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中还有一员大将，叫李续宾。李续宾是罗泽南的弟子。罗泽南战死后，旧部由李续宾带领。李续宾在军中七年，与太平军大小六百余战，攻城四十余座，以战功一直升到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曾国藩对李续宾十分推崇，李续宾对曾国藩也是忠心耿耿。曾国藩在父亲去世、回家守制的时候，被清政府剥夺了兵权。而李续宾仍然把曾国藩看作是最高统帅，不管什么事情都向曾国藩报告、请示。由于朝廷迟迟不肯让曾国藩出山，李续宾甚至表示要辞官回家。
咸丰八年（1858年），李续宾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孤军猛进，结果被围于三河。曾国藩得到消息后，非常伤心地对人说，以李续宾的刚烈性格，肯定会战死在这场战役中。后来果然如此。即使这样，当曾国藩听到李续宾战死的确切消息时，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起来。其后，曾国藩专门上奏咸丰帝，表扬李续宾的战功，说他“临阵专以救败为务，遇贼则让人御其弱者，自当其悍者。分兵则以强者予人，而携弱者自随”。咸丰皇帝由此封李续宾为总督，入祀昭忠祠，在其作战省份为其建专祠，谥为“忠武”，并赐其父一品封典，其子李光久、李光令均赐为举人，并赐予骑都尉世职。
曾国藩与李续宾的弟弟李续宜感情也很好。李续宾在三河战死后，由李续宜继领其残部，转战江西、湖北、安徽一带，在安庆之役中大败陈玉成部于桂平河。胡林翼病重期间，李续宜署理湖北巡抚，不久即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曾国藩感到欣喜若狂，专门写信致贺。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李续宜在曾国藩的大营中治病，曾国藩每天都到他的病床前去探视，晚上还要看一看李续宜的睡眠情况。曾国藩在给弟弟们写的家书中说：“我每天到李续宜那里探视。他身体很瘦，又经常咳嗽，好像是有了内伤。但他的精神还很好，静心调养，应该可以痊愈。”当他看到李续宜晚上睡觉十分香甜的时候，感到由衷高兴，特意写信给弟弟们，让他们跟自己一同分享这个快乐。同治二年（1863年），李续宜因病去世，年仅41岁。曾国藩十分悲痛，从自己的积蓄中凑了一万两白银送给李续宜的家人。
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湘军中，很有一种“家人父子之情”。这种“家人父子”的脉脉温情，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和减少了湘军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使下属易于甚至乐于尊重、服从和维护主要将领。曾国藩还说，湘军所建立的是千人同心、万人同力的“死党”。很多人才乐意为曾国藩所用，其中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这个“诚”字有关。
需要提醒的是情感一定要出自真诚。曾国藩用人很讲究诚字，这个诚字，同样也是与人才进行情感交流时所必须把握的。只有真实的情感才能真正打动人；虚伪的情感不但打动不了别人，反而会弄巧成拙。还有，在运用情感的时候，也要把握感情和理智的分寸，不能让情感的洪流冲垮了理性的大堤，否则只能坏事。
合众之私，成己之功
曾氏名言
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持，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
译文：知道发生的事情很多，但是我能处理的事情很少。因此我不敢夸耀自己的功名，而应当考虑推荐贤人来共同处理。
一个人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别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
春秋战国时期，最激烈精彩的不是战争，而是对人才的争夺。人才的得失直接导致王朝的兴衰。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殷纣王杀比干，而致殷并于周；陈灵公杀泄治，而使陈亡于楚；弱小的燕国得到了乐毅，遂破强大的齐国。”
刘邦与项羽的胜败，也是得人、用人的经典之例。用刘邦自己的话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子房、萧何、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因此，刘邦战胜项羽得到天下，当上了汉朝开国皇帝。
通读历史，曾国藩很有感触，于是在他的《杂注》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认为，打江山、创事业一定要有基础。你的宅基有多大，事业基础就有多大。就像房间一样，你盖得有多大，庇护你的人就有多少。
所以，基础的打造非常重要。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才的舞台。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曾国藩的盖世功业与他在身边聚集起能够和太平天国相对抗的人力资源密不可分。
曾国藩非常注重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因为他知道古今人们的着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他知道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所以不敢以功名自居，应当思考怎样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曾国藩认为自己属于“中才”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曾国藩常以各种形式征求幕僚们的意见。
当然，曾国藩深知什么时候该借人，什么时候不该借人，可谓睿智。“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古代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不是。他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因为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无论怎样智慧超群，他总是有缺点的；而那些笨人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尤其他认为自己属于中等之才或接近于笨人一类，因而更注意汲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在同幕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每遇大事决断不下，曾国藩就会以各种形式向大家征求意见。而幕僚们也经常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比如，曾国藩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这是曾国藩初期成败的关键。着名的湘潭大捷与李元度、陈士杰的出谋划策也分不开。
再如，咸丰十年（1860年），正值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令鲍超北上勤王。
这给曾国藩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鲍超是眼下战场的主力，现在正是要命的节骨眼，一旦他北上，湘军的战斗力会减少一半，恐怕再难与太平军对峙，多年的成果可能都要毁于一旦。但如果不去又万难找出借口：还有什么事比勤王更重要呢？曾国藩让幕僚们各抒己见，最后终于得出一个“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躲过了一次危机。
还有，如他采纳容闳的意见，支持民族工业，派留学生出国，在后世留下了洋务派领袖的美誉。
上面的例子无不证明，正是因为善于利用众人的智慧才成就了曾国藩的成功大业。
当然，要建立强有力的关系网，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对别人有用、有价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交往。
曾国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抵达权力巅峰的过程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有两点：一是善于建立各种关系，二是平时也不忽略加强自身各方面的训练和积累。
虽然说，如果没有穆彰阿等人的提携和引荐，曾国藩就是再有过人之才，他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但是，如果没有曾国藩十年如一日地对自己的刻苦提高，也就不会有人来举荐他；即使有很多人来举荐他，效果也绝对不会这样好。所以，机会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我们在看重善于与人交际的同时，也应重视平时的刻苦积累和努力上进。要建立起一个优质的人才库，仅有慧眼识人的才能是不够的。作为一名领导者，他必须要有强烈的求才若渴的愿望，并用虚心和诚心感动人才，这样方能用人如器，让藏龙腾飞，让卧虎猛跃。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选用良材，忌用朽木
曾氏名言
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
译文：择取人的方式，以有节操而没有官气、条理清晰而又不说大话为关键。
用人有很大的学问。在曾国藩看来，用人是否得法，直接关乎事业的成败。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称羡的成就，与他的用人、治人之法是密不可分的。古人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关于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曾国藩虽也主张不拘一格，然而，在曾国藩的眼中，有这样两种人却是不可重用的。
一、夸夸其谈的人。曾国藩瞧不起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说过：
“长傲多言为凶德。”多言是傲的一种表现。人一骄傲必然会流于虚伪，难成大事；好议论他人、讥评时人同样容易让人生厌。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不怕成不了大事。
与人相处，一个人如果总是自以为是，时时都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
夸夸其谈的人，往往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比较少；但当他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有异性朋友在，话就更多，甚至于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这样的人最容易招致他人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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