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如此，天象可虑。钦天监的官员发现西北出彗星，夜夜观察，经历十天不灭，迹象是“紫微藩卫为彗星所扫”。
彗星俗名“扫帚星”，见之不祥，何况亘历十日不灭，而且扫着作为“帝星”的紫微星的藩卫，则出警入跸，大为可虞。所以在弘德殿行走的徐桐和广寿，正好借此立言，说皇帝屡次巡幸圆明园，视察工程，是孝养心殷，非一般游观可比，但炎暑之际，风雨不时，海淀路远，十分劳累，万一马惊兽逸，有失敬身之道。皇帝负宗庙社稷之重，承两宫太后之欢，不宜再有临幸巡视园工的举动。
就在这时候，李光昭与洋商发生了纠纷。当福州旗昌洋行的代表，自从押运木料到达天津，找不到李光昭，便向美国领事署提出申诉。副领事毕德格，将旗昌洋行的信，交了给天津海关道孙士达，其中详细说明了合约内容，三船木料，总值不过银洋五万四千余元，已到的一船，连同迟延贴补的费用，应付一万五千元。
这一下李光昭的西洋镜，完全拆穿。李鸿章听取了孙士达的报告，勃然大怒，但一时还不预备抓他办罪，只叫孙士达通知李光昭，赶紧跟洋商将帐目结算清楚。
洋商找不到李光昭，孙士达也找不到，转托天津道丁寿昌派人四处查访，才在一处客栈里把他寻着，当面交付了海关道的公事。
李光昭已经悄悄到京里去了一趟，目的是找成麟去借钱，照他的想法，一万五千银元，折算不过一万一千银子，成麟无论如何，可以筹措得到。那知成麟不但不肯替他想办法，而且还追着他要年前所借的五百两银子。李光昭一看路数不对，连夜溜回天津，四处跟人套交情，拿着内务府的公事和洋商的合同，想找到一个肯垫款的人，交款取货，然后再跟内务府去打交道。如果没有确切的结果，不能先拨几万银子出来，他打算私下卖掉这一批木料，溜之大吉。
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况有公文、有合同、还有停泊在新关的货色，自更易于措词，居然有个长芦盐商，愿意借钱给他，不要利息，只要将来内务府奏请奖励时，为他加上一个名字。有此成议，李光昭有恃无恐，想好一套说法，从从容容地去见孙士达。
“老兄太不成话了！”孙士达一见面便开了教训，“既称报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货价不给？赶快去了结！别丢人现眼了。”
“回大人的话，”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货价我早已预备妥当，随时可付。只是不能付！为什么呢？因为木植的尺寸，与原议不符。钦命要件，不敢草率从事。我请大人照会美国领事，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原订的尺寸底单，一看就可以明白。”
“底单？”孙士达也是办洋务的，知道与洋商贸易的规矩，想了想问：“底单彼此各执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这里。”李光昭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
“是个抄件？”
“是。”李光昭答道：“原本是洋文，我特为译了出来，大人看了，才会明白。”
“喔！”孙士达问道，“你会洋文？”
“是！我能说能写。”
孙士达听他这一说，倒不敢小觑他，点点头作了个嘉许的表示。
于是李光昭把握机会，要求孙士达跟美国领事提出交涉，说木料延误已久，必须严饬洋商，限期照原订底单的尺寸，赶运到京，以便解到圆明园应用。
孙士达接受了他的要求，跟美国领事署交涉，要他们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底单。押运的洋商，不曾料到有此变故，自然不会把合同带在身上，这一来便变成李光昭有理了。美国领事署仔细研究案情，发觉贸易的主体是在法国木商勃威利身上，旗昌洋行不会受多大的损失。既然如此，犯不着为法国的利益跟中国起交涉，因而采取了一个很明快的措施，一面叫洋商向法国领事署去申诉；一面通知孙士达，此案美方已经不管，归法国领事处理。
开是法国领事狄隆，照会天津海关道，说明案情，要求“设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孙士达很帮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绝法领事的要求，而且将李光昭所送的“底单”抄了一份，随着复照一起送达，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办事，不象美国领事署那样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词强硬的照会，说是“此案本拟秉公会审，兹关道据李光昭一面之词，胸有成见，只可另行控办。”孙士达还在回护李光昭，据理辩驳，但总督衙门的洋务文案，知道了这件事，颇生忧虑，因为照狄隆的照会来看，是预备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为了一个商人，万把两银子货款的地方事件，搞成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这办的是什么洋务？
因此，总督衙门通知孙士达，不必打笔墨官司，约集法国领事会商，和平了结。孙士达遵照命令，带着译员与法国领事署的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无奈双方各执一词，一面说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说木料尺寸与合同所订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时无从摊开在桌子上公评，就无论如何也谈不出一个结果了。
这些情形皇帝都还不知道。李鸿章虽对李光昭异常不满，但其中关碍着“钦命”和内务府的人，能够让他付了价款，运木进京，是为上策，所以对孙士达回护李光昭，亦就听他去办，能将真相瞒得一天是一天。这样到了七月初，终于不能再瞒了。
不能瞒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径，虽还未上达天听，却已成了宫廷以外的一件大新闻。由此又引起修园的奏谏，除了两江总督李宗羲明请停园工，暗劝绝微行的一疏以外，南书房翰林李文田，还为此跟宝鋆起了言语冲突。
