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忠与奸

　李鸿章病危的时候，慈禧正结束她流浪的日子，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车队进入满目苍痍的中原地区时，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慈禧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慈禧说的是心里话，对于她来说，是最知道李鸿章之于大清的重要性的。这个“糊裱匠”晚年为了这个垂亡的王朝，真算是尽完了最后一份力。几天以后，李鸿章去世的噩耗传来之时，庞大的回銮车队已经到了河南辉县。尽管慈禧和光绪心里已有了准备，但还是泣不成声：“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骤失倚恃者”。对于李鸿章，清廷给出的谥号是文忠公，这样的表彰，也算是对李鸿章一生对大清王朝忠心耿耿最准确的评价了。

　　从1861年一直到1908年的48年中，清朝的最高权力，实际上一直由慈禧掌控。这是一个曾经非常漂亮的女子，关于她的相貌和风度，当时西方的很多报纸都有着津津有味的描绘。据说慈禧年轻的时候肤色如雪，吹弹即破；牙齿如贝，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如星星般闪烁；在性情上，慈禧既有江南女子的温柔体贴，让人迷恋，又有北方女子的泼辣从容，大气果敢。一直到她60岁的时候，还曾有西洋的报纸说她像少女一样迷人。清宫中聘请的一个为慈禧专门作肖像画的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描绘说：慈禧是一位“非常面善的女士，容貌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脸上永远带着一种胜利者自得的微笑”，卡尔以她画家的敏锐描写道：“她穿着一件皇家专用颜色——明黄色的长袍，上面栩栩如生地编织着紫色的藤蔓，还镶嵌着大量珍珠。她的长袍是满族式的，有些部分从脖颈拖延及地，一排翡翠纽扣从右肩一直扣到长袍的褶边。长袍用一种爽挺、明亮的丝绸做成，穿在一件同样长度、同样颜色但比较柔软的夹袄外面。在右肩起第一枚纽扣处，挂着一串硕大的珍珠，有18只之多，并且珍珠和珍珠之间用璀璨剔透的绿宝石隔开。在这枚扣子上同时还挂着一颗淡红色的宝石，有两束丝绸做的黄穗从宝石上飘落而下，穗尾是两颗好看的圆球。”

　　这个生长在江南的满族女子一生追求着完美生活，但她的个人生活却一直不完美，个人生活的缺失以及生理的不平衡，可以说是慈禧性格有时暴戾、喜怒无常的重要原因。生理与生活的缺失，反过来刺激她更加注意生活的品质，力求充分享受世界的完美华章。在无休无止的繁文缛节的沉重负担之余，慈禧对生活中的一切新奇都抱有积极态度，喜欢尽兴地享受着人生。

　　曾有外国公使夫人称慈禧为“一条母龙”，此语一点不虚。慈禧一直就不是一个凡角。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到了后来的大权在握，慈禧实际上可以说是走过了人世间最不平凡的道路。16岁入宫时，慈禧只是一个贵人，住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当时咸丰皇帝喜爱的，还有其他好几个女子。慈禧能够脱颖而出，除了因她生育了同治之外，还在于她异常聪明，善解人意，侠肝义胆，可以为咸丰分忧。浸淫宫中，慈禧潜移默化中学会了果敢、狠毒，富有幻想。既具有极其准确的直觉，洞察秋毫；也识人无数，极重情义。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咸丰皇帝远逃热河，留下了恭亲王与英法联军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之后，咸丰万分耻辱，他一直在热河幽居，拒绝接见任何外国使臣，甚至连朝臣也拒绝接见，整天沉湎于鸦片和酒。一年之后，30岁的咸丰英年早逝，26岁的慈禧与恭亲王联手，临危不惧，心狠手辣，击败了肃顺等八大臣，与慈安一起垂帘听政。那些政治上的手段与阴谋，慈禧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她属羊，但很多如狼似虎的大臣在她面前胆战心惊。她一生在深宫之中生活和挣扎了近60年，即使是执政，也有48年，在她面前，有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驾崩，而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则在她的操控下，惶惶不可终日。

