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摄于战后。
母亲一直说是法国著名作家克莱特发现了她，引导她走上了演艺道路。是的，所有的演员在成功之前都需要有一双慧眼来发掘，需要有人把展现才华的机会放在你面前。在遇到克莱特之前，母亲只在一些英国小成本电影中扮演角色，诸如《天堂笑语》和《双姝艳》这样的音乐喜剧电影，母亲的表演不温不火、规规矩矩，也没有取得什么知名度。不过接下来的一部《蒙特卡罗宝贝》让母亲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当剧组来到法国南部拍摄时，恰巧与克莱特住在同一家酒店。克莱特当时正准备在好莱坞推出自己的舞台剧《姬姬》（GIGI），当她看到这个正在为自己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女孩时，禁不住兴奋得大叫：“我找到了我的GIGI了。”克莱特是一个天才，这不仅是因为她在写作中流露出来的才华和思想，还因为她对母亲此后不同寻常生活的准确预测。很多人问我，在母亲拍摄过的那么多电影中我最喜欢哪一部？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如你所知，这是个对媒体来说非常容易做文章的问题。但是，在没有镁光灯的地方，我的回答总是《甜姐儿》。这是母亲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主演的一部歌舞片，记得在我非常小的时候，一看到这部电影就乐得口水直流。在这部电影里，母亲扮演了一名在巴黎某家俱乐部中担任独舞者的女演员，她的表演非常成功。从那时起，母亲的演艺事业就像旋转的舞者一样，张开双臂扶摇直上。与母亲在《甜姐儿》中愉快合作的弗雷德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当时对母亲的印象。我喜欢这部电影，我更喜欢奥黛丽。我敢打赌，她是你能够遇见的最可爱的人儿之一，能够与她一起工作简直太幸运了，所以工作中会发生很多让我非常开心的事情。她告诉我说，以前她曾经是一名舞蹈演员，但是在我们合作的时候，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跳舞了。奥黛丽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拍摄这部电影，然而此前我从来没有拍摄过这类电影，你知道，原本这个角色，导演也不是给我安排的。于是奥黛丽和剧组的人谈起我，她说，“好吧，如果你们找到弗雷德，那么我就会出演。”对于我来说，这是我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肯定。在此之前我从来没真正想过要在这部电影中担任角色，但是当我知道是奥黛丽点名要我，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角色。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是在伦敦拍这部戏，还是别的地方。制片人罗杰是伦敦的支持者，不过奥黛丽似乎并不喜欢，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派拉蒙的摄影基地完成了拍摄。当时我对她说，“你选择在哪儿拍摄，我们就在哪儿拍摄。”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影片的一部分是在巴黎拍摄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很愉快的回忆。“我们冲破困境了！”这是她的名言。影片中有一段非常关键的舞蹈戏，所配的歌词是“她爱了，他爱了”，这段舞蹈需要在巴黎郊区一片美丽的草地上拍摄，因此我们一直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但是当我们抵达那儿的时候，天气糟糕透了，天天都在下雨，草地泥泞不堪，整整两个星期我们都无法拍摄。最后，我们实在没有时间继续等待了，导演说，“明天我们必须拍摄。”结果第二天阳光明媚，下了半个多月的大雨突然停了。不过草地还是很泥泞，这让拍摄工作变得很困难。我记得当时奥黛丽说，“为了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起跳舞我已经等了20年，最后我得到了什么？一身的泥巴。”我当时想，这个女孩简直太可爱了。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些稍微干燥点的地方，剧务拿来很多照明用的灯烘烤地面，勉强让一切就绪了，赶紧开始了拍摄，我们已经没时间了，因为天知道什么时候大雨会继续下起来。有一幕情节是一场在露天舞台表演的时装秀，正拍摄到一半的时候大雨又来了，导演斯坦利·多南还在不停地喊“拍下来拍下来”，我赶快找了一件雨衣披上，但是奥黛丽当时正扮演一名模特在T型台上表演，大雨立刻把她身上的衣服浇得湿透。最终斯坦利把这段意外拍摄的镜头剪辑在了电影里，效果还真不错。她真的很棒。我认为那次合作非常成功，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相信那是一部出色的电影。