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摧枯拉朽

　　【进入1967年，一场夺权风暴席卷而来。陶铸的命运在摄影记者镜头中大起大落，高层结构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毛泽东意欲批判陶铸，不料被江青提前透露消息，他对此大为不满。】

　　1967年曾被周恩来称为“最不平静的一年”。

　　这年，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各派别组织围绕着权力分配，进入了夺权阶段。他们为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占有的名额多寡、分管实权的大小而吵闹不休。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是不悦：“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于是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运动逐渐退去热度，从“文革”舞台中心位置移到边缘。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逐渐远离政治中心，成了农村基层的附属政治力量，全社会对其关注的程度也慢慢减弱。这些曾经为“文革”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推波助澜的年轻人，为了生活与出路，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远离甚至厌恶曾经的政治生活；某种程度上讲，红卫兵既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大潮的淹没者。

　　1967年的元月初始，“天下大乱”头场戏便以“一月革命”高调登场。

　　此时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斯文可言，也绝无红军当年“闹革命求解放”的意义。对于江青一伙来说，要攫取更大权力，必须“革掌权人的命”，他们理直气壮地打着“革命”的旗号进行着他们所期望的“革命”。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外衣下，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都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一月，滴水成冰的冬季，并没有阻挡人们“打倒一切”的火热激情，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不负“文革”孕育之地的美誉，率先完成了一月“夺权”的重任，再次打了个头炮。

　　事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上海人民公社”宣布成立。《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

　　上海的暴动为全国红卫兵组织上演了一出“夺权”大戏。各地“观摩”此戏之后，纷纷效仿，给原本混乱的局面雪上加霜……势不可挡的“夺权”浪潮迅速生成台风，已经被“文革”大潮冲击得奄奄一息的各级党政机关，面对突如其来的狂澜，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纷纷陷入了瘫痪状态。

　　伴随着呼啸而来的“夺权”浪潮，涌动着“夺命”的暗流。几乎和“一月夺权”狂潮一同迭起了一股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被夺去权力的人，不是挨批被斗靠边站、就是妻离子散家破碎……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

　　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冠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陈毅、叶剑英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指责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遭到造反派围攻。

　　1月7日前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连续包围并多次冲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人。

　　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之后，含冤自尽。

　　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于司令部招待所花园的一口井里。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被残酷迫害致死。

　　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连续惨遭揪斗，自杀身亡。

　　短短的一个月内，许多党、政、军高层领导含冤而亡。他们当年出生入死，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枪口下，却倒在了和平年代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大乱之际，人心叵测，乱象丛生，有人推波助澜，有人无可奈何，有人听之任之，也有人任其摆布。即使如此，仍有敢于担当的勇者，对现实发出了质疑与不满的声音。

　　1967年1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导致军队人心惶惶，一时大乱。党内军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儿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如果军队开展“四大”，必然出现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样搞下去，军队怎么能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

　　针对军队高层“坚守阵地不后撤”的态势，“中央文革小组”必须找到突破口，打破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将“文革小组”的势力渗透到军队。

　　陈伯达、江青等人决定对萧华进行突然袭击，并且拉上叶群帮腔。

　　江青说：“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

　　叶群也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指称萧华反对林彪，破坏文化大革命，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做检查。

　　在场人都明白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难，其实就是企图以此制造事端，打开搞乱军队的缺口。

　　一向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周恩来当晚就从叶剑英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中看出端倪，意识到批斗萧华会使军队陷入混乱。于是，他刻不容缓地拿起电话告诉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即将到手的“大鱼”就这样溜掉，叶群等人岂能容忍。他们故意将军委扩大会议要批斗萧华内容泄漏出去，让“造反派”取而代之完成拉网行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得知消息，连夜发起突然袭击，冲到景山东街去抓萧华。富有战争经验的萧华警觉性很高，造反派刚到门前，他便闻风而动从后门逃出，跑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

　　没有抓到人，造反派不肯罢休，对时任总政主任的萧华住宅进行了大翻大抄。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

　　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见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啊？”

　　叶剑英压了压火气，没有搭话。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他向大家讲述了自己昨晚如何“出逃”，如何被抄家的经过。

　　一向温和少语的徐向前再也按捺不住胸中上涌的热血，狠力拍了一下桌案，茶杯盖被震翻落地，跌了个粉碎。

　　叶剑英干脆直言相告：“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他也“啪”的一声，朝桌子猛击一掌。由于用力过大，叶右手小拇指指骨被震裂。

　　1月“大闹京西宾馆”走出了抗争的第一步，拉开了1967年“二月抗争”的序幕。

　　就在各地武斗升级、派性加剧之际，毛泽东突然一反常态地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严厉批评。

　　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一事，狠狠地批了他们几个“干将”。这是毛泽东“文革”以来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表达自己的不满。

　　“打倒陶铸”在开年中央会议上就已经明确，虽然让其靠边站，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同意将陶的问题推到社会上，对陶铸的批判基本是限制在中央内部进行的。

　　到1967年，钱嗣杰跟随毛泽东已经三年多了。

　　“文革”爆发后，他镜头里的老领导在一个个减少，即使偶尔在镜头中出现，其座次位置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中间的坐到两边，诸如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政治局常委成员；原来靠边的坐到了中间，诸如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其中也包括陶铸。陶铸自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不久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陶铸不仅是“文革”初期的崛起者，也是老干部逆势而上的一个特例。

　　对于陶铸，摄影记者钱嗣杰要更多地熟悉一些。一是因为陶铸分管宣传新闻，与新华社领导还有记者打交道比较多，加之他又是中央领导人，在镜头中出现频率高，负责报道中央新闻的记者都熟知他。陶铸在钱嗣杰的镜头里，不仅出镜多，镜头后的故事也多。一开始，钱嗣杰听说要打倒陶铸，心里震动不小。眼前的现实让这位身处政治中心却远离政治话题的摄影记者多少有些想法。毛泽东外出南方经常与陶铸见面，加之陶铸夫人曾志与毛泽东曾并肩战斗在井冈山，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感情上比较亲密。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常会有他们夫妇的身影。与刘少奇发生分歧那一段时期，陶铸也是毛泽东倾吐心声的对象之一，他是毛刘关系日益走向恶化的见证人。

