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又把我给拖进上帝手里啦！”黄三听了，也哈哈大笑）。殷大太又谈到殷海光全集的事，二十年前，我是主张出全集的人，但是格于殷太太感情上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殷大太“感情的因素”终告解除，她同意全集由佳冠出版公司的赖阿胜出版了。我很高兴“已属于上帝”的殷海光，又属于了我们，虽然上帝已离我又愈来愈近了。在聊天中，我笑着向殷太太说：“这年头儿真变了！雷震死后十年，忽然冒出了许多雷震的知己，跑出来做雷震秀；殷海光死后二十年，忽然钻出了许多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跑出来作殷海光秀－殷海光死后的朋友和学生，比他生前多，你说怪不怪？”殷太太听了，为之苦笑。二十年过去了，由于国民党的强弩之未，由于殷太太的一元复始，殷海光已不再被禁铜，已从封闭中解放出来。但是，各种利用他的秀局，却方兴未文。连吴丰山、张忠栋、杨国枢、胡佛、李鸿禧、何怀硕、郑钦仁等跟殷海光毫不相干的胆小鬼都敢抛头露面了，士林怪态，可真殷鉴不远呢！自立报系大做殷海光秀，由它的头了吴丰山接见殷海光夫人，即时表示：“任何国家或社会的光行者，在争取言论自由上总要忍受一些痛苦，一些煎熬。
现在，来自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一齐纪念殷海光先生的贡献，证实了人间自有公道。”其实，所谓“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殷海光受难之际、苦难之际、危难之际，不但没援之以手，甚至是殷海光的敌人的同路人，这些人今天以知己嘴脸，重现江湖，江湖之中，可没有这种不要脸。另一方面，当年真正对殷海光援之以手的人。二十年来一直为殷海光“吾道一，以贯之”的人，却被伪君子们视而不见并且大加排斥。伪君子们抹杀他们，上因为他们不是别的，而是“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如今先行者们如彼、伪君子们如此，正好证实了人间没有公道。
殷海光生在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死在一九六九年九月，活了不足五十岁就得胃癌而死，可谓不善养生。殷太太回忆：
“一九七一年，九月里的有一天，我去看才出狱不久的雷震，他一见面就对我大声他说：“殷太太，你看，殷海光爱生气，就被同民党气死了！’”“雷震的话，让我想起海光生前的‘骂’。他喜欢骂人，尤其常常骂蒋介石。他被‘迫’离开台大后，每天吃晚饭时间，常对着我跟Abby骂蒋介石，又骂又气，又气又骂，然后饭也吃不下了－不久，他得了胃癌。殷海光真的给满腔的愤怒‘气病’了、‘气死’了。”殷海光这种搞法，不是骂人之道，而是找死之道。他曾告诉我，他师服的熊十力老先生最恨蒋介石，熊十力骂蒋介石，一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怒气。殷海光显然忘了老革命党熊十力的身教，结果一个高龄、一个短命，殷海光竟先被骂者而死。也许殷海光察觉出骂人时应该伴之以团报纸，但在饭桌前难以仿行。纵仿行成功，则得胃癌者将是女眷，因为她们“饭也吃不下了”。结论是：殷海光舍己为人、自我牺牲，还是自己得了胃癌。殷海光生前对黄三说：“我不要死，我要睁着眼睛看他们如何收场。”可是他不善养生如此，又如何活得过敌人呢？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我在殷海光的病床边跟他聊天，我把“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
的巧立名目说给殷海光听，在旁边的一个学生谈到“中国文化学院”的哲学系，我在这位哲学教授面前，开玩笑说：“你看，‘中国文化学院’也有哲学系，这个学院，除了‘水肥系’以外，简直什么系都有！”殷海光冷冷他说：“他们的哲学系，就是‘水肥系’！”看到殷海光躺在那儿，我心里想：学哲学的人要看得开才是，怎能得了胃癌这种病？胃癌的原因虽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学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学家得了胃癌，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不过，哲学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华是也。但殷海光当然不会，他的胃癌，就是梅毒！殷海光生“梅毒”时，群医还没束手，群友群学生却先束起手来。那时候，“负债救人、义重如山”的，只有李敖一人而已。