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纸老虎女士——斯特朗(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1885年11月24日，她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镇一个牧师家庭。20岁时毕业于奥柏林学院，其后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参加1919年西雅图工人大罢工，后任《西雅图工会日志》报编辑。1921年，她首次访俄，后来到中国，与宋庆龄结为密友。抗日时期，她来到八路军总部，会见过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写成《人类的五分之一》出版。1946年，她与毛泽东亲切谈话，将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写成文章寄到美国发表了。后曾采访过刘少奇，写成《毛泽东思想》一文发表。毛泽东称其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纸老虎女士”。

　　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不光是这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愿意让他们到解放区来看一看，只做一些比较公道的报道就对我们有好处。希望记者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要成为反动派的代言人。

　　你（斯特朗）是老朋友了，我们没有拿你当外人，今天，你就是女主人，他们是客人，是新朋友。

　　1.斯特朗小传

　　Δ公正和正义的化身

　　斯特朗（1885—1970年），全名译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

　　1885年11月24日，斯特朗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镇一个牧师家庭。家庭生活优裕，父母很有教养，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和教会工作。父母在斯特朗的童年时代，就对她进行培养，使她具有某些优良品质。一是勇敢和自立。他们让她7岁时独自出门，在辛辛那堤大街上游逛；12岁时，让她长途旅行，在火车上过夜。二是勤奋学习，一丝不苟。三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从青年时代开始，斯特朗便力求把自己的精力和早年显露出的才华，不是用在自我发展上，而是用于谋求群众的福利上，并终生都保留了这些品质。斯特朗年仅20岁就毕业于奥伯林学院，年仅23岁，就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为了追求公正和正义，她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和福利事业，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过1919年西雅图工人大罢工，担任过美国第一家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纸——《西雅图工会日志》报的编辑，她用笔锋犀利的社论和诗篇，热情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并被美国当局逮捕。她的“罪名”是因为她赞成“劳工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通过消灭社会上所有阶级，使他们完全控制所有财产”的观点。后来，她用英文把列宁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翻译、编辑成小册子，并写了序。此书在美国西北部和毗邻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工人当中发行了两万册，受到广泛的好评和称赞。

　　1921年，斯特朗应邀到苏俄访问，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国际红色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此行使她对苏俄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好奇，并爱上了这个国家。此后30年，她主要是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1932年，她同苏共党员朱尔·舒宾结婚。在苏俄期间，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她写了大量报道和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她在1935年写的自传——《我来到改变了的世界》。

　　Δ以中国革命为己任

　　1925年，40岁的斯特朗首次来中国。她访问了广州国民政府，并报道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她第二次来中国，访问了上海、武汉。在武汉，她访问了宋庆龄，并与宋庆龄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据宋庆龄生前回忆说：“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多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

　　在中国，斯特朗不仅报道了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和反对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的国内战争，也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背叛而导致多少人流血牺牲的革命失败。她深入湖南农村采访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民主运动。之后，她把这两次来华收集的材料写成了她的第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她写道，中国的未来，“存在于被捣毁了的农会之中，存在于那些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和经验之中”。向全世界宣传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其影响遍及世界”。大革命失败后，她随苏联顾问鲍罗廷等自汉口出发，长途跋涉，抵达莫斯科。1936年，她去西班牙共和国，在抵抗法西斯和外国干涉的战场上度过了几个月，写了《武装起来的西班牙》一书，热情讴歌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战斗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1937年底，斯特朗第三次来到中国，访问了武汉。翌年年初，她到山西省临汾地区，采访了八路军总部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见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并和周恩来及夫人邓颖超等建立了永久的、牢固的友谊。

　　斯特朗给见到她的人的印象，在曾和她住在同一寓所的波兰女作家伊罗娜·拉尔夫·苏埃斯所写的情趣横溢的报告文学——《鲨鱼翅和小米》一书中得到了极好的描绘：“我没有这样形容过安娜·路易斯——结实、魁伟和权威的神态。她既具有当年乘‘五月花’号船只去美洲的先驱者的坚定性，又具有一位革命历史学家的清晰头脑。在她严峻、坚毅的脸上一双冷酷的淡蓝色眼睛，使我感到敬畏。……当她谈论她感兴趣的问题——苏维埃俄国、中国、工人运动时，我们为她的刺耳、平淡的声音所吸引，倾听她如何以无情的逻辑、惊人的清晰和非凡的远见一下子就深入到一些最复杂的问题的实质。她讲话像机关枪开火一样：客观、不动感情，而且深刻。事实和数字都说明问题。”她写出了歌颂中国人民抗战斗争的著作——《人类的五分之一》，并于当年出版。

　　1940年底，斯特朗第四次来中国。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僵持不下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大部分大城市，并正在诱使蒋介石投降。蒋介石则准备消灭惟一仍在坚持抗战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重庆，斯特朗访问了周恩来，并从他那里获悉了不为外界所知的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军队进攻的事实。当时，周恩来从大局考虑，请她未经同意不要报道。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给“带着有关国共冲突的许多材料”刚返回国的斯特朗写信说：“现在可以发表你所了解的情况了。”于是，她第一个向西方公开报道了多年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在短时间内，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过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报道的及时、准确和技巧。在国际上很好地配合了中共反对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