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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 作者:高阳

玉座珠帘(9-1)

    两江总督回任与江苏巡抚李鸿章特授为钦差大臣的上谕,专差递到周家口时,曾国藩正在下围棋,就在棋枰边上拆阅了廷寄,他不作一声,继续打棋上的一个“劫”。
    午饭后一局棋是曾国藩唯一的嗜好,心越烦棋下得越起劲,然而黑白之间并不能使他忘忧,拈子沉吟时,棋枰往往变成了地图。这一条“大龙”是运河、那一条“大龙”是黄河,而着着进逼,到处流窜的是捻军。他不善于下“杀棋”,从僧王殉难以后,他更体悟出知拙善守,稳定待时的道理,然而旁观者都不以为然,包括他一手提携,认为可付以衣钵、畀以重任的李鸿章在内。
    现在要让李鸿章来下这局棋了!他分辨不出自己的感觉,是忧是愤,是委屈还是寒心?自己也觉得三十多年持志养气,不该有这样的不平之情,然而他用尽克制的功夫,只能拿一个“挺”字诀来应付,却无论如何也不能释然于怀。
    “子密!”他下完了棋,问他的幕友钱应溥,“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从江宁动身跟李少荃说的话?”
    钱应溥自然记得,上年五月把两江总督的关防交给署理江督的李鸿章,登舟北上时,他曾说过,“决不回任!”为了表示决心,这年四月请彭玉麟派了船,把欧阳夫人送回湖南,而李鸿章也当仁不让,一心就等待真除。现在看样子有了变化,钱应溥不知如何回答?只含含糊糊地点一点头。
    “少荃来接我的钦差,我依然一本初衷。”曾国藩揸开五指当作一把梳子样,理着他的花白胡须,“钦差大臣的关防,明天就派人送到徐州交少荃收领,我呢,请你仍照原意,替我拟个折稿。”说着他把上谕递了过去。
    钱应溥不想他真的如此固执!以他的身体,实在应该回江宁,好好休养,但是拿这些话来劝是无用的,且先依他,回头大家商议了再说。
    “就这样措词,”曾国藩慢慢念道:“自度病体,不能胜两江总督之任,如果离营回署,又恐不免畏难取巧之讥。所以仍在军营照料一切,维系湘淮诸军军心,庶不乖古人鞠躬尽瘁之义。”
    “大帅!”钱应溥觉得有个说法,或者可以使他重作考虑,“钦差大臣的关防是交出去了,又不回任接督署的关防,以何作为号令?”
    “这话有理!”曾国藩想了想说:“有个权宜之计,先刻一颗木质关防,文曰:‘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行营关防’,等奉旨开了缺再截角缴销。”
    手中不能无印,事实上也只好如此。钱应溥拿着上谕悄悄去找曾纪鸿——曾国藩的第二个儿子,刚到营中来省亲,曾国藩原来打算第二年正月进京陛见,带着曾纪鸿一起北上。现在有了这道上谕,指明毋庸陛见,曾纪鸿因为免了老父一番长途跋涉,自然觉得欣慰。
    “二世兄,你慢高兴!老人家不肯回任,李少荃就来不了,事情会成僵局,麻烦大得很呢!”
    二十一岁的曾纪鸿楞住了,好半晌才说:“钱大哥,你知道的,老人家不准我们跟他谈公事。”
    “这不是公事!朝廷体恤大臣,处以善地,老人家是公忠体国,做后辈的应该有做后辈的想法。”
    曾纪鸿何尝不希望父亲回任?全家都是这样希望,他母亲甚至在筹划搬出督署以前,表示宁可住周家口,不必回湖南,用意就在一有回任的消息,便可半途折回。如今消息来了,岂可不苦劝一劝?
