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有益于革命的人(2)

　　1月31日晚23时，日军再度向第19路军闸北防地猛攻，又被守军奋勇击退。2月4日，敌军开始第一次总攻，第19路军抵抗住日军的攻势，并歼灭了其一个联队，于是乘胜反击日军，经过几小时的战斗，重创敌人，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盐泽幸一因此而被免职，调回日本。接替盐泽幸一到上海的是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沪后，敌海陆空军已增加到1万多人，蔡廷锴估计不久必有恶战，于10日冒着敌机的扫射，前往吴淞炮台慰问守军官兵，鼓舞士气。当天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派兵向蕴藻滨、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19路军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至晚7时，将进犯之敌全部击退。2月13日，日军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又突然偷袭蕴藻滨。蔡廷锴急令第61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迅速增援，并亲带参谋副官数人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双方展开肉搏战。蔡见情况十分危急，即令旅长张炎亲率庞成团猛攻敌之左侧背，敌不支溃退。这一仗，久留米师团损失惨重。野村屡战屡败，日政府改派陆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野村之职。随植田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上海附近的市镇村庄和第19路军及前来增援的张治中第5军的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60、61两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鼠窜，退回原地。2月20日凌晨，日寇又发动一次总攻。敌先以大炮轰击，然后步兵协同坦克部队猛冲，蔡廷锴电告各部，采取“我军须先疏开，候敌炮及飞机停止轰炸后即回原阵地，但动作要迅速敏捷，伪装及散兵多多布置”的打法，使敌伤亡很大，未能前进一步。从2月21日起，在植田亲自指挥下，日寇又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冲击，战斗异常惨烈，但是都被第19路军和第5军挫败。

　　28日，日本政府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任侵沪日军指挥官植田之职，同时增调三师兵力和飞机200架来沪增援。此时，敌兵力已达六七万人。2月29日起，日军在白川的策划下，开始发动总攻。我守军顽强阻击，击退敌军，并击毙其联队长(相当于团长)林缅大佐。3月1日，敌人展开全面的新攻势。由于兵力单薄，南京政府又拒绝支援，致使浏河沦于敌手。浏河失陷后，上海守军侧面、后方均受到严重威胁。无奈之下，3月2日，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表示“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空前热烈地支援第19路军。蔡廷锴深得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同胞、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但是，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变为自由城市。此协定使抗日成果毁于一旦。5月21日，第19路军被蒋介石强行调驻福建。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授蔡廷锴青天白日勋章，委蔡廷锴为第19路军总指挥。12月底，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1933年春，日寇进攻热河及榆关等华北长城各关口。蔡廷锴深感第19路军乃抗日军队，自应请缨北上，援救热河，南京政府纵不允许全军出动，亦应以一部先遣策应，以资鼓励前方士气。于是抽调志愿军官兵编为两个旅六个团，以谭启秀、张炎分任旅长。粤、桂两省各编一个师，一同出发。蔡廷锴被公推为先遣抗日军总指挥。先遣抗日军进抵湖南耒阳时，热河及长城各关口已失陷，何应钦已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蒋介石电令先遣抗日军回师福建。因此，蔡廷锴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更加不满。接着蒋介石又命令蔡部“追剿”红军，使蔡部损失惨重，蔡廷锴再一次认识到进攻红军政策的错误，认识到这是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来达到其消灭第19路军的目的，如再打下去，蒋介石宁让第19路军孤立无援，坐以待毙，也不会增调援兵的。为了第19路军的生存，蔡廷锴决定派代表到苏区和红军联系。1933年8月，蔡廷锴派陈公培为代表，直接和红军联络。9月中旬，陈公培果然和红军联络上，带回彭德怀的回信。蔡廷锴在尤溪口指挥所接到这封信后，心里很高兴。从此闽北前线进入休战状态。于是蔡廷锴又派第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陈公培等去瑞金。徐名鸿等人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于10月26日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由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发起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在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蔡廷锴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蔡廷锴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3日，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命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人民革命军19路军总指挥。19路军下设五个军十个师。“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调派十五个嫡系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分兵三路，合围福建。在此关键时刻，关于战略战术，人各其说，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初本拟以主力集中闽北，后陈铭枢、李济深等人谓要保护政治重心福州。蔡廷锴明知福州四面皆水，本方缺乏海军，易攻难守，但众意要调主力返福州，亦无可奈何，只留谭启秀军一小部守延平、水口、古田各处。但谭军师长司徒非在延平作战不力而降，古田赵一肩师被围，激战三昼夜亦被张治中诱降。谭启秀在水口督战，兵力单薄，援军未到已被击破，谭只身突围而走。右翼第2军毛维寿态度不明，其他各军亦无决战之心。颓势如此，难以作战，即策划退守闽南，徐图后计。人民革命政府各成员即离开福州，人民革命政府解体。不久，19路军第2军军长毛维寿在泉州投降中央军，19路军大部被改编，蔡廷锴仅率三四千人退守龙岩。为保存十九路军最后的种子，蔡廷锴将余部交粤军陈济棠改编，自己则转道去了香港。