　　这样一个人物，怎么说倒台就倒台了呢？政治舞台上人物换场也有些太快，大喜还没有过去，大悲就跟着而来，笑容与哭泣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的间隙，这样的大起大落的人生戏剧，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一时难以适应。

　　钱嗣杰至今还记得，1966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陶铸紧紧立在毛泽东的右侧，林彪却在左侧，由此可见其地位的显赫与重要。然而，不到一年，陶铸就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继刘少奇、邓小平之后，成为中国第三个“最大走资派”，并兼戴着“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帽子。1969年底，他被林彪所谓的“一号命令”押往外地，不久冤死他乡，经历了几乎和刘少奇一样的悲惨命运。陶铸短暂的中央领导人生涯，不仅以“忽左忽右”著称，也以其“大起大落”彰显本色。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带头批判刘邓的错误。可是一到会下，面对中组部组织三百多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表示彻底揭发批判刘邓时，他立即站出来极力劝阻。他认为，中组部几百人去中南海高喊打倒刘少奇，张贴国家主席的大字报，这种做法不妥！他看到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也非常不满，对在场的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当大家敲锣打鼓欢呼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时，他也表现出反对的态度。然而，当看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他又赞同了“怀疑一切”的正确性。

　　陶铸一边带头批判刘邓，一边又利用宣传舆论对其加以保护。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陶铸特意指示将被毛泽东点名的刘邓照片照例刊登在报纸上。当时，钱嗣杰在全会上参加拍摄报道，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会议气氛的紧张。刘少奇、邓小平的座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都靠一头坐着，与另一头的毛泽东相隔很远。即使如此，陶铸还是安排了毛刘同一画面的照片，将其登上党报。他要给全国人民一个印象——毛主席和刘主席是团结的、友好的，中央高层统治是稳定的。

　　他的胆量与勇气令很多人刮目相看，也疑惑不解。最终，陶铸在劫难逃，压倒他的那根最后的稻草是一张“割头术”的照片。

　　此事还要追溯到头一年的1966年的国庆检阅。按规定，新闻发稿照片要有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在一起的合影，新华社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分管宣传工作的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新华社一定解决此事。可是，邓小平没入镜头，怎么办呢？于是，新华社的同志遵照陶铸的指示，以技术处理方式做了补救，他们将陈毅的头“割”去，换上了邓小平的头，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那张著名的“换头”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很大影响。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陶铸使用“换头术”的暗房内幕很快被“文革小组”掌握，此时已经与陶铸闹翻了的江青终于得到了一个“倒陶”的有力证据。

　　不久，江青就以陶铸站在保皇立场上执行了“刘邓路线”，并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有意安排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刘邓的照片和镜头为罪名，开始向陶铸发难。同时，中央也已经发现陶铸在很多事情上与毛泽东步调不太一致，准备将其拿掉，不让他再担任领导工作。

　　针对陶铸证据确凿的“保皇”行为，1967年1月8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如下一段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一旦发话，陶铸的倒台自然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可以采用不讲策略、不讲效果的任何方式打倒陶铸。

　　江青和陈伯达在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前一天，即1月7日，擅自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把陶铸的所谓“保皇”问题捅向社会。很快，打倒陶铸的大字报就贴上大街。有人向毛主席质疑：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怎么能随便打倒？江青的举措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

　　此事令毛泽东心火难消，连开几次会抒发心头不满。

　　1967年2月6日，他再次主持会议。

　　会上，他同以前一样，依然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不过这次他的“靶子”却指向了江青和陈伯达：“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

　　2月10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望着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随即直面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最终，毛泽东决定：立即举行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陈伯达觉得委屈，哭哭啼啼，说一切都系江青指使，自己是刘盆子。陈委屈至极，甚至闹着要去自杀。今天看来，陈伯达说的话有可能是事实，陈伯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傀儡，“中央文革小组”的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江青手中。

　　此前，毛泽东总是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包括彭真，都有“独立王国”的嫌疑，理由就是有事不向他汇报，甚至不让他主持会议，使得他有被孤立、被封锁之感。这一次他发火，对陈伯达、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小组”倾泻不满，也基于同样的情愫。毛泽东会上一句话很能反映他内心的感受：“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为强调他的不满情绪，两天后，他又找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再次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独立王国”：“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最后，毛泽东专门对“上海人民公社”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

　　满心以为会得到毛泽东表扬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落得领袖如此的评价，心里难免有些失落。当然，他们毕竟是对“文革”开展有功的急先锋，毛泽东讽刺挖苦之后，并未对其上纲上线过分指责。

　　为让江青等人长长记性，他一边要求“文革小组”开会，专门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一边明确表示：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讲。

　　然而，参加会议的叶剑英还是抑制不住欢欣，悄悄向其他老帅们透了风。时任副总理的李富春也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如法炮制，同其他副总理们传达了主席的发言。于是，大家都很兴奋，声言我们要贯彻毛主席的精神，要立大功。所谓秘密也就无“密”可保了。

　　随后的会议上，老干部门公开指责陈伯达、张春桥。谭震林打头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纷纷上场，批驳“文化大革命”的过火行为，将心中的不满情绪统统发泄，甚至连历史上的过节都牵扯了出来。

　　这一下，没有立功，却闯下了大祸……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老帅们与“中央文革”的矛盾日趋尖锐。1967年2月16日，“大闹怀仁堂”事件爆发。】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

　　碰头会开始是刘少奇与邓小平主持，他们被打倒靠边站后，就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

　　“中央文革小组”一般都派张春桥列席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每当他们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周恩来和老帅们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再来参会。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人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为此江青颇为得意，曾多次在背后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

　　江青一伙给周恩来的正常工作设置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每次碰头会火药味都很浓，常常是唇枪舌剑“碰”得叮当响。