    于是两人商量着约齐了幕友,一起去见曾国藩。他人虽方正,却最喜谈天说笑话,所以饭后在他卧室或书房聚谈是常有的事。谈来谈去谈入正题,你一句他一句都是劝他打消原意的话,曾国藩方始明白,大家是有所为而来的,便静静地只是听着。
    反复譬解的道理都说完了,他才开口:“你们的话都有理,无奈不知我的苦心。决不回任的宗旨,是我深思熟虑所定下来的,今天我的心境如何且不说,执持原意,决不是负气。子密,我刚刚自己拟了一段话,你可以把它编排在奏稿里头。”
    说着,他从抽屉中取出一页纸来,交给钱应溥,大家围在一起看,只见他写的是:
    “若为将帅则辞之,若为封疆则就之,则是去危而就安,避难而就易。臣平日教训部曲,每以坚忍尽忠为法,以畏难取巧为戒;今因病离营,安居金陵衙署,涉迹取巧,与平日教人之言,自相矛盾,不特清议之交讥,亦恐为部曲所窃笑!臣内度病体,外度大义,轻减事权则可,竟回本任则不可。”
    部曲是不会窃笑的,不论湘军还是淮军,谁不知道“大帅”的为人?至于清议交议,或恐不免,然则为来为去为的是他真道学的名声。曾纪鸿心想,义正辞严的话,正面来辩,徒劳无功,得要走一走偏锋。
    “爸爸!”他说:“儿子觉得‘每以坚忍尽忠为法’这句话,似乎还有斟酌的余地。”
    曾国藩最喜欢儿子跟他谈论文字学问,虽有辩驳,不以为忤。他的教子,亦是因人而施,老二纪鸿的格局不如老大纪泽宽宏,所以每每教他,作文“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才不至于束缚拘滞”。现在明明一段说理圆满的文章,却道有瑕疵可摘,这就是平地起楼台,“笔仗使得强”,正见得他已有进境,所以欣然问道:“如何欠斟酌,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说完,便是半望空中,慢捻胡须,大有侧耳细听的样子,这使得曾纪鸿倒有些紧张了,略想一想,大着胆说:“忧谗畏讥,似非‘坚忍’,而‘尽忠’亦不在不避艰危。朝廷为地择人,照儿子的看法,在后路筹饷,亦并不比在前方打仗容易。”
    曾国藩点着头笑了:“前面的意思还不错。可惜后面露了马脚。所以你须切记,”他正一正脸色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强以为知,立论就会站不住脚。你说朝廷为地择人,意思是要我回任去替李少荃筹饷,这就是你少不更事,说了外行话!李少荃用得着我替他去筹饷吗?”
    这句话一说,所有的幕友,都浮现了会心的微笑;最年轻的李鸿裔,说话比较率直,“大帅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他说,“不过大帅‘自愿以闲员留营效力’,李宫保怕不肯来!有位‘太上钦差太臣’在,如何办事?”
    “不错!这就是我的苦心。”曾国藩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去想一想我十一月初二的折子,是如何说法?就不难体会。照日子算,发这个回任上谕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我的折子,现在当然看到了,所以再辞一辞,大概天意可回!”
    这样一点穿,无不恍然大悟,也无不感动!十一月初二的那个奏折,主旨在申论“统兵大员,非身任督抚,有理财之权者,军饷必不能应手,士卒即难用命,”接着又说:行军太钝,精力日衰,等病体稍痊,“约腊尾春初入京陛见,”意思就是保李鸿章实授两江总督充任剿捻的钦差大臣——照此看来,八月间奏请“饬令李鸿章带两江总督关防出驻徐州,会办军务”,便是有意让他先成为“统兵大员”,好为以后建言作张本。
    “大帅!”李鸿裔激动地说,“这样子为李宫保绸缪周至,实在罕见!”
    “不然,不然。我是为大局着想。环顾海内,西北未必非左季高不可;东南却非李少荃不可。而要李少荃剿捻收功,自然要依他的盘算。有封信,你们都不曾看过,到今天非让你们看了,才知道其中的委曲关键。”
    曾国藩说完,自己亲手开了他那个存放密件的箱子,取出一封信来交给李鸿裔。信是李鸿章的,看日子是“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是一年以前,李鸿裔不看信,先定神想一想,那时候有什么大事?
