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年间，共修正史八部：《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晋书》、《南史》、《北史》、《隋书》，用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百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了全部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说盛况空前。
《增广贤文》里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要想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历史的经验就值得注意和借鉴。人类总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发展，不断前进。治国更是如此，没有反面的历史，国君就不会正视治国的重要性。明智的国君，更重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要借鉴历史，孔子在《春秋》里的微言大义，表现了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褒贬，也表现了他的儒家历史观。春秋战国时的史书，主要是以《春秋》为蓝本衍生出来的《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来历不很明白的《国语》、《战国策》等书，很难说是出自春秋战国人之手，多是西汉时人们伪托或整理。
汉武帝时，统一的大帝国已经形成，总结中国的历史，用作治国的一面镜子，已成为历史大趋势，也具备了充分的条件。于是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为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太史公记》就诞生了。该书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东汉班固兄妹作《汉书》，总结了西汉帝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晋人陈寿作了《三国志》，南朝人范晔作《后汉书》，在五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渊下诏修梁、陈、齐、周、隋、魏六朝正史，未能完成。贞观三年，太宗下诏重修，任命房玄龄为总监，命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北齐书》，魏征修《隋书》，思廉修《梁书》、《陈书》、《晋书》，由房玄龄主修，后因房玄龄事太多，唐太宗令魏征任主修。私人修史也很活跃，有李延寿修的《南史》和《北史》。
《隋书》主编魏征是贞观时代的著名谏臣，披肝沥胆，光照古今，他主编的《隋书》可称“良史”，材料取自王劭的《隋史》18卷、王胄的《大业起居注》。《大业起居注》因战乱散失很多，魏征采用了很多补救办法，他多次访问在隋朝生活过的老人，特别是访问了像孙思邈这样的人。这些人说起他们所经历的事，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魏征注重参考隋代子孙的回忆录、家谱，通过对照、比较，三人说有两人相同的，就以两人为准。对传闻不取孤证，必须通过校订能够印证的方才采纳。
《隋书》纪传多出自颜师古、孔颖达之手，这两人都是名儒后代。孔颖达是孔子后代、汉代名儒孔安国的直系子孙；颜师古是复圣颜渊后代、南朝学者颜之推之孙，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魏征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订正，达到简洁、明快。在绪论中，对隋朝得失，特别是二世而亡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具有真知灼见。隋书共55卷，于贞观十年定稿。
《北齐书》主编李百药是隋末唐初有名的大学者。贞观六年，太宗拜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贞观二年，任礼部侍郎。贞观五年，和于志宁、孔颖达、陆敦信在弘教殿讲学。他的父亲李德在齐国时修创纪传书27卷，开皇初续写增多38篇。李百药以此为基本材料，参考王劭编年体《齐志》16卷，还参考了其他书籍和资料，于贞观十年定稿，共50卷。
《周书》主编令狐德棻，博学多才，广涉经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西魏史官柳虬所撰《北周起居注》和隋代牛弘的《周纪》18篇的基础上，征集材料加以补充，于贞观十年完成，共50卷。
《梁书》、《陈书》的主编姚思廉是著名的史学家。他参考梁朝谢昊的《梁书》、陈朝许亨的《梁史》、顾野王的《陈朝国史纪传》、陆琼的《陈书》，主要取材于他的父亲姚察在陈、隋之际编写的梁、陈史遗稿。《梁书》56卷，《陈书》36卷，于贞观十年成书。
