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1月12日，正在白杨坪的曾国藩收到咸丰皇帝的寄谕，要求他协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刚刚把母亲的棺柩厝置于居室，还没来得及举行葬礼。接到咸丰的圣旨，曾国藩想了很多，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间出来从军，怕招人耻笑——按帝国官制，官员在父母亡故后都要在家丁忧三年。曾国藩还担心的是，自己一介书生，从没有带过兵，哪能打胜仗呢？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于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和作风也感到信心不足，如果招兵买马，那些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地方政府，能积极支持自己吗？曾国藩前思后想，还是决定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一封信，想推脱此事。信写好后还没有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武汉失守，不久前刚刚见过面的湖北巡抚常大淳被杀。曾国藩非常震惊，局势的危急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耿直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了，即使不成功，但只要成仁，又何妨？正在曾国藩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老友郭嵩焘专程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到达白杨坪时，已是深夜了。稍稍吃了点东西之后，两人秉烛而谈，郭嵩焘力劝曾国藩起事，郭嵩焘认为此时如果曾国藩不振臂一呼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道统将难以传承。郭嵩焘的凿凿言辞，让曾国藩打消了顾虑。曾国藩决意地投身于战争的尘烟之中了。
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投身于这一场战争，绝对可以看作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在中华帝国长长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朝代，是以这样的方式力挽庙堂于既倒的。更多的时候，民间的力量往往选择朝廷的对立面，卷起狂飙和巨浪，加速一个朝代的毁灭。但这一次，由曾国藩出面组织的民间力量却站在了朝廷一边，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道统一边，像圩堤抵御洪水一样抵御着外来宗教对于本土文化的侵蚀。太平天国在民间知识层的顿然失势，让这个政权一下子头重脚轻，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卷入这场战争，同样可以看作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对于曾国藩来说，回乡练勇，也是对他个人的挑战和超越。以科举入仕的曾国藩虽然一度在京城风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属于既定：一是如京城蝇营狗苟的官僚一样，亦步亦趋，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转上一圈，缓慢地获得升迁，耗尽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穷酸的翰林阁老，一辈子皓首穷经，终老于灰蒙蒙的故纸堆中，变成一条僵死的蛀虫。虽然一直酷爱读书，但对于那种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并不热衷，曾国藩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他更愿意去做一个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后，曾国藩一边处理善后之事，一边频繁与外界联系，想获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馈来的消息，让曾国藩对于形势也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曾国藩考虑的是，如何在浓云密布的战争风云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