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光剑影，寒武袭人，软禁硬汉，恶客盈门。
我十四岁来台湾，台湾虽是亚热带，但对我来说，却一片寒气，像是漫漫长夜的冬天，原因是在国民党伪政府统治下，寒气袭人，活得非常不舒服。在中学的我，被寒尚轻，是“小寒纪”；大学以后，寒气渐浓，是“大寒纪”……到了文星结束，以至彭明敏偷渡，我被全天二十四小时“跟监”（跟踪监视）后，则是公然以武嘘寒了，一寒至此，我戏呼“寒武纪”，不亦宜乎？
在“寒武纪”来临之前，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就是李翰祥。对李翰祥，我本无好感，原因是他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我做预官八期排长的时候，正是他《江山美人》流行的日子。部队整天播的、老兵整天哼的，都是梅龙镇那一套，播呀哼的，烦人烦得要命；后来我总算退了伍，跑到台北，又碰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流行，我躲开现代梅龙镇，却又碰到台北狂人城，和萨孟武、徐复观之流对凌波的意淫风，（徐复观写肉麻的诗，说要对凌波“诗以张之”！）乌烟瘴气，也烦人烦得要命。说李翰祥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因为直接永不可能，理由是：我从没看过这种他妈的国片。李翰祥后来听说我没看过他的梁祝，大吃一惊，开玩笑说：“李敖你这种朋友怎么能交！你不看朋友拍的电影！”我说：“现在你知道如何维持友谊了吧，最好你也别看我的书！”
我认识李翰祥是在他来台湾成立国联影业公司以后，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是康白（何伟康）介绍的。一个月后（五月十七日），他约我在他的明星讲习班上讲一次演，然后请我在他家晚饭。他说他看出来李敖是最厉害的东北人，并且像绍兴师爷。那时文星已近尾声。国民党封杀文星后，我陷入谋生的困境。当时谋生，光靠偷偷摸摸帮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忙是不能维持的，因为这些文化商人抵抗不了官方的压力，所以所谓偷偷摸摸帮忙，只是一时的、按件计酬的，并且很呕气的。例如我编了《罗素选集》，水牛出版社彭诚晃却不敢挂我的名字，而是由他们的股东刘福增坐享其成的。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其他生路，其中一个，就是卖洋人旧电器。主要来源是美军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有的外国朋友离台后，也愿把旧电器卖给我，巴特菲尔德（Fox Butierfield）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后为了《苦海余生》一书，国民党大捧特捧巴特菲尔德，国民党完全忘了：当年为了巴特菲尔德支持李敖抵抗极权与迫害人权，曾被国民党“留置”、“找麻烦”、“飞机场洗澡”，国民党对自己，可真既往不咎啊！
除了卖旧电器以外，我也不失掉靠学问一时谋生的路子。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八日，李翰祥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拍唐伯虎的戏，他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问我知不知道这剧本收在哪部书里？我说这剧本收在董康辑的《盛明杂剧》里。他对我的渊博大吃一惊，问我哪里有《盛明杂剧》？我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我试试看。事实上，这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我故意不说。第二天，我告诉李翰祥，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肪缘》的影印本，要一百美金。李翰祥说，只有几页，太贵了吧？我说：“翰祥啊！知识很值钱啊！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可以卖小钱啊？”李翰祥认为有理，就付了我一百美金。十二月十日晚上，李翰祥和康白来我家，他说要请我在欣欣餐厅吃晚饭，他的国联公司陷入困境，现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总干事陈绥民负责，晚饭时候陈绥民也会来。在吃饭时候，我对陈绥民说：你们国民党的统战手法，可得改一改了，这样子统战，不是争取朋友，而是制造敌人，这样会逼人逼出事来的。陈绥民说：我们逼了谁了？你说说看。我说你们日夜派特务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现在就去查看如何？陈绥民无奈，就说好。于是四个人坐我的“计程车”（我的汽车虽是自用，但和计程车同型同价，所以无异计程车），到了温州街彭家，彭明敏出来证实，陈绥民也就哑口无言。陈绥民走后，李翰祥很佩服我对朋友的照顾和对国民党的抗衡。
那天晚上我发烧，我提议早点回家。十二月十二日，就住进了宏恩医院。全部医药费四千元，折合美金，正是一百。我笑着对小情人小蕾说：“傥来之财，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医院来看我，同来的有宋项如、郭韧各位。李翰祥进房就找电插座，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带来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于是就放映起来，内容全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有近景，也有大特写。最后他把机器等全部留给了我，让我看个够。－这就是李翰祥的体贴和风趣。
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车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一九六九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
那年五月十一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李翰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他请我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刻送到各报；五月十三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大多了！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异。偶尔时候，我也满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靠他吃饭的一些国民党，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同他反目。这些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根据他们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出罪名有九，第一条就是“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
最精彩的，是他们在一九七0年七月公布了“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致治安机关的检举信，里头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美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这些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笔字迹，公布于下：
1．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3．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5．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