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
文莱叛乱爆发五天后，内部安全委员会应东姑的要求召开了紧急会议。我在会上说，我了解东姑的立场：文莱的事态发展使对付共产党人的行动势在必行，社阵发表支持叛乱的声明提供了机会。但有关行动给人的印象必须是：为了捍卫所有即将加入马来西亚的地区。我不能以英国傀儡的姿态出现，我要给人以同马来亚合作的印象。
定于12月16日凌晨展开的逮捕行动，后来由于东姑改变了逮捕两名联邦议员的主意而取消了。但是事情还没了结，因为社阵领袖还在煽动情绪。在社阵的新年献辞里，林清祥说，马来亚正在走向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的道路。李绍祖医生说，文莱的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人民重新获得自由。他们把破坏马来西亚计划的希望寄托在文莱叛乱和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上面，这些声明肯定会刺激东姑要求采取行动。东姑正在变得不耐烦。他告诉英国人说，除非逮捕新加坡的亲共分子，否则他将取消整个马来西亚计划。穆尔多次找过我，敦促我采取行动，他认定这是实现合并的唯一办法。这一点叫我怀疑，但是英国人比我更有条件了解东姑的真正意图。我和同僚们讨论后得出结论，我们冒不起忽视他的论点的风险。于是定名为"冷藏行动"的保安行动，定于1963年2月2日进行。
当天370名警官在新加坡准备行动，另有133名马来亚警官在柔佛州警察野战部队的营房待命。前一天的晚上，内部安全委员会在吉隆坡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个行动。(我们从逮捕名单中删除了六个社阵议员的名字，因为东姑仍然反对逮捕两名搞颠覆活动的马来亚国会议员。)第二天凌晨三点，65队人员到新加坡各处逮捕169人，只找到115人，其余都不在他们预料能被找到的地点。追捕共产党人总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不断改变过夜的地方。
逮捕行动展开后没有发生暴乱，没有流血，没有实行宵禁。人人都料到会有大逮捕，公众了解共产党人是自找麻烦。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严重的挫折。这次行动抓走了他们搞统战最有经验的一些领袖。从此只有让更多领袖从地下冒出来，他们才能恢复实力，而是否有时间在更多人被捕之前建立同基层的联系，他们又没把握。过后我密切关注他们是否派人填补空缺，却看不到迹象。他们不愿或无法让更多干部出面搞统战工作。
经内部安全委员会同意，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林清祥不是个共产党里的重要人物，却是个重要的煽动家。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受，他不能被看成一个离弃自己同志的人。但是在政治上我达到了目的。这封信也向马共全权代表发出了信号，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对过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规矩，也守信用。我没说的是，希望他们也这样做。全权代表知道我晓得他有锄奸队。
被捕的人当中有兀哈尔，他是一级死硬派的组织者。詹姆斯·普都遮里则属于二级共产党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列入一级的另一个人是傅超贤。傅超贤是个记者兼翻译，他是抗英同盟的成员，曾在亲共华文报《新报》工作过。他的文章同情学生鼓动者和罢工工人，他也自愿替两个过去在华侨中学求学的同学林清祥和方水双搞宣传工作。四个月后他获释，调查显示他跟抗英同盟的联系1962年断绝了。过后他加入新加坡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972年成了我的新闻秘书，一直服务了21年，直到1993年退休。他工作效率高，尤其因为他掌握双语，又绝对可靠。
还有三几个人像他一样，年纪很轻便在理想主义和渴望改变周围万恶社会的影响下被卷进共产主义运动。只要让他们有时间看出马共组织的残酷无情，他们就会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收效比较慢，走的是改良路线，却比较公平，不那么不人道。其中一些像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在被拘留期间考获大学学位。他考到了伦敦大学(校外)法学士学位，获释后受雇于地契注册局，后来成为一个成功和富裕的律师。
当年东姑建议人民行动党不要参加三巴旺补选，让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直接跟社阵对垒。我不得不尽可能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他们赢不了，社阵赢的话会使亲共分子士气重振。当时我感觉得到，总的说来东姑态度越来越强硬。
