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最后23个春秋》 作者：窦应泰
第五章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
武康路13号在1977年盛夏将临之时，焕发出一股勃勃生机。
巴金感到他又像建国初期那样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知道写小说和翻译别人的著作大不相同。写作要有灵感和冲动，否则他笔下便不会涌现文彩辉煌的文字。在过去十多年里，巴金已经绝少在心中产生这样的冲动了。创作欲望随着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精神打击已变得黯然失色。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文艺作品也不想看，因为那时的所谓文学作品，不过是江青允许出版的几本。除了《红岩》尚有一定的文学品位之外，绝无仅有的几本小说，大多参杂了“文革”时代特有的“假大空”文风，那样的小说即便勉强他读下去，也会让人如同嚼蜡、兴味索然的。
而今巴金是从《三同志》的旧稿中，又一次品味到五十年代那场战争的硝烟气味。他心中的创作冲动在与日俱增着，巴金知道自己应该尽快从消沉与悲哀的心态中挣扎和解脱出来。只有自己重新开始写作，才能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亡妻萧珊。他究竟写什么呢？“文革”时期他是没有生活感受的，即便有生活，也大多是灰暗色调的东西，善良的巴金不希望在他的笔下过多再现那些阴暗面的作品。
虽然“伤痕文学”在那一时期相当盛行，不过巴金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赶时髦的“过往云烟”。他这一辈子的写作宗旨，始终恪守不写则已，一但动笔他就必然要写自己熟悉和感人的东西。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巴金才感到他有必要对“文革”前写的这部《三同志》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修改了。他太留恋朝鲜战场上的那段生活经历了。他现在越加感激当年自己受命前往朝鲜前线的历史，他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怀恋的时光。
“离开平壤的那个夜晚，同志们都上车了，我还站在文化宣传省的门前，我最后一次望着对面月光下的牡丹峰。苏军解放朝鲜纪念塔和牡丹峰国家剧场炸毁后的门墙还看得见。一层朦胧的银白色笼罩了整个平壤城，牡丹峰下面的白色中闪出来几点灯光。对这英雄的城市，这美丽国土和这勇敢、热情的人民，我感到一种不能用语言说明的热爱。我真愿意在这里多留一些时候。可是嘎斯车戴着我们缓缓向下面的市街驶去。穿过那些砖瓦堆，穿过那些断墙残垣，经过那些颜色鲜明的衣裙、头上顶着包袱的朝鲜女人的身旁，经过那些矮小，简单的店铺门前，我们的嘎斯车走出了平壤。迎着那不断的人流和车流，沿着那条被美国飞机永远炸不断的公路跑去。……”
巴金的思绪又找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同样写于朝鲜前线，发表在1952年《人民文学》6月号上的短文《平壤，英雄的城市》，现在就摆放在他的面前。当他想重新修改《三同志》的时候，必须重新阅读过去的文字纪录。经过漫长的浩劫之后，巴金的藏书仍然没有不允许拆封，所以，巴金就只好设法在上海图书馆里寻找他从前笔下出一的朝鲜。
那时候图书馆所有藏书都还不能公开对外阅读，巴金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他想读的资料。当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竟然在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家面前，再现出他当年在朝鲜的经历。那无疑都是灵魂深处弥足珍贵的记忆！
巴金静静伫立在小楼的落地窗前。面对着院子里两棵枝繁叶茂的玉兰树，在想他早年在朝鲜会见金日成的片断。他和他的创作组成员在平壤只住了4天。和金日成见面竟然是在一间没加修饰的普通房间里，穿着马裤和军衣的朝鲜人民军领袖，就在这里工作，他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和巴金等人谈了一个多钟头。金日成说的话，在事过多年后巴金已经无法记得了，他现在仍有印象的是金日成那年轻圆脸上洋溢着的笑容。那是自信的微笑，他笑容里似乎有一种凭任何力量也难以转移的坚定意志。巴金知道金日成和彭德怀一样，也让他心中感动和激动过。也许正因为他和这样的伟人有过交谈与会见，所以才让巴金对朝鲜、对那场战争产生了一种必胜的信心！
事过几十年以后，留在巴金记忆中的金日成还像当年一样鲜活，一样栩栩如生。他现在只记得金日成说过的一句话：“朝鲜可以引为骄傲的是，朝鲜的妇女是英雄的妇女！”
“我为什么不能把朝鲜的英雄人物再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呢？”这是巴金站在小楼上沉思多日才发出的感悟。巴金在修改《三同志》的过程中，才感到他的生活积累已经因岁月的磨励而消失贻尽了。批斗与游街，艰难的干校生活，以及家庭的变故冲淡了他心中所有的感受。特别是他在朝鲜的生活，大多都已经淡忘了。如果他想改好《三同志》，至少还要重新回顾和沉思。巴金决不是急于求成的作家，他每写一部作品，无论篇幅长短，都要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与构思，在对人物完全了然于胸之前，他是决不会轻易诉诸笔端的。
