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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 作者:高阳

玉座珠帘(23-1)

    当然,皇帝的日常起居是有变化的,变化的痕迹都留在敬书房的日记档上,皇帝那一天住在那个宫里,那一天召幸那个妃嫔,都记载得明明白白,因为这在皇后妃嫔怀了孕,可以把得孕的日子推算出来。
    但慈禧太后用不着看日记档,便知道皇帝朝夕的行踪,因为每天都有她指定的太监去打听清楚了向她回奏。一后一妃两嫔,计算起来,皇帝跟皇后在一起共度良宵的日子最多,其次是色冠后宫的瑜嫔,再次才是慧妃,至于皇后的姑姑珣嫔,一个月下来,还未承雨露。
    慧妃虽然不是“背榜”,慈禧太后仍然觉得她太委屈了,踌躇了几天,决定插手干预。
    “你看你,”她慈爱地呵责皇帝,“好瘦!”
    婚后的皇帝,已老练得多,声色不动地摸一摸脸,“儿子觉得精神倒是挺好的。”他说,“天天晚上看书,总要看到起更才睡。”
    “哼!”慈禧太后自嘲似地微微冷笑,“也就是你这么说,我这么听吧!”
    象这样子仿佛人家花枪掉得太多,再也不能信任的话头、皇帝早就听惯了,平日不以为意,这时却认了真。
    “是每天念到起更。儿子用不着骗额娘!”皇帝说。他把“是”字念得极重,声音也相当硬,显得在心里不服。
    慈禧太后有些冒火,把脸一沉,用急促的声音叱斥:“你就这样子跟我说话!”
    皇帝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回想一遍,才发觉自己的语气欠恭顺,但也不愿认错,只是不响。
    “你是翅膀长硬了,那里还记得娘!”提到这话,自己触发了记忆,越觉得心里充满的怨气,“你几时曾听过娘一句话?十一年的大风大浪,不是我挡着,你能有今天?还没有亲政,就不把娘放在眼里了,几天的工夫,是谁教得你这样子?”
    听到最后这两句话,皇帝又惊骇,又气恼。“没有几天工夫”,不是说大婚刚刚满月?然则下面那句“谁教得你这样子”?当然是指皇后。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无端猜忌,而竟出之于生身之母的口中,皇帝觉得太可怕了!
    “儿子不敢!”他跪了下来,但仍是受了冤屈,分辩讲理的声音,“没有人敢教唆儿子不孝,儿子也决不会听。额娘说这话教儿子何以为人,何以为君?”
    “你这一说,我是冤枉了你?”
    “冤枉儿子不要紧……。”皇帝突然顿住,发觉下面这句话说不得,然而晚了!
    慈禧太后倏然抬眼,眼中再也找不到作为一个女人常有的柔和的光,一瞪之下,让皇帝的心就一跳。然后她扬着脸问:“怎么着?冤枉你不要紧,冤枉谁是要紧的?你倒告诉我听听!”
    皇帝知道坏了,咽一口唾沫,很吃力地说:“儿子说错了。
    额娘别生气!总是儿子不孝。”
    慈禧太后无法再疾言厉色地发脾气,同时也不便公然指斥皇帝卫护皇后,只是连连冷笑,心里只在猜疑皇后在枕上不知跟皇帝说了些什么话?盘算着该如何去打听?反倒把原来想说的话忘掉了。
    赔了好些不是,说了许多好话,才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皇帝一个人回到乾清宫,深感懊恼,独坐在西暖阁窗下,好半天不说话。
    小李先不敢作声,等皇帝的脸色好看了些,才提醒他这天还没有到钟粹宫去过,意思是要让他陪慈安太后去聊聊天。凡是皇帝身边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在慈安太后跟前,皇帝的烦恼,自然就会消除。
    皇帝被提醒了,决定到钟粹宫去诉诉委屈,但他不曾想到,反倒让慈安太后慈爱地责备了他几句。
    “听说你跟你娘顶嘴了?”
    “也不是顶嘴。”皇帝拉长了嘴角说,“我也不知道我娘为什么跟我发那么大的脾气。”
    “总是你有不对的地方。”慈安太后说,“你也该体恤你娘,凡事顺着她一点儿,不就没事了吗?”
    “顺也要顺得下来。每一趟我都是特别小心,可就不知道那句话说得不对,当时就把脸放了下来!”皇帝怨怼地,“我实在怕了。谁能教我一个法子,哄得我娘高兴,我给他磕头都可以。”
    “何用如此?”慈安太后笑道,“你替我磕个头,我告诉你一个法子。”
    这是开玩笑的话,而皇帝真的跪了下来磕头。慈安太后一伸手把他拉了起来,让他坐在自己身旁,慈爱地握着他的手,略有些踌躇,仿佛不知道自己的那句话,该不该说?