    一想就想起来了,那时有一道密谕,派李鸿章带兵到河南洛阳一带,负责剿捻的西路军务,同时让曾国藩与李鸿章、吴棠“彼此函商”,同意不同意这样一个安排: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江宁藩司李宗羲署理漕督,两淮监运司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
    果然,李鸿章的信,就是谈的这件大事,他不等主持函商的曾国藩先征询,抢先表示了他的意见。信中一开头就说河洛一带是“必战之地”,一面要防备陕西的回乱蔓延,一面要剿治捻匪,非有重兵不可,因而向曾国藩提出第一个要求,“拟恳将刘省三、杨鼎勋两军给还。”刘省三——刘铭传是淮军第一员大将,杨鼎勋是四川人,原为他的同乡鲍超部下,以多战功为同事所妒,在鲍超面前进谗,被迫改投淮军。因为是客将,怕淮军轻视他,所以作战特别勇敢。李鸿章克复江苏,最得力的就是自洪杨军投诚,原隶湘军,由曾国藩遣去支援李鸿章的程学启和这个杨鼎勋,他的装备全是洋枪,在目前曾国藩所辖的剿捻各军中,强劲第一。
    然后是谈饷,“朝命吾师弟各当一路,兵与饷似于合办之中,略分界画,目前不致推诿,日后亦易报销。”李鸿章提出的办法是,安徽和江宁藩司所辖的江宁、淮安、徐州等地的收入归曾国藩,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和上海的关税收入归他。
    大营的幕友,把这封长达二十页的密信,传观到此处,无不悚然动容!李鸿章的聪明识时务,会做官、善经营,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他的勋业富贵,由曾国藩一手所提拔调护,因而认为他逢人必提“老师”的尊师一念,出于至诚,亦决无可疑。谁知如今才发见他对“老师”的面目是如此狞厉!既要精兵良将,又要膏腴饷源,倘使照他所说,“老师”在周家口就只好象“空城计”中的武侯,抚琴退敌了!
    心里虽个个愤慨,只以曾国藩最重大体,而且在大庭广众之间,一向只誉人之长,不论人之短,所以都不敢有什么话说,只尽力把自己的心情平抑下来,凝神往下看他这封措词“当仁不让”的信,还有些什么花样?
    下面谈到上谕的正题,也就是李鸿章率师“驰赴河洛”以后的两江的局面。慈禧太后一心为了报恩,要破格提拔吴棠,以及恭王与军机大臣不以为然,而不便公然反对,特意用“朝中大政,密咨重臣”的传统手法,借曾国藩来作个推托,所谓彼此函商,就是要曾国藩提出异议,这也是大营幕友无不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恭王是不得已把难题推到曾国藩头上,而李鸿章竟亦忍心在千斤重担以外,另又出些难题,让“老师”去做。
    他的主旨在反对吴棠接他的手,署理江督。同时又表示丁日昌熟于洋务,才堪大用,而擢任苏抚,资望却还不够,李宗羲的才具也不过任江宁藩司为宜。还有护理江苏巡抚刘郇膏,必因丁日昌的摧升而引病告退,也是安排未妥,令人难以心服的事。
    这些说法无非旁敲侧击,说朝廷的拟议,窒碍甚多,接着又出以后方变动,影响前方军饷的危言,以为“藩运易人,大营后路,恐不顺手”,而吴棠“满腹牢骚”,一旦署理江督,“用人行政,或多变局”,请曾国藩“熟筹密陈”,挡吴棠的驾。
    但是,他既率师西征,也总要有人来接他,吴棠既不可,则又该谁来呢?李鸿章在这里,便用“或谓”的语气,为他“老师”出了新的难题:“或谓宜调筱兄”为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或筱兄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江苏巡抚——
    信看到这思,李鸿裔到底忍不住了!
    “李宫保真是内举不避亲!”他冷笑道,“亏他怎么想出来的?难道江苏的督抚,注定了非他合肥李家的人来干不可?”
    这是说李瀚章——李鸿章的长兄,字筱荃,拔贡出身,分发湖南当知县,以替湘军办粮台起家。这三、四年由于李鸿章的“圣眷”,朝廷推恩,连番超擢,同治元年还是一个道员,如今已升到湖南巡抚,如果再调署江督,他的官运就好得不能叫人相信了。
    其时信已看到结尾,钱应溥大有意会,不断点头:“噢,噢!原来真意在此!”
    还没有传观到下文的人,心急便问:“真意是什么?”
