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凤凰，你基本上可以从一个人的身高“体重”身材规模判断出他在公司的地位。凡是瘦骨嶙峋的，不外乎前台Amy、秘书Lily和司机小D之类。反之，海拔高，吨位大的，至少也是个部门经理。
以我为例，身高163m－164m(高兴时164m)，体重则常年徘徊在43kg－45kg之间，BMI指数约为16，严重低于正常标准(BMI指数等于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185－25为正常)。于是，你尽可以得出结论:我在凤凰的大舞台上，充其量不过是匪兵甲一名。
同理可推，如果你在凤凰会馆的走廊上看到一位肤色黝黑、身如铁塔、面似弥勒佛的男子(请想象弥勒佛晒黑后戴金丝边眼镜的样子。)，你尽可大胆迎上去问他：
“请问，您身高1米8，体重100公斤吧?”
然后，不等对方回答，只管握住他宽大绵厚的双手，叫一声:
“老板，我可见到您了!”
放心，你一定不会认错人，他就是我的老板——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太平绅士。
刘老板，像山一样立在我面前
我和老板第一次见面是在1996年3月初。当时，我在对凤凰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在厚厚的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合同那么厚，我也没顾上翻，只是一股脑找到最后一页，在乙方签名的横线上，尽可能艺术地写下Luyu Chen。按照我的风格，y字那一撇照例飘飘洒洒占满半页纸。那劲头，颇像恨嫁的大龄女性好不容易碰到上门提亲的，于是不等媒婆张嘴就自己披上红盖头，拎上细软，往婆家狂奔而去，生怕好事变黄了。
我就是这样愣头愣脑地把自己嫁给了凤凰。
几天后，我在绿草如茵、花木扶疏的北京紫金宾馆见到了老板。我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大块头是谁。当有人介绍“这就是鲁豫，这是老板”时，我面露矜持的皮笑肉不笑，优雅地伸出右手，以仿佛三天水米未进的有气无力，轻轻地握了握老板爽快伸出的大手，心里颇不以为然：
“老板？他是开哪家餐馆的？”
我那时涉世未深，莫名其妙地认为，所谓老板，指的是开餐厅的人。当然不是那些挤迫地摆着一两张小饭桌，油腻寒酸的小饭馆，而是指规模至少两层楼，带雅座、包间，门窗上不贴丰俭由人四个字的地方。
至于老板们的着装，好像有行业规定似的，统一为深色T恤、土黄色长裤、黑皮带系在凹凸不平的肚皮下方，左手无名指戴一枚硕大碧绿的翡翠戒指。
我以这样的标准打量眼前这位老板，心里很是困惑。
他，衣着考究但不张扬，一尘不染的黑皮鞋、黑色西装长裤、挺括的白衬衫，不穿外套，不打领带，只在左胸口袋的上方不经意地绣着“长乐”两个字。体重大概是我的两倍多，像座山一样立在我的面前，脸上始终保持祥和的微笑，身上散发出极强的磁场和不容质疑的权威。
就这样，他成了我的老板。
写自己的老板是需要勇气和技巧的。不敢写他不好（我的工资是他发的），也不敢写他太好（怕读者骂我谄媚）。所以，在2003年出版的《心相约》里，我干脆吝啬笔墨，对他点到为止。
老板看出了我的心思。
“鲁豫，我们一起从旧金山开车去洛杉矶的经历多有意思，你可以写一写。”
写就写，我光脚不怕穿鞋的。
老板爱吃也会吃。这一点，从他的身材就可以看出来（写到这里，我心中还是不免发虚。虽说老板平易近人，我们平常跟他开玩笑、讲段子、传八卦，百无禁忌。可是，我现在毕竟是在白纸黑字评论他的身材呀！万一我的书卖得比《达·芬奇密码》还好，还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并被Hollywood、Bollywood搬上银幕，那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不过，这样一来，我的版税恐怕比丹布郎和JK·罗琳都多，那我还怕什么？）。
我从没问过他有多重。只是某年公司在北京郊区一所度假酒店开凤凰年终总结大会，老板曾在发言时把大手向空中一挥，掷地有声地说：“我已经把体重控制在200斤以内了！”顿时会场掌声雷动。不了解情况的人，会以为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实现了呢。
老板的母亲今年八十多岁了。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她永远担心孩子在外面挨饿受冻。每次老板回家，老太太总坚持亲自下厨督促保姆烧出一桌子的饭菜。据老板的女儿点点说，通常主食就有五六种，米饭、面条、包子、烙饼应有尽有。（这让我想起郭德刚的相声，烙饼卷面条就着米饭吃。）老板怕老太太辛苦，常常突然袭击，事先不打招呼，并且刻意错过饭点回家。
一天午饭过后，老板出现在母亲面前。老人大喜过望，执意要去厨房做饭。老板拗不过她，只好随口说：
“那就下碗面条吧。”
“光吃面条哪有营养？”老太太怜惜地看着儿子，“你看你瘦得，肚子也没了，脸都凹进去了。我给你在面里打两个鸡蛋吧。”
“好，就吃鸡蛋挂面！”老板一口答应，心里的算盘是两个鸡蛋量不大，做起来也简单。
老人二话不说，往锅里打了一堆鸡蛋。
老板目瞪口呆地看着满满一大盆香气四溢的面条摆在面前，摸摸已经吃过午饭的肚子，抬头为难地看着母亲，却见老人正关切地注视着自己：
“哎，你看把我娃儿饿的。瘦成什么样子了？”
老板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哭笑不得，只有闷头吞下满满一盆鸡蛋面。
和我有一拼啊！
老板驾车我们坐