    由于皇帝的敦促的眼光,她终于说了出来:“你娘是个闲不住的人,不象我,看看闲书,蹓跶蹓跶就把一天给打发了。你要哄得你娘高兴,只有一个法子,找件事让她有得消遣,那就天下太平了。”
    皇帝一面听,一面深深点头。“倒有一个法子,”他说,“把园子给修起来,请两位太后颐养天年。”
    慈安太后的表情很复杂,好象是嘉许皇帝的孝心,又好象深悔失言。“这谈何容易?”她说,“花的钱,怕比大婚还多。”
    “哼!”皇帝冷笑,“婚礼的钱,一大半落在别人的荷包里,将来要修园子,可真得好好儿管着。”
    “等你亲了政再说吧!”慈安太后说,“我倒是想做件事,可又怕花钱。从你阿玛下葬以后,还没有到陵上去看过。就是外头穷家小户,虽不说一年两季,按时祭扫,隔个三两年总得上上坟。所以,我想明年春天,到定陵去一趟。”
    “是!我也该到阿玛陵上去磕头。”皇帝不但因为不忍违背慈安太后的意思,而且自己也觉得这一行必不可少,所以很起劲地说,“这也花不了多少钱。明天我就跟他们说。”
    “他们”是指恭王和军机大臣。到第二天“见面”,皇帝首先就提到这件事,慈禧太后觉得深可人意,因而支持皇帝,说是十二年垂帘听政,幸喜荡平巨寇,金瓯无缺,不负先帝付托,亦可以告慰列祖列宗。所以主张先谒东陵,后拜定陵,日子就定在明年清明前后。
    这一下,理由和办法都有了,恭王不须再说,答应着拟旨,命钦天监在明年清明之前,排启驾的日子。至于跸道所经,桥梁道路和一路上的行宫,该如何修治,那归直隶总督办差,有李鸿章在,亦可以不必费心。
    等把这件事作了交代,就该恭王陈奏取旨,他有两件事必须奏请上裁,一件是彭玉麟不肯就兵部右侍郎的职务,恭王认为不必勉强,建议由彭玉麟帮着新任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将江防布置妥善后,准予回籍养病。以后每年由彭玉麟巡阅长江一次,准他专折奏事,并由两江、湖广两总督,替他分筹办公经费。两宫太后和皇帝,都觉得这个由沈桂芬所拟的办法很好,无不同意。
    另一件事就麻烦了,各国使臣要求觐见。这本来是载明在条约上的,不过以前可以用中国礼俗,听政的两宫太后不便接见男宾而拒绝,等皇帝亲了政,这个理由就不存在了。
    一番奏陈,不得要领,而各国使臣都等着听回话,恭王不得不召集总理通商衙门各大臣会议,商量对策,觐见本无不可,不可的是觐见时不磕头,所以会议要商量的,也就是这一点。
    要议自然要“找娘家”。觐见的条文,明定于咸丰八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大英钦差”觐见大清皇帝,“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这就是指跪拜之礼而言。咸丰十年,因为“换约”引起战事,文宗逃难到了热河,桂良议和不成,英法联军进兵通州,行在不得已,改派载垣与穆荫二人在通州与英法重开和议,于是英国公使爱尔金,就提出要求,觐见大清皇帝,面递英国女王的国书。恭王就从这里谈起。
    “当时载垣和穆荫,答应了英国的翻译官巴夏礼,可以照办。那知奏报行在,奉严旨训斥,载、穆二人只好饰词翻案,然而话已出口,成为把柄。以后我主持抚局,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爱尔金的要求打消。”恭王接着又说:“为此,同治七年到了‘十年修约’之期,总理衙门特为开具条说,咨行各省督抚将军,第一条就是‘议请觐’,曾涤生、李少荃、左季高都认为不妨准其入觐。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官文,他的尸骨未寒,我也不便说他。事到如今,不让各国使臣入觐,是办不到的了!我看少荃的办法,或者可行,咱们先看看他的原折。”
    于是便叫一名章京,朗诵同治六年年底,李鸿章“披沥上陈”的奏折,第一条也是“议请觐”,他说:“如必求觐,须待我皇上亲政后,再为奏请举行。届时权衡自出圣裁,若格外示以优容,或无不可。”又说:“闻外国君臣燕见,几与常人平等无异,即朝贺令节,亦不过君坐臣立,似近简亵。不得已权其适中,将来或遇皇上升殿、‘御门’各大典,准在纠仪御史侍班文武之列,亦可不拜不跪,随众俯仰,庶几内不失己,外不失人。但恐彼必欲召对为荣施耳!”
