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何香凝(4)

　　在何香凝的组织和带动下，上海各界的捐助活动十分踊跃，进展顺利。30日上午8时半，两辆满载慰劳品、救护用品及一些慰问人员的大汽车和几辆小汽车从何香凝寓所开出。沿途市民看到车上插着“慰劳队”、“救护队”的旗子，都兴奋得流泪鼓掌欢呼。坐在车内的何香凝深受感动，热泪盈眶，她不顾严寒，把头伸向窗外向沿途市民挥手致意。当车队直接开到吴淞前线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驻守的太阳庙阵地时，受到翁照垣旅长及部属的热烈欢迎。这位年轻、精干的军人见到何香凝亲自到前线慰问，激动地向何香凝敬礼，代表前方将士感谢何先生和慰问队对他们的关心、爱护。进庙后，翁旅长向大家介绍了战况，讲到前方伤员颇多，急待救护时，何香凝马上布置同来的30余名医生、护士组成救护队，立即出发前往战地救护。

　　雪越下越大，何香凝坚持要到前沿阵地去看望战士们，翁照垣等见劝阻不住，便陪同到附近战地做短暂视察。何香凝边走边向战士们致意，勉励他们坚守阵地，英勇杀敌。何香凝的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官兵，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何先生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誓死坚守阵地。当何香凝看到官兵们只穿着一套单夹衣在严寒中抗击着敌寇的入侵时，十分难过。返沪后，便和宋庆龄发起捐制棉衣运动，五天之内就赶制了全新棉衣3万多套。

　　何香凝感到战事绝非短期能够结束，便正式组织了上海妇女前线慰劳、救护队和难民救济队、救护训练班，并于1月31日起在新闸路海关监督公署设立了办事处，何香凝亲自领导办事处的各项工作。何香凝还会同陈铭枢夫人、蔡廷锴夫人、蒋光鼐夫人等先后开办了三所伤兵医院，收治了数百名伤员。在何香凝亲自领导和具体组织下，上海妇女与十九路军英勇抗战共始终，为淞沪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还常去看望伤员，给他们安慰和鼓励。曾写了著名的《赠敬爱的伤兵》一诗，当时广为流传：“君流血，我流泪，锦绣江山被人取。增你勇气，快到沙场去，恢复我们土地。好男儿，救国不怕死。死！留名于万世。”

　　面对日军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十九路军孤军作战，伤亡越来越大，形势也越来越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何香凝不顾心脏病初发和陈铭枢、蒋光鼐等赶赴南京，面见蒋介石，陈述淞沪前线危急态势，要求给予援助。这时的蒋介石刚刚重新上台，忙于进行权力分配和巩固最高统治权，对何香凝提出的援助请求未置可否。宴会上，蒋介石只是不停地向何香凝的盘里夹菜，嘴上不断地说：“请吃，请吃。”可是关于援助的事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这使何香凝十分失望，看着宴会上丰盛的菜肴，想着雪地上英勇抗战的将士，她一口也吃不下去。她对蒋介石说：“你这样做，恐怕以后我要与你绝交了。”话毕，随即返回上海。

　　虽然南京之行未能立即请到援兵，然而在国内和国民党内爱国抗日舆论的压力下，在张治中将军主动请战下，蒋介石于2月中旬批准张治中率领第五军参战。第五军参战后，先后进行了庙行战斗、浏河战斗和葛隆镇战斗，给日寇以有力的打击。消息传来，何香凝十分高兴。她不顾自己年近六旬，身体不好，也不顾战事正在激烈进行之中，于1932年4月专程赴常熟第五军驻地慰问。张治中在军部热烈欢迎了她。在简要介绍战况后，张治中说：“廖师母，您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给我的信、一件女褂子和诗，我都收到了。它们时时激励警醒我未敢忘却军人守土之责。您的爱国热情，豪迈斗志，令学生敬佩不已！”

