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有消息如下：
纪念国父逝世五十九周年
中视制播《伦敦蒙难记》
根据国父亲撰《伦敦被难记》、《党支会藏》，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与《中国古代名人列传》等书编剧而成的《国父伦敦蒙难记》，十一日下午四时将在中视频道播出，这是一出国语电视剧。
《国父伦敦蒙难记》的历史背景是国父在前往英国，准备组织华侨，扩大革命力量时，腐败专横的清廷竟以诡计将国父诱入"中国公使馆"，幸亏国父大仁大勇的精神和机智应变的能力，以及国父英籍老师康德黎的全力协助，才脱离虎口。
当时，由于舆论的报导和介绍，使全世界不但公认国父是中国革命领袖，同时也促使国父在大英博物馆完成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国父伦敦蒙难记》即完全依据史实演出国父伦敦蒙难十二天的经过，借以向逝世五十九周年的国父，表达敬意。
中视当家小生崔浩然在演出国父时，内心严肃而庄重，生怕无法将一代伟人的凛然正气表现出来，而老牌演员李影的"康德黎"角色，将康与国父间的师生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看看国民党最近在宣传上"新猷"些什么，我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居然浪费了一点时间，一边做工，一边断断续续看了这出电视剧。一看之下会失望，早在意中；但是边看边骂，却也稍嫌意外，边看边骂了国民党这种lousy宣传以后，我真忍不住要再写上一笔。
孙中山如是说：
国民党笔下的伦敦蒙难事件，其实真相是很"罗生门"的。
换句话说，真相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并且有的说法还是矛盾的。
对立的，包括孙中山自己的说法在内。我们先看孙中山自己的说法。《伦敦被难记》（《伦敦被难记》原文系英文，名为"Kidnapped in london"，由甘作霖中译，中华民国元年五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以后各处所翻印均本此）中说法如下：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伦敦，投宿于斯屈朗（Strand，伦敦路名）之赫青旅馆〔注一〕。翌日即至波德兰（Portl and Place，伦敦区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 Street）
四十六号康德黎〔注二〕君之寓所相访。康君夫妇招待甚殷，并为予觅相近之舍馆曰葛兰旅店（Gray'sinn），使徙止焉〔注三〕。予自是即暂居，每日独处无聊，辄往伦敦博物院游览，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子无日不适访康德黎君，每至必取其藏书，读而消遣。一日，予饭于其家，康德黎君戏谓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盖过访之，因相视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母然，彼公使馆中人睹子之面，行当出而相捕，解送回国耳。"予闻夫人言，益相与大笑，初不料后日竟成实事也。一夕，孟生医学博士（Dr.Manson）〔注四〕邀余往餐，孟生君亦子香港旧识，曾授予医学者。君亦笑谓予曰："慎勿行中国使馆，致堕陷阱。"予以是于中国使馆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远，历经良友之告诫，非全无措意者。
然予至伦敦，为日犹浅，途径未熟，彼良友之告诫，于予初无所济也。
是年十月十一日，适值星期，予于上午十点半钟时，自葛兰旅店（葛兰旅店在伦敦霍尔庞Holborn之葛兰旅店街。霍尔庞区名）赴覃文省街，意欲随康德黎君等赴礼拜堂祈祷。正踯躅间，一华人悄然自后至，操英语问予曰："君为日本人欤？抑中国人欤？"予答曰："予中国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籍，予答曰："广东。"其人仍操英语曰："然则我与君为同乡，我亦来自广州者也。"夫中国盛行不规则之英语，名曰pigeon英语，意即商业英语也。
