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值得一死吗？”听完慈禧太后的话，慈安太后讶然相问，“面两天我就听说，有个御史在蓟州服了毒，说有一道遗折，我还以为他有什么不白之冤，非拚命不可。谁知道是这么回事！”
“本来就是瞎担心。不过，总算是忠臣死谏，也怪可怜的。”
“是啊！”慈安太后说，“应该给他个恤典。”
“那是小事。”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我来跟姐姐讨主意，这个折子该怎么办呢？”
“这……？”这就非慈安太后所能肆应了，她想了一会说，“能不能搁下不理？吴可读的话，仿佛是指着七爷说的，一交下去，怕于他面子上不好看。”
慈安太后实在忠厚得近乎可怜了。慈禧太后心想，如今不必拿她作挡箭牌，倒是不妨拿她作个箭垛子，可用来表现自己的大公无私。
“怎么着，”慈安太后又出了个主意，“先找五爷跟六爷来，问问他们有什么好主意？”
这个主意也不怎么高明。如说当作“家务”来办，应该将文宗现存的四个胞弟都找了来商量，只召惇、恭，摒除醇王，倒象他该避嫌疑似的。慈安太后原来要回护醇王，而所出的主意，与本意矛盾，却不自知。这也不必说破，让她糊涂好了。
“跟五爷商量不出什么来，只找六爷吧！”
于是第二天两宫太后在漱芳斋召见恭王，赐座赐茶，作过一番家人之礼的周旋，慈禧太后谈入正题，将吴可读的遗折交了过去。
恭王匆匆看完，心里也象慈禧太后一样，松了一口气，当时便有了打算，这个奏折的处理，应该交付阁议，也就是诉诸公意。
“吴可读死得冤枉！”慈禧太后在恭王沉吟措词时，这样表明：“当初迎皇帝入宫，我们姊妹俩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很显然地，是说继嗣、继统为一事。恭王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有这样的意思，还是有意作违心之论？但不论如何，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把柄”，必得把它抓住。
于是他接口说道：“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是否可以宣明‘这个意思’，将吴可读的原奏，发交阁议？”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了这一句，转脸又向慈安太后征询：“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慈安太后只怕伤触醇王，但她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恭王以军机承旨的方式，亲自拟了一道上谕，奉两宫太后核可，交内阁明发：
“吏部奏：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邸抄一发，关心国事的，无不对“即是此意”四个字，大感兴趣。尤其是“清流”君子，觉得这四个字包涵着极深的意义在内，颇有阐发的必要。所以宝廷、黄体芳、张之洞等人，纷纷捉笔构思，各逞才华，要做一篇“定国是”的大文章。
当然，大多数的人只是口头议论，对于“即是此意”这句话，见仁见智，各有解释。有的说：母子到底是母子，慈禧太后当然希望将来的皇位，归她承继的孙子，所谓“妥议具奏”，就是要议出个确立不移的办法出来。而有些人则认为慈禧太后诚意可疑，“即是此意”四字，含混不清，将来不知道会出什么花样？
会出什么花样？莫非还能将大清的天下，归于叶赫那拉氏，这当然不可能的。因此，清议中相信前一说的居多。但是“预定大统之归”，却又格于家法，在事实上不易办到。
在康熙以前，是立太子的。自夺嫡的疑案发生，雍正七年曾有上谕：“建储关系宗社民生，岂可易言？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这道语意含精的谕旨，就表示建储则易起骨肉相残之祸，亲身经验，不便明言，所以说“愚人”不能知。而不建储的制度，亦就在雍正朝确立下来，累世遵行，不敢违背。
如今要预定大统之归，即为变相的建储，当然不行。为此，闰三月十七下的上谕，会议却一直迟迟不能举行，即由于事先的协商、折冲，煞费周章，直到月底，方始有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这个会议是由礼亲王世铎主持。礼烈亲王代善，在太宗朝以谦让成拥立之功，家风不替，世铎在亲贵中，出名的好脾气，尽管有人说他谦卑得过了分，但人缘毕竟是好的，所以才具虽无半点，居然颇得慈禧太后的重视。这一次特奉懿旨，主持这个有关宗社大计，既为国事、又为家务的会议。当然，事先的折冲协商，亦由他来奔走。
