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困难的遭遇让曾国藩对于清朝的现实状况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对于这种制度的本质，曾国藩看得比先前清楚得多。曾国藩豁然明白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千百年一直奉行的是文官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种知识的优越感以及在这种制度下享受的便利，使得中国的精英以及社会普遍意识对于军事将领和士兵，一直心存鄙视。从制度上来说，朝廷军队的军饷和给养都是由地方发放的，这使得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些手握地方大权的文官们异常依赖。很多时候，这些掌权的文官政府密切监视军队的动向，施展他们高深的学识，安插亲信，组织派系，甚至引发军队的内讧，从而将武装力量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千百年来，没有人真正地把军队当回事，真正地把军队当作国家的武装力量来经营，或者在权力和制度上给予它们保护。这种政权本身，已习惯于对军队进行打压，这样的打压，完全不是由于个人的喜好，而是一种整体的存在状态。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对于武装势力在骨子里也是排斥的，在民间，一直以来，人们崇尚的只是传奇，而不是英雄。那些曾经的英雄，在最受民间欢迎的话本和说唱中，慢慢演变为纯粹的传奇，变成脱离实际的传说。至于真正的英雄是怎么回事，人们并不真正地感兴趣。由于缺乏真正的英雄意识以及荣誉感，一直以来，只是那些卑劣和懦弱的人在参加战斗，在执掌这部分力量。这些当兵的人既不是出于爱国的热情，也不是为了效忠皇帝和追求荣誉，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计。这种现实和传统的存在，让军士们并没有一种荣耀感，也让军队失去分量，从而造就偌大一个帝国的羸弱，让一个国家失去坚强的支柱，只剩下徒有其表的光鲜面目。
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究和洞察，使得曾国藩的处事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上形势越来越急迫，到了衡阳之后，一直主张“温良恭俭让”的曾国藩舍弃了打仗最为忌讳的“妇人之仁”，他开始变得冷酷，变得焦躁，变得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这个后来被称为“曾剃头”的书生行事残酷而暴烈，他开始疯狂镇压当时一切不稳定因素，对于周边地方的一些小叛乱，也大开杀戒。同时，曾国藩带领自己的部下不顾一切地征收粮食，掠夺那些危险的大户，对军饷展开近乎疯狂地攫取。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是对上峰命令的不服从甚至抗拒。在曾国藩看来，一切都是火烧眉毛，这支部队在没有完全训练成形之前，拒绝一切战斗。曾国藩在衡阳的那段时间，正是太平军西征军沿着长江沿岸攻城掠寨之时，那些八旗和绿营部队闻风丧胆，大小城市一个又一个被攻占，平日里享惯了洪福的官宦老爷们不断地遭受灭顶之灾。对于清廷来说，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曾国藩手中的这一支部队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纷纷请求曾国藩早日出战，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来自各方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来，曾国藩坚决地不予理睬，他一直按兵不动，全力在衡阳练兵。后来，连京城的咸丰皇帝也坐不住了，下旨令湘军参战，并且在上谕中批评曾国藩平时自以为了不起，关键时候，得做出点样子来。曾国藩仍旧不予理会。这当中，曾国藩甚至冷酷地拒绝了朝廷让他火速调兵赴皖解救江忠源的任务。江忠源是曾国藩的莫逆之交，也算是他的弟子。创办湘军初期，江忠源即跟随曾国藩左右。不久，江忠源被朝廷调到危险的战争前沿，任安徽巡抚。由于孤军深入，江忠源被太平军团团包围在庐州。1853年底，朝廷命刚刚组建的湘速北上解围。曾国藩拒绝了。在曾国藩看来，这支刚刚组建的湘候完全不到，况且，湘军所购买的火炮、火枪等武器未到，此时轻易冒进，无异于集体送死——1854年1月，孤立无援的庐州城破，江忠源跳水自杀，年仅四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