　　1967年2月13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这次会议上，老干部们的心思无法集中讨论原定的经济问题，纷纷将话题转到了当前的“夺权”问题。大家对上海“一月夺权”、将上海市委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不要党的领导的做法表示出不理解与不接受。

　　叶剑英正告参加会议的陈伯达：“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叶帅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言辞也愈发激烈：“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也跟着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搞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

　　李先念讽刺道：“‘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大嗓门，又是四川腔，话语幽默中还带着诗情：“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此时此刻，大家心里都是焦虑万分，都想早一点儿刹住“文革”的战车，并未计较个人的得失。

　　如果说2月13日的碰头会是小试锋芒，那么2月16日下午的碰头会则是冤家聚头。

　　那天下午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时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

　　会议的原定日程是“抓革命、促生产”。却因为谭震林的一句问话，点燃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会议开始前，谭震林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

　　张春桥以一向傲慢的语气回答：“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张的态度令谭震林怒火中烧，青筋尽暴。这位外号叫做“谭老板”、“谭大炮”的国务院副总理，再也无法忍受了……

　　会上，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对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五员“中央文革大将”进行了猛烈抨击。

　　会议从下午三时开到七时，“中央文革”始终处于守势。

　　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说话不多，只是埋头作记录。这些记录正是他们会后“告御状”、奉承白纸黑字的准备。

　　事后很多有关“二月逆流”版本的现场还原，其中王力的回忆较为可靠。当时王刚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取代了陶铸的角色，也有了参加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的资格。

　　通过一份当年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集体整理和核对”的会议记录，我们可以感到会场上双方抗争的激烈之状。由此，也可以想见毛泽东看后为何雷霆震怒。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要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有人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到这里，站起来拿衣服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

　　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有人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整个的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从上面那个经过整理的记录来看，陈毅当时讲的这些话，触及了毛泽东三个重要的“痛点反射区”。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这三个问题对毛泽东来说都十分敏感。晚年斯大林将权力交给了赫鲁晓夫，苏共才开始变修。苏联变修，导致共产主义阵营瓦解，斯大林身后遭到接班人的“鞭尸”。这一切斯大林难辞其咎，他其实是始作俑者。而毛泽东想把班交与的人正是“文革”中冠以“修正主义”大帽子的人，那么，在中央“接班”与“被接班”过程中，谁相当于斯大林，谁相当于赫鲁晓夫？陈毅没有指名道姓，谁心里都明白。“晚年斯大林”是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至于延安整风，运动本身没有错，但在后期走向“左”倾，所谓的“抢救运动”被康生等人利用，造成各地不少冤案。虽然经过及时纠正，总算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但在年轻干部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屈辱印记。直到解放后，延安整风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搞不好就会揭开历史的“伤疤”，引来大家没有提起却也难以忘记的“疼痛”。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大家该说的都说了，该宣泄的都发泄了出去，下面的结果大家心里多少也有点儿数。特别是谭震林与陈毅两人“哪壶不开偏提哪壶”的做法，毋庸置疑，肯定是要引火烧身。

　　根据王力的回忆，会议一结束，他们马上就去找正在生病的江青讨主意。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这就是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核对”的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工于心计的张春桥在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后，三人直奔江青住处。王力记得：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引者注：实际是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他针对这种形势，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

　　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看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就在毛泽东获悉碰头会谈话，内心活动加剧之际，谭震林一封“反了”的书信放在了他的面前。

　　这封信是谭震林1967年2月17日写给林彪的，他在信上写道：“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是不会留着这个烫手的山芋的，他附了一封信，其中有言：“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随后，他又将信送到毛泽东处，听主席发落。

　　林彪的火上浇油令毛泽东更加愤慨，看罢谭震林的信，他没有做任何表态，只是大笔一挥：“已阅。”

　　善于反击的毛泽东于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第三天，即2月18日晚，在“游泳池”会客室召来了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四位副总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面对这些“逆将”们，毛泽东动了大怒，用康生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毛泽东又一次点着名说：“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吗？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毛泽东痛斥了这股“逆流”后郑重表示：“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紧接着，嗅觉异常灵敏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立即扯虎皮作大旗，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向这批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开国元勋，发起了意欲置其于死地的围攻。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判谭震林、徐向前、陈毅三人“大闹怀仁堂”，会上的气氛十分激烈，没有一个人不站出来批判他们三个人的“错误”，连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也不放过；会下，也没有一个人敢和他们三人说话。那些“帮腔”者，如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同样也遭到了批评。

　　随后，毛泽东从组织上做了调整。3月18日会议一结束，林彪就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当日下午，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批道：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以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做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江青、陈伯达等人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将中央碰头会上老同志们的发言内容大加歪曲、篡改，并冠以“二月逆流”的大帽子，通过北大、清华的造反派，向社会迅速传播扩散。“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字报，贴满北京全城。

　　兼外交部长的陈毅的处境更为艰难。他挨批整整一个月，扮演了一个月的黑白两面人。白天他是副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出现在谈判桌边、宴会厅里，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太阳落山后，走进“政治局生活会”，他便成了众矢之的，接受“文革小组”成员的围攻与批斗，而这种批斗会往往是以马拉松形式进行，延续到后半夜才能罢休。陈毅拖着疲惫身躯与精神重负只能稍事休息，第二天又穿戴整齐、笑容可掬地出现在会见厅里，面对中外记者的镜头……

　　七次“政治局生活会”结束时，有人提议，把批判会的材料作为文件，发给军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没有同意。这与后来毛有意保护有关。老帅中两个没有受批判的人，后来成为帮助邓小平重返政坛的关键角色，他们就是叶剑英与李先念。元老们的抗争似乎以“二月逆流”闹事者的身份遭到批斗而告终，其实不然。毛泽东已经明确表态批评他们“大闹怀仁堂”的行为后，他们还是顶着压力与“中央文革”作斗争，坚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

　　2月底，徐向前以全军文革小组长的身份向各地打电话表示：“让‘支左’人员放手大干吧，左派右派他们造反派自封是不行的。”

