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额娘！”皇帝说话一点都不顾忌，“刚过了一道难关，过得还挺漂亮的。”
安德海的消息，由小李在饭前来要菜时，悄悄告诉了玉子，玉子又悄悄回奏了慈安太后。她既喜亦忧，忧的是怕皇帝对慈禧太后不好交代。现在听他这一说，自然明白。但宽慰之余，也有不满，只为皇帝有些得意忘形，因而用责备的声音说道：“什么难关不难关的！有一点儿事就沉不住气了。”
慈安太后那怕是训斥，脸上也总常有掩不住的笑容，所以皇帝一点都不怕，端个小板凳坐在她膝前，自言自语地说：
“明儿晚上就递到济南了。”
“什么呀？”玉子语焉不详，慈安太后这时才明白：“敢情是丁宝桢上的折子？我还以为是曾国藩奏得来的呢！”
“曾国藩胆子小，怕事。丁宝桢是好的，将来……。”
“将来！”慈安太后打断他的话，语重心长地说：“将来等你一个人能作主的时候再说，这会儿搁在心里就是了。”
皇帝深深点头，受了慈安太后的教。接着，便低声把召见恭王和军机，以及去见慈禧太后的经过说了一遍。
一个讲得头头是道，一个听得津津有味，母子俩都忘了时间，却把个小李急坏了。因为宫门一下钥，便得到敬事房去要钥匙，这一下就得记日记档，而慈禧太后每隔三、五天总得“阅档”，发觉有这段记载，心里就会想得很多，所想的必是管束皇帝的法子，连带大家不得安宁。
最后仍然要借重玉子，“有话留着明儿说吧！”她找个空隙插嘴，“万岁爷今儿也累了。”
这一来慈安太后才发觉，“唷！”她微微失惊，“都快起更了。回去好好儿睡吧！”
皇帝犹有恋恋不舍之意，经不住传轿的传轿，掌灯的掌灯，硬把皇帝架弄出长春宫。
软轿行到半路，只见数名太监避在一旁，候御驾先行，他们手里提着铺盖、梳头匣子，以及女人所用的什物，皇帝不免奇怪，随即问道：“这是干什么呀？”
“奴才去打听了来回奏，时候不早了，请圣驾先回养心殿。”说着，小李匆匆去了。
也不过皇帝刚刚回殿，小李跟着便已赶到。一看就能发觉他神色抑郁。这天的小李，格外得宠，所以皇帝很关切地问道：“你是怎么了？哭丧着脸！”
这下提醒了小李，赶紧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奴才没什么！”
他不肯承认，也就算了，皇帝只问：“刚才是怎么回事？”
“是……，”小李很吃力地说：“是替庆儿挪东西。”
“喔，”皇帝自以为明白了，“必是把庆儿给撵走了。”
“不是，”小李木然答道：“处死了！”
皇帝大惊：“真的？”
“圣母皇太后的懿旨，谁敢不遵？”
皇帝没有作声，愀然不乐。庆儿是个好女孩，只是仗着她干哥哥的势，有点儿骄狂。皇帝不相信慈禧太后肯下这样的辣手，必是总管太监误信了她气头上的一句话，真个“打死算完”。早知如此，当时拚着再受一顿责备，也要救庆儿一救。
转脸看到小李的神色，他愈感歉然。他的抑郁何来？到这时自然明白，小李一向喜欢庆儿，就不为她本人，为了小李，也该把庆儿救出来。
如今一切都晚了，皇帝微微顿足：“唉！多只为我那时候少说一句话。”
小李懂他的意思，不知是感激、惋惜，还是怨恨，反而安德海被定了死罪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因为这个意外事故而变得不怎么样令人兴奋了。
但外廷的观感，完全不同。从知道安德海抄家开始，就不知有多少人拍手称快。当然也有人去打听消息，但竟连军机章京，都不明内情。
“是宝中堂亲自拟的旨。沈总宪、李师傅帮着分缮，即时封发。不知道里头说些什么？”沈总宪是沈桂芬，这时已升任左都御史了。
由军机章京的答语，越显得案情的神秘，也越有人多方刺探。到了第二天下午，内廷行走的官员，除了军机章京，另外三个消息最灵通的地方：弘德殿、南书房、上书房，对于案情都相当清楚了。于是，话题也便由安德海转到了丁宝桢身上。
有的说，丁宝桢秉性刚烈，安德海遇着他，合该倒霉；有的说他在剿东捻时，受够了李鸿章和淮军的气，此举是有激使然，借此立威收名。丁宝桢居官虽清廉，但跟沈葆桢一样，对京中翰林，颇有点缀，因而这一下博得了清议的热烈赞许，似乎一夕之间，丁宝桢的声光凌驾曾侯、李伯相、左爵帅而上之了。
但是，在济南的丁宝桢却正焦灼不堪。八月初二的奏折，计算日子，折差应该回来了，至今不到，莫非其中有变？在所有的变化中，最要防备的是，慈禧太后可能会承认这回事，安德海的身分由暧昧而明确，事情就棘手了。
因为这时安德海在泰安县的从属，已有一部分押解到济南，丁宝桢亲自提审安邦太，多方盘诘，约略了然安德海的出京，是得到慈禧太后默许的，而“采办龙袍”不过是一个题目，实际上的任务，正如那面“三足乌”的幌子所显示的涵意。此外，还要到江南采访物价，作为将来备办大婚物件，审核的根据。
照此看来，慈禧太后或许会追认其事，等假钦差变成真钦差，再要杀安德海，罪名可就严重了。为此，丁宝桢一直不安，等待谕旨，真如大旱之望云霓。
抚标中军绪承是早已准备好了的，知道皇命一到，就要开刀，预先在历城县衙门和巡抚衙门都派了兵在等。到了夜里，抚署辕门外，灯笼火把，照耀得如白昼一般。
在官厅上，臬司潘霨和济南府知府、历城县知县，亦都衣冠整肃地在伺候着。自鸣钟已打过十下，正当神思困倦，都想命随侍的听差，在炕床上铺开被褥，预备躺一会时，只听鸾铃大振，由远及近，于是无不精神一振，各人的听差，不待主人吩咐，亦都奔了出去，打听可是京里的驿马到了。
果然，是兵部的专差星夜赶到。绪承亲自接着，问明了是“六百里加紧”，那不用说，必是这一案的上谕，随即亲自到签押房来通知丁宝桢。
恭具衣冠，开读谕旨，丁宝桢不曾想到，朝廷的处置如此明快！踌躇得意之余，竟有些感激涕零的模样，不由得激动地对他属下说道：“真正圣明独断，钦佩莫名。”
“是！也见得朝廷对大人的倚重。”潘霨乘机奉承了一句，紧接着指示：“如何遵旨办理？请大人吩咐了，司里好预备。”
“谕旨上说得极其明白，即刻提堂，指认确实，随即正法，此刻就办，一等天亮，我就要拜折复奏。”
“是！”潘霨转身对历城县知县，拱拱手说：“贵县辛苦吧！”
历城县的县大老爷，奉命唯谨，疾趋回衙，把刑房书办传了来，说明其事。提审倒容易，半夜里“出红差”，却是罕见之事，不免有些莫知所措。
“怎么回事？”
“半夜里‘出红差’，只怕‘导子’不齐……。”
“嗐！”县大老爷打断他的话说，“半夜里出导子，出给谁看？要出，也要出抚台的导子。你只要找到刽子手伺候刑场就行了。”
这就好办了，刑房书办一面派人通知刽子手，一面亲自去找掌管监狱，俗称“四老爷”的典吏，办了提取寄押人犯的手续，把安德海、陈玉祥、李平安、黄石魁一起提了出来。
“怎么着？”安德海的神色，青黄不定，“半夜三更还问话吗？”
“听说圣旨到了。”刑房书办这样告诉他。
“喔！”安德海急急问道：“怎么说？”
“听说要把你们几位连夜送进京去。”
“怎么样？”安德海得意地，“我就知道，准是这么着。”
也不曾替安德海上绑，典吏很客气地把他领出了县衙侧门，已有抚标派的两辆车和一队兵丁在等着。
“上那儿呀？”安德海问。
“先到巡抚衙门，丁大人还有话说。”
兵丁护送，典吏押解，到了巡抚衙门一看，内外灯火通明，安德海的神气便又不对了，但他似乎不愿示弱，昂起了头直往里走。
重重交代，一直领到西花厅。厅里炕床上，上首坐着臬司潘霨，下首坐着抚标中军绪承。厅里厅外，除却潘霨“噗噜噜”抽水烟袋的声音以外，肃静无哗。陈玉祥和李平安两人，神色大变，浑身发抖，安德海却依旧是桀骜之态，轻声叱斥着他的同伴：“别这个悚样！”
一语未毕，帘子打开，接着有人使劲在他身后一推，安德海踉踉跄跄跌了进去，再有个人顺势往他肩上一按，不由得就跪下了。
跪下却又挣扎着想起身，那人再一按，同时开口训他：
“好生跪着！”
