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阳明心学在我心中

　　1872年三月，在中国政坛叱咤了三十年的风云人物曾国藩去世。一位知他最深的故交送上这样一幅挽联：

　　尽瘁武乡候，千秋臣节；

　　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武乡侯是曾国藩，而新建伯就是曾国藩的精神导师，人称“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王阳明。

　　曾国藩生前事事效仿王阳明、追慕王阳明，身后得此盖棺定论，与偶像并称，可以含笑九泉矣。

　　其实，无论在思想的影响上还是事功的建立上，曾国藩都稍逊王阳明一筹。在提到王阳明时，曾国藩只能发出诸如“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1]“阳明之文有光明俊伟之象！”[2]之类高§山仰止的赞叹，根本没想过能与王阳明相提并论。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两相比较一下：

　　政治上，王阳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广、湖广、江西四省总督，历任南赣巡抚、江西巡抚，生前封新建伯，身后谥文成公；曾国藩官至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生前封毅勇侯，身后谥文正公。二者不分轩轾，打个平手。

　　军事上，王阳明在不费朝廷一兵一饷的前提下，选练民兵，平定了为祸南方四省的大规模叛乱；又在朝廷高层的掣肘下，率领没有实战经验的民兵，仅用35天就击溃了宁王朱宸濠的数万精兵，一举粉碎其蓄谋了几十年的篡位大计；而南赣剿匪、征广西思田更是体现了王阳明抚剿并用、文武兼修的军事思想，将兵家权谋上升到了“此心不动即为术”的化境。

　　曾国藩最为人称颂的事功是平定太平天国起义，这场战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坚持到最后终于胜了。当然，这也和曾国藩的治军有术密不可分。但纵观团练的建立、湘军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曾国藩并没有走出王阳明“十家牌法”“保甲法”以及控制军队，使其上下相维、治众如寡的种种措施，只是亦步亦趋地借鉴与摹仿。并且，曾国藩替满清政府屠杀汉人，生前就有争议。而王阳明虽然也诱杀过池仲容，但总体来看，被他击败的对手无不对其心服口服。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曾国藩破的是山中贼，而王阳明破的是心中贼，境界有别，高下立判。

　　在思想上，曾国藩借宋明理学之道，酿自家之术，亦有成就，但比起王阳明的道术一体、收放自如尚有距离。

　　王阳明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华，打破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窠臼，独创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三大命题的阳明心学，信从者上至宰相，下至农夫，流传之速，蔓延之广，不仅有明一代无人能匹，纵观古今中外亦不多见。他的弟子中官居高位者不计其数，入阁拜相者不乏其人（徐阶、张居正、赵贞吉等），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者更是如过江之鲫（徐文长、汤显祖、徐光启、李贽等）。在明朝，他从祀孔庙；在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五四时的陈独秀、胡适之无不从阳明心学中吸取人性解放、自尊无畏的思想，建立了不朽的事功。梁启超认为他“在近代学术界极其伟大，在政治和军事上亦有很大勋业。”[3]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4]孙中山更是赞叹道：“心之为用大矣哉！”[5]

　　诚如章太炎所言，王阳明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快速步入工业化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数之不尽的日本政治家、企业家对他奉若神明。倒幕领袖，“维新三杰”西乡隆盛、久坂玄瑞、前原一诚，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高杉晋作，日俄战争总指挥、独裁领袖山县有朋尽出王门。三菱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日本国立银行创始人、实业巨擘涩泽荣一，早稻田大学创始人、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无一不是王阳明的追随者。可以说，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遍及各行各业，是全方位、深入人心的。

　　除此之外，王阳明对毛泽东也影响深远。据历史学家王元化研究，毛泽东很早便通读过《王阳明全集》，并逐字逐句地批注。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时，毛泽东就以一篇《心之力》的作文脱颖而出，受到杨昌济的瞩目。作为毛泽东的授业恩师，杨昌济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在他的指引下，毛泽东对阳明心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以一句“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6]来表达对王阳明的敬仰。

　　直到20年后，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之余读了刘少奇讨论人性善恶问题的书信，觉得意犹未尽，还特意补充了一句“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7]作为提醒。

　　毛泽东之所以长于决断、应变无穷，又能在革命事业的低谷期安时处顺，“胜似闲庭信步”，同阳明心学的支撑密不可分。

　　随着《蒋介石日记》的重见天日，历史学家发现蒋介石对王阳明的崇拜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且不说台湾的阳明山、阳明大学都是由蒋公命名，便是“中正纪念堂”门前牌匾上的四个大字“大中至正”也语出王阳明《传习录》之序言。