李文田原来放了江西学政，三年任满，本来要“告终养”，回广东顺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为京里有大兴土木之举，特地入京复命，仍旧派在南书房行走。有一天遇见宝鋆，李文田责备他不能及时匡救，宝鋆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李文田的前辈，受此指责，脸上自然挂不住，便这样答道：“你在南书房，亦可以讲话。何必责备军机？”
“对！”李文田也顶了过去：“此来正是如此，无劳相勉！”
这样不欢而散以后，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灾”，说到“人害”，对内务府以及近臣太监，有极严厉的攻击，引《大学》中的话，“聚敛之臣，不如盗臣”，指“左右近习与夫内务府大小臣工，皆聚敛之臣而盗臣者也”；说“皇上以天下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为之计，于皇上何益？”
这样引经据典写下来，结论自然是归于请停园工。皇帝看了，学明神宗的办法，既不接纳，亦不加罪，将原折丢开了事。李文田却还师法古人“焚谏草”之义，有人问到，只说“折底烧掉了”。但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知道的，由他传了出去，颇有人见贤思齐，预备跟着上折，犯颜直谏。京中的清议，李鸿章非常注意，知道了这种情形，认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来，可为桴鼓之应，大家合力做一篇热闹文章，说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致硬压了下去。
再有一个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请训出京时，皇帝面谕，转知李鸿章将李光昭所报效的木植，赶紧启运进京。当初奉旨验收，因为李光昭未付货价，验无从验，收无从收，成为悬案，此时奉旨催促，如果再无一个了结，如何说得过去？
因此，李鸿章便嘱咐文案，办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奏折，将李光昭与洋商的纠纷，及与美、法领事署交涉的经过，撮要叙明，加上这么一段议论：“李光昭在内务府呈称，购运洋木报效值银三十万两，木价即浮开太多，银两亦分毫未付，所谓报效者何在？”
※ ※ ※
就这么一句一针见血的指责，惹得皇帝震怒，召见春佑开缺以后，已升为内务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贵宝，拍案痛斥。同时下了两道上谕，一道谕内阁，是“明发上谕”，说李光昭“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着先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销。”
另外一道谕军机大臣的，是转发李鸿章的“廷寄”，因为原奏中说李光昭“在外招摇，出言不慎”，虽是轻描淡写的话，却看得出来大有文章，拿什么人来“招摇”？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这于朝廷体面，更有关系，因而以近乎颁发密旨的手续，“着李鸿章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
但就是前一道“明发上谕”，已经贻笑大方，只是议论不一，有的说，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绽百出，形同儿戏的“报效”，居然亦会相信。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伤害的“天威”，益发大损。有的则责备军机大臣，象这样的案子，竟任令其演变至今，几乎引起涉外纠纷，不知衮衮诸公，所司何事？当然，这些讥评，都是出以异常沉痛的心情，认为长此以往，十几年艰难力战，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换来的平洪杨、平捻、平回乱三大武功，都要毁在当今皇帝手里了。
于是醇王第一个忍不住，先征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见。御前大臣一共五个，都是顶儿尖儿的亲贵重臣，带班的是惇王，接下来的是醇王、伯彦讷谟诂、景寿和郡王衔的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动地说：“咱们可不能不说话了。照这样子，咱们将来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难！”惇王大摇头道，“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皇上挂不住。”
“良药苦口利于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彦讷谟诂和景寿问：“你们俩怎么说？”
这两个人的性情不同，一个沉默寡言，向来喜怒不形于颜色，一个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断绕屋徘徊，一静一动，大异其趣，而此时却是不爱说话的六额驸景寿开了口。
“咱们得跟六爷谈一谈吧？”他说，“最好再连师傅们一起列名，就更有力量了。”
“对！”惇王表示赞成，“这就好比一家人家，小主人不学好，先不必惊动外人，自己家里管事的、帐房、教书匠先合起来劝一劝，主人一看他左右的人，全在这儿了，不能不给一个面子。”
话虽俚俗，譬喻却也还适当，醇王点头同意。当时便去看恭王，他毫不考虑地答应了，于是把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都请了来，商定了要说的话，一共六款，推举奕劻起草，李鸿藻润色。
其时翁同龢母丧孝服已满，由常熟回京销假，仍旧派在弘德殿行走，连衔上折的事，由他跟徐桐和广寿去说明。他心里就很奇怪，王庆祺正是“罪魁祸首”，而又让他列名奏谏，不是开玩笑吗？