我现在得出结论，东姑扩大了目标，他要更容易地管理新加坡，要对新加坡掌握更大的权力，仅在教育和劳工问题上让新加坡享有自主权。我越来越相信，一旦采取逮捕行动，暂时解决了共产党的威胁后．东姑在把白皮书化为宪法的具体条文时，对合并条件的细节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我的应付办法是威胁英国人，除非遵照我们已经同意在全民投票期间向新加坡人民提出过的条件，否则合并不会实现。不遵照这些条件合并的话，等于出卖新加坡人民，我不能参与这样的活动，必要时会举行大选来解决问题。要是社阵和共产党人赢得大选，整个马来西业计划就会受到危害。
不是危盲耸听
我决定写信给薛尔克，把自己的立场以及预料会遇到怎样的问题通知他。2月12日，我重申自己依然担心联邦不了解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威胁的性质，可能以为"冷藏行动"已经消除了威胁，合并也不再是那么紧迫的事了。在马来亚，选民多数是马来人，马共不处于宪制舞台的范围内，又不断受到攻击，知道自己不可能通过选举制度夺得政权，跟它在新加坡的同志们不一样。东姑和他的部长们一旦认为合并不再是紧迫的事，我跟吉隆坡的关系就面临好些困难，尤其是在财务安排和广播与电视控制权方面。如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因此我写道："在去年9月全民投票期间公开辩论和认可的条件，如果我说，现在要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新加坡表明这样的立场，并不是危言耸听。"
我的目的是争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我。穆尔和薛尔克都做出了正面的反应。2月13曰薛尔克向伦敦提出书面报告说："李光耀说他不同意违背合并白皮书所列的条件，我想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我同东姑谈判的障碍在于，我要合并，他却不要。为了说服新加坡人民支持合并，我把不合并的坏处都列了出来，他却把这些当成千真万确，因而处处加以为难，因为他认为好处全归我们，他却要处理许多问题。结果是，双方讨价还价的地位不平等。
他派手下两位马华公会的最高领袖到新加坡来。他们都是反对人民行动党的，曾经替东姑组织了马来亚的中华工商总会和华社。现在他要他们到新加坡来做同样的事。陈东海担任过《新加坡虎报》总编辑，后来从政，成了强有力的坦慕尼厅式①的马来亚马华公会首领。许启谟担任过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曾主张逮捕我们，尤其是我本人。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选举后他跑到吉隆坡。东姑任命他俩为联邦国会上议员，许启谟还成为部长。两人都肥胖臃肿，活像财大气粗的家伙。他们跟新加坡商界合不来，后者不习惯于必须出钱购买商业执照的做法，那是当时马来亚的情形。
两名上议员深信，只要新加坡的财政归吉隆坡控制，联盟在下届选举中得胜的机会就比较大。他们因而公开指责我要保留新加坡的税收盈余，目的是要用来伤害联邦政府，使它垮台。他们的想法跟陈修信的想法吻合。陈修信告诉报界，"基于联邦税应该由联邦征收，这是联邦税收的原则"，他必须接管新加坡的税务工作。他要新加坡总税收的60％。我只好提醒他，在来往信件中，东姑曾保证新加坡的财政由新加坡自行管理。东姑当时要控制新加坡的治安，不控制经济。但是陈修信不让步。他顽固地争论说，不到这个百分比，不够支付联邦开支的新加坡部分。
陈修信40岁出头，能力强，办事认真勤劳，诚实不贪。他的父亲拿督陈祯禄爵士是海峡殖民地年高德劭的老人，也是马六甲历史最久、最富裕的家族之一的族长，曾经参加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大会。但是做儿子的却刻薄寡恩，性格在无框眼镜后面苍白的马脸上显现出来。他知道吴庆瑞比他聪明，却决心在合并后占上风。吴庆瑞发现无法同他进行谈判。然而我知道大事都由东姑决定，我不能让陈修信骑在我们头上。至少在合并之前，只要州财政由我们控制，绝不让他这么做；即使在合并之后，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他渴望打击新加坡的威望，这使他益发仇视吴庆瑞和我。他要公开压倒我们，当他觉得自己占了上风时便得意洋洋地笑起来。
但是我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他在交锋中被击败后，赛加化阿巴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赛加化阿巴是加人了马来亚国籍的阿拉伯人，当时担任巫统秘书长，擅长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在报上警告我说，要达成协议就别公开发表看法。敦拉扎克也替陈修信和马华公会出头说，造成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对联邦政府的要求负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问自己，东姑会采取什么立场?像赛加化阿巴和敦拉萨那样支持陈修信，还是保持中立?起初我相信东姑会保持中立。随着压力仍在持续，我最后得出结论，他让他们尽量逼我。陈修信生性难以相处，需要东姑约束他。但是东姑显然决定不这样做。
