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吉米•弗拉蒂亚诺和约瑟夫•伯纳诺这样的黑帮分子，以各自的方式代表了有组织犯罪的中坚力量，这些有组织犯罪包括带有恐怖色彩的谋杀和其他各种暴力行径。但在我开始把注意力投向黑手党之前，我曾报道过一些软性犯罪的骗子和无赖们。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最好把他们单独归为一类—— “白领犯罪”，以免让黑手党们听了不高兴。他们的受害者也许被骗走了辛苦劳作积攒起来的终身积蓄，但还不至于被打断膝盖骨或是“与鱼共眠”（被扔到海里喂鱼）。
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我曾大量报道过各种骗局，所以很多人以为调查性新闻才是我的主业。是的，我时常因为中东局势报道、采访华盛顿的政治领袖们和像伊扎克•帕尔曼、弗拉基米尔•霍洛维兹这样的文化名人而获得赞誉。但是，这些任务很少能像我之前做的调查性新闻那样激起观众发自肺腑的回应。这就是我工作的真实情形，从更大范围说，也是《60分钟》的真实情形。
这不是我们在1968年秋动手做节目时内心所想的。到我们登堂亮相时，唐•海华特公开表示，因为长期深受印刷媒体的影响，他为《60分钟》定的模型是《生活》杂志。我们和《生活》杂志一样，倾向图片化、讲究紧凑剪辑，派摄制组到世界各地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采访，同时，也积极寻求生动的特写和富有趣味性的故事，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而这就是《生活》杂志的成功之道。这个公式在最初几年里是引领我们前行的指路灯。
促使我们投身调查性新闻领域的是“水门事件”。1973年，我们和其他许多记者一样，也卷入了这场冲击白宫的洪流中，在随后一年，我们对这桩最后毁了尼克松任期的丑闻作了一些揭露性报道。那只是这个事件带来的部分影响——丑闻对美国新闻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水门事件”引发了一轮对调查性报道的狂热，随后，这阵流感扩散到美国所有的新闻编辑部，我们也没能“幸免于难”。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因为当时占主流的观点认为：电视不适合做调查性新闻。人们认为，摄像机是个招人注目的玩意儿，电视记者没法采用在揭露腐败和其他违法事件中经常使用的那些隐性技巧。（无须提醒大家，最好地报道了“水门事件”的正是进行隐性采访的印刷媒体记者们，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华盛顿邮报》的鲍伯•伍德沃特和卡尔•伯恩斯坦。）于是，我们开始着手证明：我们在《60分钟》不仅能做这样的报道，而且能和印刷媒体的弟兄们做得一样好。
从1976年冬到1978年春的两年间，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调查性新闻，其中一些报道震动了我们的观众，他们愤怒于这些卑鄙的人和事，并对我们将其曝光表示了感谢。
我们曾在芝加哥做过一个揭露公共医疗补助项目中腐败行为的报道。我们和一个无党派改革团体——较佳政府协会The Better Government Association，简称BGA。——编者注进行紧密合作。据BGA和来自其他渠道的信息称，芝加哥地区的几个临床实验室在采购交易中提供数额不菲的回扣。在BGA的协助下，我们虚构了一家医疗诊所，邀请一些有嫌疑的实验室来商谈使用他们提供的医疗补助服务。我们在墙上的一面单面镜一种可以透视的镜子，在镜子的一侧，看上去跟正常的镜子一样，但在另一侧却可以看穿镜子的另一面。——译者注后面藏了一架摄像机，而我躲在紧挨着的房间里的一处隐蔽地方监听对话，我们很快就收集到关于回扣的关键性证据。1976年2月，《莫斯大街诊所》节目播出，不久，芝加哥地区有9家实验室被宣布禁止参与公共医疗补助项目，另外11家被勒令整顿。
我们在芝加哥揭露的另一起腐败事件的主角是一位名叫菲利普•巴拉什的会计师，他在贿赂城建监察员以回避违反建筑法规的勾当中充当中间人。我们是从《芝加哥时报》的调查记者帕姆•泽克曼嘴里得知这条线索的，她当时正和我们在BGA的朋友一道做调查。泽克曼和BGA的一名监察员也编造了一家类似我们假诊所的机构，记得大概叫“米拉奇酒馆”。他们伪装成经营酒馆的夫妇俩，很快就成为巴拉什的客户，他教他们掌握贿赂的微妙技巧。他的咨询服务不只限制于贿赂，他还指点他们如何通过隐瞒收入的40%来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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