　　蔡廷锴于1934年4月离开香港，周游欧、美、澳等地。一路上，蔡廷锴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控诉日寇侵华罪行，抨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明自己抗日救国的决心。因此，他受到海外华侨和外国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甚至墨索里尼对他的爱国精神也表示钦佩，说：“我为何要欢迎你?因我向来未见中国人敢和日本抗战者，有之，惟蔡将军耳。不但中国人要崇拜你，即外国人也要崇拜你之英勇，我不管中国政府对你之态度如何，我今天要热烈欢迎你。”

　　1935年4月蔡廷锴返回香港，继续从事抗日反蒋工作。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发展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创办香港《大众日报》，扩大抗日反蒋宣传。

　　1937年蔡廷锴在菲律宾获悉“七七事变”的消息，便于7月22日回到香港。8月中旬，蔡廷锴应蒋介石的电邀，前往南京，被委为大本营上将参议官。1939年初，蒋介石起用蔡廷锴任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随着南宁形势危急，蔡廷锴又被委为第26集团军总司令，率军备战于桂南、粤西一带，旋率部参加桂南会战。由于政治腐败，部属又多属借调，难以指挥，抗日终无成效，遂多次请辞。1940年4月，第26集团军改编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但借调各部均返归建制，蔡差不多是光杆司令，就职月余，蔡廷锴即呈准辞职，以上将参议官名义，闲居桂林。桂林将陷，蔡廷锴又回乡居住，直至日寇投降。

　　1946年4月l5日，他和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在广州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推举为主席。他多次要求蒋介石“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等，但蒋介石不听，遂无果。

　　1948年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蔡廷锴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是年9月12日，蔡廷锴作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邀和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后来，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此外，蔡廷锴还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7年，蔡廷锴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领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作者点评】

　　蔡廷锴将军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将领，是威震中外的抗日民族英雄。他一生高举孙中山思想旗帜，坚持革命的“三大政策”，为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蔡廷锴将军青少年时，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十分愤恨外邦侵略、欺凌中国。从小他就十分钦佩刘永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英雄精神。当时清廷腐败，自中日战争以来和帝国主义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国土沦亡，中国人民被凌辱的惨状，内心十分愤慨，因而使他自幼立下誓愿，要学刘永福那样英勇打鬼子，并把这个信念化为行动，决心为同胞报仇，为中华民族雪耻图强。他当营长时，有一次，坐到挂外国旗的港梧船，该船买办要印警将他的卫兵解除武装后才让他上船，他力斥买办这种有辱国体的行为，一连掴了那人三个大巴掌，还要买办买纸炮三万由码头放到他的营部赔礼道歉方才罢休。

　　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南征北伐，在平定军阀、参加中原大战等战役中，他率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其部被称为“铁军”。由于他骁勇善战，智勇双全，屡立奇功，因而由普通一兵，升为连长、团长、师长、军长一直升到总司令。

　　l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在这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守土有责，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尊严，他毅然率领19路军，奋起抵抗，在闸北打响了上海抗日的第一枪。他凭着顽强英勇的战斗精神几次打退了多于我军三四倍的日军进攻，使日军三易其帅，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蔡廷锴指挥的淞沪抗战，大大鼓舞了中国军队的斗志，振奋了中华民族的士气。美国记者斯诺曾称赞蔡廷锴将军指挥淞沪抗战的英勇行为，称他为“从未见过的使人信任，而又具有信心的中国将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蔡廷锴认识到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嘴脸。他认为要抗日就首先要反蒋，只有联合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反蒋抗日，于是派人同红军联系，并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发动“闽变”。由于种种原因，“闽变”失败了，而蔡廷锴仍然坚持抗日救国。他来到香港，和李济深等人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继续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周恩来曾给予蔡廷锴高度的评价:蔡将军的一生光荣历史，一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为国争光；二是福建联共反蒋，反对独裁。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他和李济深、何香凝等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担任该会主席，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蔡廷锴大力开展反蒋民主运动，并在香港和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朱学范等联络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促进会及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于l948年元旦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当时“民革”提出鲜明的战斗口号：“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1948年秋，蔡廷锴将军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和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到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开始他的新的革命历程，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政府宣告成立后，蔡廷锴将军担任过国家许多重要的职务，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直到1968年4月25日病逝，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全国解放不久，他以历史上抗日名将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在1957年率团去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的世界大会时，完全不把日本右派可能对他发动暗算的风传放在心上，毅然接受委派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说明蔡先生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已远远超越他三四十年代的思想，上升到了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世界和平运动奋斗的高度。正如毛泽东所说，蔡廷锴是一个有益于革命的人。

　　（李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