他所接触的都是王公大臣，都觉得这是个难题。吴可读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大清朝特重家法，高宗九降纶音，申明不建储的用意，倘或有人敢违背祖训，一定成为众矢之的，轻则丢官，重则获罪。而沈桂芬又力主安静，恭王受了他的影响，也改了想借清议来裁抑醇王的主意，所以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驳！
到了四月初一，内阁大堂，红顶花翎，不计其数，近支亲贵，无不出席，唯一的例外是醇王，告病不到。这虽在意料之中，但冷眼旁观的人，心头仍不免有异样的感觉。
太阳已经老高了，礼王世铎看看人已到得不少，打算开议，但他虽奉懿旨主持会议，而在礼节上须请示一个人。论公，惇王是宗人府宗令，他是宗令属下的右宗正，论私，“小房出长辈、长房出小辈”，惇王是他的叔祖，所以他不便也不敢擅专。
“五爷爷！”他叫得很亲热，“跟你老请示，咱们就动手吧？”
惇王正在抹鼻烟，一面抽搐鼻子，一面象条猎狗似地用视线搜索，望到外面，用手一指，“等等！”他说，“等敢说话的人来了再说。”
于是举座侧目，望着连翩而来的四个人。这四个人两俊两丑，领头的一个，身不满四尺，而须髯如戟，相貌奇古，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跟在他身边的那个，落拓不羁，仿佛脸都不曾洗干净，是名士派头最足的国子监司业宝廷。俊的那两个，一个长身白面，双目棱棱，一个骨秀神清，翩翩少年，是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和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刚散馆授职编修的盛昱。
清流的风头十足，高视阔步，上得堂来，处处有人执手寒暄，就这时又有个人，瘦得象只猴子，捞起又长又大的实地纱袍子的下摆，一溜歪斜地冲了上来，惇王便说：“好了，张香涛也来了，可以开议了。”
于是礼王咳嗽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扬了一下，慢吞吞地说道：“这是吴可读的遗折，有没有看过的没有？”
吴可读的遗折，早已传诵一时，原件虽不多几人见过，抄件则几乎人手一份，因而没有人答话。
“想来大家都看过原件了。很好，这省了许多事。懿旨‘妥议具奏’，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诸位看妥不妥？”
接着他命人找来一名笔帖式，拉长了声调，抑扬顿挫地念着他所拟的奏稿。
这篇文章做得很好，首先引用雍正七年上谕，申明不建储的家法，而建储非臣子所能参议。继统与建储，字样不同，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大统所归”，亦非臣下所能提出请求。将来皇帝亲政，当然会尊重穆宗的统系，斟酌尽善，此时不能预先拟议一定的办法。
第二段是说“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已包括了继统穆宗的意思在内，何须臣下再提出请求。综括这两点，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
等那笔帖式念完，宝廷一马当先，高声说道：“驳得好，驳得痛快！不过，这不是驳吴可读的遗折，是驳上月十七的懿旨。”
这真是语惊四座！首先，礼王就觉得这指责太严重，气急败坏地说：“竹坡，你怎么可以这样儿说？”
“请教王爷，”宝廷接口质问：“懿旨交代：‘妥议具奏’，复奏说是‘毋庸置议’，这不是拿懿旨顶回去了吗？”
听来理由十足，礼王越发结结巴巴地，急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次的懿旨中，‘则是此意’这句话，是今天会议的紧要关键。”张之洞一开口，便知与宝廷站在一边，他摇头晃脑地又说：“‘是’者，‘是’其将大统宜归嗣子之意，‘妥议具奏’之‘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奉诏陈言，岂可出以依违两可之游词？”
“那么，”礼王问道：“香涛，你的意思，到底该怎么办呢？”