果然，第二天变卦了。恭王等人也想到了王庆祺，却又不便单独将他剔出，因而决定由惇王领衔，五御前、五军机合疏。这十个人不是皇帝的叔伯，便是椒房长亲，所以措词不用讲婉转，重在痛切，一开头就坦率直言：
“当此兵燹之余，人心思治久矣！薄海臣民，无不仰望皇上亲政，共享升平，以成中兴之治。乃自同治十二年皇上躬亲大政以来，内外臣工感发兴起，共相砥砺，今甫经一载有余，渐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总由视朝太晏，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以是鲠直者志气沮丧，庸懦者尸位保荣，颓靡之风，日甚一日。值此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乃以因循不振处之，诚恐弊不胜举，病不胜言矣！臣等日侍左右，见闻所及，不敢缄默不言，兹将关系最重要者，撮其大要，胪列于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
“面陈”是恭王、醇王和文祥的意思，因为有许多话，不便形之于笔墨，但即令如此，奏折中已经“言人所不敢言”了。
“关系最重要”的话，一共六款，第一款是“畏天命”，以彗星出现，天象示警，说到“各国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深恐患生不测。”劝皇帝“常求敬畏之心，深宫中倍加修省，以弭灾异。”
第二就是“遵祖制”，说视朝办事，皆有常规，服用起御，务崇俭朴，太监不准干预政事，宫禁更当严肃。这便有许多弦外之音，接下来“慎言动”一款，就说得相当露骨了：
“皇上一身为天下臣民所瞻仰，言动虽微，不可不慎也。外间传闻皇上在宫门与太监等以演唱为乐，此外讹言甚多，驾幸圆明园察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借此喜于游观。臣等知其必无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至召见臣工，威仪皆宜严重，言语皆宜得体，未可轻率，凡类此者，愿皇上时时留意。”
这一款自是就微行而言。后半段则是隐指王庆祺，外人不会明白，他们相信皇帝会懂得其中的深意。
以下还有三款，其中“纳谏章”、“重库款”，是全篇奏章的重心：
“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皆发交军机大臣阅看，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风乎？嗣后遇有封奏，伏愿皇上仍照旧发下，一广言路。户部钱粮为军国之需，出入皆有定制，近来内廷工作太多，用款浩繁，内务府每向户部借款支发，以有数之钱粮，安能供无穷之糜费？现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园工一事。伏思咸丰十年，文宗显皇帝由圆明园巡幸热河，至今中外臣民，言之无不痛心疾首。两宫皇太后、皇上皆亲见其事，念及当日情形，何忍复至其地乎？即以工程而论，约非一两千万不办，此时物力艰难，何从筹此巨款？愿皇上将臣等所奏，在两宫皇太后前，委婉上陈。若钦奉懿旨，将园工即行停止，则两宫皇太后之圣德与皇上之孝思，皆趋越千古矣！”
六款谏劝之中，唯独这一款是兼劝慈禧太后，意思不可晦涩，但更不可明豁，这番措词，煞费苦心，十重臣的往返讨论，也都集中在这一款上面。最后“勤学问”一款是陪笔，皇上只要能接纳前面五款，则进德修业，勤求学问，自为必然之事。
※ ※ ※
在恭王府斟酌妥善，十重臣都在折底上具了名，然后由奕劻亲笔誊正，交到军机处，特为派一名军机章京，送交内奏事处，说明是关系重大的要件，要即刻呈进御前。
皇帝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是御前大臣与军机大臣，频频集会，将有一番很痛切的奏谏，这些人要说的话是什么，皇帝已可以猜想得到，而语气一定不中听，亦可想而知。因此，看到那封奏折，就象看到债主的信那样，心里先存怯意，一直不愿打开来看。
也因此，十重臣空等了一天。原折里面“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的话，皇帝根本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召见。这样到了第三天，在军机照例跟皇帝见面时，恭王忍不住便问：“臣等前天有一封联名的奏折……。”
“我正在看！”皇帝抢着说道：“另有旨意。”
恭王心想，“另有旨意”，自然是召见，不妨再等一等，所以不再多说什么，通知惇王等五御前大臣，下一天一早在军机处会齐，听候消息。
那知下一天见面，皇帝依旧只字不提。恭王退出养心殿，回到军机，立即派人去打听，得回的报告是：皇帝根本就没有看那道奏折。
“怎么样？”他向惇王问。
“还能怎么样？”醇王接口，“递牌子吧！”
十根绿头签递了上去，皇帝派人传谕：“今天累了！明儿再说。”
大家商量的结果，认为不容皇帝拖延，这一天非谒见不可！因而第二次再递牌子。
第二次递牌子，依然不准，这也在意中，恭王叫人再递。第三次奏达御前，皇帝既着慌，又愤怒，思潮起伏地考虑了好一会，知道这是一道难关，非闯不可，便沉着脸说：“好吧！
看他们说点儿什么！”
于是十重臣由惇王领头，一个个面色凝重地，出了军机处。这天是七月十八，“秋老虎”还很厉害，养心殿固然凉爽，但以心情沉痛，所以就象黄梅天进入通风不良的小屋子那样，不独汗流浃背，而且令人有窒息之感。文祥病势虚弱，更感难支，只觉眼前金蝇乱飞，喘息不止，由一名太监扶着，勉强随班进殿。
一进殿，恭王就吩咐养心殿的总管太监：“拿十个垫子来！”
总管太监一愣，惇、恭、醇三王是皇帝的胞叔，早就奉旨：“召对宴赍，免行叩拜礼”，何用拜垫？心里存疑，自然不敢去问，只答应着取了两条红毡条，十个龙须草的垫子，铺设停当，然后悄悄退下，秘密叮嘱殿外侍立的太监说：“今儿怕有大风波！各自小心。”
