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气质就是他的内心世界。
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之时，由于身材颀长、气质高远，李鸿章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这个绰号对于李鸿章来说，倒也形象妥帖。在晚清，比较起众多庸庸碌碌的高官达贵，李鸿章完全称得上“鹤立鸡群”。这不仅仅指他的身材高大挺拔，还在于李鸿章从来就是一个敢负责任，并且有着自己独特想法的人。当初湘军才俊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惊叹说：“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从李鸿章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从外面管窥其内心世界。从照片上来看，李鸿章身材挺拔，冷静平稳，有着凛凛之威；尤其是李鸿章的一张中年照片，从容倜傥，成熟智慧，意气风发。这张照片大约摄于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吧，李鸿章春风得意，一派自信坚毅。至于李鸿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庄重沉稳之际，能略见一丝慈祥，但在整个氛围中，有着难以遮掩的无奈和凄楚。到了暮年，李鸿章所呈现的形象便有点悲凉了：他的眼睑一直浮肿，眼神深邃，冷漠而镇静，绝不露出一丝表情，这是一张成熟无比的面孔，面部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模糊，无懈可击，刀枪不入，一看就是中国官场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从这样的面孔中，我们是很难揣度一个人真实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难看出个性特征，一切都是隐藏，都是扭曲，都是深不可测。这样的面孔绝对称得上“老谋深算”，它就像深潭一样，表面平静，很难看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而在骨子里，却有着对于事态的洞察，能够从细微之中审时度势，迅速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这是一张可怕的脸！中年之后的李鸿章越发变得成熟而冷静了。
这样的划分是指李鸿章担任两江总督之后，这一年是1865年，李鸿章42岁，进入了他人生的高峰期。此时的李鸿章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胆大妄为的书生了，他变得意志坚定，善于沉默，心细如发，擅长洞察人的内心；他的头顶一直笼罩着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为岌岌可危的清国撑起一片天空。这样的感觉总使李鸿章时常地陷入一种自欺的悲壮中，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有一个现象似乎可以说明李鸿章的使命感，自从李鸿章当上两江总督之后，他基本放弃了自己吟诗作画的爱好，这样的行为是由于李鸿章对传统文人官吏的反感，他们总是习惯于自欺欺人，避重就轻，迂腐不实而又欺世盗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也很担心过多的诗文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落下口柄。中年之后的李鸿章变化很大，他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待，他总是把自己埋伏在暗处，低调做人做事。他变得越来越实在，越来越警觉，也越来越勤政，他总有做不完的事情，考虑不完的问题。
李鸿章变成一只勤劳无比的鼹鼠。每天，他都忙忙碌碌，总有处理不完的公务，总有批阅不完的公文，总有开不完的会议。他的内心也在这样的运转中慢慢变得冷血，没有粗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赌博，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活动。这样的生活或许在常人看来无聊而单调，但李鸿章乐此不疲，或者说，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暴露他的倦容。李鸿章成了中国历史上长长蚁群中的一只大蚂蚁，在蚁群中，无数工蚁忙忙碌碌，竭尽全力，伺候那只不劳而获的蚁后。这样的存在方式，就是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方式。这种政治方式原始、笨拙、专横，它不仅仅带来残暴和专制，同时伴生的，还有机械和木讷。李鸿章在跨入这个机制之后，很快变得麻木不仁，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只能算是一架庞大的、呆板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在他的身前左右，还有着一大堆精于算计、老成持重、不见喜怒的政治木偶们。
好在李鸿章一直坚持做自己的事情。李鸿章就像春秋时代的孟尝君一样，在麾下养着一大堆门客。他将当时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笼络门下，努力谋求怎样推动这个笨拙的东方古国一点一滴地进步。当然，在做事的同时，李鸿章还一直不忘修身，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了。就像教徒们每天的祷告和忏悔，李鸿章也保持着每天内省，自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自省自己的道德操守。这样的举动，源于他的老师曾国藩，也源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正因为李鸿章不断地内省，所以中年之后的李鸿章一直在不断改变着自己，可以说，后来的李鸿章，完全是李鸿章自己所铸造的。对比当年那个青涩的合肥青年，后来的李鸿章在内心当中的确走得很远。
李鸿章还是有韬略的。腹中，应该有一个广袤的世界吧。李鸿章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万物将倾，天翻地覆，对于一般人来说，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会乱了方阵。但李鸿章没有。数千年大厦将倾，反而使李鸿章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这样的行为本身，可以看作是这块土地巨大的能量，也是这种文化岿然不倒的根本所在。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历数千年的承转启合，这个民族早已物老成精，又有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呢？对于李鸿章来说，一切都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所想的，以及殚精竭虑所做的，正是为了支撑那个艰难的局面。没有理想，却有愿望。在那个时代里，尽管由于各方势力的挤压，李鸿章经常表现出内心的虚弱和悲凉，但他在内心当中一直是乐观的，那是因为他对未来有着良好的判断并且抱有美好憧憬。
如果说李鸿章在自己的人生前期还是靠无畏和阳刚拼死打开一片天地的话，那么，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即转变了角色，在进入政治中心的同时，他展示了阴柔勤勉的一面，全心致力于自己权力大厦的构架了。李鸿章不愧为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好手，他精细而不动声色地运作一切。他老辣的地方在于，即使是拥有新思想，他仍借助旧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样的旧手段要安全和稳妥得多。这一点，显然是李鸿章的做事准则，也是他做人的准则。在李鸿章看来，后来的康梁显然只是“小儿科”，只是几个书生的莽撞和幼稚，他们哪有手段和力量来推动那些政策呢？那些口号和想法，在脱离手段和力量的情形下，是很难生根开花结果的。