　　何香凝笑着回答：“张将军过誉了。寄赠女褂子及诗一事，是出于对日寇侵略之激愤和对黄埔军人之期望，有偏激之处，请将军鉴谅。现在，将军率兵出征，屡次得胜，一洗前日之耻，我愿再赠将军和全体将士一首新诗，如何？”张治中喜不自禁，忙吩咐取来纸、笔，请何香凝写诗留念。何香凝提笔挥就《赠前敌将士》一诗：“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三省，复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口气？”她的诗字句铿锵，书法遒劲。张治中接过诗幅，指示在军内传观，并恳切地希望何香凝在军中盘桓几天，给全军将士以鼓励，也好表达黄埔学生对廖师母敬爱之情。何香凝答应了。在数日内，她到各处看望了第五军的官兵们，激励他们英勇杀敌。第五军的师、旅、团、营长多为黄埔学生，他们深为何香凝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何香凝还将《赠前敌将士》一诗抄赠黄埔毕业生、第259旅旅长孙元良。并为第88师抗日纪念旗题词：“国破山河在，光荣血永存。”给第五军广大将士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何香凝。

　　可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日寇侵略奉行妥协退让投降政策，到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终于失败了。

　　Δ“救国入狱”

　　1932年5月16日，在南京举行了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各机关民众团体4万多人出席了大会。追悼会十分悲壮，何香凝在演说时放声大哭，这是对阵亡将士的哀悼，也是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是对孙中山、廖仲恺先生革命事业被搁置的愤懑。何香凝的哭声引得蔡廷锴将军珠泪长流，引得全场一片嘘唏抽泣。大会在极度悲痛中结束。

　　由于过于劳累和激动，何香凝的心脏病又复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息，情况有所好转。为了排遣心中的愤懑，她重新拿起画笔，与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等几位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绝不为南京效劳的老朋友，组成了“寒之友社”。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缅怀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先烈，痛斥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背叛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柳亚子讲话有些口吃，但嗓门最大。激动的时候，他们则高声斥骂蒋介石，骂其他国民党右派，越骂越气，越气越骂。气得凶了便拍桌子、踢板凳，有时，连桌上的茶杯也被打翻在地。更多的时候，他们聚在何香凝寓所的客厅里一起吟诗作画，抒发激愤。这一时期是何香凝绘画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她和经亨颐、陈树人等创作了许多作品，内容几乎都是凌寒独自开放的梅花，经霜傲雪的青松、宁折不弯的劲竹等，这些作品寄寓着她的人生理想追求和威武不屈的气节。

　　淞沪抗战的最后失败，使何香凝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当局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真面目，进一步认识到抗日救亡的真正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众身上。1932年6月以后，她不顾严重的心脏病，亲自组织为东北义勇军救护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行法西斯主义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军事“围剿”，并建立特务机构，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残酷镇压抗日民主运动。面对白争恐怖，1932年12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何香凝虽然没有列名直接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她紧密配合着同盟的工作。1933年初，她上书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交她率领北上，从事抗日军之救护工作。1935年9月1日，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侧为廖仲恺灵柩举行国葬的仪式上，何香凝发表讲话，再次痛斥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对孙中山、廖仲恺革命事业的背叛。

　　从1933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又积极向华北进行侵略扩张。1934年初，何香凝与宋庆龄、章乃器等人响应共产党武装自卫的倡议，发起成立一个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自会”）。

　　在武自会酝酿过程中，1934年4月20日，以筹备会名义提出了由中国共产党草拟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纲领》上签名的发起人和赞成人有何香凝、宋庆龄等1779人。《纲领》提出“全体武装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国人民总武装”，团结一致，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各界民众和海外侨胞、团体的热烈响应，不久，签名赞成的就达10万人之多。由于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扩大了武自会筹备会的影响。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进一步推动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充分肯定了何香凝、宋庆龄等人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而做出的贡献。

