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魏廷朝所说，李敖不是放暗箭的人。我光明磊落，一切明着来。我曾在《时报周刊》等媒体上，公开表示了我对彭明敏回来以后的失望，不过讲话归讲话，我对他一直很客气。这样，直到他回来一年后，我抵不住陆啸钊的坚邀，才答应三人一起吃一次饭。那天主人陆啸刽和彭明敏先到陶陶园等我，我与彭明敏，在他回来后一年才见面，就是二十四年后才首次见面。我很礼貌的带了一件小礼物送他，那是一个小镜框，中有马萨里克（Masaryk）的一张照片。彭明敏很谦虚，他说：“你李先生太博学了，你考倒我了，这位是谁啊？”
我说：“他是捷克的国父马萨里克。他是名教授，当年带着学生领导独立运动，流亡海外，一九一八年他成功了，并且当了总统，一九三七年八十六岁时死去。他为捷克打下独立的基础，可是他无法解决与强邻的关系，最后捷克被强邻所灭。
他的故事告诉人们，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搞独立是一口事，可是，纵使成功了，也与强邻问题解决不了，也是空忙一场……”
彭明敏若有所思地收下我的小礼物。饭后，他用他的胜利牌轿车送我回家。车中也没谈什么，好像二十四年前的知己之情都生疏了。后来他在凯悦大饭店席开一桌，请我全家，也请了陆啸钊，以及陈彦增、郭文华等人。事后我没有回请他们，我想起二十四年前我和彭明敏两人日夜相处的往事，对今天这种“恭而有礼”式的宴饮，实在觉得不自在。
两次饭局后，我和彭明敏又恢复了不相往来的状态。谢聪敏偶尔与我联络，我多次请他侧面影响影响彭明敏。谢聪敏说：“李敖啊，老彭已经被海外那些新贵们包围啦，连我都讲不进去，也不敢讲话啦！”我笑说：“就是皇帝，也是打到天下后，才清除功臣、不纳忠言呀！怎么还没打到天下，只回台湾得意几天就忘形起来了，连老朋友都冷淡了？这样笨，还搞什么政治？”谢聪敏说：“老彭就是那样，我又有什么办法？”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我看到彭明敏发表的《写在（台湾自救宣言）三十周年前夕》、又在头一天收到谢聪敏电传来的感言和电话、又看到报上他们的照片和庆祝活动，我忍不住在八月二十七日写了一封信，我严肃指出：
……你们三十年前的宣言，明明争的重点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解决了，一中一台根本不是问题。你们的运动，其实是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这个运动成功了，台湾变成了如国民党牛皮所说的“自由民主的灯塔”，不愁大陆不在内外压力下向光明认同，一旦大陆也跟你学习，成了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分是合都不是问题。如今若不在自由民主运动上定性定位，还在一中一台上落墨着眼，是舍本逐未、是以虚幻的海市蜃楼代替务实的自救功夫。－自由民主运动和一中一台好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一实一虚，不可不弄清楚。你们既在三十年前做了先知，你们就有责任在三十年后矫正导向，能为三十年后的台湾导出正确的方向，才不愧为先知，才是你们的伟大……
我又写道：
彭老师文中指出“危险而无理智的‘中国情结’”是错误的，这话反面解释，“安全而理智的‘台湾情结’”，自是可行的。不过，依我的先知水平，（别忘了我也是先知！）我始终看不出来一中一台有可行性，一中一台论者三十年来，从未提出任何论证（理智的论证）证明如何达成一中一台、如何抵抗大陆，让他们放开黑手，让台湾去一台。有起码常识的人都能清楚知道大陆绝对有“犯台”的能力、都能清楚知道美国人不可靠，何况通达世情、通达国际大势的国际法权威彭老师及其门徒？虽然如此通达，却还高唱一中一台－只有空头主张、全无具体办法的一中一台，这不是好梦又是什么？这种一厢情愿（wishfulthinking）的思考模式，施之于贩夫走卒匹夫匹妇，犹可说也；施之于台湾人的先知，不可说也！
什么是一厢情愿？凡是提不出具体办法的号召，都属之。
彭老师大作指摘“当局”不肯“以台湾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试问一旦彭老师成了“当局”，你能如愿以偿加入吗？
加入联合国，“共匪”不亡，绝无可能，这是起码常识，彭老师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别人可以一厢情愿打如意算盘以意淫联合国（其模式，与国民党意淫大陆——“反攻大陆”完全如出一辙），但是，彭老师怎可如此？这种“危险而无理智”，泛滥成灾，遂有“总统直选”等见诸彭老师大作，总统直选会带来独裁穹混乱，这也是政治学常识，别人争权夺利可以这样儿戏，前台大政治系主任怎可如此？
彭老师说“台湾当局数年来一些政策确在沿着我们曾经提倡的大方向进行着”，只是太慢。但是，纵太慢，也似有进境，可是，二十年后的王位先知本人呢？）十年来的进境又在哪卫？难道进境只在“总统直选”一类么？易卜生（Ibsen）一八八二年写《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写那当时饱受打击的先知，后来易卜生自道，说当人民在十年后脚步跟卜先知的时候，光知自己又超出了人民十年。彭老师啊、聪敏啊、廷朝啊，你们超出的，又在哪里？
三十年前，你们是先知；三十年后，你们跟他们当然有不同，但不同又有多少？当人民跟先知人云亦云，先知堕入魔道自说自话的时候，这就未免太对不起当年的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