　　在四川，李井泉与邓小平的关系特别亲密，听到邓小平被批斗，早就窝着一肚子火。这次，他也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发泄了不满，对四川全省的红卫兵造反派进行了重点清理与“打击”。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虽然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了迅速扭转，但也引起了各革命造反派的不满，为后来的“七二○事件”埋下了祸根。

　　包括内蒙古在内的许多地区，都逐渐形成了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潮流。

　　这时，青海发生的“赵永夫”事件，引起了毛泽东关注。

　　赵永夫是青海军区副司令。他在叶剑英的支持下，作为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将青海省革命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于2月23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冲突中发生了流血事件。

　　“赵永夫”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他将赵永夫归纳为“赵永夫式”的人物，提出要防止这样的人物主持“支左”工作。认为军队对左派群众支持不够。

　　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其中提到：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如下的内容：“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学生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军委八条命令》因为毛泽东的质疑，执行中出现了困难，其作用无法得以发挥，所产生的威慑力也大打折扣。

　　4月初，林彪在自己毛家湾大院的住宅里，开始酝酿新的军委命令以取代《军委八条》。他认为靠八条是不能解决问题了，需要重新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由林彪口授，秘书记录整理，关锋、王力、戚本禹做文字修改的十条规定送到了毛泽东手上。

　　4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十条以《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十条》）下发全国。

　　《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军委十条》表面上看来是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对军队在“支左”中批评并抓了一些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头头、解散了一些极“左”派群众组织表示不满，是支持造反派冲军队。这也就否定了前不久颁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以上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以后的各种场合的讲话中，总是讲要遵守《军委八条》，却很少提《军委十条》。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的不满，在4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又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逼迫叶剑英等老帅做检讨。

　　《军委十条》在林彪主持下于4月6日下达，随即各地形势出现大反复。江青4月16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又火上浇油，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造反派组织再度抬头，公开声称要粉碎“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都是“打倒”、“火烧”、“砸烂”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为武斗蔓延打下了“舆论基础”。

　　江青带头支持造反派行为，老帅们的抗争被结结实实地定性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简称为“二月逆流”。

　　《军委十条》，再加上批“带枪的刘、邓路线”，使军队局势更趋于混乱。

　　不久，毛泽东也觉得情况严重，又提出要“拥军爱民”，说：“‘八条’以后部队神气得不得了，‘十条’以后群众组织又神气得不得了，现在‘八条’‘十条’都要。‘八条’叫拥军，‘十条’叫爱民，‘八条’与‘十条’要结合，‘八条’不是不要了。”

　　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曾受到批判的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钱嗣杰的镜头里再次出现了这些久违又熟悉的身影。他知道，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信号。

　　然而，尽管有了毛泽东“拥军爱民”的“最高指示”，全国混乱的局势已是覆水难收……

　　【进入夏季，毛泽东召集碰头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然而在南下途中，毛泽东昔日所见的祥和景象无处寻觅，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激烈派性斗争。】

　　1967年的7、8、9三个月，是毛泽东南巡的日子。

　　这次南巡与以往有些不同。过去，外出事先都要做一些准备，至少办公厅要为毛泽东外出做一个详细的日程安排，并事先与各地领导人打个招呼。可这回是在毛泽东没有意向的情况下，说走就走。办公厅警卫局措手不及，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主席出行的准备。这一突如其来、令大家毫无准备的行程，起因竟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的一个情况汇报。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在会议一开始，就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看看时，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对。特别是听到主席要去武汉，大家都直摇头。武汉从头一年的12月起，两派就开始武斗，进入1967年，在“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武斗更是不断升级，不断变换花样，发生了多起伤人死人的流血冲突。到了5月，造反派有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开始搞起全市性的绝食斗争，形成了武斗据点。武汉大街成了军事设施密布、枪声不断的战场。

　　周恩来劝告毛泽东：“武汉的武斗严重，主席去了怕是安全没有保障。”

　　武汉的情况毛泽东已从各种汇报中得知大略。但临危不惧是毛泽东的个性，他依然信心满满：“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武汉的乱局，更加坚定了他要去华中地区看看的愿望，而且说去就去。毛泽东要求，会议一结束就要登车离京。主席突然定下了行程，汪东兴、杨成武等人一刻也不敢怠慢，按照这个要求，在毛泽东开会期间里，必须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完成。

　　此时，毛泽东有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概，更有一种对旁人所谓“天下大乱”一探究竟的欲望。

　　于是，一场关乎中国一号人物行程的准备工作开始与时间赛跑——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东郊调配站的车库里做着各项检查，一旦出发命令下达就能快速启动；游泳池的工作人员将毛泽东的几个大书箱与生活用品依次运到车站，搬上了火车；医护人员也要准备火车上应对突发疾病的各项医疗器材。

　　摄影记者钱嗣杰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湖南厅拍摄后，也赶往新华社去准备摄影胶卷，并且将当天拍摄的照片冲洗后供发稿……

　　即将跟随毛泽东南巡的杨成武，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调动全军陆、海、空做了全方位、全天候的保卫工作，除了铁路上由前驱、主车与后卫组成的专列运送外，空中还有四架伊尔-18、两架子爵、两架伊尔-14飞机伴飞，另有四架“米－8”战斗机以应对空中来袭的危险；东海舰队紧急调了一艘护卫舰由长江水路赶往武汉；除此之外，还准备了几艘海军快艇集结在武汉长江军用码头待命。

　　自从罗瑞卿一年多前被打倒，杨成武就来到毛泽东身边，成了毛泽东的“大警卫”。

　　杨成武安排如此严密也如此“兴师动众”的安全保卫，不是没有道理的。

　　进入1967年，“一月风暴”就在各地产生连锁反应，连续不断的大夺权、派性武斗争端迭起，干线运输几近瘫痪。周恩来亲自坐镇铁路指挥，将不断恶化的情况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严肃指出派性斗争已给铁路运输造成严重威胁，提出了“必须对铁路实行全面军管”的意见。

　　196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份情况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一批示下达不久，与之相左的《军委十条》也下发了。