    念到这里,恭王挥手打断,面向与议诸人问道:“少荃这个取巧的法子,看看行不行?到亲政大典那天,让各国使臣,在赞礼执事人员当中排班,那不就可以不跪了吗?”
    这个办法近乎匪夷所思,但恭王有表示赞成之意,大家不便正面驳回,面面相觑,久久无言,最后是负责与各国公使交涉的崇厚,不能不硬着头皮说话。
    “办法倒好,不过就是李少荃自己说的话,‘彼必欲召对为荣施。’各国使臣早就有这么个想法:他们是客,主人始终不肯接见,是不以客礼相待。照我看,要他们磕头是办不到的,如今该议的只有两条路子,一条是能不能想一计,不教他们入觐?一条是能不能劝得皇上,格外示以优容?”
    “就算皇上优容,也还有人说闲话。”董恂摇着头发牢骚:
    “清议,清议!不知值多少钱一斤?”
    等他们两个人一开了头,议论便多了,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最后只有拖延一法,让崇厚再去回报各国公使,说是亲政之时尚早,到时候再谈。
    一场会议,就此无结果而散。但白日无情,一天天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冬至,大祀圜丘,是一年的大典。为了亲政在即,两宫太后与王大臣议定,就从本年开始,由皇帝亲祀,“以严对越,而昭敬诚。”所以按照规定的仪节,斯前斋戒,皇帝独宿在斋宫,派了“御前行走”的载澂,在寝殿陪伴。
    天子父天母地,所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祭方泽,是极严肃的大典。斋戒一共三天,前两天宿在乾清宫东面的斋宫,最后一天宿在天坛成贞门外的斋宫。摒绝嫔御,禁酒蔬食,不张宴,不听乐。在高年的皇帝,这清心寡欲的三天,于颐养有益,而对当今十七岁的皇帝来说,这是寂寞难耐的三天,亏得有载澂作伴,才能打发漫漫长夜。
    而在载澂,却是一大苦事。章台走马,千金买笑的结果,为也带来了一种不可告人的隐疾,小解频频,不耐久侍,陪皇帝谈得时候长了,站在那里,身上不住“零碎动”,真如芒刺在背似的。
    “怎么了?”皇帝发觉了,忍不住问:“你好样儿不学,学伯彦讷谟诂的样!”
    伯彦讷谟诂生来就有那么个毛病,爱动不爱静,那怕在御前站班,隔不了多大工夫,就得把脚提一提,肩扭一扭,载澂不是学他,但亦很难解释,只答应一声:“是!”自己尽力忍着。
    然而内急是没有办法忍的,到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只得屈一膝请安,胀红了脸说:“臣跟皇上请假!”
    “你要干什么?”
    “臣,臣要方便。”
    皇帝忍不住笑了,跟载澂是玩笑惯了的,便即骂道:“快滚!别溺在裤子里!”
    第一次还不足为异,到第二次,皇帝恍然大悟,“敢情你是有病啊!”他关切地问:“怎么会有这个病?”
    载澂绝顶聪明,早就知道瞒不住,皇帝迟早会疑惑发问,因而预先想好了回答的话,“臣这个病,自古有之,就是淳于意说的,‘民病淋溲。’”载澂侃侃然地,“只要一累了,病就会发。”
    “怎么搞上这个窝囊病?”皇帝皱着眉说,“那你就回家吧!”
    载澂一听这话,请安谢恩,但又表示并不要紧,只要去看一看医生,一服“利小水”的药,就可无事。于是皇帝赏了半天假,载澂找着专治花柳病的大夫,诊治过后,带着药仍旧回到斋宫当差。
    “怎么样?”皇帝不愉快说,“我倒是有好些话跟你谈,你又有病在身,得要歇着!”
    “臣完全好了!”载澂精神抖擞地,“皇上有话,尽顾吩咐。”皇帝点点头,“你跟洋人打过交道没有?”他说,“是不是红眉毛,绿眼睛?”
    “眼睛是有绿的,红眉毛没有见过。”
    “喔,洋人的规矩你知道不知道?”皇帝问道,“譬如小官儿见了上司,怎么见礼?”
