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一月，胡适死前不久，对我有所评论，评论之言，都收在他的秘书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胡适说李敖“喜欢借题发挥”，说“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他能够看出来我写文章的“喜欢借题发挥”，是他的高明处，但他把“喜欢借题发挥”看成一种大忌，却是他的大错特错。胡适在一九三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辩护他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曾说考证《红楼梦》只是“消极”的目的，他别有“积极”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说考证来“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教人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考证《红楼梦》是本题，是“消极”的；考证以外“借题发挥”的题外有题，才是“积极”的。胡适的毛病在他做这种双轨作业时，在本题上陷入走火入魔、积重难返，因此虽未舍本，却舍了更“积极”的本，最后“功夫”总在“雕花手艺”上，“缠小脚”而死。死前且不知道“借题发挥”的真义了，真是悲哉！
至于我自己，我绝对不会发生他这种错误，我在写作上，大体都能坚守经世致用的检定标准，我总是用大学问“大手笔上显功夫”（本题），紧接着就是画中有话（借题发挥），我的真正目的不在泼墨，而在使敌人全军尽墨。最后的转折，就是借题发挥，淋漓尽致而后己，苏东坡讲作文要行云流水，我的行流最后，竟是怒潮飞瀑、一泻千里。借此种深意，胡公不知也。
胡适是我在北平念小学、念初一就久闻大名的学者，在台中一中时，从陈正澄那里借到《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到《胡适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使我对他大为佩服，但绝没想到，在他生前死后，竟跟我有那么多的奇缘与横祸！事实上，奇缘后来还在衍生呢！他给我写的字，为了义助慰安妇，我拿出拍卖了一百万，由台大医师陈耀昌义买了；他送给我并题字的华严《智慧的灯》，我点名叶明勋、华严夫妇以一百万义买了（他们夫妇出了一百万后，又把该书捐给胡适纪念馆了）。这种奇缘还没停止，到了一九九八年更妙了，我在历史系同班者同学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身份兼领胡适纪念馆，我跟他说：
“过去胡适纪念馆一直被垄断，胡适留下的稿件我们都不能完整看到，钱思亮当年说胡适有一封给我的信的残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应了，他嘱咐在纪念馆工作的朋友们找找看，回报说找不到。可是过了几天，英惠突寄来一信，打开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本！共四页，第四页写了一行，就停笔了。英惠告诉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书的时候，忽然在书与书架问的空隙处找到尘封多年的几张纸，打开一看，原本就是这封信。信的第一页左上角有钱思亮的亲笔（钱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陶英惠做过秘书处主任，所以认识他的笔迹），上面写道：“这是一信（封）胡先［生〕没有写完的信，请妥为保存，因为这是胡先生人格伟大和做事认真最好的一个证明。”既然上有钱思亮亲笔，可证放在那么隐秘所在，绝非胡适生前所为，那么这又是谁干的事呢？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放在胡适稿件中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点“阴谋论”的缘故，有人阴谋之后，忘了或不便弄出纪念馆，所以就尘封了。这一尘封，一下子就是三十六年！三十六年间，胡先生墓草久宿，收信人也由少而者，人世沧桑、玄黄乍变，也都不可思议。但最不可思议的，倒是这四张信纸，它历经三十六年，终于给我看到了。写信人是这样下笔的：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人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莱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
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用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又如你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
别的小小“不够正确”的例子，如你引的“旧梦”，第二行原丈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又此诗应分两节写，前后两节各四行。又此诗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见于字典的字；又有“nonpunitive 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确？
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A.，并没有经过M.A.的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我的《播种者胡适》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发表的，胡适信中说“这一个月以来”，自是二月间写的信，他死在二月二十四日，可见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写的；那时他七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