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是东郭，东郭是狼 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我在三十三岁一九六八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怕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一九六五年，并无深交，到了一九六七年，偶有来往。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十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他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一九六七年五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
（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到十三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间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十二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时，事后（三月二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未，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台湾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二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二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
“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
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同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