这一下，安德海眼中的恐惧，清晰可见，张皇四顾，不知要看些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潘霨慢吞吞地问。
“我……，我叫安德海。”
“是从京里出来的太监，安德海吗？”
“是啊！”安德海不断眨眼，仿佛十分困惑似的。
“把那三个人提上来！”潘霨吩咐。
陈玉祥、李平安和黄石魁，却不敢象安德海那样托大，一进了花厅，都乖乖儿悚伏在地，有问即答，一个个报明了姓名、身分。
“你们是跟安德海一起出京的吗？”
“是。”三个人齐声回答。
“就是他吗？”潘霨指着安德海问。
“是，就是他。”
“好了！把他们带下去吧。”等那三个人被带走，潘霨向绪承看了一眼，转脸向下，用很平静的语气说道：“安德海！今天晚上奉到密旨，拿你就地正法、此刻就要行刑了。特为告诉你清楚，免得你死了是个糊涂鬼！”
语声末终，安德海浑身象筛糠似地抖了起来，“潘大人，”
他显得非常吃力地喊，“我有话说……。”
“晚了！”潘霨有力地挥一挥手：“奉旨无须审讯，指认明白就正法。除非你不是安德海，是安德海就难逃一死。拉下去吧！”
等人来拉时，安德海已瘫痪在地，但照旧上了绑，潘霨亲自批了斩标，由折署西便门出衙，押赴刑场，在绪承监临之下，一刀斩讫。
济南府的老百姓在睡梦中，只听得“呜嘟嘟”吹号筒，第二天起身，听说杀了一个太监，奔到街上，只见闹市中、城门口都贴了告示，才知道杀的就是一路招摇，煊赫非凡的安德海。更有好事的人，赶到刑场，但见安德海的尸体尚未收殓，用床芦席盖着，胆大的便走过去掀席张望，只是不看上身看下身，意思是要看看太监到底如何与人不同。当然，他们是失望了，裤子外面是看不出什么来的。
在京里的慈禧太后，因为安德海性命既已不保，也就无所顾惜，认为不如趁此机会，雷厉风行办一办，反倒能落得一个贤明的名声。所以，当丁宝桢第二次奏折到京，召见军机，当面指示，除了陈玉祥、李平安二人以外，还有几名太监，交丁宝桢一起查明绞决。黄石魁到底如何冒充，也要审明法办。
接着，又特为召见内务府大臣，责备他们对太监约束不严，说是要振饬纪纲，下一道明发上谕，申明朝廷的决心。于是恭王承旨，根据慈禧太后所说的那番义正辞严的话，拟旨发出。前面叙明事实经过，后面申述态度：
“我朝家法相承，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监自当益知儆惧，仍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俾各勤慎当差。如有不守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办。并通谕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明惩治，毋稍宽纵。”
京中官员无不颂赞圣明，而事先知道将有这回事发生的人，回想一下，亦无不因为有此圆满结局而深感意外。
当然，最得意的是丁宝桢，奉到上谕，先遵旨将五名太监“绞立决”。然后审出黄石魁、田儿和通州雇来的那些镖手，冒充前站官，征发骡马的情形，以“帮同招摇、恐吓居民”的罪名，请出“王命旗牌”，就地正法。其余安德海的家属，以及那些不相干的随从，夹的夹、打的打，惩罚过后，作成口供清单，请旨治罪。
除了人犯，还有行李。箱笼衣物，编成“金、木、水、火、土”五个字号，共计三十九件，连同征发来的牲口车辆，派两名旗籍的候补州县，解交内务府。整整忙了一个月，丁宝桢才算办结了这件大案。
这该内务府忙了。慈禧太后和皇帝对于安德海和“私逃出京”的那五名太监的遗物，都很注意，特别是“金”字号的箱子，装的都是珠宝珍玩，所以内务府不敢怠慢，原封交进。打开来一看，好些东西似曾相识。原是从宫里偷出来的，但此时无可究诘，也就不会发回原主。慈禧太后自己挑了些精品，其余的分赐妃嫔。当然，皇帝也取了好些，分赏小李和张文亮等人，作为酬庸。
有人得意外之福，也有人受意外之祸。通州的那些镖手，还可说是咎由自取，另有些人却真是无妄之灾，第一个是天津的和尚演文，第二个是安德海花钱买来的妻子马氏，都被充军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最后是替安德海看家的王添福。慈禧太后有天忽然想了起来，认为此人亦不能轻饶，下令由内务府捆交刑部绞决。
※ ※ ※
发往各省的上谕，第一个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曾国藩，实在是听到。曾国藩事必躬亲，加以写字看书之外，还要围棋一局，目力大伤，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经他的家人幕友力劝，每日闭目静坐的时候居多，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念给他听。
念到丁宝桢拿获安德海，奉旨正法的明发上谕，曾国藩瞿然动容，睁开眼来，“稚璜真是豪杰之士！”他说，“听了这个消息，我好象目中浮翳一去。”
“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薛福成说。
曾国藩想起来了。这年四月，薛福成应邀到保定，路过济南，因为他的弟弟在丁宝桢幕府中，所以有半个月的勾留，当时就听丁宝桢亲口说过，接到京中的信，安德海有出京之说，倘或经过山东，一定饶不了他。薛福成曾把这话告诉过他。
“虽在意中，还是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我应该惭愧。”
曾国藩已引咎自责，幕友们就不便再谈这件事了。接着再念别的公文，然后又念各处的来信。第一件是李鸿章从夔州寄来的，有人参了四川总督吴棠一本，说他贪黩，凿凿有据。恭王碍于慈禧太后的关系，不能认真，但又不能不办，几经斟酌，奏请派湖广总督李鸿章就近查办，因为李鸿章最会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会替吴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湖北靠四川以盐课接济，每年有上百万银子之多，以“公谊”来说，李鸿章亦不能不替吴棠遮盖。
由于往返需要四、五个月，所以李鸿章是奉旨“带印出省”的，舟车所到之处，就是湖广总督的行署，照样有全班幕僚替他办理文牍。这封写给曾国藩的信，除了问候以外，便是替吴棠解释。念完一段，曾国藩摆一摆手，示意暂停，他要把李鸿章的话，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这些信是不容易为幕友看到的，李鸿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心里体会。现在既已公开，不妨进一步谈一谈，于是他喊着薛福成的号问：“叔耘！少荃未到成都，似乎已经成竹在胸，照你看，他这些话，何必先告诉我？”
“这也是尊重师门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处事，爵相深知，何劳下问？”
曾国藩点点头，心里在想，李鸿章常常有话自己不肯说，善借他人之口，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为吴棠辩白几句，为他将来替吴棠开脱作伏笔。此事不急，摆着再说好了。
“请念下去。”他说，“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没有？”
鲍超是夔州人，盖了一座极大的宅子，家居养病，已有两年，李鸿章自然没有不跟他见一面的道理。“下面正就是谈春霆，”薛福成看着信笑了，“春霆有复出之意，爵相，你猜春霆想干什么？”
