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8日，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清国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他变成了一只该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到了天津以后，称病不出，只是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署呈送了《中日马关条约》的正本。在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8月28日，当李鸿章销完病假后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后，光绪阴沉着脸例行公事先慰问一番李鸿章的伤势情况后，话锋一转，声音立即变得严厉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一下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得“引咎唯唯”满脸尴尬。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紧接着，李鸿章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公敌，他的照片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报纸。其时，适逢著名的昆剧丑角刘赶三去世，有人突来灵感，拟就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斥：
赶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市井纷纷扬扬，都传说李鸿章在谈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也义愤填膺，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更有漫画把李鸿章画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雪片般地飞向光绪和慈禧的案头。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
光绪皇帝的圣旨适时地下达了，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实际上是留其“文华殿大学士”，给李鸿章一点面子，让他赋闲在京。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对于这种情况，李鸿章只好自认倒霉了。当时的伦敦《特报》曾这样评论说：“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因为在京城并没有房产，李鸿章从此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这个位居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京城众多寺院中的一个，它建筑宏壮，层甍云构，闲院飞花。李鸿章在这里一住就是5年，从甲午战争后一直到李鸿章离开京都去担任两广总督，而后来李鸿章离开两广作为全权大臣赴京处理庚子事变，李鸿章也住在这个地方。可以说，贤良寺见证了李鸿章的最后人生。初次入住在这样幽静的环境里，李鸿章自然感慨良多，他似乎决意隐居一段时间了。每天，他都是居于寺内，很少出门走亲访友，来偈的人，十有八九皆被挡驾不见。一下子从繁琐无比的事务当中解脱出来，李鸿章虽然感到有点冷落，但也落得个清闲，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起先，李鸿章一直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这段时间的生活。李鸿章早已不是年轻时那个自由散漫的少年了，他的起居饮食，都非常有规律；从曾国藩那里，李鸿章学到了严谨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案无留牍，门无留宾。每天，李鸿章就像一个国学大儒一样，总是六七点钟起床，在院落里走上一走，盘算着一天的事情。贤良寺在早晨的时候显得特别幽静，除非遇到严寒冰雪，李鸿章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吃完早饭后，李鸿章开始按部就班地处理自己的一些事务了，写一点信札，处理一些事务。闲暇之余，他也看看书，有两本书是李鸿章一直在读的，一本是《资治通鉴》，另一本则是《庄子》。翻阅前者，李鸿章意在从历史中对应更多的现实影子，中国的读书人，总有着浓郁的历史情结，李鸿章也不例外，李鸿章希望从这样的历史书中发现历史的经验。在读《通鉴》的过程中，李鸿章时而也发出一点感慨，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戎马和事务，想想与老师曾国藩的“文章学问”相比，李鸿章经常性地深感自惭形秽。李鸿章曾经说：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读《庄子》，则让李鸿章身心愉快。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有着双面性的，入世，是儒家；出世，则是道家。李鸿章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模式。尽管李鸿章一直缺少庄子的诗意和洒脱，但在骨子里，他其实对于庄子的逍遥方式，并不抵触，相反，还非常羡慕。可以说，庄子与孔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立体追求。正面是儒，背面是道。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儒和道之中寻找着心理的平衡点。这，也许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吧。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这，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境界。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出世和入世并不矛盾，而且，这样的方式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还能处理得相当完美。他们一方面能很认真地度过自己的人生，积极进取，孜孜追求；同时，他们又拥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有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自我安慰。这种智慧的平衡术使得心灵健康豁达，很少有那种一意孤行的孤愤和痛楚。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在大部分的时光里，李鸿章一直忙于事务而显得异常入世，而此时在贤良寺，读着庄子，想着自己人生所走过的轨迹，李鸿章心里自然有很多感慨，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是有着出世的愿望的，一直向往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李鸿章又认真地拾起他的书法了。李鸿章的书法写得很好，他师从曾国藩学习过书法，尤其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畅达的风格，李鸿章的笔力苍劲沉稳，文字结构缜密，字体隽秀挺拔，直接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曾国藩曾评价李鸿章的书法：“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在贤良寺的日子里，李鸿章更是把每天练书法的时间增加了很多，他几乎每天上午要临摹颜真卿的《争座帖》和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一边写，一边细看默思，努力品味内在的风骨，就这样，一写，就是好几个时辰。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李鸿章的伤势明显好起来，精力也变得旺盛了。他的饭量也变得很大，正餐完毕，李鸿章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补品。饭后，他的仆人便会悄无声息地走上前，给他褪下鞋子，用手轻轻地给他按摩双足。等到李鸿章睁开眼睛，仆人知趣地退下。李鸿章便进屋睡上一两个时辰。午觉过后，李鸿章又会在院落里走上一走，回到客厅里接待一些来访的人士，有时候，他会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闭着眼思索着什么。至于晚餐，则是简单的，他只是稍稍地吃一点东西，便让幕僚们自便，自己也稍稍地看会书，写写信，便早早地就寝了。