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是潜流，不是激流，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做事即是做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如果没有权力作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正因如此，在太平天国平定后，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他的根基，他多方奔走，终于保存了自己的淮军，使淮军成为了当时最具实力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李鸿章一直默默培养着自己的党羽，努力保证自己的凝聚力，默默扩建庞大的关系网。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在担任巡抚、总督、北洋大臣的33年间，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网罗亲信，逐步建立了从其任职所在地延伸到全国的势力网。血缘就是亲戚，地缘是乡里乡亲，业缘则是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人情关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淮军系统的将领和幕僚在他的左提右携下，纷纷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淮军中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要员共有38人，而在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1300余人。李鸿章选人用的是自己的标准，除了能力，最重要的，应该是“忠信义”。也就是说，对于自己，要绝对地忠诚。这一点，在北洋水师提督的选拔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当时有很多人对即将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存疑，因为丁汝昌是老式淮军将领，对于现代海军乃至现代军事根本不了解，在视野和能力上，远远比不上刘步蟾这些留洋派。但李鸿章仍力排众议坚持使用丁汝昌，其中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忠心耿耿，并曾在战场上救过李鸿章的性命。让丁汝昌当北洋水师的统帅，李鸿章可以牢牢地把这支部队抓在手上。对于权力的争夺，李鸿章从来就是一把铁手。
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李鸿章羽翼丰满，以他在官场上的正式地位和所属的非正式的幕府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势力上至朝廷，以直隶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在晚清，可以说，李鸿章的幕府是除皇权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权力集团。李鸿章深知官场学，也深知厚黑学，他知道做官就像大树栽培一样，不仅自己的头顶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须伸得更深更远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搭建得非常牢固时，才能谈得上实现自己的主张。在他的眼中，权力，不仅仅是安危的护身符，同时，也是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大筹码。
在官僚体制下，这样的裙带关系一直不可或缺。当然，这样的权力架构，必定悄然进行，成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如果一个人的权力扩张过于明目张胆，引起别人的警觉，那又将变成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当然，李鸿章之所以伸展自己的权力，除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外，他还想借助于自己的权力，更便捷地施展自己的抱负。
从少年时候起，李鸿章就一直将天下作为己任，他算是一个有着鸿鹄大志的人。李鸿章一直孤傲自负，坚定地认为自己具有担当天下重任所需要的远见卓识，也具有改造和推进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手段和能力。在内心深处，李鸿章一直以诸葛孔明来激励自己，同为生长乱世之中，同为风雨飘摇小朝廷的栋梁，同为出生乡下、少年时极具方巾之气……虽然从高标准来说，李鸿章有点志大才疏，他的知识体系、眼光和权力都不足以担当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大任，但历史偏偏选择了他。李鸿章知道这个国家的虚弱无力，也对这个政权的不思进取、唯唯诺诺表示不满，他曾在家信当中对政局有过评述：“（朝廷）既无定见，复堪恒心……闻者能勿愧愤欲死？”“朝廷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我中土非无聪明之力，士大夫皆习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依违其间，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同时周旋于太后与恭王之间，唯恐失权，能力实不足以肩担此任；至于李鸿藻，则迂腐更甚，不足一提。”这一段话，对于时局，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了。清晰又怎么样呢？清国的天下，毕竟不是李鸿章的天下。
官场上的李鸿章似乎显得特别勤勉，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设想努力着。现在人们忽略的一点是，李鸿章在长达25年的直隶总督任期内，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绩，李鸿章几乎每次都是优秀。不仅如此，对于水利兴修、赈灾与慈善事业，李鸿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一方水土在他的统辖下，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李鸿章做事深谋远虑，明敏练达，也投入敬业。这一点，在自明朝之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朝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拥有的旧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变成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远。
李鸿章就这样坚守在绝望的前哨站之中，数十年如一日。对于这个晚清第一汉臣来说，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他都是孤独的。并且，李鸿章感到最孤独的是，他预见了方向，但却一直难以寻找到最正确的道路，他不得不走的，是妥协之中的传统方式，在夹缝中寻找一条道路，那就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架构自己的政治体系，就像一只蜂王在构筑自己的蜂巢。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谋求集腋成裘一点一滴的改变。这样的改变缓慢而艰难。在近40的时间里，李鸿章从未离开过官场，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与几乎所有的官僚们不一样，李鸿章似乎从不回避棘手的事情，从不逃避事务和责任，他一直兢兢业业，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到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清国摇摇晃晃的小朝廷所能倚仗的，似乎只有这个留着山羊胡子、身材高大的长者。虽然有时候他也会玩一点高妙的太极推手，也精通官场平衡术，但在更多时候，李鸿章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冲在前头，从没有退缩的意思。无论是面对公众、政敌以及如狼似虎的入侵者，他都有着泰山石敢当的勇气和责任。