　　据蒋介石自述：“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8]于是蒋介石跑到书店，抱回一大堆王阳明的著作，“不断阅读研究，到了后来，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心领神驰的仰慕……”[9]

　　1914年至1915年之间，蒋介石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的著作，自称“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10]

　　1926年11月17日日记：“车中闷坐，深思看阳明格言。”[11]

　　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为王阳明振臂高呼：“王阳明的眼光，超过他同时代的一切读书人”“中国的陈腐理学，积重难返，王阳明的哲学仍旧不能风行到底，反被日本人看见，窃心学之绪余，马上实行起来，成为一个侵略的民族。可以说，日本之有今天，完全是从王阳明哲学片段中所得”[12]“日本的陆海军官，对于阳明哲学，更是手不释卷、拳拳服膺”“王阳明哲学是非常之有价值的”“我们要革命、要救国，就必须奉行阳明学说”。[13]

　　同时，蒋介石还叮嘱蒋经国要多看王阳明的书。在他的影响下，蒋经国对王阳明尊崇有加，说：“阳明先生不但有高深的学问，而且能将学问实用实行”，并教育部下：“我们要做总裁的信徒，为阳明的学生。”[14]

　　在蒋经国59岁时，蒋介石还不忘写文章提醒他：“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15]

　　于是，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这么多人对王阳明顶礼膜拜？

　　的确，他是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别人博而不精，他却愈博愈精。而且，他的哲学绝非书斋里的空想，而是实实在在，学以致用的利器。用到政治上，他成了第一流的政治家；用到军事上，他又成了最可怕的军事家。?

　　因此，被成功学洗了很多年脑的中国人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了：为什么天天读曾国藩还是仕途失意？为什么日夜学胡雪岩仍然一贫如洗？

　　因为你没有经历和他们一样的心路历程。道理人人会讲，诸子百家各有用武之地，但不从心上用力，砥砺出不偏不倚、动转得势的强大心灵，即使做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动作也会走形，毕竟相由心生，情随事迁。

　　阳明心学是炼心的学问，是“乾坤万有基”。 王阳明之所以将中国人宏大而细腻的心理图谱精确地描绘出来，就是要传达一条真理：一切战斗都是心战，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世间之事纷繁复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然而，扪心自问，那真的就是你自己的答案吗？

　　长期以来，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叫“自我意识”的世界里，这是一个由你的内心和外部环境共同构筑的世界，堆砌着各种概念推理，分析综合；快乐痛苦，轻松沉重。其实，由内心产生的情绪波动、价值判断往往只是一时一地的就事论事，并非完全正确，如果不经审视与过滤就让其在意识领域占山为王，沉淀为潜意识，久而久之便会使人流于固执，是非不明。

　　同理，书刊杂志、网络电视灌输到你大脑中的信息也可能是不怀好意，各有目的的。由于文字集团早已丧失其独立性，一篇帖子、一则报道，都有可能是精心炮制、洗脑于无形的枪稿软文。即使商人政客们暂时偃旗息鼓，知识分子摘下了“御用”的头衔，不再为利益集团摇唇鼓舌，书本上那些堂而皇之的价值观，言之凿凿的“成功秘诀”也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真实需求。

　　因此，生活在虚假的“自我意识”里不能自拔的人，当他们内心真实的声音与虚假的意识发生冲突乃至将其揭穿时，空虚寂寞、焦虑愤怒等消极情绪便会油然而生。长此以往，人就会陷入到循环的自我否定之中，茫然不知所措。

　　对此，王阳明的主张是：真理就在你心中，要用“心体”来主导意识。并且，外在信息在进入到心体也就是心理结构之前，要先在意识层面经过解读和过滤，因为自人降生，社会化的过程就从未中断，正确的做法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审视辨别。

　　自卑懦弱的人正是由于不懂得对信息甄别取舍，又屈服于单一的世俗价值排序，使意识寄居于自己崇拜的事物当中，失去自我，发生异化。于是，当他遭遇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价值排序中的强者时（恋权者面对高官，好色者遇见美女），大脑便会缴械投降，使对方的语言和行为长驱直入，在心灵最深处攻城略地。与此同时，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四肢僵硬、畏首畏尾的外在形象一览无余，心理的弱势使其沦为对方的木偶。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没有人可以引领你，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真正能改变你的只有你自己。书本的作用也仅仅是告诉你，你可以做到这样，如此而已。