但李鸿章从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警觉，这时候的李鸿章就像一个潜伏于山洞里的病大虫一样，森林里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它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森林里面的其他动物也没有忘却这个暂时退出江湖的病大虫，它们同样也寻机如何出击，以便乘人之危，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专制制度就像充满凶险的黑森林，虽然看似平静，其实凶险和邪恶无所不在。在这样的专制制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错综复杂的，真实的情况总不如历史书籍所撰定的那样鲜明，更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用稠稠的糨糊黏在一块无法分得清楚。对于朝廷官员来说，没有一生一世的对手，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绝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表现为利益冲突，表现为政见不同，或者表现为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每个成功的官员都是非常好的杂技高手。李鸿章与翁同之间，同样也体现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两个晚清时代的重臣之间既合作，也矛盾。与李鸿章一样，翁同也算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之间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恩怨，很多书籍上所说的李鸿章曾帮曾国藩起草弹劾翁同一事也并不成立，而且，从世交的角度来说，李翁之间还是有渊源的，论师门辈分，李鸿章是翁同父亲翁心存的小门生。李鸿章的母亲谢世，翁同还亲书挽联：“八十三年，极人世富贵尊荣，不改勤俭行素志；九重一德，为贤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济时限。”李鸿章与翁同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性格上的差异，气味的不太相投；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存在决定意识和想法，在竞相争宠的专制格局下，处于同一个平台上的大臣们所进行的明争暗斗，已是这种游戏规则中司空见惯的事了。
当年户部尚书翁同克扣北洋水师的军饷，除了讨好慈禧之外，也是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无限壮大。翁同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也出于同样的心理。政治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控制，专制制度更不例外，玩的都是此消彼长的规则。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甲午兵败，李鸿章受命担任朝廷全权大臣赴日谈判，翁同当然知道此去对李鸿章意味着什么。而李鸿章自然也知道这是刀山火海，更是一盆脏水，李鸿章便向朝廷建议与翁同一同赴日。翁同死活也不肯与李鸿章同行。等到李鸿章代表朝廷签订《中日马关条约》灰溜溜地回到国内时，翁同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当即写了一首《失鹤零丁》的诗，在大街上广为张贴。诗的中心意思是丢失了一只漂亮的鹤，内眼人一看就知道翁大臣是在以鹤来比喻辽东。
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从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诺诺告辞后，李鸿章仍不解气，仍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李鸿章发脾气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也难怪，对于权谋与世俗，富有草根经验的李合肥从不陌生。况且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李鸿章早已练就了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他对于这个制度的本质看得太清楚了，也太清楚这个体制里的人心，知道其中的暗礁与险滩，也知道其中的温湿暖流。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吴永对于这段话的记录，应该是真实的。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权力，只有权力，才是足以可恃的，至于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么多年浸淫于权力的便利，领受权力的恩惠，对于李鸿章而言，他已经有着十足的毒瘾了。虽然有时候李鸿章也会感叹权力的麻烦，感叹权力的危险，但就他本身来说，这么多年来，权力在他的身边无所不在，已经与他合而为一了，而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那样的生活方式了。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对于坚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经写作了《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并且，这样的“挺”不单单指的是意志，还有处事的方法、处事的原则等等。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韧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李鸿章蛰居在贤良寺的同时，在京城，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日马关条约》激起了中国民间的公愤，由广东举人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名达1200多参加最高级别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虽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康有为并没有领导过一次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所谓的“公车上书”只是康有为自吹自擂的托大之辞。但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本人给光绪皇帝上了不止一次的奏折，强烈建议清政府进行改良。康有为还为光绪提出了很多改良的建议，这些建议内容包括：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至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等等。
现在看起来，康有为关于改良顺应了民意，但他的很多建议都显得生吞活剥，在当时，康有为的思想并不成体系。比如说康有为的改良的理论基础，追溯到后来，竟然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明显有着生拉硬拽的痕迹，一个入世的主张哪能成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为主张在国内迅速建立起国会，但对于国会的运转模式，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资料看，我们很难找到康有为思想系统的脉络，也许最直接的看法是，康有为最中心的思想最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思想和行为方式上来说，康有为做一个破坏者还可以，但要做一个系统的建立者，无论是从认识上还是思想上，他都差很远。