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归来后，脑际中一直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有一天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这也是他自《家》《春》、《秋》三部曲完成以后，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小说。巴金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动笔，以便实现他的这个“朝鲜之梦”。
然而，初稿在1961年在成都写出之后，巴金自己始终不满意。他发现这部由25个章节组成的中篇小说，并没有把他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与采访到的众多感人故事包容进去。这样，他就把《三同志》暂且放在自己的抽屉里，他想先让自己从故事中走出来，经过认真的思考沉淀以后，再对此稿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然而在过了一年后，当巴金把《三同志》从头至尾再作一次认真的修改时，他自己仍然不满意。
到了1963年夏天，巴金再找机会把这部稿子从头至尾看过一遍。在经历三年的时间后，巴金对书稿中的人物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巴金认为他不能轻易随便地发表这部小说。他认为自己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作家，他要把那些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英雄们，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壮烈牺牲的英雄。所以，1963年冬天他把《三同志》再次修改过后，左看右看都不满意，最后，巴金才决定对自己精心改过多次的作品进行冷冻。
在长时间的冷冻中，巴金并没有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而淡忘了《三同志》中的人物。他知道书稿中的人物，都是他从前在朝鲜战场上最好的朋友。他不希望以一部尚未成熟的作品去急于哗众取宠或换取某种实惠，凭巴金在国内外的影响，他自知如果把《三同志》拿出来，肯定会有许多家杂志社前来争抢。越是这样，巴金越要慎重。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宁可小说不发表，也一定要把它修改成真正感人的东西。”
1964年夏天，武康路上那个小小的庭院里，夜灯常常彻夜不息。巴金是在百忙之中重新把《三同志》找了出来。他知道现在是把这部书稿推出去的时候了，已在自己抽屉里四历寒暑的中篇小说，他现已做到了字斟句酌。而且上海和北京的许多刊物，此时都正在频频向他约稿。大势所驱，巴金这次似乎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他想利用夏季的晚间休息时间，再把《三同志》加工润饰一番。他知道只要自己愿意把稿子拿出来，随时可以问世。然而经过几个夜晚的伏案修改，巴金竟然再一次停下笔来。
他发现《三同志》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而书稿中的毛病，并不是几个夜晚就可以解决的。巴金越是这样想，越不希望自己草草收兵。他有种修改不好死不休的意志，无论书中的人物还是情节，巴金都不肯轻易放过。他要求自己至少要达到自己满意的水平，才能拿出去公开发表。
秋风吹散了盛夏的严热，冬天很快就来了。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他宁可写一点随笔和散文应付那些纷至沓来的约稿，也不肯轻易把自己的《三同志》出手。到了1965年冬天，巴金又有了一点闲暇时间，这时他又想起了抽屉里那部已经被自己圈圈点点，用红笔勾划成一片红色的稿件。
这次，巴金从春节前一直改到严冬将尽，可是，他仍然还是不满意。这样巴金就只好把稿子再次放下，到了当年的5月，春风已经吹开他院里玉兰树的花蕾之时，巴金才又一次把《三同志》找出来。这次他几乎把所有不如意的地方都加了一遍功。然而，就在他准备把《三同志》拿出来发表的前几天，巴金竟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再等一等吧。与其就这样把它发表出来，不如再认真的改一下！”
本来，巴金还想在1966年春天，继续对自己倾注心血的《三同志》再作一次修改，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春夏之交，一场旷古少见的红色狂飚猝然袭击着大江南北。全国动荡的形势已经无法让巴金继续坐在桌案前，修改他这部在朝鲜战场上为英雄们写就的中篇小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巴金即便在任何困难和情况下也没有忘记这部小说，然而那时他连自己的身家性命尚且难保，又怎能找机会接触这部《三同志》呢？好在经过大灾大难之后，这部手稿居然出奇不意地保存了下来。可是，就在巴金决定把《三同志》作为自己劫后余生的第一部小说推出的时候，他忽然又感到如若把《三同志》公开发表，自己至少还要下一番功夫。
