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邓颖超(1)

　　邓颖超，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之妻，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市一个教员家庭，他早年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和女权运动，曾任《女星》编辑。1925年，其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与周恩来结婚。此后，曾任中共两广区委兼妇女部长等职。1934年，她随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相继担任中共南方局委员、中央妇委副书记，全国解放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因她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对她十分尊敬，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诗。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1.邓颖超小传

　　Δ革命斗士

　　1904年2月4日，邓颖超出生于广西南宁市，她三岁丧父，母亲杨振德先后靠行医、当小学教员，培养她读书成长。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此时，15岁的邓颖超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立即与女师同学们积极响应。5月5日，邓颖超和郭隆真倡议召开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各班同学代表会议，筹备成立以女校学生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加五四爱国运动。24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简章》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25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江苏会馆成立。公推刘清扬为会长，郭隆真、邓颖超为讲演队长。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23日，邓颖超、蒋云被推选为交际科干事。7月30日，邓颖超、王天麟率领30余人在赵家胡同、黄家胡同等处冒雨演讲，当她演讲亡国国民之痛苦时，听者泪流满面。这支女学生演讲队迅速成为天津爱国斗争中影响突出的一支宣传队伍。

　　1919年9月16日，经过两周的积极筹备，觉悟社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召开成立大会。其宗旨和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语、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出席大会的有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这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9月22日，天津各界在南开操场举行追悼赴京请愿的唐山代表郭友三大会，到会万余人。大会主席马千里报告说：郭友三为第二次赴京请愿团代表，在京因受种种痛苦致疾殒命，他为全国人民而死，今日举行追悼大会，以表示天津人民哀悼之意。邓颖超发表演说，号召继承烈士遗志，再接再厉，坚决斗争到底。10月10日，天津各界市民数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国庆庆祝大会，大会主席为马千里，周恩来、邓颖超等14人为主席团成员。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冲锋在前的邓颖超受伤吐血，仍坚持到底。

　　1920年1月20日，周恩来主编的觉悟社的社刊《觉悟》第一期出版。邓颖超和张若茗发表了《为什么》一文，邓颖超的笔名是逸豪（在觉悟社的排号，即“一号”的谐音）。文章的主题是反对旧思想、旧习惯，提倡新思想，树立新风尚，并提出了几个令人思考的问题。

　　当时，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相互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心思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尤烈。因此，他们为了斗争，都更加严格地克制自己的感情。

　　1920年8月18日，邓颖超毕业后，到北京国立男高师附小任教。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主要干部则赴法国勤工俭学。其后邓颖超又先后在京师公立第七女子高小、达仁女校任教。

　　1922年11月10日，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评议委员开会，邓颖超为主席，讨论通过开成立大会等事项。26日，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在女子师范学校大礼堂开成立大会，由邓颖超报告支部成立经过。会议通过简章和该支部以扩张女子在法律上之权利及地位的宗旨。邓颖超被选为评议委员。12月15日，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召开评议会，邓颖超等10余人出席，通过女权同盟呈国会请愿书，呈文有七条：全国教育机关一概为妇女开放；男女平等享有宪法上应享的权利；依男女平等的原则，修正私法上的规定；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纳妾者以重婚论；禁止公娼、禁止买卖妇女、禁止缠足；依同工同酬及保卫女性之原则制定保护女工法。此书由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代表王贞儒、邓颖超署名。

　　1923年4月5日，觉悟社在天津的社员邓颖超、李峙山、谌小岑3人发起在《新民意报》办了不定期副刊《觉邮》第1期。25日，《女星》第1期作为《新民意报》副刊出刊。总编辑李峙山，编辑邓颖超。发刊词中阐明了出版《女星》的目的：“阐述解决女子问题的主张，联络女子运动的同志，加强我们的势力。”从此，邓颖超利用《女星》作为阵地，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错误的恋爱》、《两个使我难忘的“五七”》、《经济压迫下的少女》等，揭露了旧社会、旧礼教迫害女子的苦况，号召姐妹们起来向封建资本主义作斗争。

　　为了提高妇女的文化知识和斗争觉悟，1924年1月1日，刘清扬、邓颖超、李峙山等筹办的《妇女日报》正式出版。

　　邓颖超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称赞。1924年1月3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郭隆真、张若茗等给邓颖超来信，称赞《女星》、《觉邮》、《妇女日报》办得好，并提出了改进意见。邓颖超和留法的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和女界领导人常有通信来往。其中，和周恩来通信来往最多。早在1920年11月周恩来等人赴法勤工俭学后，邓颖超和周恩来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却从未间断联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邓颖超从通信中认识了改造社会的根本道路。而且，由于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共同信仰与决心，使他们那种亲密的感情也逐渐成长了。他们就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定情的。

　　1924年1月，邓颖超加入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3月9日，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委员，负责宣传部工作。4月25日，《女星》社社员召开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由邓颖超报告一年来的成绩，邓颖超被推选为总务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1月24日，天津41个团体代表50多人召开欢迎孙中山先生筹备会，公推邓颖超、李峙山等为联络员。经过邓颖超等人的紧张筹备，29日，天津欢迎孙中山筹备会开会。会上，邓颖超报告了与各妇女团体联络的情况。公推邓颖超等10人为代表，待孙中山到天津时，将面陈八条意见，内容主要包括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不合理的法令等。12月6日，邓颖超、马千里等10人作为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筹备会代表，前往慰问孙中山。邓颖超代表天津人民希望孙中山早日康复，以维国难。同年12月，邓颖超担任顺直省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省妇女部长。

　　1925年2月5日，中华妇女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天津女界代表邓颖超应邀出席并发表讲演，她呼吁各地妇女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组织，共同奋斗。3月，邓颖超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从此，她不遗余力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中。

