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感觉底气不足。记者不好做，比做主持人难，要有拳打脚踢的不凡身手。正因为如此，我才大着胆子把自己有限的几次采访经历称之为记者生涯。
记者“生涯”第一回合
1999年奥克兰APEC峰会期间，正是中国“入世”双边会谈的关键时刻。那次，我也是采访会议的记者之一。
在奥克兰，最受各国记者关注的，除了参加峰会的各经济体领袖，当属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谈判首席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了。香港无线、亚视、有线和凤凰的采访小组暗中较劲，你今天拍到了钱其琛，我明天就到饭店门口去堵奥尔布莱特，每天通过卫星传送回香港总部的消息总得有一条是自己的独家新闻。
我很佩服香港同行抢新闻的方法：一个记者举着话筒，和摄像一大早就来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守株待兔，反正你早晚是要出门的。只要大人物一露面，立刻叫一声“总统”、“主席”或“部长”。领导人面对传媒，态度总是热情有礼，时间再紧，也不忘走上来同记者寒暄两句，回答一两个问题。这一来，新闻就有了。
我不具备香港同行的耐心和执着，我怕麻烦，做事喜欢直来直去。
我知道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总机：“Hello， Mr Shi Guangsheng please”(你好，请帮我转石广生先生的房间。)
当时不过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人家不给转也没什么。偏偏那个接线员连磕巴都没打：“Just a moment，please”(请稍等。)电话竟然接通了。
这一来，我倒不知如何是好了，正犹豫着，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喂?”
“喂，你好!”我声音颤抖而且满头是汗，“我找石广生部长，我……”
“我就是。”石部长语气温和，没有一丝的不耐烦。
“石部长，您好，我是凤凰卫视陈鲁豫，我想采访您。”我坐在酒店房间的地毯上，背靠着床，电话听筒紧紧地攥在手里，脸涨得通红。
“这两天还不行，我正和巴尔舍夫斯基谈判呢。后天吧，后天谈判结束后，晚上我接受你的访问。”石部长非常爽快。
放下电话，我一转身趴在床边，浑身瘫软。
长这么大，我还从未如此大胆、主动过。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趴了几分钟，又伸手去够电话。我尝到了甜头，想趁热打铁，如法炮制地搞定巴尔舍夫斯基。
“Hello， Can you connect me to Ms Barshefsky please”(请帮我转巴尔舍夫斯基女士的房间。)这次我的底气就足多了。
“对不起，酒店没有这个客人。”我的那个Please还没说完，接线生就硬邦邦地打断了我。
“那不可能啊!美国代表团就住在你们酒店，你能再查一下吗?她的名字是Charlene Barshefsky，Charlene，Barshefsky。”我不甘心，一个个字母给她拼写巴尔舍夫斯基的名字。
“对不起，的确没有这个人。”这回语气略微和缓了些，可那一脸的警惕我隔着老长的电话线都看得一清二楚。没准，酒店总机室里还坐着几个FBI的探员呢。
我失望地挂上电话，心里恨恨地想：“美国人真是老奸巨猾!”
两天后的晚上，我如约采访了石广生部长。
至于巴尔舍夫斯基，还是让她跑了。
记者生涯第一回合，一胜一负，成绩尚可。
“帮我写个条子，递给首相”
在安曼Arwad饭店的大堂，我见到了陪同我们的约旦导游。他看上去60出头，个子不高，圆滚滚、肉乎乎的大鼻头架着副老花镜，脸上老是堆着谦和的微笑，是个招人喜欢的老头。
我和他简单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我想采访你们的阿卜杜拉国王，你能安排吗?”