　　5月下旬，铁路交通秩序继续恶化，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几条干线频频告急，周恩来再次向毛泽东请示应对办法。毛泽东当即批准了周恩来“立即对铁路交通实施军管”的建议。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了《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6月1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军管实施后，铁路运输的混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

　　事态稳定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就提出外出的要求，杨成武岂能轻松。杨的车厢与毛泽东的主车厢仅仅一门之隔。目的就是为了毛泽东二十四小时的安全都能在他的掌控之下。

　　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已经有了四点指示作为基调。大意是：

　　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

　　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周恩来心里明白这个带有倾向性的解决意见搞不好会带来更大的风波，从某种意义讲，毛泽东此行正在驶向矛盾漩涡的中心。

　　周恩来根据目前武汉的情况，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又致电正在四川重庆的谢富治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万无一失，周恩来已无法放心仅靠电话来布置毛泽东的安全工作。他决心亲自前往武汉。毛泽东即将离京之前，周恩来提前从空中飞往武汉，来到毛泽东即将进驻的东湖宾馆安排住处与警卫。周恩来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料想得还要糟。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周恩来做工作，大家才一起收拾房间。

　　毛泽东出发事宜全部准备到位时已是半夜。7月14日凌晨三时主席专列启动，由北京驶往武汉。这次离开北京，距离去年7月18日他回到北京，整整一年时间。

　　出发前，杨成武还遵照毛泽东的吩咐，带上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

　　根据现存的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路上同大家谈话时，仍很乐观，精神也很饱满。他依然认为各省经过大武斗，形势便会好起来，阵线也就清楚了，暴露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就这样，毛泽东带着解决问题、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问题的想法，一路行程一路聊天，晚上九时，专列抵达了武汉武昌车站。毛泽东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铁道部门获悉有中央领导将抵达武汉，将站台实行了戒严，一向熙熙攘攘的车站，变得十分安静。当毛泽东悄然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的大标语。

　　毛泽东不由得有些意外，神情一下变得凝重起来……

　　他摇摇头，对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感觉毛泽东南巡的主旨，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2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虽然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组织的不满和林彪、江青等人的高度关注。

　　4月6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老谭”（造反派把陈再道称为武汉的谭震林)制造的“二月黑风”，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5月16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

　　6月4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肯定了“支左”方向的正确，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同时也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道经康生授意拟定的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武汉军区一下子被挤压在了两派都不满意与“中央文革小组”指责的多重夹缝中，举步维艰。

　　正是此时，毛泽东抵达了武汉。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的乙所。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此次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在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时，毛泽东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

　　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谢富治和王力在见了毛泽东之后，跟随他们一路同行的北航的四个造反派也由成都赶到武汉。王力等人不顾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到武汉的大街上看了大字报，公开了他们的身份。这无疑给武汉的造反派打了一针强心剂。周恩来见事已至此，只好让他们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并希望借此来遮蔽毛泽东主席就在武汉的事实。

　　7月16日，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反复播放了《毛主席派人来》的高亢激越的歌曲，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

　　王力他们有了如此重任，更是乐此不疲地接见“造反派”，并表示亲切慰问和支持。他们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做工作”，毫无疑问会与另一派的对立关系更加紧张。

　　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成为两派相互争斗的由头。7月16日，两派组织都要到武昌江边游泳，横渡长江。这一热爱伟大领袖的忠心活动让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无法阻止。这天两派都到武昌江边游泳，肯定会发生武斗，中央“六二六”电报对军区压力很大，再发生流血事件，他们说什么也不好向中央交代，更何况毛泽东已经亲临武汉，一定要确保不能大乱。陈再道只能协调两派组织分开进行横渡活动，经过说服做工作，“百万雄师”组织同意15日提前一天搞横渡长江的活动，可是造反派不服气，觉得自己受了压，决定乘“百万雄师”15日渡江之机，游行到汉口，给受压迫的造反派鼓气，标语口号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打倒陈再道”、“工总翻案，老保完蛋”、“造反派永立江城”的口号。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7月15日至18日连续四天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军区的汇报。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四点指示，从而引起陈再道以及武汉军区一些负责人的抵触。对此，周恩来像对待参与“二月逆流”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一样，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等人向毛泽东主席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同时向陈再道转告了毛要保他的意图。

　　周恩来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且替武汉军区承担责任，表示解散造反派“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周恩来也预见到“工总”起来之后，可能会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他答应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然而，由于四点指示在根本上否定了武汉军区的“支左”工作，否定了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周恩来并没有能消除陈再道等人的抵触情绪。正如陈再道后来所说：“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7月18日晚，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梅岭一号。毛泽东来武汉已经四天，才第一次接见陈再道与钟汉华两位军区主官。这也是他后来觉得不妥的一点。

　　毛泽东了解到陈再道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没有生气，他亲自接着继续做陈的思想工作：“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泽东很有信心地对陈再道、钟汉华说：“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打不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指的这个“他们”就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他们听从毛的指示，在武汉设立了一个接待站，专门来做来访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

　　陈再道当着毛泽东的面，只得口头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答应支持造反派。周恩来终于松下了一口气。见事情已经基本理顺，他便连夜离开武汉飞返北京。

　　毛泽东与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方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人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一边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一边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周恩来一离开武汉，有了毛泽东重托的王力等人，立刻觉得头上少了一道紧箍咒，行动可以进一步放开。他们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王力还激情澎拜地发表了讲话：“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形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同时他们还将中央“四点指示”传达给了造反派。

　　王力一番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激发了造反派的斗志，他们连夜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和中央“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第二天，造反派还在欢呼自己的胜利，更多的广播车上了街，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实况录音已经是家喻户晓。

　　这下，一石激起千层浪。19日，武汉局势骤然恶化，被套上保守派大帽子的“百万雄师”群众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在那个将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年代里，“保守派”这一结论，等于宣判了政治死刑。为了表示还击，他们开始声讨王力，要求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同一天，陈再道、钟汉华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念了检查，下午由谢富治、王力做工作，直到夜里十一点多。