当时我相信东姑始终没告诉陈修信，他愿意让新加坡尽可能控制财政，条件是新加坡尽量避免参与联邦的政治。结果陈修信要求最大限度地控制我们的财政，而为了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我们只好尽量参与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这是个根本问题，合并前后都没解决。东姑让问题恶化，却在一个方面对我有利。社阵抨击我出卖新加坡，说我"假惺惺地关心"州的财政，骗不了公众。陈修信倨傲不逊，提出的要求近乎狂妄，引起了新加坡人民的恐慌。我的反应证明我不会轻易就范，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7月，我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人民要我捍卫新加坡。
6月中旬，吉隆坡向新加坡和文莱提出了加入马来西亚的最后条件，过后"就不再谈判"。这些条件包括在宪法中规定成立共同市场，新加坡赠款5000万元发展婆罗洲三邦。我说新加坡太穷，当不起圣诞老人，拨不出5000万元赠款作为加入联邦的入会费。至于共同市场，联邦政府10月间已经宣布，根据1962年7月在伦敦所做的决定，世界银行的一个专家团将研究共同市场的经济意义。这使我们抱着希望，以为专家能力强对我们可能有好处，可以使共同市场落实。过后内容包括世界银行建议的报告书交给了吴庆瑞和陈修信，双方对落实建议的具体条件却并未达成协议。
还有其他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个是，我要求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把根据刑事法临时条款规定不必经过审判便能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给新加坡。要制止歹徒干预州内的政治生活，让权力留在联邦政府手中太危险了。东姑非常不愿意接受，敦拉扎克的立场看来跟他一样。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原来是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他们却要修改宪法，限制新加坡公民进人马来西亚。我坚持说，既然如此，双方的权力应该一样，州政府应该有权禁止马来西亚公民前来新加坡。
另一个问题是，我主张修改州宪法，规定凡是以政党候选人身份当选，过后退党或被政党开除的立法议员必须辞去议席，通过补选才能争取再次当选为议员。这点马来亚最不愿意接受。
我关心的另一点是，合并后怎么制止贪污。要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州总检察长必须保留权力，可以根据新加坡的防止贪污法令进行起诉。这样比较容易确保惩治贪污者。马来亚没有这项法令，也没有贪污调查局。我要求在没得到新加坡政府同意前，不得改变这两项。
双方争论不休，始终没有结果。桑迪斯在伦敦召开最后一轮会议，以便解决尚存的问题。东姑生我的气，拒绝参加，派敦拉扎克代表他同我谈判，问题解决之后才通知他，让他前来参加签署仪式。另一方面，桑迪斯对争吵的局面感到不耐烦。共和联邦关系部的有关记录记载，谈判开始前他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要是谈判陷人僵局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因为谈判看来非陷入僵局不可。他说，万一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三条路可走：
一、违反新加坡的意愿，强迫它加入马来西亚；
二、放弃马来西亚计划；
三、让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参加范围缩小的马来西亚，敞开门户，新加坡可以以后再参加。
"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认为，看来多半非以让新加坡独立来威胁东姑不可。会议认为，这可能迫使东姑同新加坡达成协议。因为没有新加坡参加，马来亚防务协定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很快会影响到我们自由使用新加坡的基地······
"然而有少量证据显示，东姑可能认为，同建立马来西亚相比，他跟印尼发展比较友善的关系的话，在应付华人在新加坡的影响方面对他更有利。"
我和吴庆瑞到达伦敦，开始进行现在所谓的"近距离谈判"。换句话说，我们开头不会见敦拉扎克和陈修信。他们住另一家酒店，由英国人分别跟双方谈判以缩小歧见。接着我同敦拉扎克共进工作便餐。第二天吴庆瑞再见敦拉扎克。最后桑迪斯安排我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举行通宵的马拉松会议。这是他应付态度顽固的谈判双方的办法，极力争取双方让步，直到最后达成协议。过去他用这种办法对待过新加坡代表团，只供应饮料，没什么食物，令我们感到疲倦。这种情形跟共产党人在委员会会议上对待我们的做法不无相似之处。他们会一直拖下去，直到有足够的非共人士回家之后才表决。
但是这回我们料到他们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当天晚上我们用打字机盒装了三明治和几瓶啤酒赴会，把它们带到暂时休会以便代表团自行讨论时所用的另一个房间。食物吃完了，可靠的内阁秘书黄水生会打电话给在公园巷酒店的芝，叫酒店送更多的三明治到她房间。我们一直这样做，直到芝报告说，客房餐食服务部的三明治卖完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头脑清醒，我们谢绝桑迪斯供应的烈酒。这种谨慎做法和食物供应，使我们整个晚上能保持耐力。我们不相信敦拉扎克那一方有同样足够的食物供应。