    “这个,臣倒不曾见过。”载澂答道,“洋人的规矩,好象是女尊男卑,到那儿都是女人占先。譬如说吧,一屋子的客,有男有女,若是有个大官来了,男的都得站起来,女的就可以坐着。”
    “怎么?真的是男女混杂不分?”
    “是!”载澂答道,“洋女人不在乎!不但男女混杂不分,摸一摸洋女人的手也不要紧,甚至还有亲嘴的。”
    听见这话,十七岁的皇帝大感兴趣。但分属君臣,又值斋戒,谈洋女人摸手亲嘴,自觉不合“敬天法祖”的道理。倘如不谈,却又心痒痒地实在难受。迟疑了一会,终于还是问了出来,只是问话的语气,不象聊闲天。
    “你摸过洋女人的手没有?”皇帝板着脸问,声音倒象问口供。
    载澂当然了解皇帝的心理,也把脸绷得丝毫不见笑意,挺着腰用回答什么军国重务那样正经的声音答道:“臣摸过。有一次美国公使夫人带着她女儿,来看臣的母亲,臣不知道,一下子闯了进去,一看是女客,臣赶紧要退出来,那知道美国公使夫人会说中国话,叫住臣别走,跟臣握手。等一握上了,臣心里直发麻,因为洋女人手背上全是毛。”
    “那不就象猴儿吗?”
    “是!”载澂一本正经地答道,“比猴子长得好看。”
    皇帝差一点笑出声来,赶紧假装着咳嗽了两声,才掩饰过去,随即又极趣兴味地问:“洋女人还会说咱们中国话?”
    “是!会得不多。”
    “她怎么说?”
    载澂想了一下,学舌答道:“她跟臣说:‘大爷,大爷!不要紧,你不要走!’”
    载澂从小就淘气透顶,在上书房学他师傅林天龄的福州官话,隔屋听去,可以乱真。有一次让倭仁听到了,连那样“一笑黄河清”的老古板,都被逗得笑了。此时学着洋女人说中国话,四声不分,怪模怪样,皇帝可真忍不住了,笑得紧自揉着肚子。
    皇帝自己也知道,这不成体统,可再不能开玩笑了。于是谈论正经,“载澂,我问你,”他说,“洋人见我不磕头,你说,该怎么办?”
    这让载澂很难回答,他知道他父亲正为此烦心,自然不能再怂恿皇帝,说非磕头不可,但也不敢说可以不磕头,因为那就是“大不敬”,想了一下,只得推托:“臣不明中外礼节的歧异之处,不敢妄奏。”
    这话当然不能使皇帝满意,但也无可深责,因为连曾国藩、李鸿章谈到这个难题,都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载澂自然不可能会有什么好主意。
    “我再问你,”皇帝换了个话题,“我想把园子修起来,你看行不行?”
    “没有什么不行,”载澂在皇帝面前的时候一久,态度语气就随便了,“只要有钱。”
    “就因为没有钱。”
    “那就得想个没有钱也能修园子的办法。”载澂又说:“皇上不妨召见内务府的堂官,让他们拿良心出来,好好儿想个主意。”
    皇帝也觉得唯有如此,才是正办,不过无论如何要等亲了政才谈得到,眼前无从说起。
    “皇上请早早歇着吧!”载澂跪安说道,“明儿还有大典。”
    第二天一早,便是祀天大典,在王公大臣陪祀之下,举行繁文缛节的仪礼,由“初升”到“谢福、送神”,整整费了半天工夫,始告礼成。
    启驾还宫,自然先到两宫太后面前请安。深宫跟民间正好相反,民间向往着皇宫内院,不知是如何地富丽,而深宫却向往着民间,不知是如何地热闹。因此,皇帝出宫一趟,自然有在御辇中所看到的九城风景,细细说来娱亲。钟粹、长春两宫各坐了许多时候,方始回到养心殿。
    这时皇后已经奉召,先在等候,望见皇帝一进西暖阁,随即踩着极稳重的步伐,不慌不忙地先以亲切的微笑目迎,然后垂着手请安,口中说道:“皇上回宫了!”
    “早就回来了。”皇帝也象民间新婚的夫妇那样,三天不见,在感觉中象过了多久似的,一定要仔细看一看妻子的脸,好知道这“多久”的日子中,有了什么改变?
    皇后也是一样,然而她不能象皇帝那样毫无顾忌地盯着他的脸看,甚至还要避开他的平视。当着太监、宫女,她必得摆出统率六宫的威仪,因此收敛了笑容,用很清朗的声音向左右说道:“伺候万岁爷更衣!”