但当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的确把局势弄得风生水起。中国当时的局势，以及康有为们改良的激情，使得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势力都变得蠢蠢欲动。康有为在1895年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和凌辱……中国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康有为的呼吁无疑是极富有蛊惑力的，那时的中国，的确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
变法草率鲁莽的开头，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政治事件必定演化成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情形正如李鸿章们担心的，数千年的规矩，岂可以说变就变。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这种大张旗鼓的维新和变革就显得更加困难。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这个国家的文化尤其矜持，它们一直不屑且不善于进行改变。中国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科学精神，她更习惯的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着往昔时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从过去的岁月中找到一个坐标。更何况，改革和推进一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而中国制度本身的弱点往往容易使一种政策在推进过程中变形扭曲；中国文化思维方式中缺乏理性的习惯，缺乏科学的保障，无疑又使改革的风险增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一厢情愿而使得改革扭曲变形，脱离初衷。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每一次激进的改革都显得步履艰难，阻力繁多，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容易变形扭曲，背离初衷。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的改革有时候反而使得矛盾丛生，进行不下去。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现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这一点，只要将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曾派有一个使团周游列国，学习达一年之久，而在中国呢？在这样的变法与改革中，根本就没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盘考虑。不仅光绪皇帝一厢情愿，而他所“依靠”的几个干将也高明不了多少，康有为对于西方思想的实质其实也缺乏了解，难当大任，按照梁启超后来的说法，康有为并没有读过什么西方哲人的书籍，只是“暗合”，他的论据之本，还在于《论语》。这样的情景就相当搞笑了。与此同时，谭嗣同又过于激进，明明是依靠皇帝进行的自身的改造，他却要“誓杀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迟早一天，连皇帝的脑袋也是要砍的。这样幼稚的做法，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变革矛盾的激化，决定了这一场变革必定会流出殷红的血。
从总体上看，李鸿章并不赞同康梁的思想，并且认为康有为他们的举动太天真，群情激愤之下，难免心浮气躁，很容易把事情搞砸。但李鸿章从内心里对康有为他们的主张一直持敬重态度，尤其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方面，李鸿章与康有为有着相同感受。李鸿章也认为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不同的，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在骨子里面，李鸿章是怎么也不愿意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李鸿章一直是一个极其自尊的人，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尊，也有着中国文化与传统的自尊。在贤良寺的那段时间里，虽然康有为和强国会因为甲午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的事曾经把李鸿章骂个狗血喷头，但李鸿章还是主动跟康有为联系，并且派人给强国会送去了自己私人的2000两纹银。但李鸿章因为《中日马关条约》的事在当时的名声毕竟太差了，这样一个“丧权辱国”之人的捐款哪能要呢？康有为严词拒绝了李鸿章的好意，说“决不要投降派的钱”。李鸿章自尊心大受伤害，他甚至有点气急败坏地说：“等我复位了，看他们还能当得成官吗？”
在贤良寺赋闲的那段时间，李鸿章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曾经韬光养晦的要臣一样，低调，坚挺，力求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然后以期“东山再起”。李鸿章一直放心不下的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事，一想到这个，他总是如芒在背。毕竟，这是他一身的转折点和最令他伤心的事。甲午战争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他一身的积蓄，也烧掉了他一生的名声。李鸿章感慨地说道：“予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殆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就这样，李鸿章在他的晚年，以委顿而迟缓的方式，无奈而苟且地消磨着时光。他就像一个溺水濒临死亡的人，看世界光怪陆离地从自己眼前滑过。闲暇之余，李鸿章有时不免会对自己的人生发出一些感慨，这样的感慨都算是千年之叹了，数千年以来，像李鸿章这样身居高位的权臣都曾感叹过，只不过，由于李鸿章所处的特殊时期，这样的感慨更是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李鸿章最喜欢的是与曾纪泽的女婿吴永聊天，实际上也不是聊天，只是李鸿章一个人在说，吴永则是充当着听众。在这样的聊天里，李鸿章自嘲自己是一个没落时代典型的裱糊匠，他清醒地勾勒出自己一生的面目：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定不了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在这里真实地暴露了他的无奈，也暴露了他的思想。谁说李鸿章不清醒呢，他是再清醒不过的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自嘲自己这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破屋”。等到“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么不从“破屋”自身找原因，反而归结于“裱糊匠”呢？
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还是决意将“裱糊匠”进行到底了。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生存，为了习惯，为了自尊。人的一生就像写字，年轻时一撇一捺都写得工工整整；然后，成年了，便是行书，会走了，也会跑了，可以洒脱地入世了；而到了老年，既无力工整，也无力洒脱，于是就变得潦草了。
这一段在贤良寺的日子对于李鸿章来说是难忘的。在晚年有着这样清闲的时光，李鸿章正好可以把他的思想和经历梳理一番，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就像一头夕阳之下的老牛一样，无奈地反刍昔日的时光。就李鸿章来说，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情世故，几近洞明。他知道事物成功所应具有的机缘，也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渺小，对于万事万物，已是有一种无奈的心境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自然不想花血本牺牲自己去强求一种改变了。毕竟，他缺乏的，是那种思想的力量和原动力，也缺乏来自于无限世界的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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