华人虽同隶一国，而言语多相扑格。譬如汕头之与广州，相距仅一百八十英里，视伦敦之与利物浦犹相近，然其商人之言语，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借商业英语相通款。彼汕头人与广州人之商于香港者，多以英语相晋接，此足以见我国言语之歧杂矣。
予途遇之华人，既知予为粤产，始以粤语相谈，且行且语，步履颇舒缓。俄而又一华人来，与予辈交谈，于是予之左右，乃有二人相并而行矣。二人且坚请子过其所居，谓当烹茶进点，略叙乡谊，予婉却之，遂相与位立于道旁阶砌。未儿，又有一华人至，其最先与予相遇者，即迤逦去。于是此留而未去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强予过从，其情意诚挚非常，予是时已于阶砌傍屋之侧。
正赶超间，忽闻邻近之屋门砉然而辟，左右二人挟予而入，其形容态度又似谐谁、又似周旋。一纷扰间，而予已入，门已闭，键已下矣。然予尚未知此屋为谁之所居，故中心无所疑惧。初予之所以犹豫不即入者，益急欲往访康德黎君及孟生博士冀同往礼拜堂，恐中途迟回而不及耳。造子既入门，睹其急遮之状，且屋字若是宽广，公服之华人若是众多，因陡然动念曰：是殆即中国使馆乎？又忆中国使馆在覃文省街之邻，意者予向时踯躅之所，必中国使馆左右之道途也。
予入门后，被引至一室，室中有一二人与予接谈数语，又自相磋商数语，遂遣二人挟予登楼，予亦不之抗。
既登搂，复入一室，令予坐候。未几，而二人又至，更挟予上，是为第三层楼，仍令入一室中，其室有窗，护以铁栅，窗外即使馆之屋后也。须臾来一须发俱白之老人，施施然饶有官气，一入室即谓予曰："汝到此即到中国，此间即中国也。"
言已就座，徐徐询予："汝即孙文乎？"予曰："然。"
其人曰："实告汝，予得驻美使臣来电，谓汝乘麦竭斯的号轮船游历至英，故令我拘汝于此。"
予问曰："拘予何为那？"
其人曰："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唯今者总理衙门急欲得汝，因令余暂相羁留，以待朝廷之命。"
予曰："然则予之留此，可告吾友乎？"
曰："否！是不能。唯旅馆中之行李，汝可草一函，此间人当为汝取之。"
予告以欲致书于孟生博士，其人乃命人给予纸笔，予书中大意谓此身已被禁于中国使馆，请转告康德黎君，傅取予之行李带下云云。其人阅竟。曰："函中何能书及被禁二字，汝可别缮一函。"予乃另缮曰："顷予在中国使馆，乞告康德黎君，为予送行李至此云云。"
是老人者，予初不知为何许人，厥后而始知其即声名鼎盛之马凯尼（Sir Halliday Marcartney）也。
马凯尼君一转念间，忽又谓予可逞函告旅馆，不必托友代取。予答以予所寓者并非旅馆，除康德黎君外无知者，因以改缮之函授之。马凯尼唯唯，许为代寄。马凯尼之所以忽然转念者，盖欲借是以搜予行箧，或能得吾同党之姓名及往来之函耳。计诚狡哉。
照孙中山的说法，他的被关入伦敦中国使馆，是走在路上，碰到广东老乡，两人以乡音交谈，"且行且语，步履颇舒缓"的，后来又来了一个老乡，大家一起聊，在他左右，就一边一个人了。他们请他到家里坐坐，"烹茶进点，略叙乡谊"，他谢绝了，遂在路边又聊天。后来，又来了一位，最先跟他聊天的先走了，剩下的两位，一阵"情意诚挚非常"的推拉，他已到了路边的房子旁边了。"正超趄间，忽闻邻近之屋门窘然而辟，左右二人挟予而入，其形容态度又似谐谑、又似周旋。一纷扰问，而予已入，门已闭，键已下矣。"照孙中山这种说法，他的被关在伦敦中国使馆，是在一片粤语发音中的半推半就，是非自愿入使馆的。不但如此，在康德黎老师戏言何不一访中国使馆的时候，康师母还特别警告过他，并且孟生医学博士也警告他，'慎勿行中国使馆，致堕陷饼"。可见他从一八九六年十月一日抵伦敦，到十一日被关进使馆前，十一天中，绝未近中国使馆一步，更别提身入虎穴，自行进入使馆了。
只是"派人密尾行踪"而已
但是，孙中山这一说法，若是真的"完全依据史实"，即跟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当时秘件不符。现在我们得知：孙中山在美国时，行踪就早已被清廷注意，清廷驻旧金山总领事冯咏蘅，就曾向清廷驻美公使杨儒有报告如下：