    “喳!”小李先自答应一声,随后便领着“四执事太监”,走向西暖阁三希党后面的梅坞——那是皇帝更衣穿戴之处。
    “两位太后都吩咐了,今儿个不须侍膳,我得好好儿歇一歇。”皇帝一面换上枣儿红缎面的白狐皮袍,一面向小李吩咐,“你到膳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
    “奴才已经去看过了,有关外进的银鱼、野鸡;甘肃进的黄羊;安徽进的冬笋;浙江进的醉蟹;奴才让他们预备了一个头号的火锅。”
    “好!”皇帝望着彤云密布的窗外,“‘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你通知膳房,回头等皇后侍膳回来再传!”
    “是!”小李又说,“今儿晚膳,皇后是上钟粹宫伺候。”
    那就更好了,慈安太后体恤皇后,实在也是体恤皇帝,每次侍膳,总是不等她自己吃完,便催皇后回宫,好让他们小夫妻团聚,不过皇后一定尽礼,总不肯先走,这就反害得慈安太后不能慢慢享用了。
    “你别那么胶柱鼓瑟!”皇帝这天特意嘱咐皇后,“让你回宫,你就跪安,今儿个早些回来,别让我挨饿!”
    皇后笑了,看宫女站得远远地,便轻声说道:“说得那么可怜!这两天吃斋,怕真的是饿着了?”
    “可不是!今儿得好好找补一补。”
    于是皇后这天真的等慈安太后开口一催,立即跪安回到养心殿,变通平常传膳的那套例行规矩,屋内留下两名宫女,廊上只是小李伺候,皇后陪侍着皇帝,浅斟低酌,笑声不断地用了一顿十分称心如意的晚膳。
    这样的辰光不多,一到年下,宫内有许多仪节,从更换摆设到奉侍两位太后“曲宴”,都得皇后操心。皇宫在外廷也有太庙、奉先殿、“堂子”行礼,以及赐宴等仪典。等过了“破五”,又有一件大事,要着手准备:礼部、太常寺、鸿胪寺、内务府布置太和殿,演礼设乐,静待正月二十六皇帝临御太和殿,躬亲大政。到了那一天,百官进宫,又另是一番心情——两宫“同治”的时期结束了,得看皇帝如何来挑这副重担?
    ※  ※ ※
    皇帝正式在养心殿召见军机,是正月二十七的事。恭王与文祥等人早就看出,慈禧太后归政以后,一定有许多奢靡的举动,内务府的开支,将会大量增加,所以经过多次密议,决定趁政权转手之际,以裁抑内务府为手段,希望达成节用的目标。在皇帝问政的第一天,就授意户部上了个奏折,同时预先拟好了一道明发上谕:
    “户部奏:‘部库空虚,应行存储款项,请照初议另款封存’一折,四成洋税银两,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明,解交部库,另款存储。近因各衙门奏支之款,络绎不绝,正项不敷,随时挪借,殊与初议不符。着该部遵照奏准原案,全数封存。以后各海关报解四成洋税,随到随封,连前所存,一概不准擅动。如库存正项,一时不敷周转,惟八旗兵饷及神机营经费,暨随时紧要军需,准由该部奏明,暂借四成洋税开放;仍俟正项充裕,照数拨还,其余一切放款,概不准奏借此项,致启挪移之渐。另片奏:内府外库,定制攸分,各宜量入为出,不可牵混。又片奏:内府经费,仍照旧添拨各等语。内务府供应内廷一切用项,本有粤海关、天津、长芦应解各款,及庄园头租银,加以户部每年添拨经费,量入为出,何至用款不敷?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于一切应用之需,核实撙节,并严饬各该司员,认真办理,毋得任意开销,致涉浮冒!其各省关例解款项,如逾限不到,或仍前拖欠,即由该大臣等奏明,将该督抚、监督运使等,严予处分,以儆玩泄。至由部奏拨之六十万两,现经户部奏明,仍按年筹拨,是内府用款不至过绌。嗣后不得再向户部借拨,以符定制,将此各谕令知之。”
    当然,皇帝这时所看到的是户部的奏折,其中也曾提到当年奏准的原案,洋税除了用作担保左宗棠西征军费所借的“洋债”以外,所余的四成,专户存储,预备将来筹办海军。此是经国的百年大计,关系异常重要,恭王唯恐皇帝还不能有此深远的考虑,特为面陈雍正年间的故事。
    世宗在位的时候,综核名实,凡是不急之务,一概停罢,除了河防、海塘以外,没有什么“大工”。积余的款项,交存设在内阁之东的“封桩库”,末年积蓄到三千多万两银子,仓储粮米,亦可供二十年之用,此所以才有乾隆的盛世。提到“封桩库”,读过《宋史》的皇帝懂了,“啊!”他深有领悟,“没有雍正的封桩库,就没有乾隆的‘十大武功’!这是要紧的。”
    “是!”恭王欣然应声,不觉就夸赞了两句,“皇上聪明睿智,将来必能媲美雍、乾,重开盛世。”
    “内务府每年由户部拨六十万两,这案子是怎么来的呢?”
