付出卖他们的所谓领袖"，谴责中华总商会追随人民行动党的宣传路线。但是中华总商会董事会不怕恐吓，要求会员支持选择A。同一天另外六个华族团体出面支持。
投票在9月1日早上八点开始，晚上八点结束，随即计票。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情形很清楚，社阵号召人民投空白票的运动失败了。空白票占实际投票数目的不到30％，70％赞成选择A，支持选择B和选择C的不多。基里玛路羽毛球馆外面聚集了大批群众，气氛紧张，因为新加坡各地有345个投票站，票箱全部送到那里开箱计票。社阵曾要求在各个选区分开计票，被我们拒绝了。我们不想让他们知道哪些选区投的空白票最多，因为在下届大选中这样的信息还有用。但是他们很机巧，号召支持者把投票卡和选票一起投进票箱，从这些投票卡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支持者属于哪个选区的选民。
尽管如此，早上6点45分左右，就在投票结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绍祖医生写信给全民投票总监，对选票在三点半已经整理好，却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按照全民投票法令一箱箱计算的做法，提出抗议，他要求重新计票。半小时后总监同意了。但是拖了半小时，却使李医生在7点45分写第二封信，声称总监把第一封信先拿给总理看，然后才答复，因此他不过是总理的信差。此外，由于第一次计票有不合常规之处，第二次计票会采用同样的办法，整个过程跟全民投票过程同样可笑，他不能接受。
一个小时后总监答复他。在我劝告下，回信在交给李医生之前，它的内容通过扬声器读出来，让报界知道。信上说，票箱是在李医生面前打开的，选票也在他面前混合和计算，整个过程李医生都在场，直到计票结果快宣布，他对具体做法是否适当都没表示反对。尽管如此，总监仍然接受李医生的要求，下令重算一次。
李医生的抗议是徒劳的。在计票工作重新进行时，他冲出计票站，告诉报界："这是卑劣可笑的。"林清祥跟他一起离开，越过马路走向支持者，告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斗争，替新加坡人民争取平等的权利。"但是要求他们解散的信号发出了。他们输了，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愿面对事实，承认失败。
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
星期日上午11点半，票数重算过程结束。71％支持选择A，25％投了空白票。我向在外面等候的群众发表谈话，高兴得不得了，热泪盈眶。新加坡电台从羽毛球馆现场播送我的谈话："对政治上不诚实的人来说，人民的裁决是可怕的。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公众盖下印章赞成合并和成立马来西亚……如果没举行全民投票就是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因为我们就会因此允许共产党人使人民相信，所谓的群众是反对合并的。只要有时间进行解释，我们将能削减他们通过撒谎、诬蔑和恐吓所获得的少数残余的支持者。"
当他们从失望中恢复过来时，李医生发表声明，谴责全民投票是欺骗性的，声称计票过程不合常规，不符合全民投票法令的规定，因为在计票过程中没提供有关如何点算或选票来自哪个选区的信息。末了他说："我们不接受这个结果，会继续战斗。"
参加共和联邦总理会议
9月5日我动身到伦敦，出席1962年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会议目的是讨论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对于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工党也召开了工党和共和联邦社会主义党总理会议。尼赫鲁没有出席。参加会议的印度高层人员强烈抗议说，他们和前殖民地被遗弃了：一旦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对共和联邦的出口货物，特别是纺织品的优待将受影响。其他领袖也都恳求继续保持联系，要求输出货物到英国能继续享有特惠优待，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应该特别考虑共和联邦的出口货。看他们互相争议是饶有兴味的事。
我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说，未来难免会发生变化，但是英国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它沿袭下来的责任。遗弃这些地区后果严重，将威胁到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地方。英国是跟我们联系得最紧密的工业强国，失去这个联系对我们来说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诚恳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和英帝国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英国对我们的生存至为重要。我们固然要有决定怎么生活的自由，但是也要维持和需要维持双方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我们尤其珍惜同工党的联系。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工党帮过我们的忙。我的发言引起了共鸣。
但是很显然，过去30年来，英国的利益同欧洲越来越密不可分，共和联邦的新旧成员同英国的距离则越来越远。
对英国首相来说，英国不得不走这条道路，因为历史的进程已经改变了。在欧洲和美洲等辽阔的大陆上，优越的通讯有利于进行贸易和其他交流活动，创造财富收获会更大。英国在海外建立的帝国已不再是创造财富的必然道路。无论未来是多么不愉快，把英国同欧洲大陆增长与进步的火车头连接起来是他的任务。这次麦克米伦表现得异常出色。他不但没有针锋相对，反而带点忧郁和怀念旧的共和联邦的神情。在场所有领袖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他们毫不怀疑英国首相非履行职责不可，那就是对发出召唤的欧洲作出回应。但是他将尽力维持共和联邦同英帝国的联系，只要欧洲人(毋宁说是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虽然没提到他的名字)允许他这样做。
我决定取道莫斯科返回新加坡。9月19日搭乘英航班机离开伦敦。在我离开新加坡期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印尼和菲律宾都凯觎婆罗洲三邦，8月1日签署的马来西亚协议引起了两国的不良反应。9月24日东始发表声明，警告印尼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别插手，"我们指望其他国家别干预我们的事务"。他是针对印尼前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声明做出反应的，后者说雅加达对马来西亚的组成不会漠不关心。这是印尼第一次暗示麻烦即将到来。随后菲律宾外长表示北婆罗洲的主权属于菲律宾，声称北婆罗洲原属苏禄苏丹国，菲律宾是苏禄苏丹国的合法继承者，北婆罗洲从未割让给英国，只是租借而已。
东姑对这一点嗤之以鼻：英国自1878年以来便是这三邦的主人，lO0年来英国对三邦的主权从未有人质疑。但是东姑所说的有关新加坡的话却使我们担心。他告诉巫统青年运动，他不要新加坡，却不得不把它纳入马来西亚，否则共产党人就会在新加坡掌权。万一将来他们成功上台，恐怕新加坡会拒绝同联邦合作，那时麻烦就多了。他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社阵发表了有关全民投票的分析，表明他们当前的目标是在下届大选中推翻现有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然后继续争取赢得新加坡在联邦国会的议席。林清祥进一步呼吁社阵团结一切左翼反殖民主义力量，以便将来控制联邦政府，挫败"英国--联盟轴心"。
敦拉扎克的反应是向人民发出警告说，他们必须觉察到民主的敌人，社阵不是为他们的真正利益而是为那些效忠对象在国外的人而奋斗。林清祥反驳说，如果执政的华巫联盟信奉议会民主制度，就必须接受反对党有权通过选举来更换政府。他的好斗使东姑、敦拉扎克和伊斯迈益发相信，全民投票既已结束，新加坡的安全将由吉隆坡负责，因此必须迅速把局面控制下来。但与此同时，这个课题却徒增分歧，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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