　　Δ为了新中国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京逝世，天津女界代表邓颖超等前往致祭并参加守灵。4月15日，天津市民为召开追悼孙中山大会成立了6个宣传队，女界代表邓颖超任第一宣传队队长，进行了许多宣传革命的演讲。5月24日，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天津各女校600余人，在南开女中召开联欢大会。会议主席邓颖超解释了新三民主义，分析妇女被压迫的根源，号召大家联合起来，“组成天津妇女运动的骨干军”，发动工农妇女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

　　五卅运动开始后，为了声援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925年6月10日，天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宗旨是：“援助沪案促民族解放运动。”妇女代表邓颖超当选为主席团主席。28日，邓颖超主持召开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大会，决定于6月30日举行全市总示威，并作了详细部署。6月30日，天津各界200余个团体10万余人在南开大学操场召开追悼沪、汉、湘、粤惨死同胞大会，大会主席邓颖超致开幕词，全体高唱国耻歌。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请愿活动，有力地支援了五卅运动。

　　1925年7月12日，奉党的指示，邓颖超离津南下，取道上海，前往广州开展妇女运动，8月8日，在广州与周恩来结婚。在一间极其简朴的小房子里，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从1925年8月—1927年4月15日，邓颖超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女部部长，继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党外，她还兼任广东国民党党部妇女部秘书，协助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工作。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遭国民党右派暗杀。广州新学生总社召开悼念廖仲恺大会，声讨国民党右派的罪行，邓颖超出席了大会并讲话。会后，她率领新学生社女社员去慰问廖夫人何香凝。

　　1926年1月1—19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颖超出席了会议，并和宋庆龄、何香凝组成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审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此案经审查后于1月16日通过。邓颖超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1月下旬，邓颖超亲自带领妇女干部吴文兰到澄海调查，多次召开妇女骨干会议，迅速把妇女运动推向农村。在工作中培养吴文兰、许玉磬、余哲贞等妇女干部。后来，她们深入农村，做出了不少成绩，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4月15日，广东发生“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当时，邓颖超难产住在广州曙光路一家私人医院。陈铁军、沈卓清化装来到医院，要她设法离开广州。在医院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7月中旬，邓颖超辗转到了武汉。当时，汪蒋合流，共同反共。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往上海，周恩来到南昌准备武装起义，邓颖超于7月底又回到上海。不久，恢复中央妇委组织，邓颖超任妇委书记。当时，有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8人，按年龄排队，蔡畅为大姐，邓颖超为五妹，谐音伍美。因此，她这时发表的文章用“伍美”笔名。

　　1928年12月，党的六大召开后，在上海逐步建立了中共中央机关。年底，中共中央开始建立直属支部（简称“直支”，代名“植枝”），邓颖超任书记。“直支”还办了一个刊物——《支部生活》，邓颖超任主编。1929年，邓颖超任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央直属支部总书记。

　　1932年5月，邓颖超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负责组织和宣传两部的工作，邓颖超任两部干事，后担任中央局秘书长兼司法部秘书。6月10日，她在《党的建设》第1期发表《新的领导方式与彻底转变》一文。7月30日，以小超的笔名在《党的建设》第3期发表《什么是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一文。在同期还发表了《向着发展与改造党的形式官僚主义开火》等文章。

　　1933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上海迁入瑞金，组建各部委工作，邓颖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负责管理机要工作。1934年1月21日—2月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颖超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时，因肺病复发，邓颖超向组织上要求留下，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免给组织和同志们增加负担。但组织决定让她跟队伍走，她只好服从。从当时的形势看，邓颖超如果留在江西就会被敌人抓去，因为她走后，她的母亲就被抓走了。邓颖超经常讲她是幸存者。

　　长征途中，邓颖超被编在休养连。一天，邓颖超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若陷到胸部就没命了。她不敢动，越动陷得越深，前面的同志已走远了，喊也听不到。还是后边上来的一位同志看到了，才把她拉出来。当时，天正下雨，她全身连泥带水都湿透了。第二天就开始发高烧，拉肚子。过草地时，她七天七夜没吃一粒米，最后，终于走出了草地，结束了这段七天七夜的草地行军。

　　草地最后一站是巴西，有了房子。见到房子多么使人高兴呀！那里的房子是少数民族式的：上下两层，上面住人，下边养牲口。可由于邓颖超身体虚弱，疲劳不堪，走路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力气上去。她只好躺在地上休息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才有气力上去。这时，蔡畅和其他同志来看她。后来，他们告诉邓颖超，当时，他们背后都哭了。因为见邓颖超只有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以为她活不成了。

　　经过艰苦奋斗，红军终于在1935年底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1936年，邓颖超在中央白区工作部任秘书、中央机要科长，在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司法内政部任秘书。

　　鉴于邓颖超的病情，1937年5月—8月，党组织让她到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治病，改名“杨逸”，又叫李太太，大家叫她“李知凡太太”。邓颖超于8月进城，以李太太身份住在张晓梅家里，见到美国朋友斯诺。8月7日，由张晓梅陪同，和斯诺一起回到延安。

　　1937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为了鼓励更多的妇女参加抗日战争，她在《妇女生活》上相继发表了《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怎样动员与组织妇女保卫大武汉》等文。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南方局。南方局管理华南、西南各省，南方局委员共13人，周恩来为南方局书记，邓颖超为南方局委员，负责妇女工作，包括统战工作。2月25日，南方局妇委成立，邓颖超负责主持妇委工作，并以南方局妇委成员为主，组成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团，邓颖超任团长。7月8日，因周恩来坠马摔伤右臂，邓颖超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