李鸿章的隐忍是他坚信未来的补偿吗？或者是在他的内心当中有着舍生取义的想法？似乎不能这样看。李鸿章一直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个有着精细的远大目标的人，但却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时，李鸿章又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从一个乡下青年，走上人世的显赫位置，这是他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小心做人的结果。
环顾李鸿章周围，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时代被摧残得乱了方寸、尊颜尽失；国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于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旧知识分子，一个个自以为是，抱残守缺。当一个社会的普遍思潮还停留在烧纸屋、纸钱、纸箔，雇道人巫人打唱等层面上的时候，又何以能指望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呢？不可避免的是，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鸿章在思想上单骑突进的同时，同样也承担着由清醒带来的孤独和劳顿。
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迂腐和落后：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这个旧知识分子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如果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至于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明显地，就是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
徐桐，清朝末年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由翰林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徐桐“学富九车”，无所不通，被视为清廷学识最渊博的官员，慈禧太后对他也很尊敬。关于清廷大学士徐桐，正史野史记载颇多，其内容大多与他极端排外有关：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有一个在刑部做官的儿子，与他相反，儿子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徐桐每次从儿子门前走过时，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有一天，徐桐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便大声呵斥：“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做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清廷最有学问的人，还做了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徐桐曾经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更令人感叹的是，这个清国的大学士竟像鸵鸟一样，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学问家，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对义和团所玩的“刀枪不入”、“灵魂不死”的江湖把戏却笃信无疑。常识的缺乏，使得徐桐以一种自欺欺人方式劝说决策者让整个国家加入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把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清朝送入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之后，80多岁的徐桐再也没有气力跟着太后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梁上系了两根绳索，一根是给自己的，另一根，则是为他第三个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准备的。父子俩同时上了板凳，徐桐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然而儿子一直盯着他，不肯先死。两人僵持了一会，徐承煜突然大哭道：“儿子如果先死，就无法为父亲尽孝了，请允许我为父亲殓葬之后再死。”这一回徐桐无法坚持了，只好叹了口气，说：“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把脚一蹬，板凳倒了，清朝“最有学问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轻若鸿毛。徐承煜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随后溜之大吉。
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哪里值得依靠呢？对于徐桐、倭仁之流来说，他们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国子监，毕身去研究生僻学问。一个跟不上形势抱残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英才的。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但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掌握着社会发展的动脉。在当时，像徐桐这样的腐儒，遍布清朝上上下下。这样的人把持着国家的大权，怎能不贻误国家命运呢！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足以依靠，那么，同时代的民众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世代在贫瘠大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对物质生活很少苛求；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戏剧，沉湎幻想；他们思维简单，黑白分明，疾恶如仇；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幽默风趣，能说一口滑稽的话语，能用最优雅的俚语小调来吟唱太阳和月亮，歌唱爱情和姑娘——他们看不起异族，对异族入侵充满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们的信念坚定而纯洁；他们有时善良，有时又麻木不仁；他们经常地欺骗和自我欺骗，自我膨胀然后自我践踏；他们缺少理性的思索习惯，容易冲动也容易排斥——当西方民众普遍有着浓郁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意识的时候，庞大清朝的民众仍在心里荡漾着《水浒》般的快意恩仇。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像的是，李鸿章等几个人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和现代化就像是一场独角戏，在舞台上，李鸿章一直自拉自唱，那个时代远远地看着他，漠然而不屑。
