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蜕大难，最近高楼 虽被三振，不肯暴投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在澎湖退伍，午后抵高雄；十一天后，我在台北租到“四席小屋”，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所在，有一次在外遇雨，坐计程车回来，那是我第一次坐计程车，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而我的心也随之一跳又一跳，跳到十元，我心惊害怕，连喊：“下车！下车！”-人穷之时，连计程车都坐不安稳也。在“四席小屋”四个月后，六月十五日，我改租“碧潭山楼”，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倘徉其中，颇得山水之乐。满清遗老写诗说“委蜕大难求净土”，此之谓也。八月十八日我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做研究生时候，发生了陈骥、吴章铨情事件。陈骥、吴章铨是高班的研究生，他们不识相，向校方提出陈情，替历史系提出兴革意见。台大校长钱思亮、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一怒之下，把陈吴二位记过，二人大呼负负，我戏呼这是“台大的陈胜吴广起义”。我后来跟朋友说：“你们看到我怎样对付台湾大学了吗？我写文章公然攻击台湾大学，可是钱思亮、沈刚伯不敢动我一根毫毛！他们就是不敢对我这特大号的研究生有任何惩处，他们是专捡软柿子捏的，他们就是不敢惹我！
陈骥、吴章铨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费了、弄错了－他们想用陈情的方法去跟国民党打交道，这是枉费心机、是反要惹来一头雾水的笨事！对不可救药的统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陈情的；因请愿而灰头土脸、而吃耳光，是可耻的！”
这个研究所，最后我没有念完，就自动休学了。但台大跟我的梁子并未中止，全部内情，有一封我给钱思亮的信，一看便知：
思亮校长：
五十二年夏天长谈之后，迄未晤面；冬天我为文论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无形中已与母校疏远。我是五十二年三月十九号自动在历史系研究所休学的，第二年春天，本应复学，可是我不高兴再来办手续，就这样的，我离开了台大。
离开台大后，外面传说我是因为骂学校而被开除的，我每听到这类说法，就立刻加以解释，我不但说我是“因为学校腐化，不高兴再念，而自动休学”，并且还指出：、钱思亮、沈刚伯诸君还没有那样坏或有那样胆量——敢开除李敖。他们曾警告两个私下里写信建议的学生，却不敢碰一下我这个公开写文章攻击他们的学生－这就是他们的公平和胆量！”
我对母校腐化情况的攻击，我知道惹得你们极不痛快。
你在黄季陆部长面前大骂我的话，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总该知道，我不是没有保留的人。我的一篇《台湾大学的“新十诫”及其他》被我直压到今天，才肯公布。光此一事，就可证明我不是不为你们留点余地的，你们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也！
提到你们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我倒要正式问你一件事。你知道我为写文章论列胡秋原“闽变”叛国事，被他诬告到官厅，缠讼四年，还没了结。我写这篇辨正史实的文章，用了不少心，也参考了不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参考台大藏的，如“闽变”期间民日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国闻用报》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当打官司的时候，法官问到我材料的来源，我完全根据实在情况说明，但然陈述，自无疑义。谁知道胡秋原在半道里，忽然提出一项证据，他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谎云云！
胡秋原这番话，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我明明看过并且至今还有“图片证据”（图片上有铃记是台大藏书）来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我的母校，怎么会公然作伪证呢？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抄出了台大的这封回信，全文如下：
台湾大学 52校图1314
敬复者：三月二十一日
大函敬悉承
询各节经交本校图书馆查报敬复如次：
（1）本校历史学系研究室存有该年份东方杂志，中国文学系研究室存有国闻周报，惟其中无来示所开年月份之部分，至该年份大公报，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图书，供师生研究参考之用，有关学系师生可就室阅览。因人数众多，如非借出室外，自无登记记录可查。所询研究生李敖于五十一年九月内有无借阅各该书刊一节，经图书馆查阅借出登记簿内，该月元此记录（五十年十二月九日该生曾借民国二十四年份《国闻周报》十二一二十四期之合订本，与来示所开年份不同，该年份国闻周报，本校并未存有，已如前述）。
国立台湾大学启五十二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