《晋书》由房玄龄署名主编，但参加编写的人却很多。晋朝离唐朝的时间较远，此前的历史学家已修有晋史二十多种。唐太宗时，有三种已迭，它们分别是沈约、郑忠、庾铣所编，现存在的有十八种。但质量很差，唐太宗为了总结晋朝短暂的统一后就灭亡的经验教训，于贞观二十年闰二月下诏重修。任命宰相房玄龄为总编，参加的学士很多，后又命褚遂良、许敬宗和房玄龄一起监修，参与的著名史学家有令狐德棻、李淳风、李义府、李延寿等18人，分工修撰，采用几十部正史和稗官野史。正史包括东晋干宝的《晋纪》、刘宋何法盛的《晋中兴书》，这是南朝齐隐士藏荣绪将以上两书合编的本子。野史，指笔记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伪托陶渊明的《搜神后记》。《晋书》用两年的时间完成，有帝纪10卷、志3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共140卷。
唐太宗亲自给晋宣帝、晋武帝、陆机、王羲之的纪传写了史论，是历史上唯一由皇帝给写史论的一部史记，称为御撰。
因《周书》、《北齐书》、《梁书》、《隋书》体例不全，只有纪传，没有志。太宗于贞观十五年下诏任命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续修史志，但未完成。高宗永徽六年续修，命令狐德棻监修，永徽三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六年书成，共10志，30卷。
唐太宗为了表彰修史有功人员，加封总监魏征为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赐物二千段；姚思廉赐彩绢五百段，加通骑直散常侍；令狐德棻绢四百匹；李百药物四百段，升为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在嘉奖令中说：“用数年的时间修成五代史，甚合我意，值得嘉奖。”
唐太宗不仅重视修撰前代历史，更重视当代历史。贞观年间的当代史有国史、实录、起居注三种。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置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首任监修官是房玄龄。房玄龄是贞观名相，为人正直，史官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是当时有名的历史学家，敢于仗义直笔。唐太宗想读一读国史，他对历代帝王不读国史的做法表示不满。他在贞观十四年说：“不知为什么国史不让当代的帝王看见。”房玄龄回答说：“国史善恶秘书，国君哪里有没有缺点的，史官怕犯忤逆，所以不能让国君看到。”太宗说：“我们看法和古人不同，现在我要看国史，如果我做得对，这不用说；如果我有缺点错误，好以它作镜子，便于改正。你们可以呈上来。”
贞观十四年，太宗要房玄龄编写实录。按惯例，当朝是不修实录的，房玄龄等将国史删减，写成编年史，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于贞观十七年送给太宗，实录的时间从创业开始到贞观十三年。这里唐初的第一部实录，也是有史以来最详备的实录。太宗下诏表彰房玄龄，赐物一千五百段，封修撰许敬宗为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
因为实录要给皇帝看，史官难免曲笔，特别是像许敬宗这样史官，在实录中记载玄武门之变时，将事实隐去，太宗认为不妥，要房玄龄转达旨意：史官执笔，不要曲隐，削其浮词，直书其事。玄武门之变与“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相类，是“安社稷、利万民”的义举。
起居注是古代史官记载帝王的言行录，唐太宗很重视对起居注的编写工作。
贞观初，除设起居郎以外，还命其他官做起居注兼职工作，叫“知起居注”。贞观三年，杜正伦由人事中兼任知起居注。贞观十五年，褚遂良由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这些都是皇帝的亲近侍臣，详细地记录了唐太宗的言行。起居注为修撰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起居注史官秉笔直书。
杜正伦对唐太宗说：“皇上的一言一行，我都要记下，这是我修起居注的职责，我不敢不尽职尽责，陛下如有一句话违背了道理，关系到千秋圣德，不只是对当今百姓有损。”
太宗大喜，赐绢二百段。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四月，太宗对褚遂良说：“你知道起居注的内容，我可以看吗？”
褚遂良说：“善恶全记，使君主不敢为非，没听说过要给皇上看。”
唐太宗又问：“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记下了吗？”
褚遂良回答说：“不敢不记。”
刘洎在旁边说：“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也会记的。”
太宗说：“应该这样。”
太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修史，是为了以史为鉴，特别是吸取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他对隋书的修撰极为重视，让著名政治家、史学家魏征担任主编。
魏征总结了隋朝灭亡的原因：“隋的得失存亡和秦相似。”
唐太宗说：“秦始皇七年初平六国，拥有四海，到晚年不能善守，可以引以为戒。”
太宗对魏征说：“秦始皇亦英雄之主，平定六国，以后才免其身，至子便亡其国。”
他还说：“周武平纣之乱而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周秦初得天下，其势不异”。
唐太宗把秦始皇和被历史公认的圣君周武王相提并论，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但又从他身上探求秦朝灭亡的原因，认为选赵高为胡亥的老师是一大失策，最后导致秦朝的灭亡。隋炀帝亡隋，可以从隋文帝那里找原因。
