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我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从初二念起一直念到高二，这四年间，我陆续读了许多课外书，由于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在内心深处，我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 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学制度的断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最后以同等学力考上大学。所以，如说“李敖连中学都没毕业”，这一陈述，并不错误。
在台中一中同学中，跟我同届的陈正澄是学问最好的，通中、英、德、日四国文字，后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他去德国留学时要我用毛笔写字送他。我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抢去我的第一名。”
乃写实也。他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陈正澄以外，张育宏也是我最早认识的台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新光产物保险总经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庆祝我来台四十年。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推服无间。赖宪沧也是老同学，我办《求是报》时还大力出资订阅送人，我们一起吃日本料理时，双方都带儿子，但他的儿子大我儿子二十多岁，同桌而食，非常有趣。韩毅雄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军，聪明绝伦，做到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我的“御医”。王新德在班上，翁硕柏老师公开赞美他是美男子，为人头脑细密。有一次他静静看我和施启扬争辩，劝我说：“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爸爸死后，他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我，我至今感念。何西就在四十年后与我为邻，人最热心公益，每次选举投票开票，他都全程参与。妈妈因常在楼下走动，附近人都见过她，但有的不知为李敖之母。有一次她去照相馆冲洗照片，我赶来时，看到何西就正和她聊天，西就看到我跟妈妈“一见如故”，他奇怪地问：“你也认识这位老人家？”我笑说：
“我当然认识，她是我妈。”程国强是最顽皮的家伙，后来留在大学专教马克思，还陆续供应我“匪情资料”，我们互相觊觎对方的妹妹，但都是说着玩的。张光锦跟我常做深谈，两人相知甚深，后来做到中将司令。他当年写的新诗，至今还藏在我手里。孟祥协是孟子七十五代嫡孙，高二后迷上围棋，自此一头栽进，成为国手，终身职是“亚圣奉祀官”。两人见面，喜谈《三迁志》等古书，因为两人国学底子都好。熊廷武来一中较晚，在高二戊与我同班，为人诚恳，大异他的姐夫王升。我恨王升并常骂之，但和廷武交情不受影响，见面时也互相绝口不提王升。高我三班的张世民，是我参加演讲比赛认识的，我代表初中，他代表高中，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张光锦曾打趣说：“你跟张世民是同性恋。”张世民结婚时，笑着宣布他绝不洗碗，我同李圣文问他为什么不做家事？他说不能做，所有权利都要在结婚那天争到手，不然一洗就洗一辈子，其风趣可想。
高我二班今为世界级学者的李天培，是温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善培两人，随父亲李子宽老居士到台湾。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党，做过孙中山秘书，被蒋介石关过后归顺蒋介石，垂老主持中国佛教会，住在善导寺。我到台北念台大，一开始就借住善导寺。善导寺是日本人盖的古庙，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哪种动静。这个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是同“死人”住在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有时候，我一个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还活着。
李善培对我讲了一个秘密：他说有一天他和老居士出去办事，路过一家饭馆，两人就去吃，老居士告诉跑堂的，来碗素面，他也跟进。不料两人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父”（他们湖北应城人喊爸爸做“父”）看，殊不知老居士正在衔肉大嚼，向他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中国的佛门人物中，虽然有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拭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照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准济公活佛或花和尚鲁智深那一套）。老居士有一习惯就是早起。起来就查勤，看谁起得晚，有一天掀我蚊帐，见我未起，大骂李天培，天培噙泪不敢言，我颇不自安。还有一次，老居士在大雄宝殿骂李天培，另一位老居士看不过去了，婉言说：“子宽啊，这里是佛堂啊！”老居士猛悟，立刻停骂了。老居士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自己先被出局，内心欠平衡，可以想见。后来李天培台大电机系毕业离台，蒋介石还看老居士老面子，送了美金，老蒋有人情味于权谋之中，由此可见。李天培离台后，李善培同我熟了，也变成好友。他退伍归来后，与陈平景双双落发去做和尚，主持“中国佛教会”的老居士大喜，可是好景不长，李善培竟不守清规，有还俗可能；那时我主持文星，已算名人，老居士盛宴请我于善导寺，众家高僧作陪，饭后辟室独与我谈，他两眼炯炯有光，却几乎泪下，他说：
“善培如还俗，我大没面子，盼李先生出面劝阻此事。”我答应了，可是我的劝阻没有成功。后来老居士死去，善培赴美后又被黑人打死。近四十年后，李天培返台，邀我相见，不胜人琴之感。更人琴之感的还在后头，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钱达请我在来来大饭店吃饭，饭前我特特别走到斜对面的善导寺，去对这老庙做最后的凭吊。原来四月三十日报上登：
“台北市民政局于昨天召开古迹审查会，原订讨论是否将善导寺大雄宝殿列为古迹，但寺方不愿被列为古迹，赶在审查会的前一天开始拆除，民政局长李逸洋指出，善导寺此举显为逃避被指定为古迹的举动，但受限于法令，民政局只好眼睁睁看着古建物被拆。这一现象，一方面证明台湾人口口声声爱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利之所在，一古庙皆不能容；另一方面证明陈水扁主持市政，其实无能透顶，一古庙皆不能救。我凭吊时，现场已是一片残骸，庙旁一间小厢房也同归于尽。那小厢房李天培住过。天培不在时，我也去午睡过，还手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