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以古为镜与以人为镜

　　陈锋

　　公元642年，宰相魏徵卒，唐太宗亲临恸哭，并追思不已。其后，唐太宗上朝，念及魏徵在世时的谏诤，对左右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见《贞观政要》卷三，《任贤》。唐太宗晚年所说的这一段话，就是著名的“三镜说”。唐太宗之所以成为明君、圣主，恐怕与他善于以古为镜和以人为镜有关。

　　现在离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世殊事异，历史学家和懂得一些历史知识的人还每每称赞唐太宗的英明。

　　唐太宗也是毛泽东十分欣赏的一代君主。毛泽东从唐太宗那里汲取了许多经验教训是无疑的。毛泽东读过冯梦龙编写的《智囊》，在读到李世民的“用兵之要”时，曾加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对唐太宗的用兵之道和军事才能十分称许。毛泽东也曾指责过唐太宗在选接班人的问题上犯的错误，认为不选文武全才的李恪，而选柔弱不堪的李治继承皇位，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至于毛泽东是否欣赏唐太宗的“三镜说”，由于未见到文字记载，不敢妄断。但是，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善于以古为镜、以人为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则是唐太宗无法比拟的。

　　毛泽东是老一辈革命家中历史知识最为渊博的一位，他曾反复阅读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左传》、《吕氏春秋》、《礼记》、《易经》、《论语》、《孟子》等历史典籍。就其读过的历史典籍和大量的批注所体现出来的识见来看，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当然，毛泽东不仅仅是读史书，他也读《智囊》、读《容斋随笔》、读《搜神记》、读《登徒子好色赋》、读《西厢记》、读《水浒传》等等。可以说，毛泽东的读书范围涉及到史学、哲学、文学各个领域，且均具敏锐的洞察力。以毛泽东的读书识见和洞察力，以毛泽东的多才博识，他不但为同时代的国内外政治家所佩服，也可以与同时代的学界泰斗对话。他对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也影响了一代人、两代人，并将继续产生影响。

　　毛泽东是伟人，是政治家，也是读书人。作为伟人的毛泽东，他在书海中畅游，汲取前人的智慧，形成自己的识见和思想，凸现出人格力量和精神力量。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有繁忙的党务、政务，读书不可能没有选择，不可能没有倾向。作为读书人的毛泽东，他又确有读书人的本色和癖好，表现出与一般政治家的不同。这一点，陈晋已在他的著作中指出过：“他（毛泽东）一生中读的大量书籍同他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他并不是有意要从中寻求什么联系。诸如他花偌大的精力去考证王勃写《滕王阁序》的年龄和贺知章在长安做官时有没有家眷，批注清代纳兰性德的词，比较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和阮元修改的优劣，以及详读朱熹的《四书集注》，背诵《楚辞》、《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华彩篇章等等。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我们可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悦愉、审美满足。其中的快乐，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难为外人道也。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的兴趣，即使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相信也会是个在学术界颇有识见声誉的学人。”见陈晋的《毛泽东之魂》第191—1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这或许正是毛泽东的不平凡之处，“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读书不仅仅是他的癖好，更不是一种消闲，他所读的书以及他所作的评点、他所提倡读的一些书，更多地体现为政治的需要、现实的需要。就毛泽东瞩目的历史人物和风云人物而言，亦主要是在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其评点亦大多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我们注意到，军事谋略与用兵之道是毛泽东评点的一个重点。毛泽东曾赞扬过齐鲁长勺之战中曹刿采取的“敌疲我打”的策略，认为曹刿创造了中国战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他的名著《论持久战》中，更细致地对类似战例进行了阐释：“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很多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宋江的“三打祝家庄”也是毛泽东反复申说的战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宋江第三次打祝家庄之所以取得胜利，经验有三：一是调查情况，摸清敌情；二是瓦解敌方的联盟，各个击破；三是深入虎穴，里应外合。这个评语实在是非常的准确恰当。毛泽东在其他的著作和场合中，还曾赞扬过孙膑的“围魏救赵”是“千古高手”，曹操的谋臣郭嘉临战“足智多谋”，也曾讥讽过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批评过诸葛亮的战略失误和宋太宗的不知兵，等等。由于毛泽东的多读善思以及他的军事实践，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军事谋略和用兵之道往往是信手拈来，切中要津。

　　治国安邦之术是毛泽东评点的另一个重点。商纣王在历史上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君，但毛泽东有另外的看法，认为“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见陈晋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5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至于商纣王的亡国，毛泽东总结为两个因素：一是“他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造重重楼阁和金碧辉煌的鹿台中，不知耗费了劳动人民多少金钱和血汗”。二是“由于他的暴虐残忍，排拒批评，一意孤行，人心向背，终于被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乘机进攻，率大军攻破殷都大┟拧—牧野，刚刚组成的奴隶军反戈一击，导致了殷的彻底败亡”。吴江雄：《毛泽东谈古论今》第592—59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毛泽东推崇秦始皇，主要着眼于其对中华民族统一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位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在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了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周溯源：《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第45页，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毛泽东在其他场合也还多次评价过秦始皇。毛泽东对曹操也是肯定的：“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约，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122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对武则天的评价也是有意思的。1975年，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第118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对商纣王、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人的评点，言别人所不言、少言，有给历史翻案的意味，但也确有独到的见解。另外，毛泽东对刘邦的善于用人，贾谊的《治安策》，诸葛亮的会处理民族关系，以及虚有其表的刘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不会当皇帝的陈后主、李后主等等，也有精当的评价。

　　以历史人物作喻，教育干部，也是毛泽东评点的一大特色。1962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针对一些干部听不得不同意见，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刘邦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见张贻玖的《毛泽东读史》第4—5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这是对独断专行者敲起的警钟。毛泽东在1953年6月接见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讲话中和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讲到周瑜，第一次说：“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第二次说：“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毛泽东两次提到周瑜，意旨是一样的，是用孙权重用周瑜的事例说明选用人才，不能论资排辈，姜不一定是老的辣，要相信青年，重用青年。

　　毛泽东对人物的评点，当然不局限于上述这些。有些评点，从现实出发，评价很公允，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针对性。有些评点，现实色彩和政治色彩更浓一些，出现了前后评价的不一。如对孔子，早年的毛泽东是基本肯定孔子的。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曾将鲁迅与孔子比较，认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见黄丽镛的《毛泽东读古书实录》第1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到1954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还表示他赞同郭沫若的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的观点，认为：“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到了1957年，毛泽东对孔子已是很不客气，他在一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上，将康德、黑格尔、孔子、蒋介石捆绑在一起，宣称：“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后，江青等人在林彪住所发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的文字，报送毛泽东后，由此引发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对孔子的全面否定参见周溯源的《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第21—23页，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又如对宋江，毛泽东早年曾称赞过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但到了晚年，却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见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这些评点，都是因着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各种场合评点过的中外人物非常多，在评点过的人物中，既有帝王宰相，也有文臣武将，既有世界名流，也有文人骚客。将毛泽东评点过的主要人物分类整理，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普及历史知识，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我所任教的武汉大学是毛泽东生前关注过的学校，也许是一种对毛泽东的崇拜情结或机缘，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学子，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求是》杂志社的周溯源等人已经撰写了数量可观又较有影响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至今仍在武汉大学任职的在下步其后尘主持撰写《毛泽东瞩目的风云人物》系列丛书，也是想再尽一点绵薄之力。

　　2000年3月于望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