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戮尸枭示”，不按常理出牌

　　雍正六年，朝中反对朋党的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湖南秀才曾静就上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他反清。岳钟琪害怕惹祸上身，于是赶紧禀报了雍正，引得雍正勃然大怒，于是又就此大做文章，对曾静等人严加审讯，随后环环相套，引出了清代著名的吕留良文字狱。真可算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曾静是湖南郴州永兴人，中年的时候放弃考取功名，开始教授学生，人称他为“蒲潭先生”。他著有《知心录》，书中抨击了雍正的暴虐行为，罪行有：谋害父亲、逼死母亲、杀戮兄长、残害兄弟、贪图钱财、喜好杀人、酗酒、淫色、诛杀忠良、喜欢阿谀奉承、任意妄为等十大罪状，并派遣门生赴陕西策动岳钟琪造反，推翻清廷统治。

　　曾静选择岳钟琪作为策反对象，当然是事出有因。岳钟琪是汉人，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中立了大功，受封三等公，年羹尧获罪之后，他接替年羹尧成为川陕总督。这个要职，康熙十九年就定下规矩，要由八旗人员担当，他破例担任这个职位，一方面说明雍正很开明，敢于任用汉族的贤能，另一方面也说明岳钟琪很雍正的赏识。但同时也有很多不服气的人诋毁参劾他，这使他很不安。民间还传说他是岳飞的后人。于是，朝中有人因为他是权重的汉人而诋毁提防他，民问则又以为他忠义爱民，反对皇帝的暴政，对他寄予厚望，于是这种形式就将他推向了整治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风口浪尖。

　　曾静相信这样一个人能实现他的目标，于是上书鼓动他策反。岳钟琪得到曾静的书信之后，立即向雍正举报，雍正夸赞他忠于朝廷。雍正很愤怒，心想竟然敢策动我的朝中大将反对我，于是决定亲自审问这件案子。

　　曾静在书中不但历数雍正作为当今皇上的十大恶行，甚至还公开质疑他即位的合法性，这同时也是对雍正是否有合法资格做天下万民之主这一重大问题提出的强烈质疑。对这些思想言论，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一一辩护，一一还击。同时他将曾静书中所列的关于清廷统治不合理以及他作为人君不合法的论点逐条摘出，加以驳斥。按照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人，凌迟处死诛连其九族是应该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的愤怒，可是维正恰恰又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对曾静案的处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将曾静认罪口供及忏悔之言写成《归仁录》，雍正宣布对他免罪释放，到江浙、陕西、湖南宣讲。

　　但是这个案子为什么诛连到吕留良呢?因为，在雍正审问曾静的过程中，曾静供认他的思想来自吕留良。雍正虽然一一驳斥了曾静的十大罪状，但抹杀不了十大罪状中的真实内容，因此在严刑高压下曾静违心认罪，于是就被无罪释放，派到四处宣讲雍正的宽怀圣德。

　　曾静是个无耻之人，自始至终他都十分配合，免除他的死罪之后他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录》，表达了自己的诚心忏悔之意。这自然是雍正愿意看到的。曾静是个贪生怕死的人，被擒前后行为判若两人，不光如此，他自己犯了过失还嫁祸给自己的老师吕留良，这就更加证明了他是个无德可耻之人。

　　那么吕留良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吕留良是浙江桐乡人，一个思想家和医学家。顺治十年中秀才，后来思想大变，后悔自己猎取清朝的功名。他的著述中强调区分华夷的不同，教人站稳华夏民族的立场，不能效忠夷狄政权。明朝灭亡以后，他散财结交朋友，图谋“反清复明”，“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就是他的诗句。事情败露之后他削发为僧。

　　吕留良研究程朱理学，很有建树，另外，他还是个医学家，研读医书，得到名医高鼓峰的真传，治病救人，还撰写了《东庄医案》，另有评注《医贯》。1683年吕留良逝世，尸骨埋在他的家乡浙江桐乡。可是他生前哪里会料到自己死后五十年还会因为文字狱被雍正“戮尸枭首”。所谓“戮尸枭首”，也就是将吕留良从坟墓中挖掘出来，斩戮他的尸体，割掉首级悬挂示众。同时吕留良的弟子、子孙，也被诛连，或者被斩首，或者处决、或者流遗为奴，或者刑仗、革职。其他还有受牵连的，包括他的朋友、刊刻吕氏书者、藏书查出者、知情不报者、处理不力者，这些人都被从重处罚。吕留良的案件开清朝文字大狱之先例，充分暴露了雍正的残暴。

　　雍正认为，打击吕留良不仅仅是杀头、流放、抄家这么简单的事，而是要驳倒他们的“华夷有别”的思想，在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中清除这种影响，这可要好好动一番脑筋了。于是，他一面让刑部和地方官抓紧清查吕留良的党徒、审理他们的案情，一面把他们的著作、言论公布出来，让官员写文章反驳，同时他自己也动手写论文，驳斥“华夷有别”论。在文章中他列举清朝开国以来开疆拓土、创太平之世等功劳，认为清朝的皇帝有功于中国、有功于百姓，是有德的君主，并不比前代的皇帝差，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吕留良、曾静等人不明事理，故意制造反清言辞是叛逆行为，他们是中国的罪人。

　　在这件事情上雍正亲自披挂上阵，自然是为了清朝皇权而战，为自己的皇位而战，他要舆论还他一个清白。这件事情的处理充分表现了雍正对政治认识的深刻，即要站稳脚跟，不但要扳倒敌人，还要扳倒敌人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这样才能一劳永逸。

　　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雍正下令把自己对此案的上谕编辑起来，附上曾静的口供和他为忏悔自己的罪行写的《归仁录》，集成一本名叫《大义觉迷录》的书，该书刊刻后颁发给全国各府州县学，让全国读书人都知道这件事。如果有哪个地方不知道这本书，各省、各地的学政、教官一律从重治罪。足见雍正手段的强硬以及肃清反清势力的决心。

　　吕留良的案子之所以被搞得这么严重，也是雍正处理曾静案子的需要。在曾静的案子中，雍正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他要改变自己的这种状况，争取主动。恰好这个时候揪出了吕留良的案子，于是他就针对吕留良的言论大讲华夷问题。这个案子中的人就成了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