    看到曾国藩面色凝重,对轻率的议论有不以为然的意思,李鸿裔不敢造次,话到口边,复又咽住,支吾着敷衍了过去。好在李鸿章的真意何在,虽有知有不知,曾国藩的用意却是大家都明了的,他要推荐李鸿章以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但以过去一直向朝廷这样表示:“庙堂之黜陟赏罚,非阃外诸臣所宜干预,”不能出尔反尔,同时也碍着“牢骚满腹”,虎视眈耽,虽已奉调闽督,却还不能赴任的吴棠,更不便指名密保,因而以不肯回任作侧面的挤逼,希望挤出慈禧太后一句话来:“既然曾国藩说什么也不肯干,那就叫李鸿章去!”
    于是大家各散,钱应溥照曾国藩的意思,拟了一个折稿,细核清缮,派定专差,第二天午间辕门鸣炮“拜折”。曾国藩依然围棋一局,寄烦忧于黑白之间。
    但奉到的上谕,措词恳切而严峻:“曾国藩为国家心膂之臣,诚信相孚已久,当此捻逆未平,后路粮饷军火,无人筹办,岂能无误事机?曾国藩仰体朝廷之意,为国家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着即廪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得以专意剿贼,迅奏肤功。该督回任以后,遇有湘淮军事,李鸿章仍当虚心咨商,以期联络。毋许再有固请,用慰廑念。”这“毋许再有固请”六字,已指明再无商量的余地,否则就会在面子上搞得很不好看。
    曾国藩无可奈何。安排琐务,过了年自周家口动身,由陆路到徐州,走了十天才到。从李鸿章手里接了印,师弟二人,细谈西北的局势——陕甘总督左宗棠尚未到任,剿西捻的责任,还在曾、李身上,而张总愚一大股已经逼近西安,朝命督催赴援,急如星火。
    ※  ※ ※
    西路紧急,东路亦不轻松,任柱、赖汶光、牛洪、李允那些“太平天国”的“王爷”,落草为寇的捻军,纠合马步精锐,不下十万之众,在湖北安陆、德安之间,古云梦泽一带盘旋,狼奔豕突,拚命想打开出路。原为湘军后隶淮军的郭松林一军,中伏大败,李鸿章嫡系的“树军统领”,广西右江镇总兵周树珊在德安阵亡。东捻屯兵臼口——钟祥县南九十里,臼水入口之处。据哨探谍报,正计议分兵三支,一支渡襄河入蜀,一支出武关会合西捻,一支屯在湖北声援各路,只待过了年便要大干一场。
    不过,比较起来还是西路吃重,而且陕西巡抚又已换了恭王的好朋友乔松年,格外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密旨不断严催,要曾国藩兄弟,督促鲍超的“霆军”,即速援陕。一到了陕西,不久就要归陕甘总督左宗棠节制,曾左不和,并且左宗棠跋扈任性,看不起行伍出身的武将,为此,鲍超不愿西去,托词待饷,逗留在湖北不走。同时湖北巡抚曾国荃,一个折子参倒了官文,革去湖广总督,由谭廷襄署理,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湖北的军务便只有独任其艰,也希望把鲍超留在省境。这一来,唯有另派援军入陕。
    曾国藩和李鸿章先顾眼前要紧,商量的结果,决定调老湘军刘松山“寿军”援陕。刘铭传的“铭军”二十营约一万人,鲍超的“霆军”二十二营约一万六千人,此时都驻河南南阳一带,限令克日南,分路进剿屯臼口的东捻。
    鲍超接到命令,知道可以不必去受左宗棠的气,大为兴奋,当时下令开拔,由樊城渡河到襄阳,沿汉水往南扫荡。
    “霆军”的打仗,与众不同,这是由于鲍超的性格所形成。他是四川夔州人,跟宋朝党进是一路人物——他的胸无点墨的笑话,与党太尉也差不多。有一次从捻军那里俘获四幅屏条,是董其昌写的《江赋》和《海赋》,下款署着“臣董其昌奉敕敬书”,原为明朝大内的珍物。有个幕友欺他不识字,意存吞没,骗他说这四条字没有上款,不便张挂。鲍超认为不要紧,补一个上款好了。于是那幕友奋笔直书:“春霆军门雅蜀”,见了的人,无不是想笑不敢笑。