　　与历史上曾经的女皇武则天相比，慈禧从不轻佻，也从不淫荡，虽然她的面前有很多优秀的男人，而慈禧也聪明异常地懂得怎样赢得男人的欢心，懂得男人的虚荣和软肋。这个年轻的寡妇对于爱新觉罗家族一直是忠心的，在某种程度上，她就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不辞辛苦，管理着这个庞大腐朽的家业。
  
　　按照现在的说法，慈禧从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以女人征服男人的方式统治这个国家，充满热情地生活在宫中。慈禧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她注意养颜美容，注重梳妆打扮，喜欢美食，爱好花草，亲自制作精致的化妆品，并且，还会写诗，会欣赏诗，善于书法、绘画，喜欢用真正的花草汁涂在自己的画作上。除此之外，慈禧还天性幽默，富有智慧，她习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理性的问题直觉化。

　　当然，作为一个手执最高权力的单身女子来说，始终环绕于慈禧周围的，是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恐慌。与她的前辈主宰一脉相承的是，由于满族人是征服者，相对于庞大的被统治的汉族，这个民族一直势单力薄。尽管满人入关掌握政权之后，汉族男人留起了辫子，向异族皇帝高呼万寿无疆，也尽管满族几乎毫不走样地尊奉汉文化的一切传统。但历代的满族统治者都在骨子里对于汉人有着深深的警惕，他们知道，在汉族人的骨血中，那种被他人统治的感觉300年间不曾有一刻消失。这种广袤的不安全感，使得深居高位的统治者的第一考虑就是，如何在人数众多的汉族中用尽一切办法维持自己的政权。深层次的恐慌决定了清国在整个制度上的保守性和专制性——最高统治者高居一个松散的、却存在着等级和名分的社会秩序之巅，以儒家富有教导意义的道德行为准则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在这个秩序里，经典的教义是至高无上的，庞大的家族制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信条高于享受权利的信条，文官控制着军事，商人为其所用；道德行为的准则凌驾于人的情欲、物质利益和法律条文之上。朝廷还必须借助依靠和笼络汉人中的杰出人物，远离社会的快速进化。清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和隐秘中，延续了很多年，每届统治者在这样的位置上，都多疑，也多虑，尤其是对于手下的能臣，必定一方面要倚仗他们，另外一方面，又得无时无刻地提防他们，控制他们。慈禧当然也是如此。这样的恩威并施、处心积虑，也就决定了慈禧在很多事情上不敢大意，决定了她在很多事情上神经过敏。

　　在晚清诸多的汉臣当中，李鸿章无疑是当中的出类拔萃者。李鸿章的人情练达、讲究实际、足智多谋，使得慈禧与李鸿章之间比较有共同语言。就慈禧本身来说，她是很想有所作为的。早在刚刚垂帘听政时，慈禧就以后期爱新觉罗家族男儿少有的胆识，领导了当时的“自强运动”。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不仅仅使清国的财政和国力有所增强，而且增加了慈禧的威信，也稳固了她的统治。从1862年到1875年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同治中兴”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大清在慈禧与恭亲王的领导之下，似乎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整个国家在渐渐的开放中嗅到了海洋的咸涩气息……在朝廷的号召下，李鸿章无疑起到了骨干作用，是“自强”运动的马前卒。正是在慈禧掌权的初级阶段，李鸿章因为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与慈禧的接近，赢得了这个女人的好感。这也决定了慈禧与李鸿章在今后的岁月里建立了信任和不解之缘。