曾国藩沉吟了一会问道：“莫非想开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帅想当云贵总督，未免匪夷所思。”
这确是有些匪夷所思。历来封疆任用汉人，在资格上虽不比部院大臣那么严，通常都须两榜进士，吏、礼两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抚下马治民比上马治军的时候多，不通文理，无法胜任。现在的云贵总督刘岳昭，是曾国藩的同乡，以军功起家，业绩多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他能够做到总督，虽多少是靠官运亨通，毕竟也还是秀才的底子。至于鲍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几乎不识什么字，想当总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国藩涵养功深，为人忠厚，而且鲍超是他的“爱将”，所以不肯露一点诽笑的神色，“这也无非是想以遣功自见。”他说，“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怜了！薛福成知道曾国藩不喜欢听刻薄话，便笑笑不言，继续往下念李鸿章的信。
信中谈到四川酉阳州的教案，朝命李鸿章就近查办，已有和平了结的希望，他特为告诉曾国藩，也就是期望“老师”对他支持。曾国藩以大学士兼领直督，国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果问到酉阳州的教案，有了李鸿章所提的办法，他就易于作答了。
听完信，曾国藩不胜感慨地说：“洋务不难办，难在办教案，教案亦不难办，难在自己人的意见太多。”
这已是含蓄的话，“意见太多”四个字，实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外洋的道学先生，是真道学也还罢了，还有徐桐那班听见“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学。薛福成和他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同事，通达的居多，这时便因为曾国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长的议论。
教案之起，由来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这是因为圣祖的祖母孝庄太后，就笃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个德国人，华名叫做汤若望，明朝天启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由徐光启的举荐，入翰林院供职。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庄太后和世祖母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花，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
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京师，文宗仓皇逃难到热河，订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订的中法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杨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中法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罗淑亚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亦为此，加派沈桂芬在“总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闹。
曾国藩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董恂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
曾国藩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请求伸冤。
“这是野番凶恶之族都不忍为的事，西洋文明各国，如何会有此残忍的行为？以理而论，决无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说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带，不断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实，曾国藩接到状子，除了严饬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么处置。虽然有好些状子中，指控天津东门外，运河西岸的“慈仁堂”，收养孤儿、弃婴，不怀好意，曾国藩却未肯轻信。只是有个打算，等有机会要亲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机会很快地到了，这年十月间，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总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县，一起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国藩接上岸，驻节在长芦大盐商查氏的水西庄。查勘了盐政、校阅了崇厚所统率的洋枪队和洋炮队，然后请查狱讼。
这是他到任以后，决心要办好的一件事。曾经亲手编写了一篇“清讼事宜”，通饬各州县，限期将积案办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亲自审阅，每次出巡，亦必定要亲临州县衙门，查核办理积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状子。
因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状，越来越重，他依旧只能听，不能看，听完天津县知县刘杰的“面禀”，他说：“拐走孩子的状子，有二十几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总有个说法，我倒要听听。”
“回中堂的话，实在惭愧。”刘杰满脸惶恐地说，“盗案都破了，就这拐案不能破，卑职也困惑得很，唯有严饬差役，加紧缉捕。只是其中有一层关碍，卑职跟崇大人回过，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关碍？你说！”