他不能为修改《三同志》再去朝鲜了。巴金纵有此心也不便远行，他毕竟年迈了。行走也有些困难。这样，他就必须借助于第二手资料，重温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当然，重读自己的同类作品更为有益，那毕竟是他曾经经历的生活。大同江畔的三千里江山，时至今天仍在巴金的脑际里留有深刻的印象。
“下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天晴正了。夜幕落在整个山上。起先还有几缕灰白烟从近处大厨房里的烟囱里冒出来，后来它们也消失了。夜色越来越浓，只有山下开阔地里几块水田和水荡在发亮。从那里送过来鼓声似的蛙鸣。空气清爽，新鲜，这是朝鲜战地上的一个平静的春夜。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歌声，年轻的声音唱着《王大妈要和平》。起初是一个人唱，后来两三个人一齐唱起来。歌声刚刚落下去，接着就迸发出快乐的笑声，几个人用不同省份的口音在讲话。后来话声也听不到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在另一个山坡上也有人大声讲话。……”巴金翻阅1952年8月的《人民文学》，果然从中找到他在朝鲜写的散文《朝鲜战地的春夜》。他现在读起来，仍然让巴金心驰神往。没有谁比巴金更熟悉朝鲜了，那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和水洼，迄今都在他的头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把从前的生活重新活化起来，以变成自己灵感的冲动。
很快巴金就发现，《三同志》如果依照旧有的基础继续进行修改，发表之后的效果肯定难如人意。这部稿子与当年他在朝鲜写成的小说《团圆》大不相同。《团圆》有生活的原型，也有他多年在上海生活的积累，所以在自己笔下塑造出一对在战场上重逢的老战友，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而《三同志》尽管也同样来源朝鲜战场的真实生活，却由于结构等诸多问题，让巴金感到改起来力不从心。这样他就决定从《三同志》中择取一个人来写。这就是他后来写成的《杨林同志》！
杨林是巴金较为熟悉的志愿军战士。他的音容笑貌在事过几十年后，仍然在巴金的眼前浮动闪现。他记得自己在1952年从朝鲜回国，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的时候，曾经在宾馆灯下写了一篇《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这篇稿子巴金早在离开朝鲜前夕就已经打下腹稿，在回国的列车上写了草稿。他那时是怀着真诚的思念之情，一笔笔记下了当时的感情。这篇文稿后来他发表在当年10月25日的《北京日报》上。现在巴金把那篇文章也找到了，看着自己从前写的文字，巴金忍不住又要流泪了。
他这样写道：“离开朝鲜的前一天，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个国土和这里的朋友们牵引我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一秒钟，一分钟，一点钟箭也似飞去的时间。我真愿意跟那许多我敬爱的朋友再见一次面，再听他们谈一次话，再和他们相处一刻。我要永远保留着我前线生活的记忆。那些兴奋日子的回忆。明天汽车就要载着我穿过敌机的封锁线向祖国驶去的时候，朝鲜秋夜的寒气会浸透我的棉衣，但是我身边带着朋友们给我的温暖，朋友们的英雄的面貌会给我照亮道路。……”
夜灯幽幽。巴金来到楼上的书房里，他在桌上铺开了稿纸，写下《杨林同志》四字！这是他在“文革”后动笔写小说的开始，因此巴金感到自己的笔非常凝重，他要求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写作，以自己的感情，以自己的热血，以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来写。
当笔下流淌出无数优美文字的时候，巴金的头脑里便会融入电影似的境界中。
他眼前好象出现了电影中的镜头。那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儿女》。
硝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英雄驱虎豹，
舍生忘死为革命。
……
老人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熟悉的旋律。这支熟悉的歌曲，巴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便在他受到“专政审查”的黑暗岁月里，即便他一人离开了上海的家，前往奉贤五七干校参加田间劳动的日子，巴金只要在思想困苦的时候，就会一人偷偷地哼唱这支曲子。不知为什么从来不喜欢歌舞弹唱的巴金，只要他在心里哼唱这支曲子，心中所有的郁闷、苦楚和怅惘，都会随着歌曲而消逝无余。
