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篇题为“英语改变人生”的报道，把我归为“英语天生派”。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觉得我的生活会因为一门语言而变得精彩。对我来说，语言就是工具，不用的时候它不过是搁置在仓库里的闲物。
从小就被认为有语言天赋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很自然地就成了“双语儿童”，在北京讲普通话，在上海讲上海话。两者语音、语调上的差别和南北方言结构上的不同，都让我觉得游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爸妈都是学外语的。他们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学的是那个年代时髦的语言。我爸学了斯瓦西里语，我妈学了孟加拉语。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他们的专业实在有些生僻。每次向别人介绍斯瓦西里语我总得费番口舌：“斯瓦西里语是非洲的一个语种，主要使用的国家有坦桑尼亚、肯尼亚等，Disney动画片《狮子王》中的插曲‘Hakuna Matata’就是斯瓦西里语，意思是‘一切平安’。解释半天，仍然会有人皱着眉头追问你：“什么?稀里哗啦语?”
小的时候听爸妈叽里咕噜地说外国话，觉得神奇，于是也立下志愿，长大后学外语，每天绕着舌头说话，让谁也听不懂。
我爸很希望我能继承父业。我才上小学一年级，刚刚学会“a－o－e－i－u－ü”，他就问我：“要不要学英语?爸爸来教你。”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充满期待。
“你?”据我爸回忆，当时我转着眼球撇着嘴，一脸不屑地说：“你中学学的是俄语，大学学的是斯瓦西里语，你说的英语有口音。我，要么不学，要学就学最标准的英语。”我小小年纪就敢于藐视权威，这让我爸既感动又很有失落感。
从此以后，他不再提教我英语的事情。
初中一年级，我才开始学ABCD。
第一个月，我完全找不着感觉。拼写单词的时候，我非得把26个字母从头背一遍，才能找到要用的那个字母。
但是，世上真的有奇迹。
有一天，真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间对英语开了窍。从此以后，一通百通，英语就这么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其中的原因。
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采访着名钢琴演奏家鲍蕙荞女士，她也谈到了类似的经历。
鲍蕙荞9岁学琴。别人通常是从单手练起，可不知为什么她的妈妈找了本教材一开始就要求她双手弹琴。入门就这么难，用鲍蕙荞自己的话说就是：“第一天，我整个就是搞不清楚。可到了第二天，忽然好像就会了。”
鲍蕙荞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不住地点头，心里不断地在说：“对啊，我学英语也是这么突然开窍的。”想当年，我嘴里开始咕噜咕噜往外冒外语的时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初一暑假，我回到了上海。当时，人民公园有个英语角，一到礼拜天就吸引很多英语爱好者去那里练习口语。整整一个假期，每个周末我都由姑姑带着，从浦东坐车，再坐船过黄浦江去参加英语角的活动。
英语角是露天的，就在公园里一条没什么游人光顾的小路边。路面窄窄的，铺着石板，路边有几棵小树，勉勉强强能遮挡一些夏日的阳光。
英语角每次都聚集一二百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老师、工人、机关干部和在校大学生。不过，没人在意身份、地位、年龄，在英语角，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英语，谁的口语最好，谁就引人注目，而且可以占据小树下树荫浓密的地方，其余的人会自发地围成一个圆圈。
我的出现，在英语角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那时我13岁，身高150米，梳着马尾辫，身穿花布连衣裙，怎么看都是个小孩。可我不怯场，大方地用“流利”的英语向身边每一个人做自我介绍：
“我叫陈鲁豫，是北京师大实验中学初一学生。我们学校是北京市着名的重点中学。我的爸爸妈妈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我的周围聚满了人，大家都想和这个英语讲得很棒的小孩聊上几句。小时候我是个人来疯，人越多越精神。看到那么多大人都专注地听我用英语侃侃而谈，真有些洋洋自得。
其实，我那时的英语水平很低，一共就会那么几十个单词、三五个句型。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个人自我介绍，是因为我翻来覆去就会那几句话。好在去英语角的都是初学者，成年人大多爱面子，怕说错不敢张嘴，于是成就了我，让我脱颖而出，成了英语角的“小权威”。
从此以后，我对自己的语言能力深信不疑。
英语老师最后的心理防线
高中英语课上，我从来都是老师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一个问题，全班如果都答不上来，老师势必会把目光转向我。这时，我会知趣地举起手，说出老师想听到的答案。我知道，如果我也答错，老师一定精神崩溃。
高一英语第一课是“卡尔·马克思”，课后老师留的作业是背书。可我居然就给忘了，也不知为什么，那一次，全班同学都忘了。
第二天上课，教室气氛凝重。当第三个同学站在那吭吭哧哧背不出来，老师的脸已经阴得快下雨了。我低着头，心里怦怦乱跳。
老师走到了我这一组，她沉着脸，用手指在第一个同学的桌面上敲了敲：“你!背第一段!”
