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谭暑生》（1985年12月31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9-30页
对古代的东西肯定得过分，没有一分为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请问：
如果不一分为二，我们党能写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现代中国人的任务是把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古籍中的珍宝提出来，这就要用两分法。全部否定不对，全部肯定也不对。
——《致杨永忠》（1984年6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72-473页
（一些同志的文章）好就好在敢于从老的一套陈规旧律中走出来，而毛病在于不加分析地把外国流行的一套全部或大部接过来，作为他们的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是实际事物的科学概括，所以是脱离实际的，全文也就成为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一种时髦的概念游戏！
概念当然重要，但脱离实际的概念是唯心的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
抱住老的、过时的概念不行，因为它不符合实际或不尽符合实际；乱创新的、输入新的破烂也不行，也因为它不符合或不尽符合实际。
现在世界上的确出了许多新东西、新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没有，轮到我们来总结、概括。
但这是件艰难的工作，图省事靠输入、搞翻版都不行。
我看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Naisbitt的《大趋势》顶多只是素材，不是结论，不是什么研究工作出发点的概念。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提炼才行，谁来做？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包括您在内，应该担负此重任呀！
——《致吴健》（1984年7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79-480页
我们在探讨今后怎么办的时候，必须想到、看到中国的光辉未来，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创新，千万不要按老习惯办事。
——《科协要改革、要开展宏观学术交流》，《人民日报》（1986年6月23日）
“书呆子”一定要攻人类社会的现实大问题，抱大西瓜，不仅拾小芝麻，才能脱离呆子状态。
——《致沈大德、吴廷嘉》（1987年11月9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71页
在我们国家，现在有不少人尚未摆脱经营自己二亩地的小农意识，把自己的工作说成一门学科，完全不顾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这样他们就是什么专家、什么权威，外人不得侵犯。我认为这是可笑的。
——《致王修璧》（1990年8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334页
可以打开一些中医的眼界，看到现代科学毕竟是进步的，不能死抱着几本中医经典不放，闭关自守。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把中外医学的好东西结合起来，用系统科学来促使中医现代化，即医学现代化。
这是由低到高的扬弃！
综合而扬弃是最难的。历史上的飞跃，科学革命都是如此得来的；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剩余价值论是综合而扬弃；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是综合而扬弃！
——《致邹伟俊》（1983年11月29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61-262页
科学工作千万不能固执己见。缺乏勇于认错的精神，是会吃大亏的。
——名人网“名人名言”——钱学森名言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钱学森经典语录
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在任何新的领域，我们都是小学生。
——《中国载人航天首任总师：钱学森是航天奠基人》，新华网，2009年11月5日书是有用的，但万万不要死读书。这个普通的道理，对科学研究方法论来说，尤其重要。
——《谈谈科学研究的方法》，《人民日报》（1985年4月11日）
我近年来多次宣传要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学，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研究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才能各就各位，不打乱仗。
——《致陈焕章》（1987年5月23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466页
研究学问，同志间相互帮助是常理，不需要道谢，更不能送礼，那是封建陋习啊！
——《致王志清》（1985年12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3页
搞学问只能老老实实。
——《致谢详荣》（1986年8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20页
写文章要老老实实，什么是清楚的，就说清楚；什么还不那么清楚，就说还有什么要待今后的研究搞清楚。不要吞吞吐吐。
——《致汪培庄》（1986年7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15页
有些年轻人觉得三年出货太慢，很着急。可是，做研究工作性急是不行的。基础打得不牢，总是要吃亏的，一定要先积下足够的看家老本。
——《钱学森在美国（1935-1955）》第9页以前一些老学究骂年轻人说：“不学无术，游谈无根。”虽是骂人的话，但我们要引以为戒！
——《致杨春鼎》（1982年11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21页
您大概四十来岁，心里有点着急；但学问之道急也无用，弄得不好，搞成夹生饭，闹笑话：“不学无术，游谈无根！”
——《致浦汉昕》（1983年11月23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55页
一个科技工作者没有自满的时候，客观世界的事物千千万万，总有我们还不了解的东西，不能停步呀！所以我也很少回忆往事，没时间。
——《致范希林》（1985年10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488页
八、关于学术民主和“集体思维”的创造力搞学术，态度就是要认真、严肃。严肃并不等于说不活泼。我们要诚恳地交流，发扬学术民主。
——《构筑一座宏伟的思维科学大厦》，《钱学森讲谈录》第170页
科学研究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完不成的根本原因还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而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就使得人难于接近群众，不接近群众就丧失了力量的泉源。
在研究工作里，也是要多多和人接触，吸取各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向大家请教，反复讨论。这里说的大家不但包括学识比本人高的和同本人差不多的，也必得包括学识一般不如我的，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好的意见从哪儿都能来。能这样来进行研究工作，就能吸取群众力量的泉源。那是不尽的泉源，有了它就是困难的问题也能终于得到完满的解决。
——《知识分子需要不断的改造》，《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
要大力促进学术思想的繁荣，必须创造一个民主的、活跃的学术思想环境。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摘要）》（1991年5月23日），《人民日报》（1991年7月8日）
学术不够民主，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在学术民主方面，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体会很深。
当时，学校经常有讨论会，通常是一个人先作发言，所谓“主题介绍”，介绍学科领域的情况，大约讲40分钟，然后讨论一小时，大家七嘴八舌都可以讲。那时，我不过是个研究生，也参加讨论，这是允许的。
主持会议的教授有时也讲，和大家一起讨论。偶尔说着说着，教授会说他刚才讲得不对，收回。就这样子，在学术问题上很讲民主，最后还要集中。怎么集中呢？就是讨论到最后，教授作个10到15分钟的总结：我们今天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以后需要再进一步研究。他从不勉强作结论，但是解决了什么问题，认识到什么程度，他还是要总结说明。学术民主很重要。
——《钱学森会见鲍世行、顾孟潮、吴小亚时讲的一些意见》，《中华建筑》1996年第3期