　　被打成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与武汉军区一些指战员经过一天多的酝酿、发酵，情绪一下子膨胀起来，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毛泽东抵达武汉不久即遭遇“七二○”武斗事件。凌晨二时，东湖宾馆充斥着紧张的氛围，摄影记者钱嗣杰也成了备用驾驶员。很少乘坐飞机的毛泽东，不得不从空中紧急“撤”往上海。天下真的应该如此大乱吗？新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钱嗣杰跟随毛泽东来到武汉之后，发现他一直在找人谈话，一刻也不休息。这次也是他见毛泽东穿着睡衣谈事情最多的一次。毛泽东不出门，每次睡醒总是穿着睡衣就开始忙着和人谈话，一谈就是半夜，白天连散步的时间都会用来谈话。如此一来，钱嗣杰拍摄的时间也少了许多，忠于职守的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始终等候拍摄主席的通知。本以为毛泽东要在7月16日这天下到长江里做一番“故地重游”以纪念自己畅游一周年，可等了一天，什么也没发生。钱嗣杰明白，东湖宾馆的风平浪静，并不意味大武汉就太平无事。他怎样也想象不到，最高安全级别的东湖宾馆很快会遭到冲击，而且冲击的人群几乎是全副武装，濒临战争状态。这是钱嗣杰一生中最为惊骇的时刻，也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五十多次外出中，唯一一次身陷危局。

　　7月20日是毛泽东来到武汉的第六天。这天夜里，气温同往常一样闷热。毛泽东很晚才熄灭卧室的灯。临近黎明，天色依旧黯淡，整个东湖宾馆已经进入睡眠，万亩东湖水面也在宁静中轻轻地泛动着微波。

　　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十四人突然冲进东湖宾馆北门。这里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来者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等闻讯急忙赶到北门阻拦。对方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开出的介绍信，明确表示：“今天晚上来了十四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

　　双方在距离大门一百米处相持不下。

　　与此同时，“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二十七辆卡车和八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质问：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的“四点指示”是什么意思？“支左”方向没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何要当“投降派”？他们要求王力接见。虽然军区的几位领导同志赶到现场做工作，但王力窝在东湖宾馆不动身，愤怒的群众决定亲自到东湖宾馆找王力“讲理”。

　　事情的进展愈发混乱，军区领导也已无法控制局面。

　　钱嗣杰等工作人员居住在东湖宾馆四号楼，距离围墙比较近。半夜，突然传来高亢的喇叭声，反复播放着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伴随而来的，是不断响起的消防车警报。刺耳的警报声让大家察觉情形有些不对，于是立即全部起床。负责保卫的警卫战士更是紧张，因为他们已经得知“百万雄师”要进东湖宾馆来抓王力，而且来的人中有军人，他们携带着武器。

　　此时，所有工作人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保卫毛主席。

　　钱嗣杰赶紧整理好摄影设备，做好撤离东湖宾馆的准备。

　　天刚放亮，“百万雄师”便出动了数万人，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排头的大卡车上还架起了机枪，卡车上坐的人也是全副武装……一时间，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弥散着火药味，武汉三镇成了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爆发了！

　　上午七时许，“百万雄师”的代表二百余人来到东湖宾馆谢富治与王力的住处，他们不由分说先冲进了谢富治和陈再道所在的房间，要王力出来和他们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陈再道耐着性子劝他们到客厅去谈。这时，王力就在隔壁房间，他见来者气势汹汹，躲在里面不敢同代表见面。

　　谢富治和陈再道与“百万雄师”的代表见面谈判，不料谈得不错，双方都松下了紧张情绪。谢富治替代王力表了态，答应下午去接见“百万雄师”的代表。王力在隔壁竖着耳朵倾听。他见会谈有进展，便又出来同这些代表见面。双方正谈着下午接见的具体地点、方式的事宜，谁料话还没完，门外突然又冲进一拨“百万雄师”的群众。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叫着嚷着要将王力抓走，一开始误以为陈再道就是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急忙又跑回屋内躲藏。跟随王力一道来鄂的北航红卫兵马上站出来，声称要保卫“中央文革”。于是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前一拨人马看到后头来的群众如此激愤，原本平息下去的情绪再次被煽动起来。他们找出躲藏起来的王力，在一片争吵声中，将王力塞进车里，揪着他直奔武汉军区大院，那里还有更多的人在等着向王力讨个说法。

　　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见大势不好，急忙跑到杨成武所在的百花一号。此前，杨成武已经获悉王、谢没有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同意在外头随便讲话，肯定要坏事。见神情紧张的谢一进门，他劈头道：“你们捅了大乱子了！”

　　此时，杨成武心里装的是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他不能允许危及毛泽东生命的事件发生，他不愿担当千古罪人的骂名。

　　杨成武与汪东兴等人立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决定毛泽东一行必须紧急从东湖宾馆转移出去。群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很难预料下一步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十万火急，中央警卫局随同人员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将东湖宾馆的全部车辆都调来使用。钱嗣杰提着照相器材的箱子，坐在毛泽东的随车上。上车后他才发现，副驾驶座位上没有副驾驶员。汪东兴走过来看看钱嗣杰，问道：“你会开车吗？”钱嗣杰心想，以前自己在国外开过汽车，应该没有问题，于是爽快地回答：“我会开车。”汪东兴马上嘱咐他：“如果驾驶员发生意外，你就顶上去开车，车子一定不能熄火停下来！”钱嗣杰一边答应着，一边快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做好了随时顶上去的准备。

　　毛泽东得知群众闯进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并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他穿着睡衣，缓缓坐进汽车，从容不迫地离开了东湖宾馆。

　　车队开动了，毛泽东的专车就跟随在随车后面。钱嗣杰不时朝后张望，心里像揣了个兔子，默念道：“千万不能出事情啊！多年没有摸车，万一需要顶上去，这车还能不能开动啊？”