　　慈禧与李鸿章是存在着很多相同点的：他们都属羊，从年龄上说，李鸿章要比慈禧整整大一轮。慈禧极其欣赏李鸿章，不喜欢在小事上较真、酸腐而迂回的翁同。在慈禧看来，偌大的一个朝廷，绝大多数，都是一群无用的书生，真正能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解决问题的，首屈一指还是李鸿章；而且，李鸿章精通人情世故，凡事一点就通。她就喜欢这样的聪明人。正因如此，慈禧很少干涉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对他十分信任和放心，李鸿章一生曾面临多次危机，他的公开和潜在的对手曾多次罗列罪名，收集证据，要弹劾他，甚至要置其于死地，但都是慈禧，在最关键的时候保护了他。慈禧对于李鸿章的态度让李鸿章感恩戴德，李鸿章知道，只有慈禧，才是最能够理解并且信任他的人，“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句话，是极符合李鸿章心境的。对于朝廷，对于慈禧太后，虽然李鸿章也有很多不满，并且在私下也发过牢骚，但在公开场合，在“大局”面前，李鸿章从不说一个“不”字，总是表现得忠心耿耿。李鸿章知道，在内心深处，慈禧对于自己也是有提防的，尽管自己手握重权，但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李鸿章深深了解慈禧，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她一直奉行“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生不痛快”，得罪不起。是慈禧在控制李鸿章，而不是李鸿章操纵着慈禧。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中，最高权力者的性格与喜好，往往就是游戏规则。李鸿章是清楚地知道这个绝对规则的。

　　于是，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并且对对方也心有余悸。他们二人的方法各异，但他们却有一样的目的，那就是全力保全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在深知李鸿章同时，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与李鸿章一样，慈禧从未让他们担任过核心职务，但他们从未遭到过她的贬黜——当一位臣子的权力到了足以威胁她的安全时，慈禧就会心狠手辣地下手了。当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慈禧察觉到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得意洋洋之时，她就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作为女人，慈禧还有着女人的政治方式，罢黜恭亲王的同时，慈禧还拿出女人才具有的温柔，收恭亲王的女儿为义女——这个女人，是深得这样的政治艺术的，就像她经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镌刻着：恩风长扇。慈禧，就这样经常轻摆她的羽扇，不时拂出徐徐的恩风。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不妨假设一下。假如李鸿章对清王朝取而代之，那又将如何？

　　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俄国以伊犁之役，对清国进行威胁恫吓，大有进一步扩大事端之势。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完此话后，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此之前，孙文先到上海拜见已是名满天下的乡贤郑观应，将此书交给郑观应一阅。郑观应谈了一番感想后，转请王韬润色，并给孙文写了引荐书，推荐他去见李鸿章。在这本《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由于这时中日在朝鲜对峙已经剑拔弩张，加上孙文上书的内容过于敏感，李鸿章并没有对此事有所表达。也许，在李鸿章眼中，像孙文这样的“知识青年”还是太过稚嫩了，不足以从长相议。并且，李鸿章到底有没有接见孙文，一直存有争议，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有一种说法是，在此关键时期，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应对此事：上策拥两广自立，以李鸿章在当时国内外的影响力，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以谢洋人，以兵马给洋人以威慑；下策就是奉诏单骑入虎狼之穴议和了。国乱纷扰之际，清室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上策无疑也是一种大胆的选择。但李鸿章对于所有的方案都未置可否。还有消息表明，李鸿章在广东期间，还同意幕僚刘学询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的策划，同流亡在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尽管最终这些行为烟消云散，但这样的传闻，听起来还像是煞有介事。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如果李鸿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气重写自己的人生，结果或者不出人意料，只是，时也，运也，李鸿章在犹豫中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性，只能一以贯之，以一个“糊裱匠”的形象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作为拥有重兵的地方诸侯，与朝廷的关系处理一直是潜在的，也是最具危险性的问题。随着清国腐朽和没落程度的加深，这种关系肯定会变得越来越迫切。从表面上看，李鸿章是有这个能力的，他手头一直握有重兵，无论是在智慧胆略上，还是从资历上，他比朝廷诸多的迂腐旧儒酒囊饭袋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并且以当时淮军的实力，相比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但李鸿章似乎从未这样做，而且几乎从不对朝廷说不，在一辈子官场生涯中，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从未违反过朝廷的有关授意，也从未对朝廷表现过一丝不恭。