孙文……身材短小，面黑微须，剪发洋装，由檀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国金山人，素系檀岛银行副买办；一名威隆，亦美国人，向在檀岛服宫，前次创议废主，因其未隶檀籍，所谋不逞。均抉厚资，居檀日久，是否孙文同党，尚难臆断。唯见同船偕来，交情甚洽。孙文借寓金山沙加冕街第七0六号门牌华商联胜杂货铺内。闻不日往施家谷〔注五〕转纽约，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并闻有沿途联络会党、购买军火、欲图报复之说。该犯随身携带私刊书册两本，虽无悸逆实迹，检其上傅相〔注六〕书，确有该犯之名，显系孙文无疑。现将原书设法觅取寄呈，俟访问该犯赴纽行期，再行电禀。查阅该犯书册两本：一系摘录明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称杞忧公子〔注七〕；一系上李傅相书，洋洋万余言，自称文素在香港习西医，已蒙考取，敬乞傅相专委办农务。两种文笔俱畅达，昨已附致总署备核矣。
杨儒得冯咏裔报告后，就电报北京总署。总署回电说："孙文将往欧洲何国？偕行洋人系何国人？附搭某船？希确查密电龚使（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瑷）酌办。英能援香港、缅甸交犯约代拿固妙；否则该匪若由新加坡潜结党恶内渡，应先电粤督预防，新加坡领事亦应饬其认真查访。"七月十八日，清廷驻美公使致函驻英公使，说："因中美交犯（引渡）另约，迄无成绪，此间无从措手，总署深知，故有转电尊处，援约代拿。""援约"就是援咸丰八年（一八五八）《中英条约》第二十一款〔注八〕，和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滇缅条约》第十五款〔注九〕，当时清廷盼能援这两个引渡条约由英国官方"代拿"孙中山，可是，英国政府采罪刑法定主义，引渡条约中既然只限于"香港"和"缅甸"，英国本上就不能适用。八月八日，清廷驻英公使复驻美公使信，就提到：
唯查此种罪犯，按西洋章程情形视之，在本国固法无可这；这逃至他国，他国即视为公犯，向无交出之例。俄之子白彦虎，即其明证也。弟已密饬代理新加坡总领事刘牧玉麟，预为筹备，并密查孙文有无党羽以及熟识之人在坡。如该犯果来欧洲，俟尊处探确电知后，弟当援约与英廷商办。若英不能代拿，则唯有窥其动静、探其逃踪，遵照署电，电知粤督预防，于其内渡时设法兜拿耳。
正因为驻英公使全无把握，所以在十月二日，在孙中山抵英后第二天，这位公使在致北京总署电中，有这样的文字：
接杨使函电悉。饬拿粤犯孙文，该犯现由美到英，改洋装无辫，外部以无在英交犯约，不能代拿，现派人密尾行踪。瑷寝。
这样过了八天，十月十日，他致电给驻美公使，也说：
密。孙文已到英，外部以此间无交犯约，不能代拿。
闻将往法，现派人密尾。瑷支。
这些文件，都证明了直到十月十日——孙中山抵英第十天——的时候，清廷中国使馆对他都没有亲自捉拿的意思，只是"派人密尾行踪"而已、"派人密尾"而已。
孙中山自己大意
不料到了十月十一日，突然有了转机。现查当时往来密电如下：十月十一日，驻英公使致北京总署电：
密。孙文到英，前已电达。顷该犯来使馆，洋装，改姓陈，按使馆即中国地，应即扣留，唯时解回，约颇不易，当相机设法办理。祈速示复，勿令窦使〔注十〕知，并请电粤督。瑷歌。
同一天，有"札稿"说孙中山这一"洋装，改姓陈"的事：
为札饬事：照得木大臣接准出使美国大臣杨函电内开："接奉总理衙门迭次函电内称，粤东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外洋，饬即随时查拿"等因、该犯现由美到英，改装易姓，适来本署。查公法：使馆即中国地，自应扣留，除电请总署示遵，并饬参赞马格里密查外，相应派员监守。
查翻译官邓丞廷铿，精细耐劳，即派该员督同武卉车德文，并洋仆二名，轮流看管。事关谋逆要犯，该员务当格外小心，毋任泄漏消息，趁间遁逸，致干大咎，切切，此礼。
右札驻英国翻译官邓丞廷铿准此
第二天（十月十二日），北京总署复电：
歌电悉。能按公法扣留，英不问，固好。解粤应设何法，能免英阻，且必到粤，望详商律师。谋定后动，无令援英例反噬，英又从而庇之，为害滋大，切望详慎。鱼。
十月十四日，驻英公使再电北京总署：
密。鱼电敬悉。孙无忌惮，自来使馆，势应扣留。据问看管之邓翻译言，〔孙〕欲谋大事，唯时未至等语。有西人知粤督几为所害，是反形已露。外部既以香港、缅甸约不能施之英京，现筹购商船，逞送粤，不泊英岸，可无他虞。船价煤工约需七千镑，得载二千余吨船一只，不用，变价亦可。否则释放，仍派人密尾，穷其所往，亦不露痕迹。统乞速示遵行。瑷庚。
十月十六日，驻英公使再电北京总署：
庚电未奉复，扣留至今，外无知者；释放亦宜早，免露痕迹，乞速示。瑷蒸。
十月十六日，北京总署复电：
庚电悉。购商船逞解粤，系上策，即照行。七千镑不足惜，即在汇丰暂拨，本署再与划扣。唯登舟便应镣，管解亦须加慎，望盖筹周备，起解电闻，以便电粤。蒸。