巴金很感激长春电影制片厂。他一生中许多著作曾经搬上银幕，特别是成名作《家》，不但被搬上过银幕，也搬上过话剧舞台。然而，巴金心里最喜欢的电影，无疑就是这部根据他小说改而编成的故事片。这当然与巴金在朝鲜生活的那段难忘岁月不无关系。
想起《团圆》这部电影，巴金就不能不想起与电影中英雄群像相关的生活。那一年他到朝鲜率创作组进行实地采访，在志愿军某团六连体验生活的时候，他本身就接触到电影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六连战友们向巴金讲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让他难忘的的，就是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阵地最后只剩余两个人，他们就是班长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尽管数倍于他们的美国鬼子已经挺着刀枪从山坡下冲了上来，可是赵班长和小通讯员仍然拼命抵抗，直到打得弹尽粮绝，仍然没有一丝惧色。突然，刘顺武发现美国兵已经从他们身边冲上来了，赵先友急中生智，当即举起手里的步话机，大声向团长报告：“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不要管我们，快向我们开炮！快向我们开炮！……”
这一壮烈的场面巴金虽然没有亲历，然而六连战士的讲述，曾让巴金为之心动。当他从团长事后的回忆中听说赵先友和刘顺武壮烈牺牲的经过时，眼前始终闪现两个英雄的身影。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尽快用小说形式把英雄六连死守开城前沿的经历写成文艺作品的念头，十分强烈地在作家心中涌动了。
巴金回到上海后，每当他想起英雄六连的经历，就会感情冲动，激情不已。但是，他这种创作欲望，直到60年代初期才得以真正渲泻。他不能单纯向读者交待一个简单的英雄死守阵地的场面，巴金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必须要把真实的历史赋予新的生命。于是，他调动自己多年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决定丰富这一素材。巴金知道上海同样有一些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作为上海的作家，没有谁比巴金更理解和熟悉上海群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感情了。这样，才有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团圆》的诞生。
本来，这篇小说在巴金最初的设想，只供那些没有到过朝鲜的祖国亲人们阅读。可是他没有想到，小说《团圆》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反映十分强烈。巴金更没有想到自己这篇小说，竟会引起北京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的注意。夏衍阅后即指示中央电影局，把巴金的《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中央电影局很快就把拍摄电影《团圆》的任务，落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
长影对巴金的《团圆》格外重视。他们马上组成以著名导演武兆堤为首的创作班子。开始着手对小说《团圆》的改编，武兆堤和编剧毛烽来上海拜见巴金，他们很快就对未来的影片达成了一致共识。
剧本初稿写成后，巴金非常满意，因为电影剧本中加强了许多原小说中不曾出现的情节与人物。特别是对王成形象的塑造，更加具体和突出了，毛烽和武兆堤听到巴金的介绍，他们都对那位牺牲在阵地上的赵先友，死前对报话机大声呼叫：“向我开炮！”这一细节大为欣赏。所以，王成的形象在电影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演员阵容也让巴金十分满意。
长影为拍好这部重点故事片，特别从北京请来著名表演艺术家田方，出演片中我军军长王文清。由刘世龙来扮演王成，老演员浦克扮演影片中的朝鲜族老大爷。此外，郭振清、刘尚娴、周文彬、赵文瑜等著名演员，都在此片中联袂出演，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尽管《英雄儿女》一片在全国上映后，让更多没有到过朝鲜前线的观众，通过艺术形象更深一层的了解到那可歌可泣的生活，然而让巴金始料不及的是，在十年浩劫中，江青竟胡说此片是“大毒草”！巴金因此遭到严重的冲击。
现在，当巴金决心再写一部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时，《团圆》的艺术形象就会在他心中浮动。《三同志》和自己的《团圆》比较起来，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它的思想性如何？如果《三同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超过自己曾经有过的同类作品《团圆》，那么巴金就决不会轻易发表它。
