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7月，曾国藩再次出山。这段时间沉潜老庄，运其深思，已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内心暗暗生成，现在，该是这种东西开花结果的时候了。经过铜梁山时，曾国藩感慨万千。回乡后，为了方便行人往来，曾国藩曾亲自出资在此修建了一条青石板山路，同时，在峰顶修建了一座两湘亭（这里是湘乡、湘潭两县交界处），并亲自为“两湘亭”题写了对联：“稍停息，到此已登峰造极；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现在，亭子上的对联墨迹似乎未干，自己却又要出征了。站在两湘亭中，极目远眺，曾国藩不由仰天长啸，很长一段时间淤积于胸的浊气，随着一声长啸，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此次再度出山，何去何从，一切都像眼前空蒙的景色一样，云蒸霞蔚中，既无法判断，也无法估量了。
出山之后的曾国藩变得更加迅猛，很快，曾国藩又在长沙一带招募了一支一万五千多人的人马。然后，曾国藩赶到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追击石达开事宜。又率部队顺流而下，进入江西境内，图谋从赣南绕道进入浙江，全力追击石达开部。
重新出山之后，一个新的曾国藩出现了。当年那个稍显刚愎而呆板的曾国藩不见了，现在的曾国藩，是阅尽千帆，始终能保持坚韧之心的曾国藩，是一个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政治家。当曾国藩重新落座时，就像一个棋手大睡三天，重新端坐在旧日的棋局前。如果说原来的曾国藩是一只刺猬的话，那么，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就更像是一只狐狸，或者说，他变得同时具有刺猬和狐狸的品质——既坚韧有力，又狡猾无比。曾国藩一改往日稳重迟缓的风格，落子飞快，一方面他仍能顽强地将对手拖入泥淖，另一方面，他又能跳将出来，谋划着在适当的时机，竭尽全力丢出自己的胜负手。值得一提的是，在内心的窗口豁然打开之后，那种相关联的幽默感也在曾国藩身上充分体现了。原先紧张而阴鸷的曾国藩气定神闲、举重若轻了，他频繁地跟部下谈笑风生，经常说一些笑话，把部属们逗得前仰后合，而他却一直端坐着，捻着胡须，悠然地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群淘气的孩子。曾国藩很少开那种凝重无比的会议，他经常是利用吃饭时间，把将领召集过来，让厨师烧几个好菜，然后，又上一汤好茶，轻轻松松地，就把很多问题解决了。当曾国藩以一种轻松而幽默的方式来对待眼前一切时，他突然发现，战局就如同游戏一样，已变得一目了然。
当然，此刻的曾国藩在骨子里仍是一如既往的忧郁。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在离开这支部队十五个月之后，曾国藩突然发现，这支湘军的变化是那么大，几乎已不是当年的那支湘军了。湘军的军纪变得更糟糕，当年自己为这支部队所制订的很多规章和约束，早就被他们置之脑后。每当湘军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使不是滥杀，也总是在掠夺。枯燥的战争夺走了士兵们最后的一点人性，当年那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此刻已变为名副其实的职业刽子手。这样的变化不仅仅是指那些普通的士兵，甚至，那些饱读诗书的湘军将领，也变得焦躁而冷酷。他们不仅仅对士兵疏于教诲，有的，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士兵的荼毒给予支持。而且，士兵的成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原先曾国藩倡导到偏避山区招兵买马的初衷，早已被他们颠覆，为了省心省力，那些将领们只是在城区附近随意招兵买马。这样，湘军的组成人员鱼龙混杂，社会上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地痞流氓小混混，全都充斥到湘军当中。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无奈。曾国藩刚回湘军遇到的一件事就是：曾国荃的一支部队在江西吉安附近打了胜仗之后，随意屠杀和掠夺，当地的百姓叫苦连天。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将这支两千多人的部队全部解散回老家。曾国藩才不要这样的部队呢，如此失去人性的部队，又有什么益处呢？曾国藩感到困惑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很长时间陷入战争泥淖的话，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们会不会因此丧失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