“煌煌圣谕，传之四海，‘即是此意’四个字，应有所疏解。”张之洞停了一下说：“照吴柳堂遗折的意思，今上一生皇子，就承继穆宗为嗣，继穆宗之统，这是类乎建储，有违本朝家法。如果这位皇子，长而不贤，难承大统，到那时候就更为难了！所以如何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今日正须从长计议。”
“这话顾虑得是。”恭王取出一张纸来：“徐、翁、潘三位，交来一件折底，大家不妨看看。”
徐、翁、潘是徐桐、翁同和、潘祖荫，他们以穆宗的师傅及南书房翰林，当时参与迎立当今皇帝大计的身分，公同具奏，有所主张。折底是翁同和所拟，其中最要紧的两句话是：“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意思是说：将来当今皇帝择贤而立，所立的嗣君，就承继穆宗为后。
这是反过来的做法，继统而继嗣，既可不违家法，又可消除张之洞所说的“长而不贤，难承大统”的顾虑。大家都认为是个好办法。
“不过，”礼王始终想维持他的原议，“这个稿子不必动，徐、翁、潘三位的折底，做个抄件，一起进呈，恭候圣裁。此外那位有说帖，也是照此办理。”
“不然！”宝廷摇摇头说：“我要单衔上奏。”
张之洞和黄体芳也都表示，各有奏疏，这是不能强人所难的，因而又改变了办法。
改变的办法是，礼王所拟的原折，仍旧照上，此外有人愿有所建言的，或合疏，或单奏，各听其便。
于是除了徐、翁、潘的一个奏折以外，清流中人，纷纷集议，宝廷、黄体芳、张之洞都有折子，唯独最喜欢言事的张佩纶，却搁笔未动。
这是因为他正有一件大案子在手里，必须全神贯注去搏击，搏击工部尚书贺寿慈。
※ ※ ※
贺寿慈是湖北蒲圻人，道光二十一年的进士，虽有文名，但因不愿投入权相穆彰阿门下，因而以二甲第四名的高第，竟不能点翰林，用作吏部主事，咸丰初年，一度进军机，当章京，以后补上了监察御史。照规矩，一为言官，就不能再留在军机，贺寿慈当了御史，亦颇有表现，经国大计，数数建言。在宦途上，平平稳稳地循资渐进，到光绪三年，已爬到了工部尚书的高位。
可惜，贺寿慈已非复有当年不愿厕身“穆门”的清风亮节，行逾不检，颇有贪名。不但家人子弟与书办之流往来，而且他本人还结交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以致大受其累。
这个商人叫李春山，本名李钟铭，是山西人，在琉璃厂开了一间极大的当铺，九开间门面，字号“宝名斋”。李春山长袖善舞，当时的一班名公巨卿，甚至连惇王都被他巴结上了，在琉璃厂声势赫赫，眼高于顶。俗语说的是“行大欺客”，宝名斋既有那样的规模，李春山又有通天的手眼，因而伙计做生意的那副脸孔，便很难看，京中的穷翰林，不知多少人受过他们的气？别人倒还罢了，张佩纶何能受此辈的肮脏气？当然要作报复。
一打听之下，李春山最大的“护法”是贺寿慈。清流在京中大老中，最看不起三个人，一个董恂、一个万青藜，还有一个就是贺寿慈。因而张佩纶便毫不容情地奏上一本：
“山西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当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内则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则大而方面，小而州县，无不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成为京员钻营差使，或为外官谋干私书，行踪诡秘，物议沸腾。所居之宅，即在厂肆，门庭高大辉煌，拟于卿贰，贵官骄马，日在其门，众目共睹。不知所捐何职？顶戴用五品官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夫以区区一书贾，家道如此豪华，声势如此煊赫，其确系不安本分，已无疑义。现值朝廷整饬纪纲之际，大臣奉公守法，辇毂之下，岂容若辈借势招权，干预公事，煽惑官场，败坏风气？应请饬下顺天府该城御史，将李钟铭即李春山，即行驱逐回籍，不得任令逗留潜藏，以致别滋事端。”
接下来又说：“近来士大夫不分流品，风尚日靡，至显秩崇阶有与吏胥市侩、饮博观剧、酬赠馈遗等情，请旨整伤”。这也是指贺寿慈而言，他的禀赋过人，食量甚宏，一顿能独尽一只肥鸭、一只肘子，李春山投其所好，经常备盛馔款待。贺寿慈亦自忘其为一品大员，下朝以后，翎顶辉煌地直入宝名斋，公然无忌，引得路人无不侧目。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不免诧异，看贺寿慈仪表不凡，也听说他颇有学问，诗书皆佳，而且，她还记得贺寿慈的长子贺良桢，现任南昌知府，门第兴旺，何以不自爱如此？因而便跟李莲英提起，问他有无所闻。