　　车队在空十五军上甘岭特功八连武装护送下，一路风驰电掣。很快，毛泽东就被护送上他的专列。一旦有事情，专列可以马上开走。抵达专列后，大家紧张的情绪才有所放松。

　　王力被抓到军区大院后，“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他签字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不肯，解释说自己无权签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由中央决定。因为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怒气冲天。正如王力回忆，当时“突然拥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

　　在北京，早晨传来武汉冲击东湖宾馆的消息，“中央文革”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转移”的书信是林彪起草，随后由叶群的秘书送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觉得“这是大事”，责任太大，他又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信的末尾，签署的是江青的名字。

　　江青将信件交给邱会作，同时下达了死命令：“你有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带着信到达汉口后，却过不了江。直到20日下午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将信件面交毛泽东。邱会作告诉毛泽东：“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请主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同时，周恩来也来到了武汉。一到武汉，周马上布置毛泽东撤离的事宜，命令海军在汉的军舰只有水兵上岸行动，将驻扎孝感的空十五军调进武汉维持局势。

　　转移出来的毛泽东开始只是叫人通知陈再道找回王力，对自己是否离开武汉并没有拿定主意。当他接到邱会作的这封信后，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怀疑陈再道和“百万雄师”一道策动了一场“暴乱”。放下书信，毛泽东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毛的话有些生硬。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办好了。凌晨二时，毛泽东坐着武汉空军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直到此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空军机场的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担任警戒。

　　杨成武走下汽车，直奔飞机，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回答：“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杨成武也急了，他大声道：“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无奈，那些战士只对自己的司令和政委负责，他们也不认识代总长，杨成武怎么解释也没用，战士根本不给他放行。

　　毛泽东坐在车里，察觉到了眼前受阻的情况。他干脆自己从汽车上下来，径直朝飞机走去。

　　杨成武对战士们喊道：“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战士们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毛主席的模样无人不晓。此时得见毛主席真颜，无不惊诧，如在梦中。很快，他们缓过神来，赶紧把舷梯推了过来。在众人的凝视中，毛泽东一步一步登上飞机。

　　机长过来询问：“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泽东操着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透过舷窗看了看脚下的武汉三镇，过了一会儿才说：“往东飞，去上海。”

　　毛泽东说完这句话，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此时距离“七二○”事件发生才一天一夜，但对于毛泽东来说，可能是“文革”爆发以来“天下大乱”的浓缩。他没料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仓促离开武汉，更不会知道，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据统计，毛泽东一生乘坐飞机大概有六十次左右。1945年去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是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1956年5月3日，毛泽东乘飞机去外地视察。在6月4日从武汉返回北京的飞行中，他的专机抵达河北上空，由于遭遇强大雷电干扰，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讯突然失灵，专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半个多小时后，专机才从厚厚的云层里钻了出来，最后有惊无险地降落在北京的机场。据说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没等毛泽东走下飞机，就站在刚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啊，我的脑袋可都掖到裤腰里了！”自从这次毛泽东空中历险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严格限制毛泽东乘坐飞机。有报道曾说从此毛泽东不再乘坐飞机，实际上，毛泽东以后还多次乘坐飞机前往外地视察。

　　7月21日上午十一时，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安全抵达上海。他走下飞机，高兴地对身边人说：“坐飞机不是很快吗！今后你们还让不让我坐呀？”看来，他对中央政治局限制自己乘坐飞机还是不满的。

　　钱嗣杰走出飞机，眼前熟悉的上海机场令他那悬了一天一夜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离开乱哄哄的武汉，毛泽东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抵达上海，有一夜他睡不着觉，把杨成武叫去问询：“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

　　杨成武如实答复：尽管解放前不熟悉，但解放后两人关系不错，而且陈再道人不错。毛泽东把不准的是冲击东湖宾馆的势力针对的指向，疑心是否会是因为反对他而出现了“抓人事件”。

　　杨成武别的不敢保证，但在没有人反对毛主席这点上他敢保证。杨拍着胸脯为陈再道担保，并向毛泽东坦言：“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杨成武的话，毛泽东是相信的。他也知道，如果陈再道真的反对自己，他们一行人很难从武汉撤出。

　　事后，毛泽东让还在武汉处理“后事”的周恩来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并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听得出来，毛泽东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经过两天冷静的思考，比以前要实际了很多。

　　毛泽东担心口说无凭，便动笔代中央起草了一封发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与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相比，毛泽东对陈再道的保护是显而易见的。电文中，他依旧称陈再道为“同志”。陈再道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

　　冷静下来的毛泽东，他的反思是认真、也是深刻的。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批评王力的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他表示：“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而王力却“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七二○事件”后，王力紧跟江青、林彪，继续谱写自己的“英雄历程”，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毛泽东意识到“天下大乱”过了头，准备拿“带头人”开刀。不久，王力、关锋、戚本禹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在北京，林彪、江青等人与毛泽东态度相反，他们抓住“七二○事件”大做文章，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

　　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文攻武卫”这句很关键的话出自江青，给了各地武斗一个升级的理由。由此，所有拿着武器的人都可以标榜自己是在文攻武卫。

　　7月25日，王力等人如同凯旋的英雄出现在北京的欢迎会上。林彪深受启发，他对红卫兵头头蒯大富、韩爱晶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作题目。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仅仅过了两天，7月27日，林彪终于抓住了大作的题目。他主持军委会议，在决定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的同时，决定借此提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异己。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事件”为题，继续做批判“二月逆流”的文章。在林彪、江青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于“军内一小撮”。

　　又过了四天，8月1日建军节到来，这天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同时，社论还提出了一个颠覆历史的“新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

　　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立刻在全国卷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

　　回到北京的王力，似乎觉得自己“英雄”历程不够完美，还需要在北京继续高歌猛进。代表“中央文革”，在北京到处发表讲话，成为这位宣传组组长最能体现业绩的差事。他所到之处，都会刮起一阵旋风。8月7日，他为配合《红旗》社论，跑到了外交部，对造反派发表讲话，煽动夺权。他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吗？”“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

　　在王力的煽动下，旋风再起。造反派们毫无顾忌地冲进外交部，高喊“打倒陈毅”，坚持要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致使外交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了一个令人惊惧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爆发了“无产阶级雷霆之怒”！