    皇帝又问。
    “是分两次定的案,同治四年,奉旨年拨三十万两,同治七年又加拨三十万两。”恭王答道,“按规矩说,是尽够用了!”
    “既然够用了,为什么老要挪借呢?”皇帝问道,“借了还还不还哪?”
    恭王始而默然,继而回答了皇帝后面的那句话:“还是没有法儿还了!只有不借。”
    “当然!以后不准再借。”皇帝仍旧放不过内务府。由此开始痛责,说内务府的人“都没有天良”,而且“贪心不足”,富了还想贵,去年借大婚的名目,滥邀保举,声色俱厉地吩咐:“吏部以后决不能再徇私!太不成话了!”
    恭王唯唯称是,他原希望皇帝亲政之初,就有这么一番表示,好让内务府的人知道,皇恩浩荡以外,也还有不测的雷霆之威,稍存警惕,略微收敛。但到皇帝说得有些激动,主张清理内务府的烂帐时,恭王心里不免发慌,内务府的烂帐何能清理?一抖出来,牵涉太广,甚至慈禧太后的面子上,也会不好看,因而不能不想办法拦阻。
    “内务府积重难返,许多流弊,由来已非一日。糜费自然有之,‘传办事件’稍微多了些,也是实情。”恭王停了一下又说,“皇上亲政伊始,相与更新,内务府上上下下,必能洗心革面,谨慎当差。”
    “传办事件多了些”这句话,皇帝自然明白,这一来就不能再往下说了!他想了一下问道:“现在两位太后的‘交进银’,每年是多少?”
    “每年十万,端午、中秋各交三万,还有四万年下交。”
    “两位太后,今后优游颐养,赏人的地方很多。我看,‘交进银’该添了!”皇帝说道,“虽不说‘以天下养’,可也不能让两位太后觉得委屈。”
    这是所费无几的事,而且恭王已体会到皇帝此举,是希望慈禧太后以后少叫内务府办差,所以立即这样答道:“这是皇上的孝心,就算部库再紧,也决不能少了两位太后的用途。
    请皇上吩咐一个数目,臣等遵旨办理。”
    “我看加一倍吧!”
    “是。”恭王回头向宝鋆说道:“你记着,马上叫户部补了进去。”
    这个消息,很快地就传入深宫,两位太后对于皇帝的孝心,自然欣慰,不过慈安太后觉得用不了这么多钱,而慈禧太后则虽不嫌多,但觉得跟皇帝大婚、亲政两次“恭上徽号”一样,应该谦抑为怀,有一番做作。于是等皇帝在漱芳斋侍膳时,便表示不必增加。皇帝自然极力相劝,最后再是打了个折扣,两宫太后每年的“交进银”定为十八万,端午、中秋各交五万,年下交八万。
    接着便谈起醇王的一个奏折——醇王管神机营管了十年以上,忽然上折,请将由八旗挑选而得,集中在神机营操练的禁军,仍旧拨归原旗,说是“以复旧制”。皇帝颇为困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摔纱帽”?
