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曾国藩满五十岁，从1854年出山作战开始，屈指一数，与太平军的战争已经到了第七年。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曾国藩发现，自己改变得太多了。有时候，曾国藩照镜子，就像看见陌生人一样。这个人已不是一个气宇轩昂的读书人了，他开始变得衰老，变得臃肿，变得皮肤松弛，牙齿松动，行动迟缓。这些，只是外部的变化。在内部，有一些东西已然冷若冰霜，变得更加冷酷和坚韧了。当然，有一种惊人的洞察力出现了——曾国藩往往一瞥之中，就能断定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这是一种惊人的能力，也是一种特别的智慧。曾国藩已变成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拥有足够的耐心和坚韧，去等待别人的失误，等待别人力衰势竭，而一旦对手稍稍有点走神，或者一时控制不住，露出一些破绽，曾国藩便会像潜伏的眼镜蛇一样，一跃而起，死死地咬住对方的死穴。
现在，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了。这个一直不好色、不赌博、不酗酒、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运动，只喜欢读书和下棋的传统书生，将自己的全部心力都用于军事的筹划和搏击之中。战争就是智力和暴力的对垒，曾国藩就像一头重新出山的狼一样，一方面变得更加凶猛，另外一方面变得更加阴险狡猾。他疯狂地撕咬着别人，同时进行的，还有自己与自己的战争。
战争一如既往地惨烈。这样的惨烈，在更多的时候，对人心也是越来越大的考验。曾国藩致书曾国荃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曾国藩已放弃了原来的带兵理想。现在，他只想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惜代价，也不惜妥协。战局转入中盘之后，像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的儒将兼“道德完人”已陆续丧生，营一级的将领中，读书人已越来越少了，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放弃他一开始只起用读书人为将的初衷，开始大规模地启用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猛将。他太需要胜利了，至于军纪以及战争过程中的屠杀和掠夺，曾国藩已顾不得了。新提拔上来的大部分将领只能勉强认识几个字，但他们打仗勇敢不怕死，能攻城拔寨。曾国藩起用鲍超和朱洪章就是一个信号——鲍超曾是湖南黑社会组织“哥老会”的头目，他大字不识，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打起仗来剽悍无比；朱洪章也是如此，几乎没读什么书，行伍出身，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到了1859年之后，湘军与太平军进入了全面交锋阶段。1859年冬，江南大营的清军对金陵的包围趋紧，进攻猛烈，金陵险象环生。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风驰电掣地从浦口赶回金陵。这个烧炭工出身、身经百战的将领向洪秀全建议集中兵力全力歼灭江南大营，以消除金陵的心腹之患。商议的结果，是照搬了当年“围魏救赵”的方式——李秀成先虚张声势全力进攻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文人出身，不擅布兵，下令兵士死守。各路救援的清军畏葸避战，进展缓慢，到达杭州附近后，见太平军势大，谎称道路不通，远遁躲避。李秀成一举攻下了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战死。听闻杭州被攻占，咸丰忧愤至极，下诏催促江南大营的和春、张国梁派兵去救。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大营慌了神，连忙调集主力赶赴浙江。李秀成知晓江南大营兵马调动的消息后，立即从杭州杀了一个“回马枪”，与陈玉成联手，兵分五路，直扑金陵城下。具体安排是：陈玉成自全椒南下渡江，经江宁镇杀向板桥；李秀成从溧阳、句容直杀向淳化镇、紫金山；李世贤自常州、金坊杀向金陵北门；杨辅清自高淳杀往秣陵关、雨花台；刘官芳自溧阳趋往高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