导游的嘴一下张得老大，半天说不出话来。也难怪他，如果，有个外国电视摄制组来北京，一见北京导游张口就说：“我想采访你们的胡锦涛总书记，你帮着联系联系。”导游一定认为这人有病。这次，我成了约旦导游眼中的“病人”。
那是1999年11月发生在“千禧之旅”旅途上的事情。
接下来的几天，不论是在首都安曼，还是去古城佩特拉，我一有工夫就跟导游嘀咕阿卜杜拉的事。好脾气的导游算是服了我，他决定和我同舟共济，找约旦新闻部，攻下采访国王这道难关。
离开约旦的前两天，大清早我就被导游的电话吵醒，听筒里，能看到他绽开的笑脸。“Luyu，His Majesty will go to Jerash to attend a local meeting tomorrow We might be able to meet him there”(鲁豫，国王陛下明天要去杰拉什开地方会议，我们也许可以在那采访他。)
有一分的希望也要做一万分的努力，我们决定到杰拉什去碰碰运气。
第二天清晨，我们“千禧之旅”车队开着全部5辆吉普车浩浩荡荡前往杰拉什。之所以全体出动，是想在当地引起轰动，或许国王陛下听说有一个中国电视摄制组正在当地采访，一高兴，就接受我的采访了。
已经是11月份，可白天的气温还是很高。临出发前，想到觐见国王时也许要包头巾，我不惧怕酷热地在颈部围了块粉色的大披肩。
杰拉什是约旦重要的城市，可在中国人看来，它的规模顶多算个小县城。市中心的马路两边盖着像是黄土质地的两层小楼，马路尽头用铁栅栏围起来的一个院子，就是市政大厅，简简单单的一个白色建筑。
我们到达杰拉什时，市政大厅外的街道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但约旦人似乎并不怕警察，仍然站在路边，等待一睹国王的风采。年轻人干脆爬到树上，或是蹲在两层楼房的房顶，那场面就像中国农村来了唱大戏的，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赶来过戏瘾一样，热闹、混乱。约旦警察脾气温和，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也没人去维持秩序。
导游不知和哪个部门打了招呼，我们摄制组被允许进入会场拍摄。他一再强调，我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批准拍摄国王开会的外国电视媒体，言外之意，他功不可没。我很不以为意，谁要拍你开会啊，采访阿卜杜拉才是正事。导游又是一脸慈祥地微笑：“鲁豫，你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
当国王的车队一进入人们的视线，一向平和有礼的约旦老百姓变得疯狂了。男男女女都尖叫着扑向阿卜杜拉的车子，站在国王御驾外面的皇家保镖一手扒住车门，一手拼命推挡企图爬上车子的民众，场面完全失控。
当国王的车子终于驶进大铁门时，一个中年妇女飞身扑了进来，重重地摔倒在院内的泥地上。她的双手还直直地向外平伸着，嘴里高声喊叫着什么。铁门被匆匆地关上，阿卜杜拉由一群侍卫簇拥着快步走进大厅。而那个约旦妇人已经被警察押走了。
我一直站在院内，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很是兴奋。内地、香港的歌迷见到自己心仪的偶像时，场面比这疯狂多了，所以我并不紧张。倒是我的同事摄像袁白，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我紧：“这约旦保安的工作也太差了，要是被坏人钻了空子可怎么办?”
走进会场，我傻眼了。
我以为，国王开会的地方起码也该铺一块波斯地毯，围上一圈软软的沙发吧。可我眼前是光秃秃的水泥地，摆着折叠椅，连舞台都没有，主席台处是一张长条桌，铺着白色的桌布，唯一像样的是桌子后面正中央的地方有一把高背靠椅包着深红色丝绒，想必是国王的御座。
会场里满满当当地坐了两三百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男性，一律身穿白色阿拉伯长袍，头上缠着白头巾。为数不多的几个当地妇女都是在长裙外套一件西装，这好像是标准的约西合璧的打扮。
我们摄制组只有摄像袁白一人被允许站在离主席台几步远的地方拍摄，其余人员，包括我，只能远远地坐在大厅的最后一排。
国王终于进场了。屋子里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
会议由首相主持，一屋子的人热情洋溢地讨论着要不要在杰拉什建一条公路、盖一所小学。我什么也听不懂，却乐得煞有介事地跟大伙一块拍手、点头。
我当然不会忘了今天的大事，隔一会儿就问问身边的导游：“会完了，能采访国王吗?”
导游只顾着和同胞一起激动地高呼万岁，根本没工夫搭理我。我开始坐不住了：“这么一大帮人，该不会白跑一趟吧?”
其实，按我的个性，采访不到就算了呗。可这次不同，我们千里迢迢来到约旦，如今国王就在眼前，采访不到也太冤了。
我弯腰从地上拿了块摄像机的备用电池，站起来，整了整身上的粉色披肩，对一旁的警察说：“我们的电池快用完了，我能拿一块新的过去吗?”
警察看了看我，一挥手，同意了。
袁白看到我有些吃惊，我赶紧低声说：“假装换电池，越磨蹭越好。”
也没时间解释更多了，但袁白很明戏，就一直低头鼓捣摄像机，让人觉得换电池真是件麻烦事。
我站在袁白身边，离阿卜杜拉很近。在一片白衣阿拉伯男子中间，有一个身披鲜艳的粉色围巾的中国女性，阿卜杜拉想不看都不行。我又故意围着袁白转了好几圈，好像是在帮忙，但眼睛一直盯着阿卜杜拉。我真恨自己，没有一手过硬的眉目传情的技术，要不然，眼睛里飕飕地放出勾人的小箭，让国王陛下巴不得立刻跟我唠唠家常。
真主啊，原谅我，我一生还没干过这么招摇的事呢!
阿卜杜拉始终没有看我，但我知道，他好奇坏了，这些中国人怎么会在这儿?