我最喜欢和老板一起出差，无论去哪儿，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俄罗斯、肯尼亚……只要跟着他，总有享不尽的口福。我们在旧金山吃螃蟹，在温哥华吃正宗的川菜，在吉隆坡的大排档吃肉骨茶，在蒙巴萨的海边享用法式大餐（还是英式的？）。当然，我们出差也不光是吃吃喝喝的。革命可不是请客吃饭！
话说2001年1月1日，我和文涛随老板、院长赴旧金山参加凤凰美洲台开台仪式。按计划，活动结束后，2日我们一行人参观着名的斯坦福大学，当晚飞LA，三日在我们下榻的酒店还有一场晚宴。不料，2日傍晚天气突变，漫天大雪使旧金山和LA两地的机场全部被迫关闭。
当时，我们正坐在一辆超长卡迪拉克车上在斯坦福的校园里转悠呢。车厢里一片漆黑，只有缀在头顶车棚上的一串串小灯泡发出幽蓝色的光。文涛端着半杯威士忌，望着窗外的景色发呆。那场面，真有些豪门恩怨的味道。
“你那半杯威士忌端了快两小时了，找有钱人的感觉呢吧？”我看着文涛。
“你知道吗，酒水是包含在租车费里的，不喝太浪费了！”文涛嘿嘿怪笑。
“鲁豫，文涛，你们俩会开车吗？”老板问到。
“不会！”我和文涛理直气壮。
“那，这样！”老板沉吟片刻，“这辆老爷车赶紧退了，租辆适合跑长途的，我和院长两个人轮流开。几个小时就到LA了。”
听说要沿海岸线从旧金山开车去洛杉矶，我兴奋得从文涛手里夺过杯子，喝了一小口威士忌。说来奇怪，我对车、对开车通通没有兴趣，却偏偏喜欢坐车跑长途。旅程总是让人充满期待，而超过三小时的行程则好像一个迷你假期。想想看，坐在从甲地到乙地的车（或飞机）上，除了让自己舒舒服服地半躺在椅子上之外，你可以喝水、听音乐、吃零食、聊天、睡觉、望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想念远方的他。总之，此时的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安全准时到达目的地。这是多么单纯完美的人生啊！
想到这里，我简直雀跃不已。可低头看到自己这身行头，却又懊悔不迭。话说那天我穿短裙，长靴——我的中医大夫看到我这副打扮一定要昏过去的；“鲁豫，你的膝盖，大冬天的，就那么光着？”于是，为了万里之外的老大夫，我又套了件agnes b的navy blue长大衣。（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个骄傲的中国人。除非必要，不说外语，更不惯中英文参半。唯独谈到时装，我理直气壮地爱用英文。你不觉得navy blue听上去比海军蓝更蓝吗？）这身衣服勉强让我坐一趟短途飞行不觉别扭，可要穿着它在车上熬上六七个小时可就太难了。于是，当老板一行人在Hertz租车行选车填表时，我拖着大箱子，把自己关在租车行的洗手间里换衣服。一套上牛仔裤、毛衣、球鞋，天涯苦旅的感觉自然涌上心头。
Hertz车行里的人望着眼前这几个中国人，都有点蒙，想必他们从没见过坐超长卡迪拉克豪华车来租车的，这让我内心很是孩子气的得意了一下。
终于，我们换了一辆Dodge三排座的车，老板开车，院长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我和老板秘书段敏坐在第二排，文涛这没心没肺的家伙，一副天塌下来你们顶着的架势，上路不久，竟然在后排睡着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不知什么时候空中开始飘下大片大片的雪花。我兴奋得像个孩子，一直不肯系上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好。
老板神情专注地开着车，颇有几分专业司机的风采。这倒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布什的车在公路上风驰电掣。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他觉得手心痒痒的，于是命令司机停车。总统有令，司机哪敢不从，于是乖乖地挪到了驾驶员旁边的位子上。而布什则潇洒地一踩油门绝尘而去，一路上超速、闯红灯，直看得人心惊肉跳。终于，布什的车被警察拦了下来。
“您的驾照！”警察冲缓缓摇下车窗的司机望了一眼，就一下子呆住了。幸好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上司打来的，询问被他截下的车上坐着谁。按车号看来，应该是白宫开出来的。
“报告长官，车上坐着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反正总统先生是他的司机。”
这恐怕属于猫扑网上的冷笑话，不好笑，但够荒诞，而且，符合眼下的场景。
雪花越下越大，一大团一大团地扑到车窗上，雨刷器开到最快拼了命似地刷也跟不上。
车厢里的空气有些紧张。
老板的电话第101次响起，还是段敏接的。这一次是LA的同事打来的，通报最新路况。很不幸，我们正飞奔而去的沿海高速路因天气原因关闭了。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多花一倍的时间绕道而行。
“院长，你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呆会好替我。”老板的整个上身几乎趴在了方向盘上，脸尽可能地贴近车窗，即便如此，前方的景象仍是一片模糊。
我坐在老板身后，双手紧紧抓住前面的椅背，两眼一眨不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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