    这样的人,自然只有胡林翼、曾国藩才能欣赏重用,而鲍超的报答知遇,也真是一片血诚。他带兵只有八个字:“身先士卒,生死相共”,每次出阵,将官在前,士兵在后,也无所谓“戎装”、“行装”,红顶子、双眼花翎、黄马褂,穿戴得极其辉煌,打仗就如上朝一般。也因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威势,洪杨军只见了翎顶辉煌,疾驰而至的部队,便奔走相告:“霆军来了!”随即鼠窜。甚至有些官军被围无法脱身时,冒用“霆军”的旗号,居然亦能化险为夷。
    因为鲍超有这样的威名,所以遭妒,刘铭传就是其中之尤。他与鲍超同时领军南下,但路线不同,铭军由枣阳沿汉水东岸挺进,一路也打得很好。铭、霆两军在钟祥会师,逼得东捻退保杨家洚、尹隆河一带。
    于是霆军进驻臼口,铭军进驻臼口之东的下洋港,与南面尹隆河两岸的匪垒成鼎足之势。方圆二、三十里之间,更鼓相闻,旌旗蔽日,在暗沉沉的冻云下,弥漫着一片惊心动魄的杀气。
    这样的战局,真是到了短兵相接的生死关头,自然维持不到好久的。霆、铭两军信使往还,秘密约定第三日辰刻——早晨八点钟进军夹击。刘铭传心想,东捻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此。这一仗打胜,便是呈献新任钦差大臣的一份大大的贺礼。但转念想到鲍超,顿时又意兴阑珊了。
    其实也难怪鲍超,以湘军宿将,十年之间,大小数十战,出生入死,威名远播,现在与淮军后起的刘铭传,比肩作战地位相等,自不免由不平而有轻视的意思。在刘铭传,看鲍超目不识丁,有勇无谋,不过偏裨战将,只因为受胡林翼、曾国藩逾格的宠遇,才有那么大的名气!自己那一点不如他?声名处处落在他后面!每一想起,便有无限的抑郁。
    就为了这一份不甘心,刘铭传盘算了又盘算,想定一个主意,他把所有的营官都找了来会议,首先说明这一仗关系重大,非胜不可,接着便问:“胜是胜了,有面子的不是我们!
    面子叫谁占了?”
    这还用说吗?自然是鲍超。他的部下虽未开口,但神情之间,已经作了回答。
    “不错,鲍春霆!”他自问自答地说:“我们拚命,别人首功,这种傻事不能干!”
    然则计将安出?有人提醒他说:“已经跟霆军约好了,不能说了不算。”
    “那个说了不算?”刘铭传说,“不过淮军决不能让人说一句,因人成事。我们各干各的,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要赶在前面。我想不如早一个时辰出发,等我们把捻匪打垮了,叫霆军来看看,到底谁行?”
    说到这里,他太阳穴上的青筋,不断跳动,这是连他自己都为未来那份扬眉吐气的痛快情绪所激动了。部下看长官如此,谁不喜功?个个心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互用眼色认可了这个胆大的决定。
    于是,接下来便是商量战法。捻军跟僧格林沁捉了好几年的迷藏,而且也从官军那里俘获了许多马匹,加以熟于地形,所以飘忽如风,诡诈百出,常用的是两种战法,一种是用老弱诱敌,而精锐利用天然形势遮蔽,官军贪功深入,必中埋伏;一种是以前队挑战,另选精骑,绕出官军后路,施行突袭,所以官军总是凭借村堡,先求不败,再求获胜。如今既非以自保为足,而且要想一举击溃人数数倍之多的东捻,就非扬弃过去那种为捻军所熟悉的战法不可。
    当时议定,全军尽出,留五营守辎重,其余十五营尽皆渡河,分为左、中、右三军,每军五营,齐头并进。这样出其不意地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全面出击,为以前官军剿捻很少有的举动,先予敌人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感觉,在气势上就占了上风。