做演员只是母亲的第二选择，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对母亲来说，这和跳芭蕾一样，都有必须遵守的原则：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和拥有职业精神。大约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彻底明白表演到底是什么。那一次我参加学校组织的话剧排演，并在莫里哀的《心病者》中扮演一个角色。这个戏中角色其实并没有病，但是由于长年累月的研究臆想症产生了对疾病的恐惧，使他以为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这个角色在戏中有一大段独白，对观众而言他前后矛盾的语言和颠三倒四的逻辑十分可笑，但是对演员来说，这却是篇非常晦涩艰难的台词。我为这次表演特意请教了母亲，她给我的建议是：读懂剧本。但是首先你要明白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幸运的是，我弟弟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是个精神病学专家，我向他仔细询问了关于臆想病的所有问题，这让我可以比较轻松地演绎这个角色。但是当正式演出逐渐临近时，我却越来越紧张，总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背会台词，会在观众面前出丑。母亲显然看破了我的焦虑，“想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我会在睡觉前大声朗读一遍我的台词，然后第二天当我睁开眼睛后，我会再来一次。”“就这样？”我问。“就这样。”母亲看着我，声音中充满了力量。于是演出前的四五天里，我每天都遵循母亲的指导进行练习。正式表演的那天，是在露天舞台，对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在送我出门搭乘学校大巴时，母亲对我说：“你上台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忘记了，千万别紧张，这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只要放松下来跟着节奏表演就行，千万别着急。”当然，她是正确的。我站在舞台上愣了约一秒钟，随后所有的台词都出现在了我的脑子里，什么感觉都来了，这真的很有趣。这次演出非常成功，掌声如雷。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母亲就站在远处的树阴下，后来她告诉我，她一直在偷偷地看我的演出，但是由于害怕影响我的情绪才没有坐在前排，只是站在角落里，静静地看。
天使在人间母亲一直说是法国著名作家克莱特发现了她，引导她走上了演艺道路。是的，所有的演员在成功之前都需要有一双慧眼来发掘，需要有人把展现才华的机会放在你面前。在遇到克莱特之前，母亲只在一些英国小成本电影中扮演角色，诸如《天堂笑语》和《双姝艳》这样的音乐喜剧电影，母亲的表演不温不火、规规矩矩，也没有取得什么知名度。不过接下来的一部《蒙特卡罗宝贝》让母亲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当剧组来到法国南部拍摄时，恰巧与克莱特住在同一家酒店。克莱特当时正准备在好莱坞推出自己的舞台剧《姬姬》（GIGI），当她看到这个正在为自己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女孩时，禁不住兴奋得大叫：“我找到了我的GIGI了。”克莱特是一个天才，这不仅是因为她在写作中流露出来的才华和思想，还因为她对母亲此后不同寻常生活的准确预测。很多人问我，在母亲拍摄过的那么多电影中我最喜欢哪一部？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如你所知，这是个对媒体来说非常容易做文章的问题。但是，在没有镁光灯的地方，我的回答总是《甜姐儿》。这是母亲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主演的一部歌舞片，记得在我非常小的时候，一看到这部电影就乐得口水直流。在这部电影里，母亲扮演了一名在巴黎某家俱乐部中担任独舞者的女演员，她的表演非常成功。从那时起，母亲的演艺事业就像旋转的舞者一样，张开双臂扶摇直上。与母亲在《甜姐儿》中愉快合作的弗雷德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当时对母亲的印象。我喜欢这部电影，我更喜欢奥黛丽。我敢打赌，她是你能够遇见的最可爱的人儿之一，能够与她一起工作简直太幸运了，所以工作中会发生很多让我非常开心的事情。她告诉我说，以前她曾经是一名舞蹈演员，但是在我们合作的时候，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跳舞了。奥黛丽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拍摄这部电影，然而此前我从来没有拍摄过这类电影，你知道，原本这个角色，导演也不是给我安排的。于是奥黛丽和剧组的人谈起我，她说，“好吧，如果你们找到弗雷德，那么我就会出演。”对于我来说，这是我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肯定。