有安德海的前例在，李莲英相当谨慎，“奴才无事不出宫。”他说，“外面的事不太明白。”
“你倒去打听一下儿看！”慈禧太后说着，便拿张佩纶的奏折，摆在一边。
李莲英伺候看折，已深知慈禧太后的习惯，这一摆是暂时不作处置，也就是要等他去打听明白了再说，因而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出宫，到中午回来，趁慈禧太后休息的当儿，将贺寿慈跟李春山的关系，源源本本地据实回奏。
又办了事，又替她解了闷，慈禧太后深为满意，只是她亦鉴于安德海的复辙，不愿假以词色，怕李莲英恃宠而骄，替她惹些麻烦。
“把张佩纶的折子发下去吧！看军机上怎么说？”
军机大臣中，别人都不说话，只有宝鋆觉得很不是味道，大声嚷道：“跟宝名斋有往来的，第一个就是李兰荪！张幼樵怎么不说？”
恭王觉得他的话可笑，“算了吧，你！”他跟宝鋆说话，是无须讲措词的，“李兰荪跟他又没有认亲戚，也没有公服赴宴，到宝名斋买书并不犯法，张幼樵为什么要把他扯进去？”
张佩纶跟李鸿藻的关系密切，朝中无人不知，沈桂芬很冷静地劝宝鋆：“佩公！张幼樵上这个折子，不能不想到李兰荪，既然敢上，自然有恃无恐。所恃着，就是六爷说的那些话，买书并不犯法。似乎不宜拿他也扯了进去。”
“知趣一点儿吧！”恭王提出警告：“上头正借清流在收拾人心。贺云甫也太欠检点了，这个折子越压越坏，让他明白回奏了再说。”
于是军机拟旨，查问李春山也就是李钟铭，跟贺寿慈是不是亲戚？贺寿慈的复奏，说是“与商人李钟铭，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其有无在外招摇撞骗之处，请饬都察院查究。”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慈禧太后很精明地指出贺寿慈的语病：“什么叫‘并无真正戚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这么个说法，就靠不住了。”
“也许是干亲。”恭王隐隐约约地回答。
“干亲也是亲。”慈禧太后说，“再看一看，有没有人说话。”
她对内幕已经完全了解，却故意不说破，要等言官有了表示，再相机行事，用操纵言路的手法来箝制王公大臣。恭王当然也知道她的用心，不过在眼前她的举措都是朝正路上走，加以清流为她张目，无奈其何，唯有遵从。
因此，对于贺寿慈的复奏，先不加驳斥，只是降旨都察院会同刑部，严办李春山。于是刑部派出司员，会同巡城御史咨照顺天府，转饬宛平县衙门派差役抓人，而李春山确具手眼，差役不敢得罪，到宝名斋将他好好“请”到“班房”，直到都察院来了“寄押”的公文，方始将他收监。
就这样已经轰动九城，不知多少人拍掌称快，同时李春山的劣迹，也在街谈巷议中不断透露出来。原来宝名斋有九开间的门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御史李蕃据实陈奏，奏旨交都察院并案，确切查明。
李春山是注定要倒霉了，但清流以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则民心郁积，不但未能疏导，反添不满。所以黄体芳便针对贺寿慈发难，事由是：“大臣复奏欺罔，据实直陈”。
不实的自然是“并无真正戚谊”这句话。贺寿慈与李春山不但是亲戚，而且是“礼尚往来”的亲戚。李春山的前妻，贺寿慈认为义女，前妻既死，贺寿慈将他家的一个丫头当女儿嫁给李春山作填房。所以丈人、女婿，叫得非常亲热。
贺寿慈年逾古稀，精力未衰，身为“半子”的李春山，特以重金罗致了一个绝色女子，送给“丈人”娱老。贺寿慈元配早故，以妾扶正，变成了李春山的丈母娘。因此，出语尖刻的李慈铭，说他们确非“真正戚谊”，而是“假邪戚谊”。
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这一次的上谕就严厉了：
“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以上各节，并着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春山严切讯究。”
这一来，起恐慌的不止于贺寿慈一个人，如果李春山据实供陈，将有不少名公巨卿，牵涉在内。因此宝名斋门口，车马塞途，那些素日与李春山有往来的京官，名为慰问他的家属，其实是来探听消息。宝名斋管事的人，见此光景，知道东家不会有大罪过，当时便隐隐约约表示，如果大家合力维持李春山，那么什么私和命案、卖官鬻爵、包揽讼事的内幕，李春山决不会吐述只字。否则，就说不得只好和盘托出了。