“拐了孩子去，总有个着落，男孩子卖给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来敛钱，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卖入娼家，长大了好作摇钱树。”刘杰加重了语气说：“卑职派人明查暗访，就是没有这样事，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不错，慈仁堂！”曾国藩很注意地，“我正要问慈仁堂，是个育婴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规模大得很，有念经的、有读书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婴堂，收容的也不尽是婴儿，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都有。虽说是做好事，不过，花钱买好事来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花钱买好事来做’，此语甚新，我倒有点想不明白。”
“是这样，凡有人送孤儿弃婴到堂，堂里的洋尼姑发钱奖赏。中堂请想，不管育婴堂、养济院，送进一口人去，总要说好话，才肯收容，博施博众，尧舜犹病，洋尼姑买好事来做，岂非不近人情？”
“这也不尽然。”曾国藩想了想说，“你是说拐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当作孤儿、弃婴，送到慈仁堂去领赏了？”
“正是！”刘杰答道，“卑职跟幕友商量过不知多少次，想来想去，只有慈仁堂是个可疑之处，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不过崇大人……。”
他虽没有再说下去，曾国藩心里明白，是崇厚怕此举引起交涉，不准刘杰这么做。
“进堂搜查，自有不便。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见形迹可疑的，加以盘诘，有何不可？”
刘杰何尝不知道这么做？只是慈仁堂每天进出的人，不知凡几，一入堂门，便成禁区，遇有形迹可疑的，要想盘诘，亦有不能。不过这话要照实而言，便变成与“中堂”抬杠，所以刘杰这样答道：“是，卑职原也这样办过，只以差役不力，未有结果。现在既奉宪谕，卑职再着力去办。”
这些悬案，对刘杰的督饬，也只能到此为止。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曾国藩另有打算。他想亲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为民教相仇，症结就在百姓对教堂的误解，到底这误解何由而生？非亲身体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后可以对症发药，逐渐消弭。
他跟崇厚谈了这层意思，崇厚极力劝他打消此意，认为以他的身分，不宜轻临非尧舜孔孟之教所许的西洋教堂，否则，一定会有言官，以“大臣轻率，有伤国体”的话头，上奏参劾。曾国藩一向忧谗畏讥，想想不错，听了崇厚的劝。
等回到保定，因为舟车劳顿，公事又多，曾国藩的眼疾，越发重了，而岁尾年头，不如意的事，纷至沓来。先是贵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鸿章带兵入黔。李鸿章万分不愿，以贵州多山地，不便马队驰骋，必须“改马为步”，重新编练步营，又说“苗疆军务，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皆未能克期底定，今蹂躏更久而广，饷源更狭而绌”，必须先筹饷运粮为借口，迟迟不肯出省。这些令人烦心的事，李鸿章都要写信给“老师”发牢骚。
不久，甘肃的军务，又受大挫，老湘营的名将刘松山，阵亡金积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持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鸿章赴陕援剿，这一下李鸿章越发不愿。他最头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旧在“马、步”之间做文章，说已将马队撤改为步营，如今奉命西征，身边竟无一骑，何以平乱？而能征善战的刘铭传马队，则要留着拱卫京畿。这样借故拖延着，希望“老师”从中斡旋，朝廷能够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国藩烦忧莫释的，还是两江的情形。戡平大乱，急流勇退，曾国藩当时首要的举措，就是裁撤湘军。他自觉这件事做得很干净，但湘军在江宁的无数，刚刚被裁时，手里都有些从战乱中得来的财货，而曾国藩又颇讨厌湘军回湖南去求田问舍，所以在江宁落户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为盗匪的，而马新贻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对散兵游勇，约束极严，寻常盗匪，还可以照例一层层审问，如果是散兵游勇抢劫，一经被捕，责成“该管道府，就地正法”，这是奏明在案的。
为此，被裁的湘军，对马新贻大为不满。在他们的想法，“九载艰难下百城”，江宁的克复，洪杨的被灭，都是曾家和湘军的功劳，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都“太细了”，既然朝廷要调他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那么两江总督应该仍旧归湘军领袖接充，最有资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选，自是“九帅”。不得已而求其次，让李鸿章来当，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跟湘军关系很深。谁知会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马新贻身上，这是从何说起？
本来就心怀不平，加上马新贻的处置过于严峻，因此在江宁的湘军旧人，跟这位籍隶山东，身在教门的总督，感情搞得很坏，不断有人来向曾国藩诉苦。他除了劝慰以外，不愿再有什么表示，其实也是无法有什么表示，人已离开两江，再去过问两江的事，不但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这一来，五中忧烦，右眼失明，而且得了个晕眩的毛病，唯有在黑头里闭目静卧，人才觉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荐的医生，纷至沓来，文祥荐了一名七世祖传的眼科，崇厚也荐了一名洋人来看。用药各异，但有个看法是相同的，曾国藩必须好好调养。因而在四月间，奏陈病状，请假一个月调理，期满又续假一个月。他的打算是，这样续假几次，便要奏请开缺，纵使不能无官一身轻，回湘乡安度余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隶总督的关防，回京去当大学士。位尊人闲，在昌明西学、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业”。