在此之前我从来没真正想过要在这部电影中担任角色，但是当我知道是奥黛丽点名要我，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角色。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是在伦敦拍这部戏，还是别的地方。制片人罗杰是伦敦的支持者，不过奥黛丽似乎并不喜欢，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派拉蒙的摄影基地完成了拍摄。当时我对她说，“你选择在哪儿拍摄，我们就在哪儿拍摄。”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影片的一部分是在巴黎拍摄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很愉快的回忆。“我们冲破困境了！”这是她的名言。影片中有一段非常关键的舞蹈戏，所配的歌词是“她爱了，他爱了”，这段舞蹈需要在巴黎郊区一片美丽的草地上拍摄，因此我们一直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但是当我们抵达那儿的时候，天气糟糕透了，天天都在下雨，草地泥泞不堪，整整两个星期我们都无法拍摄。最后，我们实在没有时间继续等待了，导演说，“明天我们必须拍摄。”结果第二天阳光明媚，下了半个多月的大雨突然停了。不过草地还是很泥泞，这让拍摄工作变得很困难。我记得当时奥黛丽说，“为了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起跳舞我已经等了20年，最后我得到了什么？一身的泥巴。”我当时想，这个女孩简直太可爱了。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些稍微干燥点的地方，剧务拿来很多照明用的灯烘烤地面，勉强让一切就绪了，赶紧开始了拍摄，我们已经没时间了，因为天知道什么时候大雨会继续下起来。有一幕情节是一场在露天舞台表演的时装秀，正拍摄到一半的时候大雨又来了，导演斯坦利·多南还在不停地喊“拍下来拍下来”，我赶快找了一件雨衣披上，但是奥黛丽当时正扮演一名模特在T型台上表演，大雨立刻把她身上的衣服浇得湿透。最终斯坦利把这段意外拍摄的镜头剪辑在了电影里，效果还真不错。她真的很棒。我认为那次合作非常成功，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相信那是一部出色的电影。做演员只是母亲的第二选择，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对母亲来说，这和跳芭蕾一样，都有必须遵守的原则：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和拥有职业精神。大约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彻底明白表演到底是什么。那一次我参加学校组织的话剧排演，并在莫里哀的《心病者》中扮演一个角色。这个戏中角色其实并没有病，但是由于长年累月的研究臆想症产生了对疾病的恐惧，使他以为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这个角色在戏中有一大段独白，对观众而言他前后矛盾的语言和颠三倒四的逻辑十分可笑，但是对演员来说，这却是篇非常晦涩艰难的台词。我为这次表演特意请教了母亲，她给我的建议是：读懂剧本。但是首先你要明白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幸运的是，我弟弟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是个精神病学专家，我向他仔细询问了关于臆想病的所有问题，这让我可以比较轻松地演绎这个角色。但是当正式演出逐渐临近时，我却越来越紧张，总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背会台词，会在观众面前出丑。母亲显然看破了我的焦虑，“想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我会在睡觉前大声朗读一遍我的台词，然后第二天当我睁开眼睛后，我会再来一次。”“就这样？”我问。“就这样。”母亲看着我，声音中充满了力量。于是演出前的四五天里，我每天都遵循母亲的指导进行练习。正式表演的那天，是在露天舞台，对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在送我出门搭乘学校大巴时，母亲对我说：“你上台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忘记了，千万别紧张，这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只要放松下来跟着节奏表演就行，千万别着急。”当然，她是正确的。我站在舞台上愣了约一秒钟，随后所有的台词都出现在了我的脑子里，什么感觉都来了，这真的很有趣。这次演出非常成功，掌声如雷。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母亲就站在远处的树阴下，后来她告诉我，她一直在偷偷地看我的演出，但是由于害怕影响我的情绪才没有坐在前排，只是站在角落里，静静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