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新疆举义旗和平建功勋(2)

　　9月15日，中共中央派邓力群带着张治中的电文，从伊宁来到迪化，会见了陶峙岳、包尔汉、刘孟纯、刘泽荣、屈武和进步组织“战斗社”、“先锋社”的负责人。陶峙岳向邓力群介绍了新疆军事情况和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邓力群向陶峙岳转达了毛泽东对新疆和平的关注及张治中的电文内容，并向他们阐明了党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及政策，对他寄予了深切的期望。9月17日，陶峙岳与包尔汉分别复电张治中，表达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决心，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毛泽东在北平见到他们的电文后，深感满意，写信给张治中，进一步指示和平解放新疆事宜。9月22日，张治中再次致电陶峙岳和包尔汉，指示他们派人和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接洽和平起义事宜。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赴兰州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起义事宜。9月25日，陶峙岳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到人民军队的行列。9月26日，新疆省政府包尔汉、屈武也发出起义通电，新疆和平解放。毛泽东、朱德于9月28日复电，称：“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疆而奋斗。”

　　陶峙岳及所部将士和新疆各族人民获悉这份电文后无不欢欣鼓舞。然而这次起义实际上是风波迭起，陶峙岳在风浪尖上走过，其中的艰险难以尽述。在李宗仁命令陶峙岳部队内调之后，新疆驻军内部出现分歧，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尤其是骑兵第1师师长马呈祥，第78师师长叶成及其所属第179旅旅长罗恕人，他们都属胡宗南系统，死心塌地地效忠国民党、蒋介石。他们坚决请求内调，实际上是反对起义，局势变得分外紧张。陶峙岳多次和他们交谈，分析新疆的特点，指出部队驻地分散，不能互相支援，又由于地理环境特殊，难以得到外援，民族关系又比较复杂，一旦打起来，对国家、人民，对自己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久，这三人又暗中密谋暴动，准备拘捕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和屈武。危急时刻，陶峙岳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新疆人民免受战祸，单枪匹马，深入虎穴，闯进骑兵第1师师部找到这三个人。

　　正在开会的马呈祥、罗恕人等面对突如其来的陶峙岳，顿时失去了主张。陶峙岳经过和他们长时间的协商，终于达成妥协。马呈祥等人答应交出部队，陶峙岳答应护送他们及其追随者出境，循南疆去印度，以化解内战之祸源。而在马呈祥等人离境前夕，胡宗南还致电要求他们把部队带到南疆，他们看到大势已去，只好明哲保身，带着随从、家属，于9月24日离开迪化。当天，陶峙岳召开会议，任命韩有文为整编骑1师师长，莫我若为整编78师师长，刘抡元为第178旅旅长，罗汝正为第179旅旅长。9月25日，陶峙岳便通电起义。这次起义如果没有陶峙岳费心周旋，采取果断措施，就很难成功。因为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约有半数操纵在马呈祥手中，他们一旦密谋暴动，阻挠起义，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后来有人指责陶峙岳放走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反革命分子，党中央毛泽东都公开纠正，认为陶峙岳这一做法有利于全局，是明智之举，不但不应该批评，还应该给予表扬。

　　10月2日，迪化市各族人民在和平广场载歌载舞，欢庆新中国诞生、新疆和平解放。陶峙岳发表了演说。然而一小撮反动分子却不断策划和制造反革命暴乱，街上常会响起断断续续的枪声，出现一些反动分子的标语，新疆局势仍然动荡不安。迪化市内更是谣言频起，危机四伏。陶峙岳的心刚为新疆和平解放而欣慰，这时又压上了沉重的石头，他彻夜难眠。陶峙岳四处奔走，亲自下部队作报告，分析新疆形势、国内形势，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说明起义的种种理由，逐步稳定了军心。但由于新疆地域辽阔，部队驻地分散，骚乱事件仍时时发生。

　　为了进一步稳定局面，10月5日，陶峙岳亲自到酒泉会见了彭德怀和王震，受到他们热情欢迎，陶峙岳感叹地说：“我做梦都在想解放军早日进疆啊！”陶峙岳在酒泉还参加了第1兵团的常委扩大会，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容。对解放军艰苦朴素的作风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彭德怀派人保护他远在四川的亲属，使他深为感动。他和彭德怀、王震还深谈了部队整编和改造、解放军入疆和组建军政委员会等问题，三个湖南老乡相见甚欢。不久，王震指挥部队进疆，陶峙岳万分激动，挥毫写下了《七绝·迎王震将军入疆》：“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渡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迎尽开颜。”