    会议妥当,诸将辞出,各自去作准备。到了约定的那天,大家半夜里便都起身,一到卯正,刘铭传一马当先,冲出营门。
    于是前后马队,夹护步兵辎重,浩荡南下。刘铭传是不打算回下洋港了,东捻蚁聚,连眷口不下十万之众,一仗“剿洗”不完,怕乘胜追击之际,还要派部队回来照料辎重,未免耽误时机,所以倾师全出。
    到了一处名叫宿食桥的地方,刘铭传驻马等候谍报。两三拨哨探接踵报告,说是捻军仍在尹隆河对岸,未见动静,似乎对官军出击,尚无所知。
    这还等待什么?刘铭传立即下令,以步兵五营留在宿食桥守护辎重,余下的依照原来的计议,全数渡河。原来的计议是分作三路,齐头并进,右军先扑尹隆河北岸的杨家洚,任务特重,刘铭传特派他手下最得力的唐殿魁担当。左军统带是刘成藻,中军则由他自己亲自率领。
    这一带是真正的古云梦泽,湖泽纵横,楚天辽阔,又当冬季水浅,更便驰驱。刘成藻的左军先到河边,人马涉水而过,接着中军也渡了河,拉开队形,向前直冲。
    捻军自然已得到了警报,也分作三路迎敌,牛洪在西、任柱在东,赖汶光和李允居中策应。铭军是刘成藻的部队较弱,而东捻以任柱一股最强悍,所部全是马队,跟僧王周旋过很长的时间,转战数千里,能够人自为战。这最强的正好碰着最弱的,而且首先遭遇,刚一接触,刘成藻那五营就稳不住阵脚向后转了。
    左军一转,带动中军,刘铭传一看这情形,恨不得把刘成藻抓来手刃于马前。此时无奈,唯有硬拚,下令冲锋。
    长号筒“呜嘟嘟”地吹得好响,马队一路冲锋,一路开洋枪,乒乒乓乓,夹杂着万蹄杂沓,加上后续步兵“杀呀,杀呀”的喊声,声势十分惊人。东捻中军的赖汶光和李允,颇有惮意,正在有些踌躇,想先避一避锋头,忽见东面尘烟大起,遥遥一望,喜逐颜开,那些喽罗们亦无不精神大振。
    东面来的是任柱的马队,一部分渡过尹隆河去追击刘成藻的部队,一部分由任柱亲自领着来攻刘铭传的中军。拦腰侧击,形势最利,等刘铭传发觉,已颇难应变——任柱的马队飘忽如风,转眼迫近,拦腰被冲为两段。
    后一段溃散,前一段恰好遇着赖汶光和李允,迎头痛击。刘铭传此时方寸大乱,只由两百亲手训练的亲兵保护着,在乱军中夺路而走。
    中、左两军都垮了,右军唐殿魁却打得很好,轻易夺下杨家洚,渡河击退牛洪一股,正遇着任柱侧攻中军,飞马来援,阻遏了攻势。
    然而这一挡却使他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中、左两军死的死、逃的逃,捻军三路合而复分,一半渡河去追官兵,一半对付唐殿魁一军。他只得两千五百人,捻军则有两三万,重重包围,渐渐逼紧,唐殿魁和两名营官吴维章、田履安力战阵亡。
    铭军整个儿崩溃了。刘铭传和他的幕僚及亲兵,陷在重围之中,无法逃生,索性脱下冠服,坐待就擒。
    这时捻军两翼的马队,渡河的还不多,大部分在尹隆河南岸对付唐殿魁一军,以及追杀四下溃散的官军,但中路捻军,渡河而北的人数已有一两万,乌合蚁聚,遍野皆是,忽然间有人惊惶地喊道:“霆军,霆军!”
    但见北来的霆军,仿佛大海潮生,初看不过一线,等听出人喊马嘶,已如怒潮澎湃,转眼迫近。霆军的排面拉得极广,那凌厉无比的气势,急风骤雨般慑人心魄,捻军先就有了怯意。
    霆军大敌当前,情况也还不甚明了,只从铭军的溃卒口中,得知友军吃了败仗,到底败到如何程度,先得弄个明白。因此,鲍超下令暂停,会合他手下的主要将领,娄云庆、宋国永、孙开华、杨德琛,策马上了一处小冈,大家拿望远镜四处搜索,怎么样也望不见铭军的帅旗。
    “坏罗,坏罗!”鲍超着急地说,“刘省三怕的是完蛋了!
    怎么搞的嘛?”说着,拨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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