其实，这也是恫吓之词。身入囹圄的李春山，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有关连的名公巨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和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
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子、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皮上根本不痛不痒的、申诫之类的风流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交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口服的话之余，对于清流的威风，无不心识口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
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流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
草莽英雄汉宫名媛王昭君玉垒浮云李鸿章慈禧全传风尘三侠状元娘子清官册、假官真做临邛卓家清朝的皇帝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大浪淘沙李鸿章八大胡同艳闻秘事董小宛三春争及初春景乾隆韵事丁香花荆轲明末四公子缇萦“本来就是瞎担心。不过，总算是忠臣死谏，也怪可怜的。”
“是啊！”慈安太后说，“应该给他个恤典。”
“那是小事。”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我来跟姐姐讨主意，这个折子该怎么办呢？”
“这……？”这就非慈安太后所能肆应了，她想了一会说，“能不能搁下不理？吴可读的话，仿佛是指着七爷说的，一交下去，怕于他面子上不好看。”
慈安太后实在忠厚得近乎可怜了。慈禧太后心想，如今不必拿她作挡箭牌，倒是不妨拿她作个箭垛子，可用来表现自己的大公无私。
“怎么着，”慈安太后又出了个主意，“先找五爷跟六爷来，问问他们有什么好主意？”
这个主意也不怎么高明。如说当作“家务”来办，应该将文宗现存的四个胞弟都找了来商量，只召惇、恭，摒除醇王，倒象他该避嫌疑似的。慈安太后原来要回护醇王，而所出的主意，与本意矛盾，却不自知。这也不必说破，让她糊涂好了。
“跟五爷商量不出什么来，只找六爷吧！”
于是第二天两宫太后在漱芳斋召见恭王，赐座赐茶，作过一番家人之礼的周旋，慈禧太后谈入正题，将吴可读的遗折交了过去。
恭王匆匆看完，心里也象慈禧太后一样，松了一口气，当时便有了打算，这个奏折的处理，应该交付阁议，也就是诉诸公意。
“吴可读死得冤枉！”慈禧太后在恭王沉吟措词时，这样表明：“当初迎皇帝入宫，我们姊妹俩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很显然地，是说继嗣、继统为一事。恭王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有这样的意思，还是有意作违心之论？但不论如何，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把柄”，必得把它抓住。
于是他接口说道：“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是否可以宣明‘这个意思’，将吴可读的原奏，发交阁议？”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了这一句，转脸又向慈安太后征询：“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慈安太后只怕伤触醇王，但她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恭王以军机承旨的方式，亲自拟了一道上谕，奉两宫太后核可，交内阁明发：