十月二十三日，驻英公使再致电北京总署：
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犯党在馆旁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竞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与外部商允，如孙回香港，必由港督严察，并请具文以凭饬港督照办等语。因将孙犯释放，仍派人密跟。瑷筏。
根据上面这些当时的原始文件〔注十一〕，我们清楚看到：当时直到十月十日为止，驻英中国使馆的人，都没有亲自捉拿孙中山的意思；直到十月十一日孙中山自己大意，"改装易姓"、"无忌惮，自来使馆"，他们才见人起意，觉得"使馆即中国地，自应扣留。"于是案情急转直下，好戏出场矣！
钦命要犯上了门
孙中山自己大意，显然低估了清廷的办事能力。清廷虽然无法搞今天"校园间谍"那一套，但是雇老外来跟踪，却也相当拿手。我们试看一下当时洋侦探在十月一日到五日间的跟踪报告：
马格里爵士〔注十二〕
波德兰
关于孙文事件
爵士：
关于我们十月一日通信上所提的事，我们现在报告你。我们在赫胥旅馆方面，做有系统的监视。在一日那天，就是星期四，此人于下午四点半钟外出，沿着斯屈朗走，经过佛立特街（Fleet Street），到露朅特场（Ludgate Circus），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以后又回到旅馆。那时候是下午六点三十分，以后就没有看见他出来了。
在二日星期五那天，他于上午十点三十分离开赫骨旅馆，雇了一个一0八五0号四轮马车装行李，坐到葛兰旅店街八号，将行李运入，该人亦进去。
他在该处到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才出来，步行列牛津街（Oxfordstreet），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于是走进上霍尔庞（High Holborn）一一九号（文具店），再进加快食堂（Express DairyCo.），吃了中饭，于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
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他再出来，走到霍尔庞的一个饭馆里停留了三刻钟，再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的时候，已经八点三十分钟，就不再看见他了。
以后每天都有人监视他，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四周顾望。他不在家里吃饭，到各种饭馆去吃。
提起你电报里所说的一层，我们可以说在监视期间，他不曾见过什么中国人。在利物浦听说有几个在"Majestic"和他同船的人，答应到伦敦来看他。
讲到照相这个问题，我们恐怕非等到天气好些，不能办到。
无论如何，我们对于这点总是尽力注意。
你忠实的司赖特侦探社（签名）〔注十三〕
可见孙中山的一举一动，都已在清廷中国使馆的雇人窥视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居然还"洋装，改姓陈"，跑到使馆中去，钦命要犯上了门，不惹出麻烦来，又岂可得乎？
"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既然是孙中山自己进入使馆的，孙中山为什么要在《伦敦被难记》里说与真相不符的话呢？这个答案，孙中山"四大寇"老友之一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道出了原委。陈少白说：
当时孙先生怎样会被公使馆拘留起来呢？照孙先生自己做的伦敦蒙难记所说：是道遇公使随员邓廷铿（号琴斋），自言是香山同乡，他乡遇故，就拉到邓家内谈天。原来他的家，就是中国公使馆。以后先生又遇到好几次，未了一回，就被挟持登楼，禁诸室中。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邓慕韩在《孙中山先生传记》里也说：