巴金几经苦思，最后决定放弃自己多年心血的结晶，他仅仅从《三同志》中选取一部分情节，另起炉灶地重新写成了短篇小说《杨林同志》！
巴金最后23个春秋巴金感到他又像建国初期那样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知道写小说和翻译别人的著作大不相同。写作要有灵感和冲动，否则他笔下便不会涌现文彩辉煌的文字。在过去十多年里，巴金已经绝少在心中产生这样的冲动了。创作欲望随着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精神打击已变得黯然失色。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文艺作品也不想看，因为那时的所谓文学作品，不过是江青允许出版的几本。除了《红岩》尚有一定的文学品位之外，绝无仅有的几本小说，大多参杂了“文革”时代特有的“假大空”文风，那样的小说即便勉强他读下去，也会让人如同嚼蜡、兴味索然的。
而今巴金是从《三同志》的旧稿中，又一次品味到五十年代那场战争的硝烟气味。他心中的创作冲动在与日俱增着，巴金知道自己应该尽快从消沉与悲哀的心态中挣扎和解脱出来。只有自己重新开始写作，才能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亡妻萧珊。他究竟写什么呢？“文革”时期他是没有生活感受的，即便有生活，也大多是灰暗色调的东西，善良的巴金不希望在他的笔下过多再现那些阴暗面的作品。
虽然“伤痕文学”在那一时期相当盛行，不过巴金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赶时髦的“过往云烟”。他这一辈子的写作宗旨，始终恪守不写则已，一但动笔他就必然要写自己熟悉和感人的东西。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巴金才感到他有必要对“文革”前写的这部《三同志》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修改了。他太留恋朝鲜战场上的那段生活经历了。他现在越加感激当年自己受命前往朝鲜前线的历史，他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怀恋的时光。
“离开平壤的那个夜晚，同志们都上车了，我还站在文化宣传省的门前，我最后一次望着对面月光下的牡丹峰。苏军解放朝鲜纪念塔和牡丹峰国家剧场炸毁后的门墙还看得见。一层朦胧的银白色笼罩了整个平壤城，牡丹峰下面的白色中闪出来几点灯光。对这英雄的城市，这美丽国土和这勇敢、热情的人民，我感到一种不能用语言说明的热爱。我真愿意在这里多留一些时候。可是嘎斯车戴着我们缓缓向下面的市街驶去。穿过那些砖瓦堆，穿过那些断墙残垣，经过那些颜色鲜明的衣裙、头上顶着包袱的朝鲜女人的身旁，经过那些矮小，简单的店铺门前，我们的嘎斯车走出了平壤。迎着那不断的人流和车流，沿着那条被美国飞机永远炸不断的公路跑去。……”
巴金的思绪又找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同样写于朝鲜前线，发表在1952年《人民文学》6月号上的短文《平壤，英雄的城市》，现在就摆放在他的面前。当他想重新修改《三同志》的时候，必须重新阅读过去的文字纪录。经过漫长的浩劫之后，巴金的藏书仍然没有不允许拆封，所以，巴金就只好设法在上海图书馆里寻找他从前笔下出一的朝鲜。
那时候图书馆所有藏书都还不能公开对外阅读，巴金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他想读的资料。当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竟然在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家面前，再现出他当年在朝鲜的经历。那无疑都是灵魂深处弥足珍贵的记忆！
巴金静静伫立在小楼的落地窗前。面对着院子里两棵枝繁叶茂的玉兰树，在想他早年在朝鲜会见金日成的片断。他和他的创作组成员在平壤只住了4天。和金日成见面竟然是在一间没加修饰的普通房间里，穿着马裤和军衣的朝鲜人民军领袖，就在这里工作，他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和巴金等人谈了一个多钟头。金日成说的话，在事过多年后巴金已经无法记得了，他现在仍有印象的是金日成那年轻圆脸上洋溢着的笑容。那是自信的微笑，他笑容里似乎有一种凭任何力量也难以转移的坚定意志。巴金知道金日成和彭德怀一样，也让他心中感动和激动过。也许正因为他和这样的伟人有过交谈与会见，所以才让巴金对朝鲜、对那场战争产生了一种必胜的信心！
事过几十年以后，留在巴金记忆中的金日成还像当年一样鲜活，一样栩栩如生。他现在只记得金日成说过的一句话：“朝鲜可以引为骄傲的是，朝鲜的妇女是英雄的妇女！”
“我为什么不能把朝鲜的英雄人物再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呢？”这是巴金站在小楼上沉思多日才发出的感悟。巴金在修改《三同志》的过程中，才感到他的生活积累已经因岁月的磨励而消失贻尽了。批斗与游街，艰难的干校生活，以及家庭的变故冲淡了他心中所有的感受。特别是他在朝鲜的生活，大多都已经淡忘了。如果他想改好《三同志》，至少还要重新回顾和沉思。巴金决不是急于求成的作家，他每写一部作品，无论篇幅长短，都要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与构思，在对人物完全了然于胸之前，他是决不会轻易诉诸笔端的。
