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抢他的薯条吃，一边自言自语：“行礼那天，要有至少两个证婚人，找高雁和郭志成吧。”
高雁和郭志成是夫妇，他俩是我们的朋友、广院校友，也是我的同事。
老公边喝啤酒边点头，我于是立刻打电话给高雁：“哎，婚礼晚会你先放放，12月31日你和老郭来做证婚人吧。”
“那我得带照相机和DV吧。摄像的事就让郭志成来干了。”高雁的特点是热心、爱张罗、进入角色极快。
5分钟后，我正想消灭最后一个蘑菇，高雁的电话来了：“郭志成听说要重操旧业可紧张了，他说DV他玩不好，得借个专业摄像机才行。”忘了介绍，郭志成是北京广播学院87电摄的高才生，只是这几年一直负责凤凰在北京的节目制作，早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管理人才，离摄像专业有点远了。“郭志成还说你们选的日子不错，我们是12月30日结的婚，如今都迈向10周年了。”
挂了电话，我把最后一个蘑菇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口齿不清地对老公说：“香港人结婚的规矩真是挺奇怪的。从现在开始，今后的15天里，咱俩的结婚公告会张榜贴出来，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你说，不会有人反对吧?”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George C Scott主演的电影《Jane Eyer》《简爱》中的情节：罗切斯特和简爱站在神父面前正在行礼，突然，罗切斯特前妻的弟弟冲了进来，大声宣布反对他们的结合。然后，简爱含泪出走。
想到这，我已是热泪盈眶了。
“你看你，放心，全国人民高兴还来不及呢，不会有人反对的。”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
“那，那我得吃块Cheese蛋糕。”我破涕为笑。
15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上帝，没有人反对。
12月27日，离31日行礼的日子还有4天，老公再次跟旅行团来到香港。他的行李很简单：一套西服、一双皮鞋、一条领带。
这身装束对他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从不西服革履的，为了31日这天，他穿上这身行头时不至于笑场，我特别安排了一次彩排。12月12日，《英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他打扮得新郎官似的和我一起去了。
现在万事俱备，只等31日的到来。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9日晚上，我正在家里做面膜，高雁打来了电话，听起来她垂头丧气的：
“怎么办哪？31日我和郭志成都去不了了。我得出差，他在北京也有事。”
“没事没事，我再找人。”我嘴里安慰着她，脑子里马上飞快地搜寻着合适的人选，可越想越觉得难办。还有两天就是元旦假期，大部分同事、朋友都将休假，剩下的要来值班。我找谁啊？再说，谁会比高雁和郭志成更合适呢？
我放下电话，愁眉苦脸地坐在沙发上，黑糊糊的死海淤泥在脸上显得更加可怕。
“不如，找咱们家的菲佣吧，叫什么来着？嗷，奶奶特!”我家的菲佣叫Nanette，老公习惯用北京腔叫她奶奶特。
“找菲佣做证婚人不太合适吧?菲律宾政局又不稳，万一将来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她去啊？”我用手摸了摸脸上已经干了的死海泥，突然有了灵感，“嘉耀和晓文怎么样?”
嘉耀是我广院的师弟，他和太太晓文在中学的夏令营里相识，从此再未分开。这种纯真而天长地久的爱情故事是我最欣赏的。
我和他之间也是这样。
我们13岁相识，18岁相爱，21岁分开。
9年后，我们重又相遇，终于明白，什么都不曾改变。
嘉耀是个少年老成的人，办事严谨有条理，在电话里听到我要结婚的消息，他非常冷静地说：“那我们31日早上8：50在红码头集合，坐9：00那一班船去大会堂。”
证婚人找到了，我和老公如释重负。
31日一早，我7：00就起了床。我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洗澡、喝咖啡，最主要的，我还没决定该穿什么。
8：20，老公起床了，可我还捧着杯咖啡呆站在衣柜前，不知道该挑哪件衣服才好。
老公飞快地洗漱完毕，一边打领带，一边腾出一只手从衣柜里拽出一条高领无袖的咖啡色连衣裙：“这条新买的不是挺好的吗?”
我放下了咖啡杯，穿上裙子，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
好像还不错。
8：45，我和老公衣冠楚楚地走出了家门。他的服装是：黑西装、黑皮鞋、白衬衫和金色的领带。相比之下，我的造型略显简单：没有化妆，头发刚刚洗过，没有吹，只是让它自然风干，所以发梢微微向外翘着，呢制的连衣裙外面是一件浅咖啡色的及膝短大衣，脚上是咖啡色的长靴。虽然打扮不像新娘，但本色的衣着让我觉得舒服、自然。
9：30，我和老公以及嘉耀、晓文就正襟危坐在大会堂的接待室里了。靠墙的长椅上已经坐了一家祖孙三代近10口人，新郎新娘想必正在化妆间里梳头更衣，所以不见踪影，来观礼的人们则略显拘谨地坐着。最小的孙子被奶奶紧紧地抱在怀里，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倒是颇为悠闲，捧着最新款的SONY DV大拍特拍。
我突然抓住老公的手，声音中满是绝望：“咱们忘了带照相机和DV。”
老公愣了一下，脸上也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但他很快就镇定地说：“没关系，就是一个简单的仪式而已。再说了，咱们记在心里不是更好吗?”