“吏部奏：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邸抄一发，关心国事的，无不对“即是此意”四个字，大感兴趣。尤其是“清流”君子，觉得这四个字包涵着极深的意义在内，颇有阐发的必要。所以宝廷、黄体芳、张之洞等人，纷纷捉笔构思，各逞才华，要做一篇“定国是”的大文章。
当然，大多数的人只是口头议论，对于“即是此意”这句话，见仁见智，各有解释。有的说：母子到底是母子，慈禧太后当然希望将来的皇位，归她承继的孙子，所谓“妥议具奏”，就是要议出个确立不移的办法出来。而有些人则认为慈禧太后诚意可疑，“即是此意”四字，含混不清，将来不知道会出什么花样？
会出什么花样？莫非还能将大清的天下，归于叶赫那拉氏，这当然不可能的。因此，清议中相信前一说的居多。但是“预定大统之归”，却又格于家法，在事实上不易办到。
在康熙以前，是立太子的。自夺嫡的疑案发生，雍正七年曾有上谕：“建储关系宗社民生，岂可易言？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这道语意含精的谕旨，就表示建储则易起骨肉相残之祸，亲身经验，不便明言，所以说“愚人”不能知。而不建储的制度，亦就在雍正朝确立下来，累世遵行，不敢违背。
如今要预定大统之归，即为变相的建储，当然不行。为此，闰三月十七下的上谕，会议却一直迟迟不能举行，即由于事先的协商、折冲，煞费周章，直到月底，方始有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这个会议是由礼亲王世铎主持。礼烈亲王代善，在太宗朝以谦让成拥立之功，家风不替，世铎在亲贵中，出名的好脾气，尽管有人说他谦卑得过了分，但人缘毕竟是好的，所以才具虽无半点，居然颇得慈禧太后的重视。这一次特奉懿旨，主持这个有关宗社大计，既为国事、又为家务的会议。当然，事先的折冲协商，亦由他来奔走。
他所接触的都是王公大臣，都觉得这是个难题。吴可读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大清朝特重家法，高宗九降纶音，申明不建储的用意，倘或有人敢违背祖训，一定成为众矢之的，轻则丢官，重则获罪。而沈桂芬又力主安静，恭王受了他的影响，也改了想借清议来裁抑醇王的主意，所以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驳！
到了四月初一，内阁大堂，红顶花翎，不计其数，近支亲贵，无不出席，唯一的例外是醇王，告病不到。这虽在意料之中，但冷眼旁观的人，心头仍不免有异样的感觉。
太阳已经老高了，礼王世铎看看人已到得不少，打算开议，但他虽奉懿旨主持会议，而在礼节上须请示一个人。论公，惇王是宗人府宗令，他是宗令属下的右宗正，论私，“小房出长辈、长房出小辈”，惇王是他的叔祖，所以他不便也不敢擅专。
“五爷爷！”他叫得很亲热，“跟你老请示，咱们就动手吧？”
惇王正在抹鼻烟，一面抽搐鼻子，一面象条猎狗似地用视线搜索，望到外面，用手一指，“等等！”他说，“等敢说话的人来了再说。”
于是举座侧目，望着连翩而来的四个人。这四个人两俊两丑，领头的一个，身不满四尺，而须髯如戟，相貌奇古，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跟在他身边的那个，落拓不羁，仿佛脸都不曾洗干净，是名士派头最足的国子监司业宝廷。俊的那两个，一个长身白面，双目棱棱，一个骨秀神清，翩翩少年，是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和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刚散馆授职编修的盛昱。
清流的风头十足，高视阔步，上得堂来，处处有人执手寒暄，就这时又有个人，瘦得象只猴子，捞起又长又大的实地纱袍子的下摆，一溜歪斜地冲了上来，惇王便说：“好了，张香涛也来了，可以开议了。”
于是礼王咳嗽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扬了一下，慢吞吞地说道：“这是吴可读的遗折，有没有看过的没有？”
吴可读的遗折，早已传诵一时，原件虽不多几人见过，抄件则几乎人手一份，因而没有人答话。
“想来大家都看过原件了。很好，这省了许多事。懿旨‘妥议具奏’，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诸位看妥不妥？”
接着他命人找来一名笔帖式，拉长了声调，抑扬顿挫地念着他所拟的奏稿。