　　原来，毛泽东在上海反复看了几遍《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后，愤然在上面写下了“大毒草”三个字！随后又写下批示：“还我长城！”接着，毛泽东又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中，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毛泽东一系列与“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态度与批示，令“中央文革”和林彪陷于惶恐。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们以求自保，为洗脱干系，相互之间打起了太极拳，千方百计将这个“大毒草”推诿在别人名下。

　　林彪立即闭上“尊口”，溜到北戴河避暑疗养去了。他深知自己位于“副统帅”的位置上，即使毛泽东要动“外科手术”，暂时也动不到自己头上。

　　江青处于“第一夫人”的位置，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她，管束她也多，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主席的夫人。

　　康生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滑头。“八一”之前，康生告诉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主席，主席同意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的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八一”之后，毛泽东发话了，康生也跟着改口，说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把责任全推到了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再次成了“刘盆子”。不过，他吃一堑长一智，没有接招，而是转手推了出去，将责任推给“八一”社论的起草者林杰与审定者王力和关锋。

　　此举令江青、康生幡然醒悟，因为当时陈伯达已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发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康生再加上陈伯达一起努力，决定把王力、关锋作为替罪羊抛出去。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王力政治仕途命悬一线时，外交部一把大火彻底烧毁了他的“大好前途”。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毛泽东在上海得知此事格外震惊，当知道事件缘起于王力8月7日煽动外交部夺权的讲话，更是怒不可遏。他在“大毒草”的基础上又加了两个“大”，将这篇讲话斥之为“大、大、大毒草”！

　　此时，毛泽东的愤怒已达到了极点！

　　事到如今，王力纵使再精明也无回天之术，他“死”定了……

　　往往人一落井，就有人跟着甩石头。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排印着“王力、关锋”的名字。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负责《解放军报》。这个材料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关锋也在劫难逃。

　　于是，王力、关锋的问题再加上“中央文革”另外一成员戚本禹的问题，被系统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除去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的建议。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通过“丢卒保车”使得他们自己保级成功，顺利过关。

　　为了遏制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存在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做出了抉择。“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受到了“隔离审查”。这项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决断，不仅预示着“文革”大乱必须降温，也警告了那些带头煽动制造混乱的人们不可越线太远。

　　王力一个多月里的大起大落，好似过山车的命运，也令人瞠目结舌。

　　1967年8月30日下午三时，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

　　江青宣布开会，指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关锋、戚本禹。

　　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并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党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干将。

　　会议结束时，江青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是隔离审查的好听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立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王力和关锋实际上被限制行动。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与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与众不同的是，由于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不过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获释，从此过上了普通市民的生活。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

　　【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继续南巡。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返回北京。他一路讲得最多的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毛泽东通过处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发出了要治理“文革”大乱的信号。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局势逐步走上正轨产生了积极影响。处理完王、关、戚三人问题后，9月16日，毛泽东决定离开上海完成南巡计划，沿着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这条线走一趟，然后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7月中旬离开北京时，原计划是要走访七八个省视察“文革”进展情况的，不料南巡第一站武汉就遇到突发事件，他被迫飞到上海，以致南巡计划搁浅，没有完成。

　　在钱嗣杰眼里，毛泽东抵达上海后与在武汉时相比，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武汉，毛泽东情绪饱满，对什么天下大乱毫不畏惧也不在乎；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毛泽东开始沉默寡言，此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他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调查研究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他对“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不再像以前那样有信心。“文革”进展的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此时的他仍认为有三年是差不多的。他的想法在8月16日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中表露出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7

　　“文革”最后搞了十年，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和掌控。

　　自从9月毛泽东踏上南巡征途，专列每一次停靠曾经大乱的地区，毛泽东都要找来沿途省委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求稳，求团结，成了毛泽东再次南巡的主题。

　　9月16日当天，列车抵达浙江杭州。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如此归纳：“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

　　9月17日毛泽东专列到达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

　　9月18日，湖南老家向“游子”张开了双臂，欢迎毛泽东回来视察指导工作。毛泽东对家乡父母官更是情真意切，他觉得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他表态：“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

　　毛泽东在湖南只待了一天就前往武汉。9月19日，他再次来到了这块白云黄鹤的地方。此时的武汉天气凉爽了一些，大街上的游行与武斗也退去火药味，消停了不少。大家来到东湖宾馆，依然心有余悸。前不久，王力还在此地踌躇满志，得意忘形；此时，王力已是囹圄之身，不是到处讲话作报告，而是闭门写检查作交代了。

　　物是人非，钱嗣杰也唏嘘不已。

　　在武汉，毛泽东开始思考政治机构设置走向正常轨道的问题。他把谈话的重点都放在了下一步的工作部署上。他提出要筹备“九大”，而且准备放在明年秋季或者后年一月份召开。开“九大”就肯定要涉及干部问题，毛泽东对此也有比较成熟的考虑。他认为，多数的干部是好的，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中央委员会要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他还提出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

　　第二天，在与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毛泽东语出惊人，第一次对“四个伟大”表示不满：“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四个伟大”不是林彪提出来的吗？听者心头都掠过一丝诧异，但是谁也不明白毛泽东的用意，也不敢接过这个话题。

　　21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郑州，于23日回到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其中上海就待了近两个月。

　　为了扭转“乱”的局势，9月2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从8月25日开始，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多份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为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一系列文件密集下发：

　　9月5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9月13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

　　9月23日，《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

　　10月7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10月14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0月17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

　　11月14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其中，由中共中央整理转发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最充分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希望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的心情：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对方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然而，事态并未能够按照毛泽东愿望发展。

　　1967年9月16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天派”代表时做了一番讲话，其中有言：“对你们来说，始终我们的话是不灵的，而错误的估计、极左的东西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直到现在，各地还在揪‘军内一小撮’，许多群众组织还在打‘内战’，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从你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完全错误的。”

　　可见，“最高指示”，“一句”未必“等于一万句”，“天下大乱”也并非就能达到“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