买命吕不韦柏台故事八大胡同艳闻秘事正德外记清官册、假官真做红顶商人胡雪岩状元娘子临邛卓家玉垒浮云慈禧全传丁香花三春争及初春景大将曹彬清末四公子风尘三侠(高阳)汉宫名媛王昭君大浪淘沙李鸿章李鸿章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安德海的消息，由小李在饭前来要菜时，悄悄告诉了玉子，玉子又悄悄回奏了慈安太后。她既喜亦忧，忧的是怕皇帝对慈禧太后不好交代。现在听他这一说，自然明白。但宽慰之余，也有不满，只为皇帝有些得意忘形，因而用责备的声音说道：“什么难关不难关的！有一点儿事就沉不住气了。”
慈安太后那怕是训斥，脸上也总常有掩不住的笑容，所以皇帝一点都不怕，端个小板凳坐在她膝前，自言自语地说：
“明儿晚上就递到济南了。”
“什么呀？”玉子语焉不详，慈安太后这时才明白：“敢情是丁宝桢上的折子？我还以为是曾国藩奏得来的呢！”
“曾国藩胆子小，怕事。丁宝桢是好的，将来……。”
“将来！”慈安太后打断他的话，语重心长地说：“将来等你一个人能作主的时候再说，这会儿搁在心里就是了。”
皇帝深深点头，受了慈安太后的教。接着，便低声把召见恭王和军机，以及去见慈禧太后的经过说了一遍。
一个讲得头头是道，一个听得津津有味，母子俩都忘了时间，却把个小李急坏了。因为宫门一下钥，便得到敬事房去要钥匙，这一下就得记日记档，而慈禧太后每隔三、五天总得“阅档”，发觉有这段记载，心里就会想得很多，所想的必是管束皇帝的法子，连带大家不得安宁。
最后仍然要借重玉子，“有话留着明儿说吧！”她找个空隙插嘴，“万岁爷今儿也累了。”
这一来慈安太后才发觉，“唷！”她微微失惊，“都快起更了。回去好好儿睡吧！”
皇帝犹有恋恋不舍之意，经不住传轿的传轿，掌灯的掌灯，硬把皇帝架弄出长春宫。
软轿行到半路，只见数名太监避在一旁，候御驾先行，他们手里提着铺盖、梳头匣子，以及女人所用的什物，皇帝不免奇怪，随即问道：“这是干什么呀？”
“奴才去打听了来回奏，时候不早了，请圣驾先回养心殿。”说着，小李匆匆去了。
也不过皇帝刚刚回殿，小李跟着便已赶到。一看就能发觉他神色抑郁。这天的小李，格外得宠，所以皇帝很关切地问道：“你是怎么了？哭丧着脸！”
这下提醒了小李，赶紧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奴才没什么！”
他不肯承认，也就算了，皇帝只问：“刚才是怎么回事？”
“是……，”小李很吃力地说：“是替庆儿挪东西。”
“喔，”皇帝自以为明白了，“必是把庆儿给撵走了。”
“不是，”小李木然答道：“处死了！”
皇帝大惊：“真的？”
“圣母皇太后的懿旨，谁敢不遵？”
皇帝没有作声，愀然不乐。庆儿是个好女孩，只是仗着她干哥哥的势，有点儿骄狂。皇帝不相信慈禧太后肯下这样的辣手，必是总管太监误信了她气头上的一句话，真个“打死算完”。早知如此，当时拚着再受一顿责备，也要救庆儿一救。
转脸看到小李的神色，他愈感歉然。他的抑郁何来？到这时自然明白，小李一向喜欢庆儿，就不为她本人，为了小李，也该把庆儿救出来。
如今一切都晚了，皇帝微微顿足：“唉！多只为我那时候少说一句话。”
小李懂他的意思，不知是感激、惋惜，还是怨恨，反而安德海被定了死罪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因为这个意外事故而变得不怎么样令人兴奋了。
但外廷的观感，完全不同。从知道安德海抄家开始，就不知有多少人拍手称快。当然也有人去打听消息，但竟连军机章京，都不明内情。
“是宝中堂亲自拟的旨。沈总宪、李师傅帮着分缮，即时封发。不知道里头说些什么？”沈总宪是沈桂芬，这时已升任左都御史了。
由军机章京的答语，越显得案情的神秘，也越有人多方刺探。到了第二天下午，内廷行走的官员，除了军机章京，另外三个消息最灵通的地方：弘德殿、南书房、上书房，对于案情都相当清楚了。于是，话题也便由安德海转到了丁宝桢身上。
有的说，丁宝桢秉性刚烈，安德海遇着他，合该倒霉；有的说他在剿东捻时，受够了李鸿章和淮军的气，此举是有激使然，借此立威收名。丁宝桢居官虽清廉，但跟沈葆桢一样，对京中翰林，颇有点缀，因而这一下博得了清议的热烈赞许，似乎一夕之间，丁宝桢的声光凌驾曾侯、李伯相、左爵帅而上之了。
但是，在济南的丁宝桢却正焦灼不堪。八月初二的奏折，计算日子，折差应该回来了，至今不到，莫非其中有变？在所有的变化中，最要防备的是，慈禧太后可能会承认这回事，安德海的身分由暧昧而明确，事情就棘手了。
因为这时安德海在泰安县的从属，已有一部分押解到济南，丁宝桢亲自提审安邦太，多方盘诘，约略了然安德海的出京，是得到慈禧太后默许的，而“采办龙袍”不过是一个题目，实际上的任务，正如那面“三足乌”的幌子所显示的涵意。此外，还要到江南采访物价，作为将来备办大婚物件，审核的根据。
照此看来，慈禧太后或许会追认其事，等假钦差变成真钦差，再要杀安德海，罪名可就严重了。为此，丁宝桢一直不安，等待谕旨，真如大旱之望云霓。
抚标中军绪承是早已准备好了的，知道皇命一到，就要开刀，预先在历城县衙门和巡抚衙门都派了兵在等。到了夜里，抚署辕门外，灯笼火把，照耀得如白昼一般。
在官厅上，臬司潘霨和济南府知府、历城县知县，亦都衣冠整肃地在伺候着。自鸣钟已打过十下，正当神思困倦，都想命随侍的听差，在炕床上铺开被褥，预备躺一会时，只听鸾铃大振，由远及近，于是无不精神一振，各人的听差，不待主人吩咐，亦都奔了出去，打听可是京里的驿马到了。
果然，是兵部的专差星夜赶到。绪承亲自接着，问明了是“六百里加紧”，那不用说，必是这一案的上谕，随即亲自到签押房来通知丁宝桢。
恭具衣冠，开读谕旨，丁宝桢不曾想到，朝廷的处置如此明快！踌躇得意之余，竟有些感激涕零的模样，不由得激动地对他属下说道：“真正圣明独断，钦佩莫名。”
“是！也见得朝廷对大人的倚重。”潘霨乘机奉承了一句，紧接着指示：“如何遵旨办理？请大人吩咐了，司里好预备。”
“谕旨上说得极其明白，即刻提堂，指认确实，随即正法，此刻就办，一等天亮，我就要拜折复奏。”
“是！”潘霨转身对历城县知县，拱拱手说：“贵县辛苦吧！”
历城县的县大老爷，奉命唯谨，疾趋回衙，把刑房书办传了来，说明其事。提审倒容易，半夜里“出红差”，却是罕见之事，不免有些莫知所措。
“怎么回事？”
“半夜里‘出红差’，只怕‘导子’不齐……。”
“嗐！”县大老爷打断他的话说，“半夜里出导子，出给谁看？要出，也要出抚台的导子。你只要找到刽子手伺候刑场就行了。”
这就好办了，刑房书办一面派人通知刽子手，一面亲自去找掌管监狱，俗称“四老爷”的典吏，办了提取寄押人犯的手续，把安德海、陈玉祥、李平安、黄石魁一起提了出来。
“怎么着？”安德海的神色，青黄不定，“半夜三更还问话吗？”
“听说圣旨到了。”刑房书办这样告诉他。
“喔！”安德海急急问道：“怎么说？”
“听说要把你们几位连夜送进京去。”
“怎么样？”安德海得意地，“我就知道，准是这么着。”
也不曾替安德海上绑，典吏很客气地把他领出了县衙侧门，已有抚标派的两辆车和一队兵丁在等着。
“上那儿呀？”安德海问。
“先到巡抚衙门，丁大人还有话说。”
兵丁护送，典吏押解，到了巡抚衙门一看，内外灯火通明，安德海的神气便又不对了，但他似乎不愿示弱，昂起了头直往里走。
重重交代，一直领到西花厅。厅里炕床上，上首坐着臬司潘霨，下首坐着抚标中军绪承。厅里厅外，除却潘霨“噗噜噜”抽水烟袋的声音以外，肃静无哗。陈玉祥和李平安两人，神色大变，浑身发抖，安德海却依旧是桀骜之态，轻声叱斥着他的同伴：“别这个悚样！”
一语未毕，帘子打开，接着有人使劲在他身后一推，安德海踉踉跄跄跌了进去，再有个人顺势往他肩上一按，不由得就跪下了。
跪下却又挣扎着想起身，那人再一按，同时开口训他：
“好生跪着！”