在整个的殷海光住院过程中，我只见过一个小书商赖中兴送过一把香蕉。我在殷海光病床边夸奖赖中兴，我说穷人有穷人的做法，穷人尽他全力只能买一把香蕉送殷先生，这种情义，不可埋没。赖中兴后来自杀了，在大人物们大做殷海光秀的当儿，我想起这个小人物，我真怀念他。并不是说一定有钱才能表现这一情义，东吴大学学生陈平景没有钱，但他为殷海光擦身捶背，几达不眠不休的地步，这种义人，又有谁能比啊？耐人寻味的是，赖中兴、陈平景都不是殷海光的学生，而殷海光的学生反倒如我所讽刺的：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殷海光提拔而不能有像样的反馈的。张灏、林毓生等等，无一例外。林毓生口口声声骂李敖，但是为了发表文章，却不能不托殷海光，到文星来借光。他们这些所谓学人，写起信来，骂《文星》“轻挑”（该是“佻”）、骂《文垦》，‘不上不四”（《殷海光·林敏生书信录》页七十七），但是为什么要到“轻挑”的、“不三不四”的杂志来投稿呢？这不显然是伪君子吗？何况，这种人的文章根本都写不通的，殷海光收到后，写信给他：“……你的作品和译文，我收到时当即看了一下，‘可恶’之声，脱口而出。盖因小的毛病大多，恐需花我三天修改，且需重抄。你应请我吃一顿好饭以补心血。”（《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页八十三）结果殷海光没有重抄，就给了我，我为之好笑！“殷海光的得意门生的中文，原来是这样子的！”我在《给书呆子上一课》一文中，曾经把这篇由殷海光逐字逐句修改的不通文章第一页制版发表，铁证如此，林毓生还能赖吗？不但文章不通，他们看家的方法学也是无所施其技的。殷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但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他说：“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固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re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殷海光·林坑生书信录》页八十三）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多年后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几十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正因为空谈方法而实学粗疏，所以一碰到硬碰硬的实学，他们便要闹笑话，例如林毓生写《漫谈胡适思想及其他》，说他初中时“细看”过《胡适文存》，看过《胡适文选》自序一文云云，事实上，《胡适文选》自序只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一篇文章的副标题，又何能把它作为题目？何况，当时此文并没收入《胡适文存》，只收入《胡适论学近著》，收入《胡适文存》，是到台湾来以后的事。当时既没收入《胡适文存》，林毓生又从何自《胡适文存》中看到这篇文章、可见他是凭空胡吹、自炫年少博学也！又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二十六年？这些人今天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呢！真是骗局呀。他们徒知抱洋书谈中国，但一还原就闹笑话。这种情况。
殷海光也不能免。他曾从洋书中看到Chin-ssu Lu，他猜这是“亲疏录”，问我对个对，我笑说，此即大名鼎鼎之《近思录》也，根本没有什么“亲疏录”这种书哟，其实殷海光没能成功的成为学者，并不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而殷门弟子以学者姿态到处骗人，才真上是遗憾的事。殷海光一生的最大事功在勇敢反同民党，而殷门弟子在这一点上连个屁都不敢放，如此殷门弟子，丢人丢死也！台大教授刘福增是我同学，我们因打笔仗疏远，已不来往。他在《首部早报》写《冲出自由的警戒区纪念殷海光光中逝世二十周年》，指出殷海光“以最严峻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极权的特务统治”，这种“深入‘自由的警戒区’去冲锋陷阵”，”今天在台湾（包括常在台湾和国外之间来往的）所有号称自由派学者的殷海光的学生或学生辈的人，都差多了。”不过刘福增补了一句：
“李敖也许算是例外。”我很欣赏我的老问学敢讲这种公道话，虽然他不公道的用了“也许”两个字。事实上，得殷海光勇敢反国民党真传并青出于蓝的，只李敖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