　　应该说李鸿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机会。李鸿章为什么不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实力问题，而是世界观问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从性格和世界观上来说，李鸿章显然不是曹操那样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李鸿章虽然很聪明，但他却不是一个渴望成就霸业的人，他只是渴望着为朝廷所用。成为一个“治世之能臣”，就是李鸿章全部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显然与他的同乡，三国时期的曹孟德不一样。李鸿章虽然从才情上说也是“中人以上”，但他缺乏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曹操的大气、豪爽、洒脱、风趣、机敏、诡谲、狡诈、冷酷以及残忍，同时，最缺乏的，是曹孟德那样对于天地人生的全面的哲学思考和感悟。曹孟德曾在那首著名的《观沧海》中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从诗中，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对于天地万物有着通彻了悟的人。只有具备这样的感悟，才会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气度。一个不具备浩然之气的人，通常是不敢在乱世之中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的。

　　从思想上看，李鸿章还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有着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忠义节孝的道德对他影响非常大，这种儒学义理的教育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行为掌握是根本的。在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他是一直承认“真命天子”的。

　　当时，层层叠叠的科举选拔制度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机械与谨慎。从这样的体制与思想出口所涌现的人物往往尽显处心积虑。由于科举制度的严格和缜密，加上理学的渗透，在明清两朝，已经没有土壤能出现赵匡胤式的乱世重臣，也很难出现诸如诸葛亮那样的英才了，能够出现的，只是这种体制设定的模具所铸造的器用者。对于绝大多数朝廷重臣来说，已经很少有虎狼之性了，有的只是犬性和羊性，见利忘义，或者是亦步亦趋、无所事事。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长经历都不足以支撑他成为一世枭雄。李鸿章出身社会下层官僚家庭，从性格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有着天地情怀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于天地万物的思考与感悟也非常有限。李鸿章人文理想、宗教感以及历史感的缺乏，使得他在更大程度上只会在意个人的利益与功名，并不是一个为理想和情怀甘心舍弃功名和地位的人，他不可能有“反骨”，也不可能有着大境界，李鸿章拥有的，只是商人似的精明，以及官场的老谋深算。

　　在这样的思想本源之下，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谈不上从本质和深层次上的理解。越到晚年，李鸿章变得越来越现实，疲于奔命各种事务，很难从诸多的事务中脱开身来。从追求上说，李鸿章对于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状况已相当满意，他更愿意在一种光环下生活而不愿意去做那个光环，因为这样更安全。李鸿章最终选择了一种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执行者的面目来出现，在现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服务于朝廷，而又有着自己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制度上的掣肘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的中央集权，发展到明清之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政坛那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推崇的倾向，使得官吏们很难保持一种锐气。知识分子那种因为拥有真理和才华，而具备的高贵感和英雄气质已经荡然无存。尽管李鸿章权倾朝野，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网和关系网。但是，在当时清朝的那种繁琐无比、互相掣肘的政体以及组织方式下想要有所作为，必定难上加难。更何况李鸿章要想使其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效力，他还缺少最重要的力量支撑，那就是绝对权力。李鸿章从未掌握过中央大权，他一直在军机处外，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李鸿章在最盛时期也只不过是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的总督。虽然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当清国总理衙门没有能力处理对外事务时，李鸿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赢得了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权力，使自己成为与总理衙门并驾齐驱的一个单人外交部。但李鸿章掌控外交大权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而且，李鸿章的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的以外的省份。官僚体制的一个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惯性来操作的话，顺理成章轻而易举，但只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序的话，事情的进展就显得无比艰难。除此之外，李鸿章在很多事情上，还不得不主动适应当时的“潜规则”，那就是必须大量地向他的上级献礼和谄媚。当醇亲王在甲午战争前写信给李鸿章，说修万寿山的银子不够用，希望李鸿章和各位督抚能筹集点银子时，李鸿章不得不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在那样的制度中，类似的贪赃枉法再正常不过。李鸿章熟悉这个制度的一切潜规则，同样，他也是运用潜规则的高手。
  
　　李鸿章不肯上前台可能还有更深一层次的考虑。那就是对于乱世的担心，时局不明，前台的人极可能成为牺牲品。李鸿章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当清国陷入洋枪洋炮打开国门的泥淖之中时，中国何去何从，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李鸿章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认识上的困惑，李鸿章更愿意幻想去辅助一个名主，艰难而安全地去从事着自己的事业。或者像曹操一样，做一个权倾朝野的重臣，而让他的后人去真正地改朝换代。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也许，这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也暴露了他对于世事以及生命的无奈。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在时局不明的情况下，他只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愿意去冒风险去强求改变了。