这一下，安德海眼中的恐惧，清晰可见，张皇四顾，不知要看些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潘霨慢吞吞地问。
“我……，我叫安德海。”
“是从京里出来的太监，安德海吗？”
“是啊！”安德海不断眨眼，仿佛十分困惑似的。
“把那三个人提上来！”潘霨吩咐。
陈玉祥、李平安和黄石魁，却不敢象安德海那样托大，一进了花厅，都乖乖儿悚伏在地，有问即答，一个个报明了姓名、身分。
“你们是跟安德海一起出京的吗？”
“是。”三个人齐声回答。
“就是他吗？”潘霨指着安德海问。
“是，就是他。”
“好了！把他们带下去吧。”等那三个人被带走，潘霨向绪承看了一眼，转脸向下，用很平静的语气说道：“安德海！今天晚上奉到密旨，拿你就地正法、此刻就要行刑了。特为告诉你清楚，免得你死了是个糊涂鬼！”
语声末终，安德海浑身象筛糠似地抖了起来，“潘大人，”
他显得非常吃力地喊，“我有话说……。”
“晚了！”潘霨有力地挥一挥手：“奉旨无须审讯，指认明白就正法。除非你不是安德海，是安德海就难逃一死。拉下去吧！”
等人来拉时，安德海已瘫痪在地，但照旧上了绑，潘霨亲自批了斩标，由折署西便门出衙，押赴刑场，在绪承监临之下，一刀斩讫。
济南府的老百姓在睡梦中，只听得“呜嘟嘟”吹号筒，第二天起身，听说杀了一个太监，奔到街上，只见闹市中、城门口都贴了告示，才知道杀的就是一路招摇，煊赫非凡的安德海。更有好事的人，赶到刑场，但见安德海的尸体尚未收殓，用床芦席盖着，胆大的便走过去掀席张望，只是不看上身看下身，意思是要看看太监到底如何与人不同。当然，他们是失望了，裤子外面是看不出什么来的。
在京里的慈禧太后，因为安德海性命既已不保，也就无所顾惜，认为不如趁此机会，雷厉风行办一办，反倒能落得一个贤明的名声。所以，当丁宝桢第二次奏折到京，召见军机，当面指示，除了陈玉祥、李平安二人以外，还有几名太监，交丁宝桢一起查明绞决。黄石魁到底如何冒充，也要审明法办。
接着，又特为召见内务府大臣，责备他们对太监约束不严，说是要振饬纪纲，下一道明发上谕，申明朝廷的决心。于是恭王承旨，根据慈禧太后所说的那番义正辞严的话，拟旨发出。前面叙明事实经过，后面申述态度：
“我朝家法相承，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监自当益知儆惧，仍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俾各勤慎当差。如有不守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办。并通谕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明惩治，毋稍宽纵。”
京中官员无不颂赞圣明，而事先知道将有这回事发生的人，回想一下，亦无不因为有此圆满结局而深感意外。
当然，最得意的是丁宝桢，奉到上谕，先遵旨将五名太监“绞立决”。然后审出黄石魁、田儿和通州雇来的那些镖手，冒充前站官，征发骡马的情形，以“帮同招摇、恐吓居民”的罪名，请出“王命旗牌”，就地正法。其余安德海的家属，以及那些不相干的随从，夹的夹、打的打，惩罚过后，作成口供清单，请旨治罪。
除了人犯，还有行李。箱笼衣物，编成“金、木、水、火、土”五个字号，共计三十九件，连同征发来的牲口车辆，派两名旗籍的候补州县，解交内务府。整整忙了一个月，丁宝桢才算办结了这件大案。
这该内务府忙了。慈禧太后和皇帝对于安德海和“私逃出京”的那五名太监的遗物，都很注意，特别是“金”字号的箱子，装的都是珠宝珍玩，所以内务府不敢怠慢，原封交进。打开来一看，好些东西似曾相识。原是从宫里偷出来的，但此时无可究诘，也就不会发回原主。慈禧太后自己挑了些精品，其余的分赐妃嫔。当然，皇帝也取了好些，分赏小李和张文亮等人，作为酬庸。
有人得意外之福，也有人受意外之祸。通州的那些镖手，还可说是咎由自取，另有些人却真是无妄之灾，第一个是天津的和尚演文，第二个是安德海花钱买来的妻子马氏，都被充军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最后是替安德海看家的王添福。慈禧太后有天忽然想了起来，认为此人亦不能轻饶，下令由内务府捆交刑部绞决。
※ ※ ※
发往各省的上谕，第一个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曾国藩，实在是听到。曾国藩事必躬亲，加以写字看书之外，还要围棋一局，目力大伤，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经他的家人幕友力劝，每日闭目静坐的时候居多，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念给他听。
念到丁宝桢拿获安德海，奉旨正法的明发上谕，曾国藩瞿然动容，睁开眼来，“稚璜真是豪杰之士！”他说，“听了这个消息，我好象目中浮翳一去。”
“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薛福成说。
曾国藩想起来了。这年四月，薛福成应邀到保定，路过济南，因为他的弟弟在丁宝桢幕府中，所以有半个月的勾留，当时就听丁宝桢亲口说过，接到京中的信，安德海有出京之说，倘或经过山东，一定饶不了他。薛福成曾把这话告诉过他。
“虽在意中，还是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我应该惭愧。”
曾国藩已引咎自责，幕友们就不便再谈这件事了。接着再念别的公文，然后又念各处的来信。第一件是李鸿章从夔州寄来的，有人参了四川总督吴棠一本，说他贪黩，凿凿有据。恭王碍于慈禧太后的关系，不能认真，但又不能不办，几经斟酌，奏请派湖广总督李鸿章就近查办，因为李鸿章最会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会替吴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湖北靠四川以盐课接济，每年有上百万银子之多，以“公谊”来说，李鸿章亦不能不替吴棠遮盖。
由于往返需要四、五个月，所以李鸿章是奉旨“带印出省”的，舟车所到之处，就是湖广总督的行署，照样有全班幕僚替他办理文牍。这封写给曾国藩的信，除了问候以外，便是替吴棠解释。念完一段，曾国藩摆一摆手，示意暂停，他要把李鸿章的话，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这些信是不容易为幕友看到的，李鸿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心里体会。现在既已公开，不妨进一步谈一谈，于是他喊着薛福成的号问：“叔耘！少荃未到成都，似乎已经成竹在胸，照你看，他这些话，何必先告诉我？”
“这也是尊重师门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处事，爵相深知，何劳下问？”
曾国藩点点头，心里在想，李鸿章常常有话自己不肯说，善借他人之口，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为吴棠辩白几句，为他将来替吴棠开脱作伏笔。此事不急，摆着再说好了。
“请念下去。”他说，“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没有？”