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归来后，脑际中一直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有一天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这也是他自《家》《春》、《秋》三部曲完成以后，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小说。巴金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动笔，以便实现他的这个“朝鲜之梦”。
然而，初稿在1961年在成都写出之后，巴金自己始终不满意。他发现这部由25个章节组成的中篇小说，并没有把他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与采访到的众多感人故事包容进去。这样，他就把《三同志》暂且放在自己的抽屉里，他想先让自己从故事中走出来，经过认真的思考沉淀以后，再对此稿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然而在过了一年后，当巴金把《三同志》从头至尾再作一次认真的修改时，他自己仍然不满意。
到了1963年夏天，巴金再找机会把这部稿子从头至尾看过一遍。在经历三年的时间后，巴金对书稿中的人物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巴金认为他不能轻易随便地发表这部小说。他认为自己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作家，他要把那些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英雄们，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壮烈牺牲的英雄。所以，1963年冬天他把《三同志》再次修改过后，左看右看都不满意，最后，巴金才决定对自己精心改过多次的作品进行冷冻。
在长时间的冷冻中，巴金并没有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而淡忘了《三同志》中的人物。他知道书稿中的人物，都是他从前在朝鲜战场上最好的朋友。他不希望以一部尚未成熟的作品去急于哗众取宠或换取某种实惠，凭巴金在国内外的影响，他自知如果把《三同志》拿出来，肯定会有许多家杂志社前来争抢。越是这样，巴金越要慎重。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宁可小说不发表，也一定要把它修改成真正感人的东西。”
1964年夏天，武康路上那个小小的庭院里，夜灯常常彻夜不息。巴金是在百忙之中重新把《三同志》找了出来。他知道现在是把这部书稿推出去的时候了，已在自己抽屉里四历寒暑的中篇小说，他现已做到了字斟句酌。而且上海和北京的许多刊物，此时都正在频频向他约稿。大势所驱，巴金这次似乎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他想利用夏季的晚间休息时间，再把《三同志》加工润饰一番。他知道只要自己愿意把稿子拿出来，随时可以问世。然而经过几个夜晚的伏案修改，巴金竟然再一次停下笔来。
他发现《三同志》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而书稿中的毛病，并不是几个夜晚就可以解决的。巴金越是这样想，越不希望自己草草收兵。他有种修改不好死不休的意志，无论书中的人物还是情节，巴金都不肯轻易放过。他要求自己至少要达到自己满意的水平，才能拿出去公开发表。
秋风吹散了盛夏的严热，冬天很快就来了。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他宁可写一点随笔和散文应付那些纷至沓来的约稿，也不肯轻易把自己的《三同志》出手。到了1965年冬天，巴金又有了一点闲暇时间，这时他又想起了抽屉里那部已经被自己圈圈点点，用红笔勾划成一片红色的稿件。
这次，巴金从春节前一直改到严冬将尽，可是，他仍然还是不满意。这样巴金就只好把稿子再次放下，到了当年的5月，春风已经吹开他院里玉兰树的花蕾之时，巴金才又一次把《三同志》找出来。这次他几乎把所有不如意的地方都加了一遍功。然而，就在他准备把《三同志》拿出来发表的前几天，巴金竟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再等一等吧。与其就这样把它发表出来，不如再认真的改一下！”
本来，巴金还想在1966年春天，继续对自己倾注心血的《三同志》再作一次修改，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春夏之交，一场旷古少见的红色狂飚猝然袭击着大江南北。全国动荡的形势已经无法让巴金继续坐在桌案前，修改他这部在朝鲜战场上为英雄们写就的中篇小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巴金即便在任何困难和情况下也没有忘记这部小说，然而那时他连自己的身家性命尚且难保，又怎能找机会接触这部《三同志》呢？好在经过大灾大难之后，这部手稿居然出奇不意地保存了下来。可是，就在巴金决定把《三同志》作为自己劫后余生的第一部小说推出的时候，他忽然又感到如若把《三同志》公开发表，自己至少还要下一番功夫。