不久，听得沙沙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也听见了皇帝咳嗽的声音，于是惇王领头，在殿外站班，只见皇帝脸色苍白，而双眼有些发红，手里拿着一道封口的奏折，下了软轿，径自往殿里走去。等他升了宝座，惇王领头跟了进去，分两排跪下，自东至西，第一排是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袭科尔沁亲王伯彦讷谟诂、袭一等勇毅公额驸景寿，第二排是郡王衔贝勒奕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土吏部尚书宝鋆、车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李鸿藻。
皇帝微感愕然，心里更生警惕，等十重臣行了礼，他说：
“都起来！”
“是！”惇王答应一声，依旧跪着不动，“臣等十人，前天有个联名的奏折，恭请皇上俯纳，明降谕旨，诏告天下。”
“喔，”皇帝已盘算了好几遍，有意要做作得不在乎，此时很吃力地装出微笑，“我还没有看呢！”
说着，便亲手用象牙裁纸刀，挑开封口，取出奏章，拿在手里，看不了几行，把奏章放了下来，脸色已经变了，是那种负气的神色。
“我停工如何？你们还有什么好罗嗦的？”
惇王无以为答，只侧脸看了一下，于是恭王便说：“臣等所奏，不止停工一事，容臣面读。”
说着，便从怀中取出折底来，跪直了身子，从头念起，念完了前面一段“帽子”，便开始陈说那具体奏谏的六款，反复譬解，由于激动的缘故，话越说越重，讲到最后“勤学问”一款，便有些教训侄子的意味了。
皇帝的脸色大变，一阵青、一阵红，然而十重臣都看不见。恭王是折底遮着眼睛，其余都按规矩不敢仰视，只听得恭王讲到最激昂痛切之处，陡然有击案的暴响，一惊抬头，才发觉皇帝的脸色青得可怕。
他指看恭王，厉声说道：“我这个位子让你好不好？”
说出这样负气的话来，十重臣无不惊愕失色，文祥一声长号，因为受的刺激太深，昏倒在地。
这一下，皇帝大惊，自悔失言，而殿外的太监，也顾不得仪制，赶紧奔入殿内，将文祥扶了起来。
“先搀出去吧！”皇帝这样吩咐。
等扶起来时，文祥已发出呻吟之声，殿上君臣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未曾昏厥过去。但就是这样，已是一件令人震动之事，从开国以来，两百年间，从无国家的元老重臣，为了君上失德，忧虑沉痛到这样近乎五内崩裂的程度！因此，皇帝不免气馁，而留在殿上的九重臣，则越觉得事态严重，如果不能切实奏谏，挽回天意，只怕人心涣散，天下要解体了。
其中最激动的是醇王，他也是异常好强争胜的人，一方面恨总理衙门软弱，一方面又恨恭王当国十三年，只是讲求洋务，住军备上未曾十分着力，以致外侮迭起，而无奈其何。如果皇帝有励精图治之心，则臣下决不敢这样子懈怠，所以说来说去，总要皇帝自己争气。
于是，他提高了声音说：“文祥公忠体国，力疾从公，如刚才的光景，皇上岂能无动于衷？倘或拒谏饰非，圣德不修，诚恐国亡无日！”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皇帝又有些来气，“我亲政才一年半，莫非就这一年半，把国事搞得糟不可言？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
“臣等不敢推诿责任。只要皇上进德修业，人心日奋，虽然内忧外患，交替迭生，总还有措手之处，大小臣工，亦决不敢敷衍塞责，营私自肥。天下者，皇上之天下，如果皇上不以社稷为重，大小臣工，何能勤奋效力？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我不懂你的话！”皇帝愤愤地说，“从那里看出来，我不以社稷为重？”
“圣躬系四海之望，乘舆轻出，就是不以社稷为重。”
“还有呢？”
“圣学未成。皇上如今第一件大事，就是勤求学问。皇上践祚之年，与圣祖仁皇帝差不多，圣祖十四岁擒鳌拜，除大患，在皇上这个年纪，已经着手策划撤藩。御门听政，日理万机之余，不废圣学，不但常御经筵，而且没有一天不跟南书房的翰林，讨论学问。皇上请细想，可曾能象圣祖那样勤学？”醇王接着又说，“李师傅在这里，就拿这个月来说好了，皇上一共上了几天书房？”
于是李鸿藻接口陈述：“初一是皇后千秋节，两天没有书房；初三引见拔贡，无书房；初四召见完事才已正二刻，传旨无书房；初五午初传无书房；初六传两天无书房；初八又传：本日及十一日至十五日无书房。算起来半个月工夫，只初九、初十两天临御弘德殿。前天、昨天，依旧是无书房。”
“昨天！”皇帝算是找着理了，“昨天是什么日子？不要行礼吗？”
“昨天是先帝忌辰。”醇王正好接口，触景生情，感念文宗，不由得双泪交流，“先帝弃天下，就为了洋人烧圆明园，忧愤而崩，皇上如果还记不得这个创巨痛深的奇耻大辱，臣不如随侍先帝于泉下。”说罢放声大哭。
皇帝又窘又恼，不便好言安慰，也不愿好言安慰，只绷着脸，大声说道：“这不是哭的事，有话尽管说，只要说得有道理，我当然会听。”
于是醇王收泪，一款款地往下再谈。召见的规矩，皇帝不曾问到，固不应擅自陈奏，就是同班召见，亦要分地位高低，不能越次发言，所以醇王说过，才轮着伯彦讷谟诂开口。他是提到李光昭一案，攻击内务府蒙蔽皇帝，以致于流言籍籍，中外都传为笑谈。愿皇帝大振乾纲，英察果断，勿为左右近侍所包围。
再下来就该景寿说话，他一向沉默寡言，自从牵入肃顺的案子里，搞得灰头土脸，更加不愿对大政有所主张。御前、军机联名奏谏，虽为他所赞成，但要说的话大家都说过了，他只泛泛地以圣驾至重，不宜轻出，说了几句。然后又说：“臣侍先帝之曰，曾承面谕：前明神宗，对臣下奏谏、各部院衙门议奏事项，往往留中不报，最是失德。皇上天亶聪明，必能切记先帝的遗训。”
皇帝觉得拿他比做明神宗，无论如何不服气，所以冷笑说道：“哼！拟于不伦！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我那里有他这样子？至于奏折留中，是我保全上折子的人，一发下去，就必得处分。”
这一下，醇王可也忍不住了，抗声说道：“臣听说颇有人直言奏谏，如李光昭一案，早在上年年底，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就曾密奏，指李某‘迹近欺罔’，如今果如所言。倘或皇上当时就拿王家璧的折子发下来，军机不敢不查办，何致于有今天的笑话？”
“李光昭的案子，我已经叫李鸿章严办，不必再说了。”皇帝又说：“奏谏无非要我采纳，有些我已经接纳了，折子发不发下去，没有什么关系。”
“是。臣但愿皇上能虚衷以听。”醇王又说，“臣眜死上言，从今以后，易服微行之事，千万不可再有。”