　　12月7日，新生的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王震、陶峙岳等人任副司令员。19日，起义部队正式开始集中整编。陶峙岳以起义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发布了《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要求全体起义官兵根据新政府共同纲领中关于军事制度的精神，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

　　1949年12月30日，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从此，陶峙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认真做好部队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整顿作风，严格纪律，平息叛乱，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大力组织和发展生产，稳定了新疆的局势。起义前，陶峙岳曾和赵锡光相约，将部队交给解放军后，即解甲归田。解放后，在共产党大公无私精神的感召下，他打消了引退之意，决心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1950年2月，陶峙岳赴北京汇报工作，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他向毛泽东简要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情况，毛泽东非常满意，并作出了对新疆工作的指示。毛泽东还请他共进晚餐，席间没有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只有几样湖南家乡菜，使陶峙岳备感亲切。毛泽东和他直谈到深夜，不仅谈了国家大事，还谈到陶峙岳的家庭等。毛泽东还诚恳地勉励陶峙岳：“要好好学习，自我改造，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陶峙岳当时并不完全理解。但他确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什么关都会过去的。以后每次赴京开会，毛泽东都会紧紧握着他的手，称他“陶将军”。通过与彭德怀、王震、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人的接触，陶峙岳深深感到共产党人待人真诚，肝胆相照，不谋私利，生活简朴，他的内心更生崇敬，更加坚定了跟着党走，与人民的事业荣辱与共的坚定信念。

　　1950年，按照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新疆驻军开始屯垦戍边。1954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第22兵团和第5军合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此后，陶峙岳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屯荒戍边、开垦资源，进行经济建设”的指示，亲自参加生产，经常深入垦区检查指导工作，为边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为边防的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边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1955年，陶峙岳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9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陶将军以90岁的高龄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一名年龄最长的新党员。陶峙岳入党，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第22兵团成立不久，王震就向陶峙岳谈起入党事宜，但陶峙岳自惭形秽，不敢启齿。1952年，王震和陶峙岳共赴石河子视察，王震再次问及他愿不愿入党，他回答：“是所愿也，不敢请也。”1965年，陶峙岳郑重地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新任兵团政治委员张仲翰。然而不久，“文革”开始，陶峙岳入党之事被搁置下来。1982年5月，陶峙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9月，被批准。陶峙岳激动地喊出了“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的心里话。

　　1988年，陶峙岳将军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他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

　　1988年12月16日，陶峙岳在长沙病逝，终年97岁。

　　【作者点评】

　　陶峙岳，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早期民主主义的先锋战士，著名爱国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统率驻新疆近10万军队，身为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率部发出起义通电，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至此，占全国六分之一版图的新疆获得和平解放。新疆起义是陶峙岳几十年戎马生涯的重大转折。武昌起义前夕，陶峙岳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单纯为了个人的温饱家庭安乐而碌碌无为”。为了实现他的男儿志向，他投考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经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常怀一颗热忱的“报国之心”。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使陶峙岳常常深感“报国有心而用武无地”，又看到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对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失去信心。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自己也逐渐消沉下去，一度向佛经寻求安慰。然而他的爱国心却从来也没有消失过。当全国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久被压抑的热情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他慎重地抉择，积极干旋，终于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这是他长期追求光明、渴望和平的必然结果。他终于按自己的意愿，为国家、为人民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实现了报国的宏伟理想。新疆起义后，毛泽东、朱德充分肯定了他的义举，称这“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张治中则精辟地分析道：新疆和平解放，除当时全国形势所造成的强大军事压力外，与“陶峙岳将军老成沉着，善谋能断，苦心积虑地运用对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的威望和感情，讲情说理，终于使他们未敢乱动，服帖出走，有重大关系。他们的出走，铺平了新疆部队起义的道路。陶峙岳作为新疆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历史功绩将会永垂青史。

　　陶峙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阵营都身居高职，但他一生廉洁自律，不为钱财所动，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妻儿也都过着勤俭的生活。他认为“钱财之好，是人之常情，我非不好财也。不过在名誉与钱财两者之间，权衡轻重，更不能见利而忘义”。身居高职而能如此清廉，确实难得。

　　陶峙岳对于钱财看得很淡，而对于感情却看得很重。他不到19岁就与大他两岁的农村姑娘周庆仪结婚，新婚不久即离开妻子踏上征途。几十年的戎马倥偬，离多聚少，但他对妻子的感情却从来未变过，这在当时达官贵人动不动就娶姨太太、小老婆的社会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