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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智慧全集》 作者:陈浩

第24章 曾国藩的教育之方(3)

  曾纪芬嫁入聂家的时候,聂家老太爷不过算是个知县,跟炙手可热的曾家完全不能相比。聂家对这个新媳妇自然是不敢怠慢。但曾纪芬完全没有千金小姐的作派,还把勤奋、俭朴的家风带到了聂家。

  在生活上,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俭朴。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与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习气就难有作为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加起来还不足三百金。孩子们若也能坚持这种简朴作风就是一种福气了。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一月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对“俭”的理解,大意是说:对于节俭,弟弟也狠下了功夫,我为此感到欣慰。只是这个“俭”字做到并不容易。由奢入俭比登天还难。就好比家里雇轿夫去县城,往年只有轿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经是十名有余。别说减到三四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难做到了。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

  在孝亲上,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教育弟弟,大概意思说:“我细细思考,发现天下官宦人家,多只福泽一代,子孙多奢骄毫无作为,到第二代还优秀的都很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延长到三四代。耕读为生的人家,能延长到五六代。

  其中孝敬老人,亲友互相爱护的就可以福泽十代八代。现今,我们承祖上的福泽,少年得志,就担心一辈子就用完,所以希望各位弟弟和孩子们努力做耕读孝友似的人家,不做官宦的人家。曾国藩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亲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教育子孙读书明理

  曾氏名言

  凡人多重子女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译文:时人都想让子女做大官,但是我不希望如此,只希望他们能够做读书明理的君子。

  曾国藩特别重视诸弟和子侄们的读书学习。他认为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是一个人立业成才的根本,也是家庭兴旺的基础。同治四年,侄儿曾继瑞考试取得了好成绩。他十分高兴,写信给曾国荃和曾国潢道:“继瑞侄取得县案首,喜慰无以。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世家之招牌,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他对于四个弟弟的学习可谓煞费苦心,通过书信往来给予悉心指点。不论是谁,有了成绩他给予充分的肯定,不足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曾国藩在做京官时,先后把曾国荃、曾国潢、曾国华接到京师学习,时时督促他们专心向学。对女婿的读书,曾国藩也十分重视关心。他曾把女婿接到军营中,督导他们读书用功。

  对于学习的目的,曾国藩不同于一般官僚认识。他反复要求子弟好好读书,好好做人,不求升官发财,不以优越的地位自居,重在真才实学,自立自强。他说:“凡人多重子女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他教导曾纪泽、曾纪鸿:“尔曹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曾国藩不主张子弟为了升官发财而读书,但要求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争取成为有用之才。他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他亲选了33位古代着名人物,要求曾纪泽将其绘成肖像,挂在房间里,日夕观摩,立志向他们学习。

  曾国藩认为,读书是为了成就君子之道,而非寻求功名利禄。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曾国藩的小儿子曾纪鸿刚过九岁,曾国藩便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可也,略丰可也。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他的这种家教其实警示着不计其数“望子成龙”的家长:“龙”并非仅指大官、富豪,而是正人君子。

  关于怎样读书的问题,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受到了曾国藩细致、严格而又亲切的训导。诸如怎样读经典书籍,怎样读制艺文字,怎样作诗写字等,都有具体的指导。在学习的内容上,他不愿儿子汲汲功名,在科举的道路上埋首穷经,陷在八股文的圈子里走不出来;而希望他们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并鼓励他们学习、了解西方科技知识。1858年9月,曾国藩跟曾纪泽谈话,他总结了自己做学问的情况,认为平生不懂天文算学是一大耻辱,要求曾纪泽吸取教训,雪此耻辱。

  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曾纪泽从20岁起,在学习其他知识的同时,下苦功涉猎科学技术知识。如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他都用心钻研过。

  子孙贫富,各有命定

  曾氏名言

  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

  译文:子孙的贫富,各有各的命运。

  曾国藩不主张留大笔财产给子孙后代。他在1866年7月6日《致澄弟》书中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年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是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想着掠取的期望,有动荡的时候也可以避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儿女过得比自己好的,也都想给儿女们能留些什么。有的留钱,有的留权,有的留名。曾国藩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他认为做父母的,要想儿女真正有出息,就不应该给儿女留下太多的银钱。

  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做官的人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们自己明白不能依靠长辈,一天不勤劳就会有饥寒之患。这样子弟们就会渐渐勤劳,知道要想办法自立了。”

  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他告诫说:“银钱田产,最容易助长人的骄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也断不可买田。你们兄弟努力读书,绝不怕没有饭吃。”

  曾国藩是一个“阅历数十年,对于人世间的穷通得失思之烂熟”的智者。他总结了一个规律: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他说:“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因为,钱多就易骄横,就容易奢侈,就容易淫逸,就容易放荡,最后必然导致家败名裂。

  终其一生,曾国藩都严格坚持不给子女留余财的原则。他曾经明确规定,嫁女儿的嫁妆不能超过二百两白银。曾国荃听说这件事以后,不敢相信,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于是他再三感叹,以为实在不够,便又赠送了四百两。嫁女如此,娶媳妇亦如此。咸丰十年,他派人送家信和二百两银子回家,以其中的一百两作为曾纪泽的婚事之用,另一百两作为侄儿的婚事之用。那么大的一个官,办个喜事用一百两,确实是太难得了。

  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有这样一段话:“听说林文忠公(即林则徐)三个儿子分家的时候,各人只得六千串钱。林公为总督巡抚二十年,而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亮节,实不可及。我们这些人做官,就应该效法这样的作风。”这也是曾国藩的心声。

  不过,虽然不留钱财给后人,但曾国藩非常重视接济自己的亲戚。

  曾国藩在京为官的时候,曾经从俸禄中省下来一千两银子寄给了家里。

  他详细地开了一个单子,说明这一千两银子的用处,其中有四百两是馈赠族人和亲戚的。在给家里的信中,他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要拿出接近一半的钱周济亲戚族人:“我之所以十分重视馈赠,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家的气运太盛,不能不格外小心,这是持盈保泰的办法。一旦旧债还清,就会好处太全,恐怕反而会盈极生亏。留有债务没有还清,就会感到美中不足,家庭中也就会时时提醒自己了。第二个原因,是家里的亲戚们都很贫困,而且上了年纪。现在不周济他们,他们的日子不知该怎么过呢。家中的债务,虽然现在先不还,以后总是能还上的;馈赠自己的亲友,现在不做,恐怕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

  曾国藩说,不要说这些赠送是他的主意,而要说是父母和祖父的主张,这样才符合恩出于上的情理。曾国藩的父亲收到信后,认为这是很好的美德,所以完全按照曾国藩所开的单子馈赠了亲友。

  曾国藩一生节俭。他去世的时候,也确实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曾家后来人才辈出,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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