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风尘三侠大浪淘沙李鸿章三春争及初春景粉墨春秋汪精卫玉垒浮云任公与刁间荆轲红顶商人胡雪岩八大胡同艳闻秘事丁香花风尘三侠(高阳)大将曹彬临邛卓家汉宫名媛王昭君慈禧全传状元娘子正德外记清末四公子八大胡同彗星俗名“扫帚星”，见之不祥，何况亘历十日不灭，而且扫着作为“帝星”的紫微星的藩卫，则出警入跸，大为可虞。所以在弘德殿行走的徐桐和广寿，正好借此立言，说皇帝屡次巡幸圆明园，视察工程，是孝养心殷，非一般游观可比，但炎暑之际，风雨不时，海淀路远，十分劳累，万一马惊兽逸，有失敬身之道。皇帝负宗庙社稷之重，承两宫太后之欢，不宜再有临幸巡视园工的举动。
就在这时候，李光昭与洋商发生了纠纷。当福州旗昌洋行的代表，自从押运木料到达天津，找不到李光昭，便向美国领事署提出申诉。副领事毕德格，将旗昌洋行的信，交了给天津海关道孙士达，其中详细说明了合约内容，三船木料，总值不过银洋五万四千余元，已到的一船，连同迟延贴补的费用，应付一万五千元。
这一下李光昭的西洋镜，完全拆穿。李鸿章听取了孙士达的报告，勃然大怒，但一时还不预备抓他办罪，只叫孙士达通知李光昭，赶紧跟洋商将帐目结算清楚。
洋商找不到李光昭，孙士达也找不到，转托天津道丁寿昌派人四处查访，才在一处客栈里把他寻着，当面交付了海关道的公事。
李光昭已经悄悄到京里去了一趟，目的是找成麟去借钱，照他的想法，一万五千银元，折算不过一万一千银子，成麟无论如何，可以筹措得到。那知成麟不但不肯替他想办法，而且还追着他要年前所借的五百两银子。李光昭一看路数不对，连夜溜回天津，四处跟人套交情，拿着内务府的公事和洋商的合同，想找到一个肯垫款的人，交款取货，然后再跟内务府去打交道。如果没有确切的结果，不能先拨几万银子出来，他打算私下卖掉这一批木料，溜之大吉。
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况有公文、有合同、还有停泊在新关的货色，自更易于措词，居然有个长芦盐商，愿意借钱给他，不要利息，只要将来内务府奏请奖励时，为他加上一个名字。有此成议，李光昭有恃无恐，想好一套说法，从从容容地去见孙士达。
“老兄太不成话了！”孙士达一见面便开了教训，“既称报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货价不给？赶快去了结！别丢人现眼了。”
“回大人的话，”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货价我早已预备妥当，随时可付。只是不能付！为什么呢？因为木植的尺寸，与原议不符。钦命要件，不敢草率从事。我请大人照会美国领事，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原订的尺寸底单，一看就可以明白。”
“底单？”孙士达也是办洋务的，知道与洋商贸易的规矩，想了想问：“底单彼此各执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这里。”李光昭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
“是个抄件？”
“是。”李光昭答道：“原本是洋文，我特为译了出来，大人看了，才会明白。”
“喔！”孙士达问道，“你会洋文？”
“是！我能说能写。”
孙士达听他这一说，倒不敢小觑他，点点头作了个嘉许的表示。
于是李光昭把握机会，要求孙士达跟美国领事提出交涉，说木料延误已久，必须严饬洋商，限期照原订底单的尺寸，赶运到京，以便解到圆明园应用。
孙士达接受了他的要求，跟美国领事署交涉，要他们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底单。押运的洋商，不曾料到有此变故，自然不会把合同带在身上，这一来便变成李光昭有理了。美国领事署仔细研究案情，发觉贸易的主体是在法国木商勃威利身上，旗昌洋行不会受多大的损失。既然如此，犯不着为法国的利益跟中国起交涉，因而采取了一个很明快的措施，一面叫洋商向法国领事署去申诉；一面通知孙士达，此案美方已经不管，归法国领事处理。
开是法国领事狄隆，照会天津海关道，说明案情，要求“设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孙士达很帮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绝法领事的要求，而且将李光昭所送的“底单”抄了一份，随着复照一起送达，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办事，不象美国领事署那样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词强硬的照会，说是“此案本拟秉公会审，兹关道据李光昭一面之词，胸有成见，只可另行控办。”孙士达还在回护李光昭，据理辩驳，但总督衙门的洋务文案，知道了这件事，颇生忧虑，因为照狄隆的照会来看，是预备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为了一个商人，万把两银子货款的地方事件，搞成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这办的是什么洋务？
因此，总督衙门通知孙士达，不必打笔墨官司，约集法国领事会商，和平了结。孙士达遵照命令，带着译员与法国领事署的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无奈双方各执一词，一面说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说木料尺寸与合同所订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时无从摊开在桌子上公评，就无论如何也谈不出一个结果了。
这些情形皇帝都还不知道。李鸿章虽对李光昭异常不满，但其中关碍着“钦命”和内务府的人，能够让他付了价款，运木进京，是为上策，所以对孙士达回护李光昭，亦就听他去办，能将真相瞒得一天是一天。这样到了七月初，终于不能再瞒了。
不能瞒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径，虽还未上达天听，却已成了宫廷以外的一件大新闻。由此又引起修园的奏谏，除了两江总督李宗羲明请停园工，暗劝绝微行的一疏以外，南书房翰林李文田，还为此跟宝鋆起了言语冲突。