将近拂晓时分，双方终于同意，为了应付跟印尼"对抗"的局面，国防开支增加，我们将交出"国家税收的40％或总岁入的28％给联邦政府。给婆罗洲三邦的赠款5000万元，改由贷款1．5亿元取代，其中l亿元免息五年。共同市场将在12年内逐步实现，转口贸易的最主要商品新加坡仍然不征税。在这期间，一个特别委员会将逐渐划一关税。但是盛产石油的文莱不会加入使东姑获益。老谋深算的老苏丹对如何分配石油税收的建议不满意，无论桑迪斯施加压力还是进行威胁，他都无动于衷。我在格罗夫纳酒店的套房里见过苏丹多次，同他就各自的谈判进展交换过意见。我了解他的疑虑和保留态度，始终没劝他别按照自己的本能做出决定。他的本能告诉他，应该继续接受英国的保护。他深信英国人不会遗弃他而任由印尼来对付他。
协议签署仪式定于7月8日举行，这是马来西亚顺利开始的另一个吉祥数字8。两天前东姑抵达。但在我要求他接受好些曾经引起争议的课题之前，协议未能敲定。这些课题是：把拘留私会党歹徒的警察权力下放给新加坡；修改宪法，规定立法议员脱离参加竞选时所属的政党必须辞职；建设婆罗洲计划的一半劳工开支，将使用新加坡提供的1．5亿元贷款。
由于东姑的记忆力有伸缩性，因此我把这几点写在一个用过的信封背面，在信笺抬头写上"利兹酒店"，请他在上面签了名。这个信封是在他酒店房间会客室的一张桌子上面找到的。最后一分钟跟东姑讨价还价，加上麦克米伦要设晚宴，这使在马尔伯勒大厦举行的签字仪式拖到7月8日深夜。麦克米伦、东姑、我以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两地的代表演说后，协议在午夜过后才签署，日期不是7月8日，而是7月9日，不是东姑日历里的吉祥日子。
英国人--穆尔、薛尔克、桑迪斯--实际上站到我这一边来。他们有许多王牌，我没有。除了恐吓要一切作罢让共产党人接管之外，我自己不可能采取什么重要行动。在那六个月里，我写了无数封信给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和伦敦的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轮番敦促、恳求和威胁他们。没有他们的协助，我争取不到自己的条件。哪怕如此，正如我所预见的，要使这些条件在8月31日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我费了很大的劲；最后不得不接受一项灵活的规定，不保证共同市场会实现。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仅在交换信件中同意，轻易就可以作废。我们必须在没得到这些保证的情况下加入马来西亚。
社阵依然大吵大闹
不出所料，协议签署后我在新加坡遇到的问题并没减少。社阵依然在大吵大闹，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联盟更加放肆。7月24日林有福协助社阵阻挠了联邦选举法案的通过，因为他要在东姑控制警察之后才举行联邦国会15个新加坡议席的选举。甚至对采纳和支持马来西亚协议的动议，新加坡人民联盟原本应该在重要的国家问题上表明团结，使赞成的多数票增加七票；他们却在表决时弃权。
在联合国副秘书长纳拉辛汉前往婆罗洲评价当地人民的愿望途中于4月22日抵达新加坡的时候，社阵更猖狂。为了给纳拉车汉留下新加坡反对马来西亚的印象，同时进行宣传，李绍祖医生率领六名立法议员(包括马共全权代表的妹妹)和大约100名被拘留人士的亲属到政府大厦我的办公室来示威，高举标语牌要求释放被拘留人士。警察拦阻他们，告诉他们总理不在，他们却冲向大门。双方发生混战，数名警员受伤。大约15名示威者冲到了二楼总理公署外面的门厅，才被赶到的支援人员制服。七名立法议员和大约30人被捕，被控暴乱和企图用武力恐吓政府。他们都获得保释。我们安排纳拉辛汉离开前在机场会见他们。
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个性冲动的李医生说话。5月中旬，特别关注马来西亚的三名英国工党议员博顿利、布罗克韦和索伦森教士访问新加坡。我鼓励他们前来。他们会见了各政党的代表，探望了被拘留人士，在他们访问新加坡、马来亚和婆罗洲三邦的两周之行结束前，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次电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李医生设法诋毁合并，正如他曾向纳拉辛汉诋毁马来西亚那样。工党议员们不接受所谓"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阴谋"的看法，否认是被人安排前来观光。工党素以同情反殖民主义运动见称，议员们的意见，对尚未支持马来西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来说，有助于他们了解真相。但这只是一场漫长战争里的一次策略性的小胜利。
注：
①坦慕尼厅(Tammany HalI)是坦慕尼协会总部。坦慕尼协会是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它在19世纪以政治上的腐蚀和党魁控制来操纵市政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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