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怎么办?老师没准盯上我们组了，可我也没背啊!”
我定了定神，把书翻开，假装漫不经心地瞟着书本，脑子里却在飞快地记忆着课文里的内容。
果然，老师盯准了我们小组。
谢天谢地，我虽然个不高，但视力好，所以坐在最后一排，是第7个。这样，前边6个同学为我争取到了宝贵的几分钟时间。
“陈鲁豫，你来背！”老师终于叫出了我的名字，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期待和信赖。这时，我们组已经全军覆没。
全班同学都看着我，只要我能背出课文，他们就得救了。
我慢慢地站起来，又慢慢地合上书，之所以慢，是因为我的嘴里还在念念有词地背着最后一句。之后，我咳嗽了一下，开始背书。
我相信，人在巨大的压力下，会有超水平的发挥，那天的我，是在为荣誉而战。
我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背完了整篇课文，我故作镇静地坐下。
教室里安静极了。
老师飞快地转过身，低声说了一句：“下面，我们学习第二课。”
从她的背影，我似乎看到了她脸上的微笑。全班同学都长出了一口气!
我兴奋得不行，对自己崇拜极了。
第一次看没有配音、没有中文字幕的英文原版电影是初中二年级，在政协礼堂，看的是美国影片《情暖童心》。电影的英文原名我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鸽子号》的主演Debray Raffin(黛博拉·拉芬)和当时很红的少女明星Diane Lane(她后来沉寂了10年，直到2003年才重获影坛认可，赢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可惜输给了美艳无双的Catherine Zeta Jones。)。影片讲了一个女教师鼓励残疾女孩战胜病魔，热爱生命的故事。电影很一般，即使在外国影片还很少的1983年，它的情节也不够吸引人。想想看，一个圣母般的老师和一个自闭忧郁的少女，这样的人物组合怎么能产生爱情、阴谋、危机、幽默诸种好莱坞大片必备的元素呢?不过，就是这么一部沉闷的电影，还是把我看傻了：“原来，外国人是这么说英语的!”
看完电影回到家，我闷闷不乐。
“怎么了，电影看得懂吗?”爸爸问我。
“连蒙带猜就听懂百分之二十。”学了一年多英语，我竟然连外国人在说什么都听不明白，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英文教科书，这一看，发现了问题。原来，我学的都是所谓Chinglish——中国味的英语。随便翻开一页，就会看到这样的对话：
“Kate，where are you going?”(凯特，你去哪?)
“Tom， I\"m going to the No4 Middle School”（汤姆，我去第四中学。)
2000年，我在美国盐湖城碰到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摩门教老太太，她是个中学老师，退休后一直刻苦学习中文，已经学了好几年，可中文还是差得让人无法听懂。一翻她的中文课本，我乐了，这分明和我的中学英语书如出一辙嘛。她磕磕巴巴地念了几句：
“李明，你的铅笔是在哪儿买的?”
“小王，我的铅笔是在第一人民铅笔商店买的。”
老太太念完，好奇地问我：“Do you buy your pensils at the No1 Peopole\"s Pensil Store?”(你也去第一人民铅笔商店买铅笔吗?)