李文田原来放了江西学政，三年任满，本来要“告终养”，回广东顺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为京里有大兴土木之举，特地入京复命，仍旧派在南书房行走。有一天遇见宝鋆，李文田责备他不能及时匡救，宝鋆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李文田的前辈，受此指责，脸上自然挂不住，便这样答道：“你在南书房，亦可以讲话。何必责备军机？”
“对！”李文田也顶了过去：“此来正是如此，无劳相勉！”
这样不欢而散以后，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灾”，说到“人害”，对内务府以及近臣太监，有极严厉的攻击，引《大学》中的话，“聚敛之臣，不如盗臣”，指“左右近习与夫内务府大小臣工，皆聚敛之臣而盗臣者也”；说“皇上以天下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为之计，于皇上何益？”
这样引经据典写下来，结论自然是归于请停园工。皇帝看了，学明神宗的办法，既不接纳，亦不加罪，将原折丢开了事。李文田却还师法古人“焚谏草”之义，有人问到，只说“折底烧掉了”。但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知道的，由他传了出去，颇有人见贤思齐，预备跟着上折，犯颜直谏。京中的清议，李鸿章非常注意，知道了这种情形，认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来，可为桴鼓之应，大家合力做一篇热闹文章，说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致硬压了下去。
再有一个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请训出京时，皇帝面谕，转知李鸿章将李光昭所报效的木植，赶紧启运进京。当初奉旨验收，因为李光昭未付货价，验无从验，收无从收，成为悬案，此时奉旨催促，如果再无一个了结，如何说得过去？
因此，李鸿章便嘱咐文案，办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奏折，将李光昭与洋商的纠纷，及与美、法领事署交涉的经过，撮要叙明，加上这么一段议论：“李光昭在内务府呈称，购运洋木报效值银三十万两，木价即浮开太多，银两亦分毫未付，所谓报效者何在？”
※ ※ ※
就这么一句一针见血的指责，惹得皇帝震怒，召见春佑开缺以后，已升为内务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贵宝，拍案痛斥。同时下了两道上谕，一道谕内阁，是“明发上谕”，说李光昭“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着先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销。”
另外一道谕军机大臣的，是转发李鸿章的“廷寄”，因为原奏中说李光昭“在外招摇，出言不慎”，虽是轻描淡写的话，却看得出来大有文章，拿什么人来“招摇”？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这于朝廷体面，更有关系，因而以近乎颁发密旨的手续，“着李鸿章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
但就是前一道“明发上谕”，已经贻笑大方，只是议论不一，有的说，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绽百出，形同儿戏的“报效”，居然亦会相信。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伤害的“天威”，益发大损。有的则责备军机大臣，象这样的案子，竟任令其演变至今，几乎引起涉外纠纷，不知衮衮诸公，所司何事？当然，这些讥评，都是出以异常沉痛的心情，认为长此以往，十几年艰难力战，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换来的平洪杨、平捻、平回乱三大武功，都要毁在当今皇帝手里了。
于是醇王第一个忍不住，先征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见。御前大臣一共五个，都是顶儿尖儿的亲贵重臣，带班的是惇王，接下来的是醇王、伯彦讷谟诂、景寿和郡王衔的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动地说：“咱们可不能不说话了。照这样子，咱们将来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难！”惇王大摇头道，“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皇上挂不住。”
“良药苦口利于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彦讷谟诂和景寿问：“你们俩怎么说？”
这两个人的性情不同，一个沉默寡言，向来喜怒不形于颜色，一个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断绕屋徘徊，一静一动，大异其趣，而此时却是不爱说话的六额驸景寿开了口。
“咱们得跟六爷谈一谈吧？”他说，“最好再连师傅们一起列名，就更有力量了。”
“对！”惇王表示赞成，“这就好比一家人家，小主人不学好，先不必惊动外人，自己家里管事的、帐房、教书匠先合起来劝一劝，主人一看他左右的人，全在这儿了，不能不给一个面子。”
话虽俚俗，譬喻却也还适当，醇王点头同意。当时便去看恭王，他毫不考虑地答应了，于是把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都请了来，商定了要说的话，一共六款，推举奕劻起草，李鸿藻润色。
其时翁同龢母丧孝服已满，由常熟回京销假，仍旧派在弘德殿行走，连衔上折的事，由他跟徐桐和广寿去说明。他心里就很奇怪，王庆祺正是“罪魁祸首”，而又让他列名奏谏，不是开玩笑吗？