晋武帝司马炎，在分裂了半个世纪的基础上重新统一了中国，唐太宗肯定他的功绩，认为统一后的中国“民静俗和，家给人足”。但是“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究其原因“失慎于前，贻患于后”。居安不思危，立嫡易失才，封诸王变亲为疏，削弱中央集权。唐太宗以此用来教育他的儿子，吸取晋亡的教训。
唐太宗推崇汉初的三个皇帝，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但是汉高祖杀戮功臣，汉景帝冤诛晁错，太宗都有所指责；对汉文帝，太宗予以充分的肯定。汉文帝的农本思想、君臣一体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民族德化思想、感化思想都在太宗贞观之治中得到借鉴和发扬。
贞观初，群臣建议修一高阁，以避殿中潮湿。太宗说：“汉文帝要修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我德不如文帝，怎么能说这是为民父母呢？”没同意修高阁。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马周上疏：“汉朝文帝、景帝，勤俭爱民，武帝继承了巨大的财富，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如果高祖之后便传位给武帝，汉朝怎么能够长久呢？”唐太宗称赞不已。
今人以为《史记》优于《汉书》，唐太宗则特别重视对《汉书》的研究。贞观时代出现了“汉书热”，比较有名的著作有刘伯庄的《汉书音义》20卷，他的儿子刘之宏子承父业，继续研究《汉书》；秦景通兄弟研究汉书，名气很大，称“大秦君”、“小秦君”；姚察著《汉书训纂》，他的儿子姚思廉继承父业，他是有名的历史学家，贞观修史时，主编《陈书》；颜师古注《汉书》120卷，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的叔父颜游秦，著《汉书决疑》12卷，被当时的学者称颂。颜师古就是继承了叔父和祖父的家学。
唐太宗的历史观是借鉴古人，不厚古薄今，坚持今胜于昔的观点，充分肯定现实的成就。
贞观五年，唐太宗说：“自古帝王不能经常教化天下，如果国内安定，必有外敌侵扰，现在是远夷率服，五谷丰登，盗贼不作，内外宁静，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辅佐的结果，安不忘危，理不忘乱。”充分肯定贞观成就，又不忘历史的教训。
贞观六年，太宗说：“自古君主为善者，多不能坚持。汉高祖是泗水一亭长，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十多年后，由于纵逸，功业就保不住了。汉惠帝是嫡长继承人，温恭仁孝，高祖却偏爱宠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甚高，萧何被囚禁，韩信被贬，既而被杀。黥布等功臣害怕而反叛……我经常居安思危，力求善始善终。”
历史的经验为唐太宗处理君臣父子的关系提供了一面镜子。
贞观九年，唐太宗说：“我无为而治天下，四夷威服，不是我一个人能办到的，实赖诸公之力，当思善始善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灿然可观，难道只有隆周、盛汉、建武（东汉光武年号）、永平（东汉明帝年号）才值得称道吗？”
房玄龄说：“陛下谦虚，把功劳让给群臣。根本的是陛下盛德，希望陛下有始有终，天下就能永远太平。”
太宗说：“我看历史上拨乱创业的君主都超过了四十岁，只有光武帝三十三岁。我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当皇帝，在武功上超过了古人。我从小从军，没有时间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明白了教化的根本，发现了治国的方法。行之数年，天下大治，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文治又超过了古代。周秦以来，戎狄内侵，今外族稽首，皆为屈属，这是怀柔胜过了古人。这三项，我有何德当之，既有此功业，怎么不善始慎终呢？”
除了总结秦隋的失误、晋朝的得失、汉朝成功经验外，唐太宗对其他朝代历史经验也有所总结和研究。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魏征说：“读完周齐史，末代亡国之君，作恶基本相同，齐国君主好奢侈，府库所在，全部用完，横征暴敛。我认为这是馋嘴的人自己吃自己身上的肉，肉吃完了，人也就死了。君主赋敛无度，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君就要灭亡了，齐国的国君就是这样的。”
唐太宗以史为镜，专门写了一篇叫《金镜》的文章，吸取历史的教训，提出治国的方略：
“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暴敛之征，下有讴歌之咏，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忧国之主也，乐民之君也。”
唐太宗治国，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自己的权力。唐太宗以史为鉴，善于吸取历史的教训，并对各朝代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所以能避开各国的亡国之道，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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