他不能为修改《三同志》再去朝鲜了。巴金纵有此心也不便远行，他毕竟年迈了。行走也有些困难。这样，他就必须借助于第二手资料，重温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当然，重读自己的同类作品更为有益，那毕竟是他曾经经历的生活。大同江畔的三千里江山，时至今天仍在巴金的脑际里留有深刻的印象。
“下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天晴正了。夜幕落在整个山上。起先还有几缕灰白烟从近处大厨房里的烟囱里冒出来，后来它们也消失了。夜色越来越浓，只有山下开阔地里几块水田和水荡在发亮。从那里送过来鼓声似的蛙鸣。空气清爽，新鲜，这是朝鲜战地上的一个平静的春夜。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歌声，年轻的声音唱着《王大妈要和平》。起初是一个人唱，后来两三个人一齐唱起来。歌声刚刚落下去，接着就迸发出快乐的笑声，几个人用不同省份的口音在讲话。后来话声也听不到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在另一个山坡上也有人大声讲话。……”巴金翻阅1952年8月的《人民文学》，果然从中找到他在朝鲜写的散文《朝鲜战地的春夜》。他现在读起来，仍然让巴金心驰神往。没有谁比巴金更熟悉朝鲜了，那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和水洼，迄今都在他的头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把从前的生活重新活化起来，以变成自己灵感的冲动。
很快巴金就发现，《三同志》如果依照旧有的基础继续进行修改，发表之后的效果肯定难如人意。这部稿子与当年他在朝鲜写成的小说《团圆》大不相同。《团圆》有生活的原型，也有他多年在上海生活的积累，所以在自己笔下塑造出一对在战场上重逢的老战友，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而《三同志》尽管也同样来源朝鲜战场的真实生活，却由于结构等诸多问题，让巴金感到改起来力不从心。这样他就决定从《三同志》中择取一个人来写。这就是他后来写成的《杨林同志》！
杨林是巴金较为熟悉的志愿军战士。他的音容笑貌在事过几十年后，仍然在巴金的眼前浮动闪现。他记得自己在1952年从朝鲜回国，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的时候，曾经在宾馆灯下写了一篇《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这篇稿子巴金早在离开朝鲜前夕就已经打下腹稿，在回国的列车上写了草稿。他那时是怀着真诚的思念之情，一笔笔记下了当时的感情。这篇文稿后来他发表在当年10月25日的《北京日报》上。现在巴金把那篇文章也找到了，看着自己从前写的文字，巴金忍不住又要流泪了。
他这样写道：“离开朝鲜的前一天，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个国土和这里的朋友们牵引我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一秒钟，一分钟，一点钟箭也似飞去的时间。我真愿意跟那许多我敬爱的朋友再见一次面，再听他们谈一次话，再和他们相处一刻。我要永远保留着我前线生活的记忆。那些兴奋日子的回忆。明天汽车就要载着我穿过敌机的封锁线向祖国驶去的时候，朝鲜秋夜的寒气会浸透我的棉衣，但是我身边带着朋友们给我的温暖，朋友们的英雄的面貌会给我照亮道路。……”
夜灯幽幽。巴金来到楼上的书房里，他在桌上铺开了稿纸，写下《杨林同志》四字！这是他在“文革”后动笔写小说的开始，因此巴金感到自己的笔非常凝重，他要求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写作，以自己的感情，以自己的热血，以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来写。
当笔下流淌出无数优美文字的时候，巴金的头脑里便会融入电影似的境界中。
他眼前好象出现了电影中的镜头。那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儿女》。
硝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英雄驱虎豹，
舍生忘死为革命。
……
老人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熟悉的旋律。这支熟悉的歌曲，巴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便在他受到“专政审查”的黑暗岁月里，即便他一人离开了上海的家，前往奉贤五七干校参加田间劳动的日子，巴金只要在思想困苦的时候，就会一人偷偷地哼唱这支曲子。不知为什么从来不喜欢歌舞弹唱的巴金，只要他在心里哼唱这支曲子，心中所有的郁闷、苦楚和怅惘，都会随着歌曲而消逝无余。
巴金很感激长春电影制片厂。他一生中许多著作曾经搬上银幕，特别是成名作《家》，不但被搬上过银幕，也搬上过话剧舞台。然而，巴金心里最喜欢的电影，无疑就是这部根据他小说改而编成的故事片。这当然与巴金在朝鲜生活的那段难忘岁月不无关系。