果然，第二天变卦了。恭王等人也想到了王庆祺，却又不便单独将他剔出，因而决定由惇王领衔，五御前、五军机合疏。这十个人不是皇帝的叔伯，便是椒房长亲，所以措词不用讲婉转，重在痛切，一开头就坦率直言：
“当此兵燹之余，人心思治久矣！薄海臣民，无不仰望皇上亲政，共享升平，以成中兴之治。乃自同治十二年皇上躬亲大政以来，内外臣工感发兴起，共相砥砺，今甫经一载有余，渐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总由视朝太晏，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以是鲠直者志气沮丧，庸懦者尸位保荣，颓靡之风，日甚一日。值此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乃以因循不振处之，诚恐弊不胜举，病不胜言矣！臣等日侍左右，见闻所及，不敢缄默不言，兹将关系最重要者，撮其大要，胪列于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
“面陈”是恭王、醇王和文祥的意思，因为有许多话，不便形之于笔墨，但即令如此，奏折中已经“言人所不敢言”了。
“关系最重要”的话，一共六款，第一款是“畏天命”，以彗星出现，天象示警，说到“各国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深恐患生不测。”劝皇帝“常求敬畏之心，深宫中倍加修省，以弭灾异。”
第二就是“遵祖制”，说视朝办事，皆有常规，服用起御，务崇俭朴，太监不准干预政事，宫禁更当严肃。这便有许多弦外之音，接下来“慎言动”一款，就说得相当露骨了：
“皇上一身为天下臣民所瞻仰，言动虽微，不可不慎也。外间传闻皇上在宫门与太监等以演唱为乐，此外讹言甚多，驾幸圆明园察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借此喜于游观。臣等知其必无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至召见臣工，威仪皆宜严重，言语皆宜得体，未可轻率，凡类此者，愿皇上时时留意。”
这一款自是就微行而言。后半段则是隐指王庆祺，外人不会明白，他们相信皇帝会懂得其中的深意。
以下还有三款，其中“纳谏章”、“重库款”，是全篇奏章的重心：
“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皆发交军机大臣阅看，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风乎？嗣后遇有封奏，伏愿皇上仍照旧发下，一广言路。户部钱粮为军国之需，出入皆有定制，近来内廷工作太多，用款浩繁，内务府每向户部借款支发，以有数之钱粮，安能供无穷之糜费？现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园工一事。伏思咸丰十年，文宗显皇帝由圆明园巡幸热河，至今中外臣民，言之无不痛心疾首。两宫皇太后、皇上皆亲见其事，念及当日情形，何忍复至其地乎？即以工程而论，约非一两千万不办，此时物力艰难，何从筹此巨款？愿皇上将臣等所奏，在两宫皇太后前，委婉上陈。若钦奉懿旨，将园工即行停止，则两宫皇太后之圣德与皇上之孝思，皆趋越千古矣！”
六款谏劝之中，唯独这一款是兼劝慈禧太后，意思不可晦涩，但更不可明豁，这番措词，煞费苦心，十重臣的往返讨论，也都集中在这一款上面。最后“勤学问”一款是陪笔，皇上只要能接纳前面五款，则进德修业，勤求学问，自为必然之事。
※ ※ ※
在恭王府斟酌妥善，十重臣都在折底上具了名，然后由奕劻亲笔誊正，交到军机处，特为派一名军机章京，送交内奏事处，说明是关系重大的要件，要即刻呈进御前。
皇帝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是御前大臣与军机大臣，频频集会，将有一番很痛切的奏谏，这些人要说的话是什么，皇帝已可以猜想得到，而语气一定不中听，亦可想而知。因此，看到那封奏折，就象看到债主的信那样，心里先存怯意，一直不愿打开来看。
也因此，十重臣空等了一天。原折里面“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的话，皇帝根本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召见。这样到了第三天，在军机照例跟皇帝见面时，恭王忍不住便问：“臣等前天有一封联名的奏折……。”
“我正在看！”皇帝抢着说道：“另有旨意。”
恭王心想，“另有旨意”，自然是召见，不妨再等一等，所以不再多说什么，通知惇王等五御前大臣，下一天一早在军机处会齐，听候消息。
那知下一天见面，皇帝依旧只字不提。恭王退出养心殿，回到军机，立即派人去打听，得回的报告是：皇帝根本就没有看那道奏折。
“怎么样？”他向惇王问。
“还能怎么样？”醇王接口，“递牌子吧！”
十根绿头签递了上去，皇帝派人传谕：“今天累了！明儿再说。”
大家商量的结果，认为不容皇帝拖延，这一天非谒见不可！因而第二次再递牌子。
第二次递牌子，依然不准，这也在意中，恭王叫人再递。第三次奏达御前，皇帝既着慌，又愤怒，思潮起伏地考虑了好一会，知道这是一道难关，非闯不可，便沉着脸说：“好吧！
看他们说点儿什么！”
于是十重臣由惇王领头，一个个面色凝重地，出了军机处。这天是七月十八，“秋老虎”还很厉害，养心殿固然凉爽，但以心情沉痛，所以就象黄梅天进入通风不良的小屋子那样，不独汗流浃背，而且令人有窒息之感。文祥病势虚弱，更感难支，只觉眼前金蝇乱飞，喘息不止，由一名太监扶着，勉强随班进殿。
一进殿，恭王就吩咐养心殿的总管太监：“拿十个垫子来！”
总管太监一愣，惇、恭、醇三王是皇帝的胞叔，早就奉旨：“召对宴赍，免行叩拜礼”，何用拜垫？心里存疑，自然不敢去问，只答应着取了两条红毡条，十个龙须草的垫子，铺设停当，然后悄悄退下，秘密叮嘱殿外侍立的太监说：“今儿怕有大风波！各自小心。”