按先生伦敦使馆被难有二说：一为使馆计诱，即先生自著《伦敦被难记》所述；一为先生自进，即先生事后对人所言。……以情理论，应取自进说，缘诱先生为邓廷铿，时不过为一使馆微员，途遇一乡人，安知即为先生？即知之，于仓卒间安敢行此非常手段。必须奉准公使，详商办法，然后进行。须历若干时间，方能办到，断无即遇即禁如此之速。《伦敦被难记》所云计诱者，盖著是书时，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夫明知使馆尚敢进去，益见先生革命之勇敢精神。特将采录理由，附识于此，以释群疑。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集中也说：
中山每日造康寓叙谈，因于途上与使馆随员邓琴斋邂返，邓与中山为旧识，他乡遇故，颇与往还。邓之友人亦以乡谊之故，渐相结识，但不知为孙文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中山偶过使馆门外，遇同乡数人子道，各以粤语问讯，并邀中山入室，略叙乡谊。中山从之，入门后，即被二人挟持登搂，禁诸室中。
可见孙中山早就知道他自动去的地方是哪里，他写《伦敦被难记》故意说不知是使馆，并说自己在入门前被挟持，目的是"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由此可见，《伦敦被难记》的写作，是当时政治宣传品，政治宣传品的目的是政治宣传，不能算是信史，用信史眼光去看，就未免太不了解政治人物了、就未免太天真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自承："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戊戌政变记》在当时也是政治宣传品，不能算是信史）〔注十四〕。
孙中山写悔过书
孙中山在使馆被禁后次年，他在《伦敦被难记》中回忆：
马凯尼君临去时，即阖予室之门，并下键焉；自是予遂幽禁矣。未几，闻门外有匠人施斧凿之声，则于原键外更增一键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监守门外，有时或于二监者之外更添一人。当最初之二十四小时内，其中国监守二人，时或入室与予相语。其于被禁之原因，虽无一语宣泄，予亦不之问。然曾告予以顷者相见之老人即马大爷，予审为马凯尼也。大爷者官场通俗之尊称，犹当时驻英公使龚某之称龚大人也。使臣与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国人称之曰大人。时不知英政府公牍上之往还，亦称龚大人否耳。中国官场及外交礼节，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为侮慢者。西人之于中国文学风俗未经弹心研究者，实难明了。故彼外交官辄喜于晋接之间，以言语文字愚弄外国人，偶或占胜，即洋洋然自得曰："洋鬼子被屈于我矣。"其可笑一至于此。
予被禁后数小时，忽有一监守者入，谓率马凯尼君之命，搜检予身，因探取予钥匙、铅笔、小刀等物；然幸予另有一衣袋，中藏钞票数纸，未被检取，故彼所挈以去者，仅无重大关系之文件数纸而已。监守者复询予需何饮食，予仅令取牛乳少许而已。
他又说：
被禁之第四日晨，有一自称唐先生者来视予，彼盖诱予入使馆之人也。唐先生就座，做然曰："前日之强君至此，乃公事公办，义不容辞，今日之来，则所以尽一己之私情。我意君不如直认为孙文，讳亦无益。（李敖按：前引《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已向"一须发俱白之老人'、承认自己是孙文，"唐先生"又何能再出此言？）盖此间均已定夺一切，且君在中国卓有声望，皇上及总理衙门均稔知汝之为人，君姓名已震铄环球，即死亦可以无憾。总之，君在此间实生死所关，君知之乎？"
予曰："不然，此间为英国辖境，非中国之属地，公等将何以处余？按诸国际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将拘予之事闻子英政府，予意英政府必不能任公等随意处置也。"
唐答曰："吾挤不愿更与英政府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轮舟亦已雇定，届时当箝君口，束君肢体，畀赴舟上，而置于严密之所。及轮抵香港，当有中国炮舰泊于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舰，载往广州，听官吏鞠审，并明正典刑。"
予曰："公等此举，未免草率过甚。盖予在舟中，或得乘机与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微笑曰："否否，君虽万能，亦难出此。盖君登舟之后，即有人严密监视，与在此无异。苟有可与外人通消息之处，吾等必先事杜绝，绝不便君有丝毫间隙可乘也。"予又曰："舟中员司未必与使馆沆瀣一气，其中安知无矜悯我而为我援应者？"