鲍超是夔州人，盖了一座极大的宅子，家居养病，已有两年，李鸿章自然没有不跟他见一面的道理。“下面正就是谈春霆，”薛福成看着信笑了，“春霆有复出之意，爵相，你猜春霆想干什么？”
曾国藩沉吟了一会问道：“莫非想开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帅想当云贵总督，未免匪夷所思。”
这确是有些匪夷所思。历来封疆任用汉人，在资格上虽不比部院大臣那么严，通常都须两榜进士，吏、礼两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抚下马治民比上马治军的时候多，不通文理，无法胜任。现在的云贵总督刘岳昭，是曾国藩的同乡，以军功起家，业绩多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他能够做到总督，虽多少是靠官运亨通，毕竟也还是秀才的底子。至于鲍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几乎不识什么字，想当总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国藩涵养功深，为人忠厚，而且鲍超是他的“爱将”，所以不肯露一点诽笑的神色，“这也无非是想以遣功自见。”他说，“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怜了！薛福成知道曾国藩不喜欢听刻薄话，便笑笑不言，继续往下念李鸿章的信。
信中谈到四川酉阳州的教案，朝命李鸿章就近查办，已有和平了结的希望，他特为告诉曾国藩，也就是期望“老师”对他支持。曾国藩以大学士兼领直督，国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果问到酉阳州的教案，有了李鸿章所提的办法，他就易于作答了。
听完信，曾国藩不胜感慨地说：“洋务不难办，难在办教案，教案亦不难办，难在自己人的意见太多。”
这已是含蓄的话，“意见太多”四个字，实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外洋的道学先生，是真道学也还罢了，还有徐桐那班听见“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学。薛福成和他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同事，通达的居多，这时便因为曾国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长的议论。
教案之起，由来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这是因为圣祖的祖母孝庄太后，就笃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个德国人，华名叫做汤若望，明朝天启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由徐光启的举荐，入翰林院供职。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庄太后和世祖母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花，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
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京师，文宗仓皇逃难到热河，订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订的中法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杨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中法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罗淑亚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亦为此，加派沈桂芬在“总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闹。
曾国藩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董恂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
曾国藩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请求伸冤。
“这是野番凶恶之族都不忍为的事，西洋文明各国，如何会有此残忍的行为？以理而论，决无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说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带，不断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实，曾国藩接到状子，除了严饬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么处置。虽然有好些状子中，指控天津东门外，运河西岸的“慈仁堂”，收养孤儿、弃婴，不怀好意，曾国藩却未肯轻信。只是有个打算，等有机会要亲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机会很快地到了，这年十月间，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总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县，一起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国藩接上岸，驻节在长芦大盐商查氏的水西庄。查勘了盐政、校阅了崇厚所统率的洋枪队和洋炮队，然后请查狱讼。
这是他到任以后，决心要办好的一件事。曾经亲手编写了一篇“清讼事宜”，通饬各州县，限期将积案办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亲自审阅，每次出巡，亦必定要亲临州县衙门，查核办理积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状子。
因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状，越来越重，他依旧只能听，不能看，听完天津县知县刘杰的“面禀”，他说：“拐走孩子的状子，有二十几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总有个说法，我倒要听听。”
“回中堂的话，实在惭愧。”刘杰满脸惶恐地说，“盗案都破了，就这拐案不能破，卑职也困惑得很，唯有严饬差役，加紧缉捕。只是其中有一层关碍，卑职跟崇大人回过，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关碍？你说！”