这篇文章做得很好，首先引用雍正七年上谕，申明不建储的家法，而建储非臣子所能参议。继统与建储，字样不同，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大统所归”，亦非臣下所能提出请求。将来皇帝亲政，当然会尊重穆宗的统系，斟酌尽善，此时不能预先拟议一定的办法。
第二段是说“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已包括了继统穆宗的意思在内，何须臣下再提出请求。综括这两点，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
等那笔帖式念完，宝廷一马当先，高声说道：“驳得好，驳得痛快！不过，这不是驳吴可读的遗折，是驳上月十七的懿旨。”
这真是语惊四座！首先，礼王就觉得这指责太严重，气急败坏地说：“竹坡，你怎么可以这样儿说？”
“请教王爷，”宝廷接口质问：“懿旨交代：‘妥议具奏’，复奏说是‘毋庸置议’，这不是拿懿旨顶回去了吗？”
听来理由十足，礼王越发结结巴巴地，急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次的懿旨中，‘则是此意’这句话，是今天会议的紧要关键。”张之洞一开口，便知与宝廷站在一边，他摇头晃脑地又说：“‘是’者，‘是’其将大统宜归嗣子之意，‘妥议具奏’之‘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奉诏陈言，岂可出以依违两可之游词？”
“那么，”礼王问道：“香涛，你的意思，到底该怎么办呢？”
“煌煌圣谕，传之四海，‘即是此意’四个字，应有所疏解。”张之洞停了一下说：“照吴柳堂遗折的意思，今上一生皇子，就承继穆宗为嗣，继穆宗之统，这是类乎建储，有违本朝家法。如果这位皇子，长而不贤，难承大统，到那时候就更为难了！所以如何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今日正须从长计议。”
“这话顾虑得是。”恭王取出一张纸来：“徐、翁、潘三位，交来一件折底，大家不妨看看。”
徐、翁、潘是徐桐、翁同和、潘祖荫，他们以穆宗的师傅及南书房翰林，当时参与迎立当今皇帝大计的身分，公同具奏，有所主张。折底是翁同和所拟，其中最要紧的两句话是：“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意思是说：将来当今皇帝择贤而立，所立的嗣君，就承继穆宗为后。
这是反过来的做法，继统而继嗣，既可不违家法，又可消除张之洞所说的“长而不贤，难承大统”的顾虑。大家都认为是个好办法。
“不过，”礼王始终想维持他的原议，“这个稿子不必动，徐、翁、潘三位的折底，做个抄件，一起进呈，恭候圣裁。此外那位有说帖，也是照此办理。”
“不然！”宝廷摇摇头说：“我要单衔上奏。”
张之洞和黄体芳也都表示，各有奏疏，这是不能强人所难的，因而又改变了办法。
改变的办法是，礼王所拟的原折，仍旧照上，此外有人愿有所建言的，或合疏，或单奏，各听其便。
于是除了徐、翁、潘的一个奏折以外，清流中人，纷纷集议，宝廷、黄体芳、张之洞都有折子，唯独最喜欢言事的张佩纶，却搁笔未动。
这是因为他正有一件大案子在手里，必须全神贯注去搏击，搏击工部尚书贺寿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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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寿慈是湖北蒲圻人，道光二十一年的进士，虽有文名，但因不愿投入权相穆彰阿门下，因而以二甲第四名的高第，竟不能点翰林，用作吏部主事，咸丰初年，一度进军机，当章京，以后补上了监察御史。照规矩，一为言官，就不能再留在军机，贺寿慈当了御史，亦颇有表现，经国大计，数数建言。在宦途上，平平稳稳地循资渐进，到光绪三年，已爬到了工部尚书的高位。
可惜，贺寿慈已非复有当年不愿厕身“穆门”的清风亮节，行逾不检，颇有贪名。不但家人子弟与书办之流往来，而且他本人还结交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以致大受其累。
这个商人叫李春山，本名李钟铭，是山西人，在琉璃厂开了一间极大的当铺，九开间门面，字号“宝名斋”。李春山长袖善舞，当时的一班名公巨卿，甚至连惇王都被他巴结上了，在琉璃厂声势赫赫，眼高于顶。俗语说的是“行大欺客”，宝名斋既有那样的规模，李春山又有通天的手眼，因而伙计做生意的那副脸孔，便很难看，京中的穷翰林，不知多少人受过他们的气？别人倒还罢了，张佩纶何能受此辈的肮脏气？当然要作报复。