　　一·二九运动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从1935年底到1936年，以“救国会”为形式的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最早成立的是上海妇女界救国会。1935年12月21日下午，在四川路召开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各界妇女和来宾1500余人出席了大会。会议由史良主持，当宣布大会开始后，首先由何香凝发表演说。何香凝抱病扶杖登台演讲，她痛斥日寇侵略的种种罪行，情绪愤激，讲到激动伤心之处，她的声音哽咽，全场为之感动，很多人流下了热泪。最后，何香凝激动地高呼：“全国妇女应一致起来武装救国。”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大会结束后，出席大会的各界妇女由史良带队，高举着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大旗上街游行。这是自五四运动之后上海街头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冲破了不准在租界马路上游行的禁令，大大振奋了上海人民抗日救亡的情绪，对各界救国会的成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上海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广东等地也纷纷成立了救国会等组织，并先后与上海救国会取得联系。于是，在何香凝、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开始加紧筹备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全国18个省的60多个救亡团体共7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的代表也到会发言。会议选举何香凝、宋庆龄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两个重要文件。大会还根据《纲领》，提出了全国救国会的《章程》，宣布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

　　上海各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采用一切手段进行阻挠和破坏。1936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救国会领导和组织了上海20余个团体准备在远离市区的漕河泾举行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下午3时，当救国会和各团体代表2000余人在南市小东门一带集合时，大批警察和特务如狼似虎地扑来，用枪托和棍棒驱逐和逮捕集合的群众。下午4时左右，仍有八九百群众列队向漕河泾进发，当走到老西门时，预先布置在那里的国民党军警特务再次围上来，驱赶殴打手无寸铁的群众。当日有100多人受伤，20余人被捕，妇女界救国会理事史良在阻止警察行凶时也被打伤，送入医院。何香凝、宋庆龄和救国会各领袖对国民党当局压制救亡运动，制造流血事件的行径十分气愤，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向社会各界披露真相。当天，何香凝愤怒地为《救亡情报》题词：“中国，是中国人之中国，凡是国民应速起来共同救国。九一八是我们最可耻的纪念日，如对于这国耻纪念要摧残压迫，无异于鼓励国民无耻卖国。”9月20日，何香凝和宋庆龄又联名发出快邮代电，向全国民众公布事件真相，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责问。

　　上海九一八血案以及何香凝、宋庆龄的严正声明，极大地舞了广大爱国群众，同时，也赢得了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尊敬。9月18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信中对其革命救国的言论和行动表示无限敬意。9月22日，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特别嘱告：何香凝、宋庆龄等“统此致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她们的敬佩之情。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上海警方会同租界巡捕，在没有拘票的情况下，非法拘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立即采取措施，组织了多方面的营救活动，与国民党当局镇压爱国救国的行径展开了斗争。

　　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营救“七君子”的努力，很快得到全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响应，一个以援救“七君子”、争取抗日救亡民主权利的运动逐渐在全国掀起。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继续对“七君子”采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1937年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刑庭第一次正式开庭审理，沈钧儒等“七君子”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依法驳斥《起诉书》中所强加的种种罪名，法官无言以对，宣告休庭。

　　与“七君子”在法庭内据理斗争同时，何香凝、宋庆龄在法庭外发动、领导了轰动一时的“救国入狱”运动。6月25日，正是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进行第二次“开庭审判”的当日，何香凝、宋庆龄、胡愈之等16人联名具状递送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与沈钧儒等并案办理。6月26日，何香凝、宋庆龄等16人向上海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介绍了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的动机、经过以及今后的态度和希望，为了表示救国入狱的决心，何香凝、宋庆龄等人还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与此同时，何香凝、宋庆龄等16人还提出了《救国入狱运动规约》，宣告了参加这一运动的目的、方法、要求。这样，为彻底营救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同国民党当局展开合法斗争以争取抗日爱国权利的“救国入狱”运动，在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号召和领导下开展起来。

　　7月5日，宋庆龄抱病和救国入狱运动的其他发起人胡愈之等12人各带行装，到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自请入狱，与国民党当局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何香凝虽然因病未能同宋庆龄等同赴苏州，但她于7月4日致函宋子文、孙科，表示了她同宋庆龄一起为营救“七君子”而努力的决心，她在信中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给“七君子”所强加的各种“罪名”，指出如果说继承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先烈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支持抗日罢工有罪的话，那么，“香凝之罪，比诸政治犯尤有甚焉”。信中还表示坚决与宋庆龄等一起参加救国入狱运动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