真是难为他了，和我这个丢三落四又小孩脾气的人生活在一起，他早已被训练成了保育员、辅导员和心理医生。刚才那短短的两句话，一下子就平复了我的情绪。
“陈鲁豫、朱雷!”
一听到我的名字，我蹭一下就站了起来。老公紧跟在我的身后，我们三步并两步几乎是蹿到了工作人员面前。
长条办公桌前并排摆着4把椅子，我俩和嘉耀夫妇小心坐下。工作人员先收走我们的证件，大概是拿去影印，然后把结婚证书放在了我们的面前。与其说是结婚证书，不如叫结婚纸更贴切，因为那庄严的法律文件就是一张纸，和A4复印纸大小一样，上面有香港特区政府标志图案的水印，结婚证书里的内容十分简单，只列出了我俩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和双方父母的姓名。在证书的最下端，分别有中英文两行小字。中文言简意赅：结婚人和证婚人。英文版则在简洁中透出了神圣：
This marriage was solemnized between ×× and ×××， in the presence of ×× and ×××。直译成中文就是：××和×××是在××和×××的见证下庄严成婚的。
我们4个人依次用婚姻登记处提供的黑色圆珠笔签下了名字。
“好，请你们稍等，登记官马上会为你们完婚。”说这话时工作人员脸上满是由衷的微笑，但她的目光在我们4个人的脸上移来移去，好像不知冲谁笑最合适。显然，她没搞清楚到底谁是新郎新娘。因为嘉耀和镜头上一样西服笔挺，而晓文穿着皮夹克，系着围巾，和我一样的随意。也难怪别人分不清到底是谁结婚。
我们又等了几分钟，就被工作人员领进了大厅旁边的一个小礼堂。
礼堂陈设简单：一张长桌，周围5把椅子，想必是给新郎新娘、证婚人以及登记官坐的。果然，我们4个人被安排在桌旁坐下，我和老公一边，嘉耀、晓文另一边，空出的主座自然是给登记官的。礼堂另一侧是观礼席，大概能坐50人。可惜，今天一个观众都没有。
前一天晚上，我和老公给各自父母打了电话。我的电话很简单：“爸，明天我和朱雷就去登记了。”
“好。”爸打电话和拍电报一样简短。
放下电话，我呆坐了半天。我知道爸心里也许有很多话想说，可当着我的面，他什么也不会说。我也是一样。
我又看了看那空着的50张椅子，心里倒并不遗憾。爸妈知道我终于拥有了我想要的，这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礼堂一边的小门被打开了，刚才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将我们的证件放在桌上。我看到自己的身份证搁在最上面，伸手就去拿，被工作人员和蔼但坚决地制止了：“现在还不可以。”坐在我对面的晓文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心里直埋怨自己，都做了新娘的人了，举手投足一点都不娴静。
“两位新人请熟悉一下宣誓词吧。”工作人员用手指了指桌面上镶嵌的一块铜牌，转身走了。
我又忘记了娴静，身体哗一下地扑上去，脑袋几乎贴在铜牌上，好奇地边看边念出了声：“我请在座各位见证，我(新人名字)和你(新人名字)结为合法夫妻。”念完我又哗地转头看着老公：“等一下你可千万不能把新人名字这几个字也念出来啊!”
“那，”他刚要说话，被我慌忙挥手打断，因为，登记官进场了。
她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中年女性，中等身材，留着陈方安生式的头发，一套淡粉色西服套裙剪裁合体，面料、款式一看就知道是Chanel，颈间还有一串白色珍珠项链，从头到脚的打扮一丝不苟且不张扬。
“啊，你是陈小姐，我常看你的节目，很高兴能主持你的婚礼。”她客气地说着国语。
我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观众，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登记官抬眼看了看那空无一人的几十把椅子，神情中掠过一丝诧异。我想她从没见过只有5个人的婚礼。
老公先宣誓。
他一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就紧张得不行，他可从来没当着这么多的人(4个人)发过言啊。
他好像挺镇定，声调平稳，吐字清晰：“我请在座各位见证，我和你结为合法夫妻。”
我低着头，拼命忍住笑。这个老公，我不让他说“新人名字”这4个字，他倒好，干脆谁的名字都不说。这还行，这不是钻法律的空子嘛。
“朱先生，你要说出你和陈小姐的名字。”
我咬着嘴唇，抬头看老公。他还好，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该不会是太紧张，忘了我们的名字了吧?
再看对面的嘉耀和晓文，两个人脸都憋得通红，还是死扛着不笑出声来。
“我请在座各位见证，”老公旁若无人地念第二遍宣誓词，“我!”他停顿了一下，我在嗓子眼里小声咕哝了一句“朱雷”，也不知他听没听见，反正，他终于说出了他的名字：“朱雷，和你……”我又紧张地屏住呼吸，还好，毕竟刚才练了一遍，他熟练多了：“陈鲁豫结为夫妻。”
大功告成，我们终于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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