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东北军的一面旗帜(2)

　　石友三北犯的部队，以孙光前、程希贤部为先锋，沈克、唐邦植部及石友三本人居中，以米文和部殿后，时兵力约有5万6千余人，仅留一个旅守顺德。于学忠部白凤翔旅逐步诱石部深入，将石友三部引至石家庄地带。当时，杜继武之第18旅驻在石家庄，于学忠令杜继武部不得出击，撤离石家庄。这时蒋介石忽来电报谓：“石家庄系军事要冲，不宜放弃。”杜继武为了执行规定的军事部署，仍率部从石家庄转移阵地，将石部引过滹沱河，直至保定、望都之线，并在方顺桥以南严阵以待。7月29日，东北军防线中部被石部突破，石部约3万余人已进入大冉，距保定仅25公里。于学忠一面令董英斌旅堵住中央缺口，一面令白凤翔骑兵旅在敌军右翼安国、博野一带，故作疑兵，尽力作大区域活动，每天更换番号，主要目的是不让石友三部向东转移。石友三部进入于学忠预设的口袋后，与第1军团相持了三天。于学忠命令炮兵向大冉村外进行炮击，以防石部逃出村外，不便包围。然而，石亦令沈克师由完县迂回。但沈克中了于学忠的疑兵之计，迂回未成功。这时，王树常集团军已进逼至石友三部右翼很近的地域，同时南路刘峙的胡宗南师又已将石友三留守顺德的一个旅解决。石友三见形势对己十分不利，乃于31日下午向于学忠部实施佯攻，企图退却。于学忠见石部枪声很急，而实际末进攻，即判断石友三在夜间必将退却，即用电话告知行营参谋长期翼翘：“石军突然枪声很急，判断其今夜要撤退，一定会经临城、德川之线向山东方向撤退，敌人定准要失败，请北平放心。”尔后，他一面指挥全军，仍用原队形于拂晓攻击，一面通知刘峙军及东北军第2集团军速到滹沱河以南向山东方向准备截击。石友三部于7月31日夜果然全军退却，于学忠率部乘胜追击。在滹沱河以南的深泽地区，石部被彻底击垮。石友三和唐邦植仅率3000人逃往山东，依附韩复渠。石部师长米文和、孙光前被俘；沈克师投降，请求改编。

　　1932年8月17日，于学忠被调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移师天津。当时，天津日本租界驻有少数日本军队，装备有大炮、坦克等。日军经常向中国驻军挑衅，企图制造事端。按惯例规定，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驻军，凡有军事举动时必须事先通知中国军队，但日本侵略军从不把中国当局放在眼里，总是我行我素，擅自行动。有一次，于学忠在省政府后院办公室办公，日军不事先通报中方而擅自在市区进行阅兵。他听到报告后非常气愤，当即命令参谋长严密监视日军行动。这次日军阅兵与往日有所不同，士兵们全副武装，以大炮、坦克在前面开路，直逼政府大门，对警卫、哨兵的鸣枪警告熟视无睹，气焰十分嚣张。见此情景，于学忠命令早有准备的士兵10余人，随身捆绑手榴弹、炸药包等，横躺在省政府门口外的水泥地上。只要日军敢于接近，就要与他们同归于尽。日军顿时胆怯了，只好灰溜溜地撤了回去。此后，于学忠与日军针锋相对。日军实行戒严，他也令所部戒严。

　　1933年3月，热河失陷。4月，张学良被蒋介石所迫下野出国，临行前，对于东北有所安置。当时东北军共有26万人，张学良将其中17万人交于学忠指挥。6月，于学忠又兼任天津市市长。由于于学忠的实力扩大，遂更为日寇所忌惮。日寇见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能使他屈服，就利用在津的汉奸游说于学忠，企图使他改变态度。日本特务机关见拉拢于学忠不成，乃通过在津的汉奸，用重金收买刺客，对于学忠进行暗杀活动。于学忠前后三次遭到暗杀：第一次，收买王玉珍组织十三个暴徒，企图将于学忠刺杀于天津河北二马路至省府的途中。于学忠每天在上午8时到省府，王玉珍侦知后，即布置暴徒在二马路到省府途中的各街口，谁知这一天于学忠因他故，提前了半小时赴省府，因而谋杀计划落空。第二次，收买于学忠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第51军司号官傅鉴堂对他进行暗杀。巫、傅商定，在于学忠入浴时动手杀人，结果未能得逞。第三次，收买曲子才在于学忠的食物中下毒。曲子才又收买勤务兵袁启明，交给袁启明白色毒药面两包，答应事成后给其3万元。而袁持此药因心惊而自首，暗杀于学忠的阴谋再次未得逞。与此同时，日寇勾结孙传芳，企图利用孙的身份，拉拢曾被于学忠撤职的各级军官举事，进而分化于学忠的部队。于学忠采取有效措施，一一分化了敌人。