在撰写李鸿章的过程中，我面临的最大一个困惑就是，这个颠沛于乱世，看似优雅风光，其实却矛盾尴尬，甚至苍凉悲苦的晚清重臣，他真正具有的，是怎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对于这个19世纪中国最为显赫的人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真实面目了。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因为他拥有的才智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软肋；他的行动过于圆滑，我们便很难看出他的真实思想和性格。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李鸿章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一切，到底需要怎样的内心力量来支撑？在阅读大量李鸿章的资料之后，有一些东西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李鸿章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属于他，又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是属于个人，又是属于中国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与拥有繁杂丰富的经历相一致的，李鸿章同样拥有的，是更为复杂也更为沉潜的心路历程。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的内心应该是有强大力量支撑的，这一点，从李鸿章孜孜不倦的行为就可以断定，一个人，没有巨大的内心力量，是不可能像一叶扁舟一样漂浮在浩渺的海洋中的。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支撑李鸿章身躯的，不仅只是单薄的个人力量，肯定与中国文化精神紧密相连，是鸿蒙的中国文化向他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精神的本质在于：李鸿章肯定能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伟大，同时也会了解到困难的艰巨，以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他常常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的高尚绝望，也陷入一种无法自省的习惯当中——那是意识到自己在从事着一个远大目标的高尚，也是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的绝望。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大多数时候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表现体。每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的思想都是极其隐秘的，在大多时间里，他们并不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而是以各种力量的权衡来作出行动。他们的行为都可以说是不真实的，也是表象的，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行动只能说是某种需要的结果，并不代表自己真实的内心。他们的真实思想，甚至不会暗藏在自己的行为中。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关于他真实的想法，那真是属于绝对隐秘的，也是极难揣测的。或者，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已经没有真实想法了，既然坠入这个泥潭，那就一切身不由己，有的，只是自觉不自觉的下意识，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正是由于李鸿章一直身处这样的体制和环境，决定了他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处于一系列复杂矛盾中的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这样的人身上，我们是很难见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的。或许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时，在脱下顶戴花翎时，在脱去长袍马褂时，换上睡衣睡袍时，我们才能感到一点真实，感到那个人物有属于自己的影子。而穿上官袍的人，是没有影子的人。
但一个人所携带或者所呈现的东西是有着源头的。源头，这种深藏不露但涵有内在力量的东西，来自身后的巨大文化背景，也来自自己的内心深处。只有对照源头，这股涓涓的溪水才可能是清晰的。同样，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同样也是有着源头的，一个人的本心是左右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动力，而其表象则是他所接受的文化，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环境以及一些神秘的、甚至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神秘同样也是一种通道，以一种不可解释的方式传达着某种信号。任何时候他给我们呈现出的都是冰山的一角，而其绝大多数的真实，一直隐藏在神秘的后面，甚至连他自己也无从了解。
是李鸿章一直习惯于这样的方式，还是他本身缺乏真正的济世的思想体系？照我看来，后一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由于李鸿章的性格，也由于他的知识结构，还由于他的整个文化背景，以及他所处的官场位置，这使得李鸿章在考虑中国的前途与道路的诸多问题时，采取了一种浅层而实用的方式，而这些方法与态度并不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是流于“器用”，并且李鸿章是深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这样综合的想法和因素，也就决定了李鸿章终究只是一个器用者，也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李鸿章晚年给人印象最深的照片有两张，一张是他坐在两个人抬着的大轿上，局促而悲凉，这张照片摄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际，这是灰暗背景下的灰暗的人。以李鸿章如此的风烛残年，还在为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忍辱负重。另一张，就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赴日本谈判被枪击伤后的照片，脸上还有着枪击的疤痕，山河破碎，李鸿章应该有着巨大的愤懑和悲恸吧。这两张照片，看起来不由让人悲凉。
真不知该怎样去理解李鸿章，他算是一个洞察历史与未来的智者吗？似乎怎么都算不上。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干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腐朽的现实，那么，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累赘。也许，李鸿章的悲剧就在于此。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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