    “还不是为了饷吗?”慈禧太后虽已归政,仍旧每天在看上谕,户部所奏“部库空虚”的折子,说各衙门奏支挪借,除了内务府以外,就是神机营。想来醇王为此不快,所以奏请“复旧制”,饷归各旗关支,神机营就不必空担奏支挪借之名了。
    这样一点明,皇帝方始恍然,醇王必是预先已经知道户部的原奏,有意“闹脾气”。对这位“七叔”,皇帝并不怎么样敬服,但因为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不能不另眼相看。好在根据户部原奏所下的明发上谕,已经特别叙明,“八旗兵饷及神机营经费,暨随时紧要军需,准由户部奏明,暂借四成洋税开放”,醇王的面子有了,气也应该消了,只要再下一道上谕,一仍其旧,事情就可了结。
    慈禧太后当然同意他的处置,只是发觉皇帝仅仅不过敷衍面子,并未了解自己培植醇王的深意,培植醇王是为了对抗恭王。从同治四年以后,恭王处处谨慎收敛,慈禧太后认为只要自己掌权,一定可以拿他制服,而皇帝年轻,经验不够,日久天长,恭王说不定故态复萌,渐起骄矜之心,就会演变成跋扈不臣。这样看来,今后要培植醇王,更比过去来得紧要。这一点必得让皇帝了解。
    话虽如此,怎么样跟皇帝说,却费踌躇,因为说得含蓄了,怕他不明白,说得太显露了,又怕引起猜嫌,变成自扰。
    想来想去,觉得不妨先从正面来谈醇王。
    “你七叔的才具,自然不及你六叔。不过他为人忠厚正直,交给他办的事,不会私下走了样。”慈禧太后又说,“他还有一样好处,待人诚恳,属下都肯死心塌地替他办事,象荣禄那样,都是顶能干的人。有这些人在那里,他就才具短一点儿,也不要紧。”
    “是!”皇帝很恭敬地答道,“将来办海军,一定得借重七叔。”
    “对了!”慈禧太后很欣慰地说,“军务交给你七叔,政务交给你六叔。这就好比你的左右两只手,你能好好用你这两只手,包管太平无事。”
    话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说用那只“掌军务的左手”来看住“掌政务的右手”,反正只要兵权在忠诚可靠的人手里,外而李鸿章、左宗棠,内而恭王等等亲贵,谁也不敢起什么异心。
    当然,皇帝不会想得那么多,那么深,他只是紧记住了慈禧太后所说的“象荣禄那样,都是顶能干的人”这句话,打算着有机会要好好重用这些人。
    一存下这个念头,便接连两次召见荣禄,问的是谒陵的路途中,如何警跸。荣禄语声清朗,奏对从容,一切部署,答得井井有条,皇帝相当满意。
    到了三月初五,皇帝奉侍两宫太后启銮,恭谒东陵。仪驾出朝阳门,先到东岳庙、慈云寺烧香,然后按站驻跸预先修理布置好了的行宫。王公亲贵随扈的虽多,最重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恭王、一个醇王。醇王以御前大臣的身分带着荣禄打前站,一路出警入跸,归他综领全责。恭王则带着沈桂芬及一班军机章京,随携“行宝”,每天晚膳后,请见皇帝,奏对承旨,照常处理军国大事。
    当然,每天是在轿子里的时候多,御轿虽大,到底还是气闷,皇帝视为苦事,得要想个消遣的办法。
    他想下来骑着马走,但春雨如油,又是山道,载澂不敢答应,看看劝不住,只好去禀报醇王,醇王赶来苦苦相劝,最后说要“面奏太后定夺”,皇帝才怏怏作罢。
    这样就只好坐在轿子里找消遣了。这原有乾隆的成法可循,这位很懂得享福的皇帝,最喜书画古董,南巡时往往携了精工缩制的书法名画,在轿中展玩。师傅们用膳休息的懋勤殿,就有这样一箱子“小玩意”。皇帝本来也想取几件在轿中用来遣闷,只是徐桐认为“玩物丧志”,奏谏不从,却携了一大堆圣经贤传,皇帝一直未动,此时也不想拿来看,于是找了载澂来商量。
    “轿子里实在坐不住。”他说,“你想法儿去找两部闲书来给我消遣。”
    “臣专差到京去取《太平广记》来呈阅。”
    “那书,”皇帝摇摇头,“没有意思。另外呢?应该很多吧?”
    “是!闲书多得很。”载澂放低了声音说,“不过,臣不敢进呈。”
    “怕什么?我在轿子里看,谁也不知道。看完了交给小李藏着,他不敢不当心。”
    载澂想了一下,面有笑容,“臣马上去办。”他说,“今儿是不成了,最快得明儿晚上。”
    “好吧!能多快就多快。”
    到了第二天晚上,驻跸隆福寺行宫,这已经到了东陵了,白天在独乐寺、隆福寺拈香,晚膳以后,召见军机,因为京里的“包封”未到,无事可办,恭王只回了几句话就退了出去。时候尚早,皇帝正闲得无聊,只见载澂神色怡然地进寝殿请安。皇帝看到他手中的蓝布包,便知闲书到了,吩咐太监都退了出去,只留下小李侍候。
    “是那玩意吧?”
    “皇上看了就知道了。”
    载澂解开蓝布包,里面是两函书,一看封面题签就皱眉了,“谁要看什么《贞观政要》?”皇帝把那部书往外一推。
    载澂一言不发,把那部书取了一本,翻开第一页,屈膝上呈。皇帝接到手里,看不了几行,带着些歉意地,不好意思地笑了。
    “原来是个障眼法儿!”他说,“这部什么《品花宝鉴》,我连名字都不知道。那一部呢?”