　　当然，就李鸿章而言，他所忌惮的，肯定还有李家好不容易才兴旺发达的家业。无论怎么说，对李鸿章以及他庞大的家族来说，他们毕竟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李鸿章与李瀚章在朝廷做着大官，他们的弟弟有的做着生意，有的尽享其富，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拥有大批财富。一个权倾当朝的家族，当然害怕天下动乱，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李鸿章当然不愿意将个人的财富作为赌资，放手一搏。李鸿章一直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他本身一直不太注重空洞的名声，这一点，他与曾国藩一直不太一样，也与张之洞不太一样，他最看重的，是实力，也是实利。所以在当时，他有着那样的处境，有着那样的虚名，他已感到满意极了。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鸿章本人所做的一切，是他处心积虑的结果。如果在内心深处，没有巨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的话，李鸿章不可能在行为上有着突破性的进展。在思想上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性格决定命运。此语一点不差，也正是李鸿章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历史当中必然的悲剧命运；也决定了李鸿章只是一个社会转型早期的过渡式人物。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本身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也决定了他的早期转型必然是举步维艰，犹犹豫豫。另外从人格上来说，李鸿章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官僚，他缺乏的是那种真正的济世思想，能把自己真正“放下”的情怀。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人格是最根本的一种力量，如果缺乏这种力量，只能勉强算是一个“器用者”，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大英雄，更谈不上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英雄了。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也说，李鸿章只是时势所造就的寻常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非常英雄。对于中国当时的时局，他已无力改变，只是蝇营狗苟。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个成“精”的人物！实际上绝不止李鸿章，能在当年的专制制度夹缝中生存下来，并且游刃有余的人，都可以说是成了“精”的人物。这样的“精”也是中国文化与制度特有的产物。在世界所有的文化当中，也许只有中国文化是最重视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它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对于人际和功名的进与退、合与和的关系，简直可以说到了神经过敏或者无病呻吟的程度。而李鸿章对人情世故的把握，对官场进与退的规则的运用，以及那种专横与隐忍的双重心态，都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运筹帷幄的人，人算也不如天算，人力的智慧哪里赶得上时运呢，尤其是不可捉摸的命运。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聪明一时，也糊涂一世。也可能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吧，“尽人事，听天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李鸿章的一生就带有悲剧意义。而如果是另外一种想法呢，自以为是，沾沾自喜，那么李鸿章则像一个小丑一样，他的一生则带有喜剧的因素了。

　　1902年1月，慈禧太后终于回到北京了。几乎所有的京官都跑到车站站台上来迎接了，紫禁城的皇家仪仗队也来了，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就像欢迎英雄的凯旋。与此同时，洋人们也带着花枝招展的家眷们来了，他们被有计划地安排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鼓乐、鲜花和掌声中，慈禧从袁世凯安排的“龙车”上走下来，这个老妇人表现得很从容，态度极为和善，也极其谦卑。在前门，她向着所有看她进城的外国人鞠躬微笑，随后，68岁的慈禧像一个慈祥的老太太一样，不但接见了外国公使们的夫人，还接见了使馆的孩子。他们在一起合影留念，亲切地拉着家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只是在站台上，没有了李鸿章颀长而略显驼背的身影。大清帝国再也没有那个“舍我其谁”的李中堂了。也许，等宫中重新落定之后，慈禧会想起李鸿章吧，想到如果没有这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她可能会继续流亡生涯，甚至，性命都会不复存在，死在异地他乡。

　　李鸿章就这样带着遗憾和悔恨逝去，也带着荣光和忠诚逝去。也难怪这个在晚清奔波了数十年的中坚之臣死不瞑目了。可以这样说，随着李鸿章的翕然离去，这个时代之木桶上最强硬的一根铁箍崩断了。从此，庞大的帝国开始坍塌，堂皇神圣的庙宇上鬼魅横行，上层变得更加厚颜无耻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这些人一方面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肆无忌惮及时行乐……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即将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