这倒把我问愣了，我想反正跟她也说不明白，不如开个玩笑，于是特认真地说：“是啊，我们都去那儿买。”
美国老太太容易较真，不知道她是不是至今都认为中国人买铅笔都去第一人民铅笔商店。
11个外教教过我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的外国人不多，和老外聊天练习口语的机会很少。好在从高中到大学，一共有11个外教(外国老师的简称)教过我。他们对我语言能力的提高帮助不小。
现在想想，他们的资历是否适合教中国未来的主人翁挺值得怀疑，不少人的英语还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好在我的意志比较坚定，在英语发音上没有受到不良影响。
这让我想起我爸给我讲的一件事情——也许其中有演义成分。
60年代，中国派出专家、技术工人远赴非洲，帮助坦桑尼亚修铁路。因为朝夕相处，当地的非洲工人学了不少中国话。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中文有着浓郁的山东口音。原来，中国派出的专家大多来自胶东半岛。据说，直到今天，在遥远的东非还有一群操流利山东话的非洲兄弟。
我高二那年，班里来了个外教，是个又高又胖的美国小伙子，看样子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叫John Smith。当年没觉得什么，多年后去了美国，才听朋友们开玩笑说，美国男人带女孩去酒店开房间又不想被人知道，多半会留John Smith这个名字。这就像中国人叫李华、刘明什么的，因为太常见，所以怎么听都像是化名。
John冬天总穿一件中国的军大衣，不管多冷，永远敞着怀。我们猜他是太胖了系不上扣，所以成天感冒，上课的时候常常旁若无人地大声擤鼻涕，惊天动地的架势弄得我们十分尴尬，想笑又不敢笑。
John的课讲得怎么样我早已忘记。但是，他却让我知道了外国人在生活中是如何讲英语的。
James是我大学时的外教。美国人，20多岁，退伍军人。据我们猜测，他参军并非出于爱国，而是因为退役后可以免费上大学。尽管当兵历史不长，而且生长在和平时期，或许根本没上过前线，恐怕连枪都没摸过，可当兵生活却是他跟我们吹牛时最好的谈资。平常也老爱穿美式军靴和迷彩服，酷暑天都捂得严严实实。
James其实是个文学青年。他面色苍白，身材瘦小，眼神忧郁，外形条件绝对够格当个伤感诗人。他也一心想当作家，上课之余，就窝在广院的外教宿舍里写小说。可能是投稿屡试不中，他苦于没有读者，于是利用给我们上写作课的机会大念他的作品。
一开始我们还能听得下去，虽然根本听不懂，可大家并不说什么。他却沉迷其中，念一段便要求我们谈感想。我们就故做沉思状，静默一会儿后，大家抬起目光迷离的双眼，纷纷表示：“太感人了、太震撼了、太诗意了!”这时候，James苍白的脸上会泛起红晕。
James以为在中国找到了知音，这让他快乐无比。我们不忍打击他，于是分头去背赞美别人的英文形容词。时间一长，意尽词穷，可James还在天天念他的作品。
我们全班愁得不行，既不想伤害James，更不愿浪费时间。没办法，最后只能找班主任去诉苦。
这一招果然有效。James不再开作品朗诵会，但是他的热情受到了伤害，他和我们疏远了。
有一天，我们听说James和一个中国女孩谈起了恋爱，这使我们全班大为兴奋。
James变得开朗了。爱情也使他变得宽容，他不再记恨我们。
我们正为James高兴着，却传来了他失恋的消息。
James请了一天的病假，第二天来上课时，他满脸浓密的络腮胡须吓了我们一跳。
这以后，James的胡子成了他恋爱生活的晴雨表：
刮了胡子意味着两情相悦，留着胡子则表示两人刚刚分了第101次手。
James的爱情分分合合，他的胡子也就去去留留。我还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胡子生长的速度飞快，一夜之间，就能从刘备变成张飞。
公平客观地说，James在广院两年的时间，并不是只谈恋爱、写小说，从他身上，我们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
一次，James留的作业是写一篇“有喜剧效果的文章”。我们全班都采用了编译的方式，把相声、笑话翻成英文。第二天的讲评课上，全班笑声不断。
班长代卫星写的是马三立的相声，说的是有小贩卖祖传秘方专治蚊虫叮咬，有人买了秘方，打开一层又一层包装，发现药方上写着两个字，“挠挠”。代卫星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The man unfolded the piece of paper and saw only one word:‘SCRATCH’!”(那个人打开纸条，见纸条上只写着两个字——“挠挠”！)
我们全班20个人笑得东倒西歪，可James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他狠狠地盯着我们，一字一句大声地问：“Have you come across any problems?”(谁能告诉我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
我们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火。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呢?语言流畅，文笔生动，绝对是篇范文。
James看我们都不说话，突然转过身，在黑板上用力写了几个大大的字母：PLAGIARISM。
plagiarism是剽窃的意思，这下我们更糊涂了。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plagiarism and stealing things”(剽窃和偷东西没区别。)James面色铁青，气得直发抖，“这些文章不是你们创作的，是你们抄袭别人的作品，这就是剽窃。”
我觉得很委屈，忍不住要替大家也替自己辩护：“We were drawing on stories that are common knowledge in China The language is our own We wrote every word ourselves”(我们根本就没剽窃，我们只是用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可文字是我们自己创作的，这些文章都是我们自己写的。)
James 看都不看我，他扯着嗓子咆哮道：“你们现在上的是写作课，不是翻译课!什么叫写作?从思想到文字都必须是自己原创的!而且，你们引用了别人的作品，却没有注明出处，这是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这一次作业，你们全都给我重写!”
从此以后，我牢牢记住了“知识产权”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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