唐曰："愚哉君也。是轮船公司乃马凯尼君所深识者，该公司人员自当遵马君之命而行，绝不为吾辈梗。"
唐又续曰："是轮船者，属于格来公司（Glean），本星期内未必启程（按：唐某与予谈话之日为十月十四日即星期三），盖公使为经济起见，不欲专雇是船，因令其先载货物，而行旅之费，则由使馆全认。这次星期，装载货物既竟，君亦须附载以行矣。"
予谓："此等计划，欲见诸实行亦良难。"
唐曰："此著如不果行，则予侨亦不妨戮汝于此．借免周折。盖此间即中国，凡使馆中所为之事，绝非他人所能干涉者也。"
唐言已，又侃侃然举高丽某志士事为我劝慰，并资启迪。盖某志士自高丽出奔至本，被其同国人诱赴上海，戕毙于英租界内，由华人将志士遗骸运往高丽，高丽政府戮尸示惩，而其找毙志士之凶徒，则获重赏并擢高位焉。
唐口述时，手舞足蹈，意兴甚豪。盖彼以为此次捕予有功，将来中国政府亦必加以重赏，赐以高位也。
予问曰："予殊不解公等何残忍若是。"
唐曰："皇上有命，凡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当加以不次之赏。"
予又进逼曰："君须知高丽志士之案，即中日开衅之一国。今公等致予于此，或招起极大之交涉，未可知也。
将来英政府对于使馆中人，不免要求中国政府全数惩治。
况君为粤人，吾党之在粤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为予复仇，岂第君之一身可虑，甚或累及君之家族，其时君将追悔莫及矣。"
唐某闻子言，不觉色变，顿易其豪悍之口吻曰："凡我所为，皆公使之命，我此来不过为彼此私情计，俾君知前途之危险耳。"
是夜十二，久钟时，唐又至吾室，与我谈话。
予曰："君如真为我友，则将何以援我？"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来也，我当竭尽吾力，希望脱君于厄。吾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钥，一可启此室之门．一可启使馆之前门，我之所以如此者，因掌钥者系公使之亲随，绝不肯授我以钥也。"
余问以出险当在何时？唐答称："必须俟诸次日即星期五（按：此时己在礼拜三夜十二点钟以后，己为星期四，故所谓次日即星期五）。星期五清晨二点钟时，我或能乘隙而来，援君出此罗网，未可知也。"
当唐辞出时，又告我星期五清晨必来相援，汝可预备云云。然唐去后，予仍取片纸，书数语，俟星期四（即十月十五日）上午授于英仆，乞其密交康德黎先生。及下午，唐又来云："此纸已由英仆逞呈使馆，马凯尼君见之，即向我大肆垢詈，谓不应以使馆密谋告汝。是在吾虽有援救之心，而汝此举实足破坏吾计划，未免自误。"
子乃问以尚有一线生机否？唐曰："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必须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唐乃劝我致书公使，求其相宵。吾从之，唐立命西仆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子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凯尼也。"
予问书中宜如何写法？唐曰："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至被嫌疑，因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照其授意书成一长函，搁叠既毕，照例应子纸背标明受书人之姓名，唐乃为予读马凯尼姓名之拼法曰："Sir Halliday Marcartney"。益此时予但知其姓氏之音为马凯尼，而犹未知其拼法。既而吾授信子唐，唐怀之而去，此后遂不再见此人之面矣。
吾此举实堕入唐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玉书中有亲至使馆吁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由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迫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唐曾告我，凡我所书各函，均由仆人出首子使馆，并未达于诸友。此时吾自思希望已绝，唯有坐以待毙耳。