　　1936年11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前，于学忠由兰州到西安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12日晚，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宣布兵谏计划。他虽然同意张学良的决定，并在八项抗日爱国主张上联署，但力主采取慎重态度。“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决定亲自护蒋回南京，临行前，他留给于学忠手谕，由他全权负责东北军。在此期间，于学忠为贯彻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曾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作了不少努力，并采取措施保存了东北军内的进步力量。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先锋队。事变后，抗日先锋队改用110师番号。蒋介石逼于学忠将其解散。他将这支部队编入第51军，将该部保存了下来。于学忠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和上海四次见蒋介石，并极力要求释放张学良。在张学良被扣押期间，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和”与“战”的激烈分歧。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于学忠、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会商，决定坚持和平解决。2月4日，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将领联合发表宣言，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

　　1939年，于学忠被任命为苏鲁战区总司令，辖第51军、第57军、第89军等部。他指挥第51军和57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过陇海路、津浦路，向敌后鲁南进发，在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交错驻防。同年4、5月，于学忠在鲁南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他将山东分散的游击部队改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编有10个纵队。9月，苏鲁战区所属部队举行阅兵。时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日本侵略军的指使下收买了一些汉奸欲在阅兵式上杀害于学忠。当时刺客埋伏在他阅兵必由之路上的一个拐角处的房顶上。上午10时许，他率卫队经过拐角时，刺客居高临下，从房顶上抛下一颗手榴弹，当场炸死一些卫兵，由于距离和角度不准确，于学忠幸免于难。事情发生后，沈鸿烈为了掩盖罪行，指使刺客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跑，然后大肆造谣：“共产党杀害于学忠”、“破坏抗战”等等。至此，于学忠多次遇险，但丝毫没有削弱他的抗日决心。他说：“只要我于学忠不死，抗日是铁心了。”

　　1941年底，于学忠任山东省主席。1942年5月，兼任鲁南游击总指挥。1944年3月，于学忠卸去苏鲁战区总司令之衔，调任重庆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5年5月，于学忠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于学忠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蒋介石胁迫他前往台湾，他不从，执意隐居四川乡里，归向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于1952年12月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于学忠任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因患肝癌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

　　【作者点评】

　　在同等条件下、同等机遇下，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对信仰是否坚定，意志是否坚强；取决于他对事业的追求是否执着。于学忠之所以能从一个士兵成长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不仅在于他的坚定和顽强，还在于他的忠诚和强烈的爱国心。

　　他具有一颗忠诚的心。他参加北洋军，被吴佩孚发现并起用，逐年擢升。因而，他对吴一片忠心，为了报答吴佩孚的知遇之恩，他与北伐军对垒作战。当吴佩孚落魄到京再找到他时，他不忘旧情，给予精心安置。北伐战争结束后，为谋取第9军的生存，他依傍奉军张作霖父子。由于他对张氏父子的忠心，许多重大的事件和部队的指挥，张氏父子都让他参与，甚至都由他来做出决策。让人相信是不容易的，而于学忠却能使他的主帅放心，相信他，这是他的忠心的体现，也是他做人成功之处。

　　他的忠诚也生发了他的坚定。他坐镇天津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疯狂侵略行径激起了他内心强烈的痛恨，因而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多次雇佣凶手欲置于学忠于死地，但于学忠没有因此而恐惧，更没有因此而退却，而是迎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与其斗智斗勇。由于他的斗争，日本侵略者向国民政府施压，迫使国民政府将河北省府从天津迁走，而于学忠极不赞成：“天津是中国的地方，不能因日寇的威胁即行迁走。”“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身在虎穴而不为老虎的威力而动容，既是他英勇坚定的表现，也是他强烈的爱国心使然。

　　于学忠是一个具有血性的爱国主义者。生在动荡年代，他曾加入军阀的部队，并为保其主帅与人民为敌，但是当国难临头、日本帝国主义肆意践踏我领土蹂躏我人民时，他不顾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不顾屡遭暗杀，坚持带领抗日军民与敌斗争。他说：“只要我于学忠不死，抗日是铁心了”。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于学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西安事变”后稳住东北军、保存进步力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本着为民族、为国家的前途着想的原则，与中共合作，促使蒋介石走向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学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学忠来说，民族和国家在他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何应钦说：“外交不管怎么困难，总该讲理，我为国家计，不能做丧权辱国的事。”由此可见，于学忠是忠于民族和人民的人，他的强烈的爱国心使他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忠诚、坚定、顽强和爱国热情淹没了他因历史局限性而具有的人生污点，使他成为闻名遐迩的爱国民主人士。生活在新中国的我们应该学习他对事业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的精神。

　　(孙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