想起《团圆》这部电影，巴金就不能不想起与电影中英雄群像相关的生活。那一年他到朝鲜率创作组进行实地采访，在志愿军某团六连体验生活的时候，他本身就接触到电影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六连战友们向巴金讲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让他难忘的的，就是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阵地最后只剩余两个人，他们就是班长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尽管数倍于他们的美国鬼子已经挺着刀枪从山坡下冲了上来，可是赵班长和小通讯员仍然拼命抵抗，直到打得弹尽粮绝，仍然没有一丝惧色。突然，刘顺武发现美国兵已经从他们身边冲上来了，赵先友急中生智，当即举起手里的步话机，大声向团长报告：“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不要管我们，快向我们开炮！快向我们开炮！……”
这一壮烈的场面巴金虽然没有亲历，然而六连战士的讲述，曾让巴金为之心动。当他从团长事后的回忆中听说赵先友和刘顺武壮烈牺牲的经过时，眼前始终闪现两个英雄的身影。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尽快用小说形式把英雄六连死守开城前沿的经历写成文艺作品的念头，十分强烈地在作家心中涌动了。
巴金回到上海后，每当他想起英雄六连的经历，就会感情冲动，激情不已。但是，他这种创作欲望，直到60年代初期才得以真正渲泻。他不能单纯向读者交待一个简单的英雄死守阵地的场面，巴金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必须要把真实的历史赋予新的生命。于是，他调动自己多年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决定丰富这一素材。巴金知道上海同样有一些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作为上海的作家，没有谁比巴金更理解和熟悉上海群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感情了。这样，才有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团圆》的诞生。
本来，这篇小说在巴金最初的设想，只供那些没有到过朝鲜的祖国亲人们阅读。可是他没有想到，小说《团圆》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反映十分强烈。巴金更没有想到自己这篇小说，竟会引起北京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的注意。夏衍阅后即指示中央电影局，把巴金的《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中央电影局很快就把拍摄电影《团圆》的任务，落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
长影对巴金的《团圆》格外重视。他们马上组成以著名导演武兆堤为首的创作班子。开始着手对小说《团圆》的改编，武兆堤和编剧毛烽来上海拜见巴金，他们很快就对未来的影片达成了一致共识。
剧本初稿写成后，巴金非常满意，因为电影剧本中加强了许多原小说中不曾出现的情节与人物。特别是对王成形象的塑造，更加具体和突出了，毛烽和武兆堤听到巴金的介绍，他们都对那位牺牲在阵地上的赵先友，死前对报话机大声呼叫：“向我开炮！”这一细节大为欣赏。所以，王成的形象在电影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演员阵容也让巴金十分满意。
长影为拍好这部重点故事片，特别从北京请来著名表演艺术家田方，出演片中我军军长王文清。由刘世龙来扮演王成，老演员浦克扮演影片中的朝鲜族老大爷。此外，郭振清、刘尚娴、周文彬、赵文瑜等著名演员，都在此片中联袂出演，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尽管《英雄儿女》一片在全国上映后，让更多没有到过朝鲜前线的观众，通过艺术形象更深一层的了解到那可歌可泣的生活，然而让巴金始料不及的是，在十年浩劫中，江青竟胡说此片是“大毒草”！巴金因此遭到严重的冲击。
现在，当巴金决心再写一部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时，《团圆》的艺术形象就会在他心中浮动。《三同志》和自己的《团圆》比较起来，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它的思想性如何？如果《三同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超过自己曾经有过的同类作品《团圆》，那么巴金就决不会轻易发表它。
巴金几经苦思，最后决定放弃自己多年心血的结晶，他仅仅从《三同志》中选取一部分情节，另起炉灶地重新写成了短篇小说《杨林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