我很欣赏自学加集体讨论学习，再加辅导。在我们中国，总是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而在国外研究学问都是采用讨论的形式，讨论起来很活跃。国外出名的学术中心的讨论会非常重要，各个学术中心每个下午就有讨论会，会上不讲辈分。我1955年回国后，当科学院力学所所长。这可厉害了，所长说的话没有人敢反驳，我对此感到很不习惯。在国外，系主任或知名教授参加讨论时，那他只是一个普通成员，与大家平等，他讲错了，人家照样提意见，他认为错了就收回，这样就活跃起来了。我们中国不行，所以在科学院力学所把我逼急了。有一次，我存心把话说错了，看有没有人讲。果然有一个同志讲：“你说得不对，是不是要改一改。”我就鼓掌，说好极了，你真勇敢！在中国，学术不民主实在厉害，这样下去不行。要知道，在科学研究当中，错误并没有什么可耻。正确都是从错误来的，你没有错误，怎么有正确！一件事要弄清楚，你要不叫大家讲，就没法弄清楚，也没法正确，所以讨论很重要。
——《科技新闻工作怎么做》，《科技日报》（1990年1月5日）
办一切事业的唯一好办法，包括科学研究在内，就是发动大家、依靠大家。
——《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人民日报》（1958年4月29日）
学问探讨总需要有个集体，定期集会，充分交流。
——《致黄建平》（1984年6月2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46页
您没有强调学术研究的集体作用，而集体是当今研究工作的有效形式。单干户不行了。
——《致刘志琴》（1985年3月26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13页
我劝您注意集体的力量，切莫单干。多同人谈谈，总有好处。
——《致张锡令》（1985年4月19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46页
一个人是力量有限的，要靠集体，要逐渐找个班子。
——《致陈恂清》（1985年7月3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351页
我们不要搞沙龙，那是陈旧的形式，现代化的集体形式是二三十人参加的小型学术讨论会。
——《致刘志琴》（1985年3月26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14页
我最幸福的时刻是：1.在美国Pasadena参加vonKarman主持的Seminar；2.（上世纪）60年代末在北京人大会堂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原因我体会是，高度民主的气氛，所以思想活泼。
——《致戴汝为》（1993年4月10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185页
我从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多年亲自领导我们工作有一点体会特别深刻：对航天工作这样高技术而又复杂的科技工作，必须用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发扬民主，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能力，各尽所能，分工负责；另外又必须强调集中，有组织有纪律，关键时刻要由领导决策，大家贯彻实施。要民主与集中并重，不能只民主不集中，也不能只集中不民主。
——《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办公厅》（1998年4月19日），《钱学森书信》第10卷第367页
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由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具体组织实施。他们采取什么办法组织实施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指研制“两弹一星”和尖端科技事业——编者注）呢？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一是真正发扬民主，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要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二是高度集中，一旦中央定下的事，各部门都得执行，都得照办，有困难你去想办法克服，不能讲条件，不能各搞一套，互相扯皮，互相重复。由于我们既讲民主，又讲集中，而且是真正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所以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一切成就归于党》，《人民日报》（2001年6月25日）
“民主集中制”在学术探讨中是成败的关键。
——《致戴汝为》（1998年7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10卷第384页
我深感我国面对面的讨论，常常是主持人一家言，没有互相激励、互相促进，叫“老师说了算”或“首长说了算”！当然，面对面讨论也不能胡说八道，无边无际，要集中到一个主题，这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致张育铭》（1994年2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8卷第90页
所谓学术民主就是党章上规定的原则——民主集中制，不能一讲民主就没有了集中，一讲集中就没有了民主。这是辩证的关系。
——《哲学·建筑·民主》，《钱学森讲谈录》第114页
我原来提出要搞社会思维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怎样使一个集体在讨论问题中能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从而使集体远胜过一个个不接触别人的人的简单总和。我自己在学术生活中，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一个好的集体，人人畅所欲言，思维活跃，其创造力是伟大的。
而如果是“老头子说了算”，其他人都处于压抑状态，这个集体就没什么创造力。所以社会思维学的一个重点应是集体思维的激活。
——《致张育铭》（1993年9月3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344页
现在我们要进行科学决策，最大的障碍就是旧体制和旧观念，官僚主义啊！其实这就是说，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领导者和领导集体来说，反对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是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前提。掌握运用决策科学的过程，就是自觉地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
——《进行科学决策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密切配合》，《中国统计》1987年第12期
九、关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
战略这一概念是有长久历史的，即便去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学，搞辩证唯物主义战略科学也得从过去的有关着作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吸取什么、抛弃什么，标准自然是：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致马希良》（1984年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25页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政策，应该有长远观点，要看几十年、上百年，要看到21世纪。绝不是只顾眼前，一两个五年计划！
——《致中国林学会学术部》（1987年8月20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21页中国共产党人要看到国家的未来，考虑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以至一千年后的中国与世界。要用世界水资源的7%，供养世界人口的22%，可是个大问题，必须及早计谋。
——《致钱正英》（1989年11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108页
社会主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们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我们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有远见之明，看到21世纪，看到建党100周年！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看到由此引起的又一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我们要为社会主义中国搞第六次产业革命作准备。
——《致田纪云》（1992年11月25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40页
我们围绕当代科学前沿课题进行内容广泛的学术探讨，尽可能看远一些，超前一些，想深一些，为我国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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