“拐了孩子去，总有个着落，男孩子卖给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来敛钱，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卖入娼家，长大了好作摇钱树。”刘杰加重了语气说：“卑职派人明查暗访，就是没有这样事，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不错，慈仁堂！”曾国藩很注意地，“我正要问慈仁堂，是个育婴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规模大得很，有念经的、有读书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婴堂，收容的也不尽是婴儿，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都有。虽说是做好事，不过，花钱买好事来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花钱买好事来做’，此语甚新，我倒有点想不明白。”
“是这样，凡有人送孤儿弃婴到堂，堂里的洋尼姑发钱奖赏。中堂请想，不管育婴堂、养济院，送进一口人去，总要说好话，才肯收容，博施博众，尧舜犹病，洋尼姑买好事来做，岂非不近人情？”
“这也不尽然。”曾国藩想了想说，“你是说拐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当作孤儿、弃婴，送到慈仁堂去领赏了？”
“正是！”刘杰答道，“卑职跟幕友商量过不知多少次，想来想去，只有慈仁堂是个可疑之处，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不过崇大人……。”
他虽没有再说下去，曾国藩心里明白，是崇厚怕此举引起交涉，不准刘杰这么做。
“进堂搜查，自有不便。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见形迹可疑的，加以盘诘，有何不可？”
刘杰何尝不知道这么做？只是慈仁堂每天进出的人，不知凡几，一入堂门，便成禁区，遇有形迹可疑的，要想盘诘，亦有不能。不过这话要照实而言，便变成与“中堂”抬杠，所以刘杰这样答道：“是，卑职原也这样办过，只以差役不力，未有结果。现在既奉宪谕，卑职再着力去办。”
这些悬案，对刘杰的督饬，也只能到此为止。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曾国藩另有打算。他想亲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为民教相仇，症结就在百姓对教堂的误解，到底这误解何由而生？非亲身体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后可以对症发药，逐渐消弭。
他跟崇厚谈了这层意思，崇厚极力劝他打消此意，认为以他的身分，不宜轻临非尧舜孔孟之教所许的西洋教堂，否则，一定会有言官，以“大臣轻率，有伤国体”的话头，上奏参劾。曾国藩一向忧谗畏讥，想想不错，听了崇厚的劝。
等回到保定，因为舟车劳顿，公事又多，曾国藩的眼疾，越发重了，而岁尾年头，不如意的事，纷至沓来。先是贵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鸿章带兵入黔。李鸿章万分不愿，以贵州多山地，不便马队驰骋，必须“改马为步”，重新编练步营，又说“苗疆军务，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皆未能克期底定，今蹂躏更久而广，饷源更狭而绌”，必须先筹饷运粮为借口，迟迟不肯出省。这些令人烦心的事，李鸿章都要写信给“老师”发牢骚。
不久，甘肃的军务，又受大挫，老湘营的名将刘松山，阵亡金积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持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鸿章赴陕援剿，这一下李鸿章越发不愿。他最头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旧在“马、步”之间做文章，说已将马队撤改为步营，如今奉命西征，身边竟无一骑，何以平乱？而能征善战的刘铭传马队，则要留着拱卫京畿。这样借故拖延着，希望“老师”从中斡旋，朝廷能够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国藩烦忧莫释的，还是两江的情形。戡平大乱，急流勇退，曾国藩当时首要的举措，就是裁撤湘军。他自觉这件事做得很干净，但湘军在江宁的无数，刚刚被裁时，手里都有些从战乱中得来的财货，而曾国藩又颇讨厌湘军回湖南去求田问舍，所以在江宁落户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为盗匪的，而马新贻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对散兵游勇，约束极严，寻常盗匪，还可以照例一层层审问，如果是散兵游勇抢劫，一经被捕，责成“该管道府，就地正法”，这是奏明在案的。
为此，被裁的湘军，对马新贻大为不满。在他们的想法，“九载艰难下百城”，江宁的克复，洪杨的被灭，都是曾家和湘军的功劳，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都“太细了”，既然朝廷要调他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那么两江总督应该仍旧归湘军领袖接充，最有资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选，自是“九帅”。不得已而求其次，让李鸿章来当，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跟湘军关系很深。谁知会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马新贻身上，这是从何说起？
本来就心怀不平，加上马新贻的处置过于严峻，因此在江宁的湘军旧人，跟这位籍隶山东，身在教门的总督，感情搞得很坏，不断有人来向曾国藩诉苦。他除了劝慰以外，不愿再有什么表示，其实也是无法有什么表示，人已离开两江，再去过问两江的事，不但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这一来，五中忧烦，右眼失明，而且得了个晕眩的毛病，唯有在黑头里闭目静卧，人才觉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荐的医生，纷至沓来，文祥荐了一名七世祖传的眼科，崇厚也荐了一名洋人来看。用药各异，但有个看法是相同的，曾国藩必须好好调养。因而在四月间，奏陈病状，请假一个月调理，期满又续假一个月。他的打算是，这样续假几次，便要奏请开缺，纵使不能无官一身轻，回湘乡安度余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隶总督的关防，回京去当大学士。位尊人闲，在昌明西学、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