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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 作者:李敖

根株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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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桑江边,根株沧海 求仁得仁,大屌不甩
  我主持的《文星》杂志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官方封杀的,自此四年的文星风云,慢慢走向落幕。这时我三十岁。第二年开始,官方大规模的查禁我的著作,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我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等的陷害,我被警备总部约谈,严然一“匪谍”矣。这时我三十一岁。一九六七年,虽然官方麻烦不断,个人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义助殷海光。这时我三十二岁。
  一九六八年,我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并义助柏杨。这时我三十三岁。一九六九年,我又义助彭明敏。这时我三十四岁。这四年岁月,我整个的感觉如同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喻贫贱之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才是正解。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该引申解释做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说来,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这种诗情。
  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老朽昏债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
  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
  事后我写信给吴国帧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跟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在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Meditations),作者是二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十九世纪的马克思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傅儒家里养了一对夫妻,事实上全和这位大艺术家有关系……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伯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励,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三十八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的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反共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0三一九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槁,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盂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名气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二十年问,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一九八七年五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五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十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里),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我写《胡适评传》出版后,梁实秋写了一篇《读「胡适评传」第一册》,对我是很捧场的。那时我在文星威风八面,文星势力如日中天,文坛中人,做“敖之颂”者,自余光中以下,颇不乏人;而余光中以上,梁实秋等亦与焉。后来文星被封,最早对文星不够意思的,却又是梁实秋、余光中等正人君子。萧孟能当时在日记中曾痛感于此。梁实秋在文星盛世,与我们交情,大有王婆口中之“小”,那时胡秋原骂萧孟能“一书贾耳”,梁实秋乃写篆文“一书贾耳”一方,以赠孟能。那时我尚未戒酒,梁实秋乃以金门名酒两瓶,以赠敖之。后来文星被封,梁实秋与李敖划清界限,日见其严。从此这篇《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之文,即不见收于他的文集矣!不但生前如此,他去世后,报章上炒他的遗作,解数毕出,从少不更事之文,到老犹多情之作,无不遍搜靡遗。但我奇怪,梁实秋生前的这篇重要怯文,却为什么总被忽略了?
  想是李敖问题大多,以致祸延梁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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