我冲袁白坏笑了一下，拿着换下来的电池，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悠悠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导游此时只会呆呆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帮我写个条子，递给首相，就说我们是凤凰卫视，从中国来的，想采访国王陛下。”
10分钟后，导游兴冲冲地跑回来对我说：“首相同意了，但只给你5分钟。”
“没问题!”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暗喜：“到了我手里，就由不得你们了。”
会议结束后，几百名与会者排着队依次和阿卜杜拉握手告别，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事们也挤进了这个队伍。当阿卜杜拉看到我，他微笑着说了一句：“Welcome to Jordan”(欢迎你到约旦来。)
阿卜杜拉的亲民风范令人感动，他耐心地和所有人握过手之后，才由同父异母的弟弟哈姆扎护卫着进入一间小会客室，接受我的采访。
为了节约时间，我希望站着做访问，但怕怠慢了国王，于是征求他的意见。阿卜杜拉很随和，他耸了耸肩：“无所谓，既然我们已经站着了，那就站着吧，省事。”
我对阿卜杜拉的采访从5分钟变成了10分钟又变成了20分钟，半小时过去了，我能感到哈姆扎的手止不住地要去摸腰里别着的手枪。于是决定，到此为止，要不然，御林军真该急了。
我刚一示意采访结束，大家呼啦啦都围了上来，要和国王合影留念。
参加“千禧之旅”全程报道的《北京青年报》记者赵维忙不迭地把一架数码相机使劲往一个矮矮胖胖的约旦人手里塞，意思是：“师傅，劳您大驾帮我和你们国王拍张照片。”谁知那约旦人沉着脸把手一缩，相机掉到了地上，咣一下，赵维也不在意，捡起相机先帮我拍照。一阵忙乱之后，我们送走了国王一行，我才幸灾乐祸地问赵维：“你知道刚才不愿帮你拍照的人是谁吗?”
“谁啊?”赵维一脸的迷茫。
“约旦首相。”我在一旁乐得直不起腰。
早班车
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
有一天，院长在他的办公室里问我：“公司准备开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你来做，好不好?”
那是1998年年初，我正在活蹦乱跳地主持《音乐无限》。
院长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我本能地想拒绝：“开玩笑!大清早那么不好的时间给我，我才不做呢。”
可我还是动心了。沉默过后，我说：“让我考虑几天。”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转型的事情。做娱乐节目实在和我的性格、兴趣相差太远。要我每天介绍刘德华、黎明的歌有多好听，对我是一种折磨。
“不如，去做新闻吧。”我对自己说。
“可是，新闻节目有什么好做的呢?不就是别人写的稿子，你照着念就完了吗?这有什么意思?”我常常想象当我遇到难以选择的事情，我的脑海里会有两个小人打架。如今，这样的情形真的出现了。
我苦着脸去找文涛：“你得帮我出出主意。”
正是傍晚时分，我和文涛坐在黄埔花园的大排档里，四周一片嘈杂。
“你说，我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我鼓起勇气，把自己近乎疯狂的想法告诉了文涛。
“当然可以啊!”文涛专心致志地看着菜单，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可是，万一我说不下去了，没词了，怎么办?”
“慢慢说呗!就像你现在和我聊天一样，也没有稿子，不是说得挺好的吗?再说，咱们哪一次直播是有稿子的呢?”文涛一边说一边招手叫过服务员，抓紧时间点了菜。
“那不一样啊!直播的时候通常是咱们两个人，都处于平常自然的说话状态，说错了也很容易纠正，不会觉得尴尬。做新闻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跟观众聊不就得了。”文涛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滴溜溜地四下乱转。
“那，观众不烦啊?万一我说得嗦了怎么办？”
“语言精练点，你绝对没问题。”饭菜上来了，文涛不再理我，低头忙着喝汤。
我夹着一筷子芥蓝愣在那，心里突然有一种起跑前的兴奋和恐惧。
第二天，我对院长说：“好，我做。”语气很是悲壮。
3月31日晚上，老板在尖沙咀一家韩国料理店请内地来的同事吃饭，庆祝凤凰中文台成立两周年。大家忙着烤肉、倒酒、吹牛，热热闹闹地像是在过节。
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身体在不停地发抖。第二天一大早，《凤凰早班车》就要和观众见面了，也许，我的主持人生涯也将就此终结。
饭桌上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
我不停地看表，如坐针毡。9点钟，我终于忍不住了：“各位，我先走一步了，明天早晨4点就得起床!”
同事们于是七嘴八舌地和我告别：
“祝你明天好运!”
“别紧张!”
“开玩笑，她怎么会紧张呢!”
……
走出餐厅，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上发呆。晚上9点的香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可我，从此就要和这缤纷喧哗的夜晚告别了。
回到家，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一直到凌晨1点钟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
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真的连上吊的心都有。
凌晨4点的香港一片寂静。
我机械地起床、穿衣、洗漱，始终低垂着双眼，不敢看镜子。刚刚睡醒的脸总是惨不忍睹，更何况没睡醒呢?
刷牙时，我还是偷偷地瞟了一眼镜子，我的样子果然可怕。
4：30，我走出家门，外面仍是一片漆黑。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慢悠悠地晃过去也不过5分钟。凌晨时分的街道在路灯的映射下显得格外静谧，真没想到，香港还有这么沉静的时刻。平常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此刻只能听到我的皮鞋踩出的咔咔声，一股淡淡的海腥味从不远处的维多利亚港湾飘过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微凉潮湿的空气，心境渐渐地平静下来。
来到公司，眼前热闹的景象吓了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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