    那一部书封面是高士奇扈从圣祖东巡,记口外风物的《松亭行纪》,内页是谈明末秦淮名妓的《板桥杂记》。皇帝得到这两部书,如获至宝,但却给小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不但平时收藏要谨密,而且皇帝每每看到二更天还不忍释手。晚上不睡,第二天寅卯之间,如何起身?所以每夜都得软磨硬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皇帝手中的书夺下来。
    等回銮以后,皇帝自然不敢把闲书带到书房里去。但不论读书做文章,神思只要略微疏忽,就想到《品花宝鉴》中所描写的乾嘉年间的梨园艳屑,或者明末秦淮河舫的旖旎风光上面去了。当然,皇帝不用功,李鸿藻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动声色”,只有好言规谏。
    这不仅因为皇帝已经亲政,而且也因为皇帝已经大婚,成婚就是成人,自然不能再用近乎训督童子的态度来授读。而且,皇帝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变过了,以前是凡事求教,即使有何见解,也是出于商榷的语气,自亲政以后,讲书之际,涉及实际政务,皇帝常用召询军机的口吻,让李鸿藻陈述意见,便带着些考问的意味。这使得李鸿藻不能不慎重回答,因为一句话的出入,立可就有影响,如果与恭王的意见相反,就会引起很大的误会,疑心他以帝师的地位,在不该奏陈政务的场合,侵夺军机的权柄。倘或有此情形,必遭大忌,以致李鸿藻常有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之苦。
    最麻烦的,自然是总理衙门的事务,随班进见时,他可以不说话,而在弘德殿有所垂询,他便无所闪避。从谒陵回京,各国使臣要求觐见一事,到了拖无可拖,推无可推的时候,而礼节上一直未能定议。这天皇帝拿了一个李鸿章的折子给“师傅”看,上面是这样写着:
    “先朝召见西使时,各国未立和约,各使未驻京师,各国国势虽强,不逮今日,犹得律以升殿受表常仪。然嘉庆中,英使来朝,已不行三跪九叩礼,厥后成约,俨然均敌,未便以属礼相绳。拒而不见,似于情未洽,纠以跪拜,又似所见不广,第取其敬有余,当恕其礼不足。惟宜议立规条,俾相遵守,各使之来,许一见,毋再见,许一时同见,毋单班求见,当可杜其觊觎。且礼与时变通,我朝待属国有定制,待与国无定礼,近今商约,实数千年变局,国家无此礼例,德圣亦未预定,礼经是在酌时势权宜,以树之准。”
    读完这道奏折,李鸿藻拿它放回御案,最好能够不陈述意见,但皇帝不放过他,“师傅,”他问,“你看李鸿章的话,有可取之处没有?”
    李鸿藻很清楚,这个折子中的意见,必是跟恭王预先商量好的,内外一致,已有成议,要想教各国使臣向皇帝磕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了。倘或不行跪拜礼便拒而不见,则原折的所谓“于情未洽”,是句很含蓄的话,实际上怕会引起极大的纠纷,度时量力,似乎不能不委屈求全。
    李鸿藻虽讲理学,但也信服“为政持大体”这句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有捐弃成见,表示赞成:“臣以为‘取其敬有余,恕其礼不足’,说得很好。不过如何是‘敬有余’?总当诚中形外,有所表见才是!”
    皇帝细想了一会,不置可否,他心里并不以李鸿藻的话为然,只是尊重师傅,不肯说出口来。李鸿藻当然亦不便再有什么陈奏。于是,李鸿章的折子,依然只有交总理衙门会议奏复。
    觐见的事又拖下来了,皇帝也乐得不闻不问,有空就看载澂去觅来的闲书,倦了便跟皇后聊聊闲天,但这样平静的日子过不了好久。
    “万岁爷!长春宫召见。”
    看见小李那惴惴不安的神色,皇帝心里有些嘀咕,“怎么了?”他问,“看你那样儿!”
    小李知道瞒不住了。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气忿难平,想把实情和盘托出;一方面又怕惹出是非来,“吃不了,兜着走。”此时多想一想,还是谨慎小心为妙。这样,说话的态度就越显得惶恐了。
    “刚才上头把皇后传了去了,听说受了责备,到底为了什么,奴才没有能打听得出来。”小李接着用哀告的声音说,“万一是为了皇后,上头说两句重话,万岁爷千万忍一忍!这话,奴才本来不配说,只是一片赤胆忠心,不说,奴才心不安。万岁爷就看这一点儿愚忠,听奴才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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