　　王阳明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世人曝晒出了心体，以自性之光照亮自己，凌驾于意识之上俯视喜怒哀乐，作出准确客观的判断，最终达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心理境界——定。定就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气定神闲，指挥若定。定则能静，静则能安，安则能虑，虑则能得。

　　与定相反的是动。常人的心时常处于妄动的状态，各种闪念像滚雷一样在心中炸响。由于对妄动无法察觉，你经常处于跟着感觉和情绪走的失控状态，不仅看不清事物的真相，临事时还会心虚气馁，感到理亏，因为“以志帅气”，内志不定，外气必弱。而心定之人，他的心就是一面明镜。你的妄动会清晰地映照在镜子上，致命缺陷暴露无遗。 王阳明看准了问题的实质，主张在意识和实践上下力，通过诚意与格事两大功夫，塑造出一个“情顺万物而无情”“终日有为而心常无为”的坚实心体。首先，“心即理”告诉我们要相信自己，倾听内心，树立起强大的主体意识。其次，炼心的目的也不是成一圣贤一了百了。王阳明融三家之长，却归宗于儒家，提出振聋发聩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强调内圣外王，将心性之学转化为卓越的事功。

　　综上所述，在内，阳明心学让人不把外界的非笑毁谤、个人的进退荣辱看得太重，养成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愤懑，富有弹性的心理状态；在外，由于有了内在的支撑，一事当前，不待思考，所行便能执两用中，恰到好处，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既不过分也无不及，理直气壮又通权达变，最终迈入无内外之分，无人我之间，与天地合德，同万物一体的境界。

　　很显然，王阳明做到了，甚至超越了。

　　否则，

　　明朝抗倭总指挥胡宗宪不会说：“余诸生时，辄艳慕阳明先生之勋名，前无古，后无今，恨不得生先生之乡，游先生之门，执鞭弭以相从也。”[16]

　　冯梦龙不会说：“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天下之学儒者必如文成，方为有用。”[17]

　　钱谦益不会说：“剖性命之微言，发先儒之秘密，如泉之涌地，如风之袭物，开遮纵夺，无地不可。”[18]

　　黄宗羲不会说：“自孔孟以来，未有如此深切著明者。”[19]

　　清初诗坛盟主、刑部尚书王士祯不会说：“王文成公为明代第一流人物。”[20]

　　史学大家毛奇龄不会说：“阳明事功，是三代以后，数千百年第一人。”[21]

　　纪晓岚不会说：“阳明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22]

　　李宗吾不会说：“我的厚黑学，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有对等的价值。”[23]

　　郭沫若不会说：“王阳明对于教育也有他独到的主张，并且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24]

　　余秋雨不会说：“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25]

　　人称“日本伏尔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不会说：“阳明学乃陶冶今日之人心，革新一代风气之大兴奋剂也。”[26]

　　另一个学者高濑武次郎不会说：“我邦阳明学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27]

　　西乡隆盛不会说：“修心炼胆，全从阳明学而来。”[28]

　　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冈田武彦不会说：“二十一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29]

　　……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30]

　　一个人对了，一个国家就对了。一个国家对了，世界就对了。

　　我依稀听见，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是王门弟子，是王畿、徐爱、王艮，钱德洪、罗汝芳、何心隐、黄宗羲，是中江藤树、佐藤一斋、吉田松阴、木户孝允、佐久间象山、三岛由纪夫……他们穿越历史的风尘，身着青衫，面带微笑，正砸响门环。

　　王阳明的时代，到了。

　　[1]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与朱久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 曾国藩：《曾国藩文集·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4] 章炳麟：《答铁铮》， 原载于《民报》1907年6月8日。

　　[5] 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6] 毛泽东：《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原载于《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十期。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8] ~[9] 转引自沈顺葵译注《传习录》前言，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

　　[10] ~[11]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2] 蒋介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国的立国精神》，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

　　[13] 蒋介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

　　[14] ~[15]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 胡宗宪：《阳明先生批<武经>序》，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

　　[17] 冯梦龙：《三教偶拈》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8]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阳明近溪语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9] 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0] 王士祯：《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201页。

　　[21] 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台北：新文丰，1989年。

　　[22] 纪昀：《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总目提要》，录自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零四别集类。

　　[23] 李宗吾：《厚黑学》，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年155页。

　　[24] 郭沫若：《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25] 余秋雨：《山居笔记》《乡关何处》，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

　　[26] ~[28] 转引自《王阳明的五百年——中国与世界的王阳明》，余怀彦著，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9年。

　　[29] 纪念阳明先生，弘扬王学精华——“纪念王阳明逝世4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30] 孙中山：《建国方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