不久，听得沙沙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也听见了皇帝咳嗽的声音，于是惇王领头，在殿外站班，只见皇帝脸色苍白，而双眼有些发红，手里拿着一道封口的奏折，下了软轿，径自往殿里走去。等他升了宝座，惇王领头跟了进去，分两排跪下，自东至西，第一排是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袭科尔沁亲王伯彦讷谟诂、袭一等勇毅公额驸景寿，第二排是郡王衔贝勒奕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土吏部尚书宝鋆、车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李鸿藻。
皇帝微感愕然，心里更生警惕，等十重臣行了礼，他说：
“都起来！”
“是！”惇王答应一声，依旧跪着不动，“臣等十人，前天有个联名的奏折，恭请皇上俯纳，明降谕旨，诏告天下。”
“喔，”皇帝已盘算了好几遍，有意要做作得不在乎，此时很吃力地装出微笑，“我还没有看呢！”
说着，便亲手用象牙裁纸刀，挑开封口，取出奏章，拿在手里，看不了几行，把奏章放了下来，脸色已经变了，是那种负气的神色。
“我停工如何？你们还有什么好罗嗦的？”
惇王无以为答，只侧脸看了一下，于是恭王便说：“臣等所奏，不止停工一事，容臣面读。”
说着，便从怀中取出折底来，跪直了身子，从头念起，念完了前面一段“帽子”，便开始陈说那具体奏谏的六款，反复譬解，由于激动的缘故，话越说越重，讲到最后“勤学问”一款，便有些教训侄子的意味了。
皇帝的脸色大变，一阵青、一阵红，然而十重臣都看不见。恭王是折底遮着眼睛，其余都按规矩不敢仰视，只听得恭王讲到最激昂痛切之处，陡然有击案的暴响，一惊抬头，才发觉皇帝的脸色青得可怕。
他指看恭王，厉声说道：“我这个位子让你好不好？”
说出这样负气的话来，十重臣无不惊愕失色，文祥一声长号，因为受的刺激太深，昏倒在地。
这一下，皇帝大惊，自悔失言，而殿外的太监，也顾不得仪制，赶紧奔入殿内，将文祥扶了起来。
“先搀出去吧！”皇帝这样吩咐。
等扶起来时，文祥已发出呻吟之声，殿上君臣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未曾昏厥过去。但就是这样，已是一件令人震动之事，从开国以来，两百年间，从无国家的元老重臣，为了君上失德，忧虑沉痛到这样近乎五内崩裂的程度！因此，皇帝不免气馁，而留在殿上的九重臣，则越觉得事态严重，如果不能切实奏谏，挽回天意，只怕人心涣散，天下要解体了。
其中最激动的是醇王，他也是异常好强争胜的人，一方面恨总理衙门软弱，一方面又恨恭王当国十三年，只是讲求洋务，住军备上未曾十分着力，以致外侮迭起，而无奈其何。如果皇帝有励精图治之心，则臣下决不敢这样子懈怠，所以说来说去，总要皇帝自己争气。
于是，他提高了声音说：“文祥公忠体国，力疾从公，如刚才的光景，皇上岂能无动于衷？倘或拒谏饰非，圣德不修，诚恐国亡无日！”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皇帝又有些来气，“我亲政才一年半，莫非就这一年半，把国事搞得糟不可言？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
“臣等不敢推诿责任。只要皇上进德修业，人心日奋，虽然内忧外患，交替迭生，总还有措手之处，大小臣工，亦决不敢敷衍塞责，营私自肥。天下者，皇上之天下，如果皇上不以社稷为重，大小臣工，何能勤奋效力？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我不懂你的话！”皇帝愤愤地说，“从那里看出来，我不以社稷为重？”
“圣躬系四海之望，乘舆轻出，就是不以社稷为重。”
“还有呢？”
“圣学未成。皇上如今第一件大事，就是勤求学问。皇上践祚之年，与圣祖仁皇帝差不多，圣祖十四岁擒鳌拜，除大患，在皇上这个年纪，已经着手策划撤藩。御门听政，日理万机之余，不废圣学，不但常御经筵，而且没有一天不跟南书房的翰林，讨论学问。皇上请细想，可曾能象圣祖那样勤学？”醇王接着又说，“李师傅在这里，就拿这个月来说好了，皇上一共上了几天书房？”
于是李鸿藻接口陈述：“初一是皇后千秋节，两天没有书房；初三引见拔贡，无书房；初四召见完事才已正二刻，传旨无书房；初五午初传无书房；初六传两天无书房；初八又传：本日及十一日至十五日无书房。算起来半个月工夫，只初九、初十两天临御弘德殿。前天、昨天，依旧是无书房。”
“昨天！”皇帝算是找着理了，“昨天是什么日子？不要行礼吗？”
“昨天是先帝忌辰。”醇王正好接口，触景生情，感念文宗，不由得双泪交流，“先帝弃天下，就为了洋人烧圆明园，忧愤而崩，皇上如果还记不得这个创巨痛深的奇耻大辱，臣不如随侍先帝于泉下。”说罢放声大哭。
皇帝又窘又恼，不便好言安慰，也不愿好言安慰，只绷着脸，大声说道：“这不是哭的事，有话尽管说，只要说得有道理，我当然会听。”
于是醇王收泪，一款款地往下再谈。召见的规矩，皇帝不曾问到，固不应擅自陈奏，就是同班召见，亦要分地位高低，不能越次发言，所以醇王说过，才轮着伯彦讷谟诂开口。他是提到李光昭一案，攻击内务府蒙蔽皇帝，以致于流言籍籍，中外都传为笑谈。愿皇帝大振乾纲，英察果断，勿为左右近侍所包围。
再下来就该景寿说话，他一向沉默寡言，自从牵入肃顺的案子里，搞得灰头土脸，更加不愿对大政有所主张。御前、军机联名奏谏，虽为他所赞成，但要说的话大家都说过了，他只泛泛地以圣驾至重，不宜轻出，说了几句。然后又说：“臣侍先帝之曰，曾承面谕：前明神宗，对臣下奏谏、各部院衙门议奏事项，往往留中不报，最是失德。皇上天亶聪明，必能切记先帝的遗训。”
皇帝觉得拿他比做明神宗，无论如何不服气，所以冷笑说道：“哼！拟于不伦！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我那里有他这样子？至于奏折留中，是我保全上折子的人，一发下去，就必得处分。”
这一下，醇王可也忍不住了，抗声说道：“臣听说颇有人直言奏谏，如李光昭一案，早在上年年底，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就曾密奏，指李某‘迹近欺罔’，如今果如所言。倘或皇上当时就拿王家璧的折子发下来，军机不敢不查办，何致于有今天的笑话？”
“李光昭的案子，我已经叫李鸿章严办，不必再说了。”皇帝又说：“奏谏无非要我采纳，有些我已经接纳了，折子发不发下去，没有什么关系。”
“是。臣但愿皇上能虚衷以听。”醇王又说，“臣眜死上言，从今以后，易服微行之事，千万不可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