孙中山笔下"自称唐先生者"就是邓廷铿，他是当时的翻译。
邓廷铿出现，目的是在骗取孙中山"求其相宥"的悔过书，孙中山自承被骗"可谓愚极"，但是"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自感无法，只好"吾从之"。
"不免一时愚昧"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写这一悔过书的经过说：
这是邓针对孙急切脱险愿望，进一步施用这种言语使孙产生恐惧懊悔感。"未免自误"就是说已濒临绝境。
但孙追问邓"尚有一线生机否"？邓听到这句话，真是"恰中下怀"。因改以诱惑语态答复孙："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邓所谓"依我命而行"，即劝孙"致书公使（龚照瑷），求其相宵"。孙先生自述："吾从之。邓立命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自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邓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于马格里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格里。'"
邓又进一步指示书翰内容："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致被嫌疑，经美时曹往使馆请求昭雪，未得晤见，故特来英，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孙面对当时残酷现实，唯有以死里求生保存此身再困辩正决心，按照邓所授意写成一函，摺叠后，邓又指示写上受信人马格里的英文姓名。于是邓满意地怀挟这一文件离去。
孙先生在康德黎等援救出险后，是年十一月四日，对英国政府律师陈述：当时所以一切听邓摆布，实因确认这是唯一仅有的一条获得自由的万一可能的机会。满清使馆确实是在进行押解他回国"正法"－如果竟成为事实，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实在非常恶劣。至于手写"亲至使馆吁求昭雪"是绝对不符事实，只是为求出险，听从邓廷铿授意书写而已。孙先生于《伦敦蒙难记》中指陈：
吾此举实堕入邓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盖书中有"亲至使馆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丝毫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这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孙先生又进一步说明：
予之所以惴惴以惧者，目前之生命事小，将来之政体事大。万一吾果被递解回国，清政府必宣示全国：吾之被建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后，中国国事犯将永无在英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太平）义军起义之后，清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奏凯旋。
国人又见吾之被逮于英而被戮于华，亦必且以为近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中华革命主义永无成功之望矣。
且予在旅馆中行李之外，尚有文件若干。如为中国使馆所得，则株连之祸，不知伊子胡底。幸康德黎夫人能为予预料及此，毅然赴旅馆，尽取子书犊，捆载而归，付之一炬。是其识力，诚大有造于吾党也。
可见孙先生在九死一生之际，仍随时面对"历史镜子，以吸收教初，引用金玉均及英国协助清廷打击太平军往事。但濒临绝望，固不免一时愚昧。孙先生于此反省自责，以资警惕。因革命工作冒险犯难，随时有再陷虎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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