一打听之下，李春山最大的“护法”是贺寿慈。清流在京中大老中，最看不起三个人，一个董恂、一个万青藜，还有一个就是贺寿慈。因而张佩纶便毫不容情地奏上一本：
“山西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当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内则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则大而方面，小而州县，无不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成为京员钻营差使，或为外官谋干私书，行踪诡秘，物议沸腾。所居之宅，即在厂肆，门庭高大辉煌，拟于卿贰，贵官骄马，日在其门，众目共睹。不知所捐何职？顶戴用五品官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夫以区区一书贾，家道如此豪华，声势如此煊赫，其确系不安本分，已无疑义。现值朝廷整饬纪纲之际，大臣奉公守法，辇毂之下，岂容若辈借势招权，干预公事，煽惑官场，败坏风气？应请饬下顺天府该城御史，将李钟铭即李春山，即行驱逐回籍，不得任令逗留潜藏，以致别滋事端。”
接下来又说：“近来士大夫不分流品，风尚日靡，至显秩崇阶有与吏胥市侩、饮博观剧、酬赠馈遗等情，请旨整伤”。这也是指贺寿慈而言，他的禀赋过人，食量甚宏，一顿能独尽一只肥鸭、一只肘子，李春山投其所好，经常备盛馔款待。贺寿慈亦自忘其为一品大员，下朝以后，翎顶辉煌地直入宝名斋，公然无忌，引得路人无不侧目。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不免诧异，看贺寿慈仪表不凡，也听说他颇有学问，诗书皆佳，而且，她还记得贺寿慈的长子贺良桢，现任南昌知府，门第兴旺，何以不自爱如此？因而便跟李莲英提起，问他有无所闻。
有安德海的前例在，李莲英相当谨慎，“奴才无事不出宫。”他说，“外面的事不太明白。”
“你倒去打听一下儿看！”慈禧太后说着，便拿张佩纶的奏折，摆在一边。
李莲英伺候看折，已深知慈禧太后的习惯，这一摆是暂时不作处置，也就是要等他去打听明白了再说，因而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出宫，到中午回来，趁慈禧太后休息的当儿，将贺寿慈跟李春山的关系，源源本本地据实回奏。
又办了事，又替她解了闷，慈禧太后深为满意，只是她亦鉴于安德海的复辙，不愿假以词色，怕李莲英恃宠而骄，替她惹些麻烦。
“把张佩纶的折子发下去吧！看军机上怎么说？”
军机大臣中，别人都不说话，只有宝鋆觉得很不是味道，大声嚷道：“跟宝名斋有往来的，第一个就是李兰荪！张幼樵怎么不说？”
恭王觉得他的话可笑，“算了吧，你！”他跟宝鋆说话，是无须讲措词的，“李兰荪跟他又没有认亲戚，也没有公服赴宴，到宝名斋买书并不犯法，张幼樵为什么要把他扯进去？”
张佩纶跟李鸿藻的关系密切，朝中无人不知，沈桂芬很冷静地劝宝鋆：“佩公！张幼樵上这个折子，不能不想到李兰荪，既然敢上，自然有恃无恐。所恃着，就是六爷说的那些话，买书并不犯法。似乎不宜拿他也扯了进去。”
“知趣一点儿吧！”恭王提出警告：“上头正借清流在收拾人心。贺云甫也太欠检点了，这个折子越压越坏，让他明白回奏了再说。”
于是军机拟旨，查问李春山也就是李钟铭，跟贺寿慈是不是亲戚？贺寿慈的复奏，说是“与商人李钟铭，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其有无在外招摇撞骗之处，请饬都察院查究。”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慈禧太后很精明地指出贺寿慈的语病：“什么叫‘并无真正戚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这么个说法，就靠不住了。”
“也许是干亲。”恭王隐隐约约地回答。
“干亲也是亲。”慈禧太后说，“再看一看，有没有人说话。”
她对内幕已经完全了解，却故意不说破，要等言官有了表示，再相机行事，用操纵言路的手法来箝制王公大臣。恭王当然也知道她的用心，不过在眼前她的举措都是朝正路上走，加以清流为她张目，无奈其何，唯有遵从。
因此，对于贺寿慈的复奏，先不加驳斥，只是降旨都察院会同刑部，严办李春山。于是刑部派出司员，会同巡城御史咨照顺天府，转饬宛平县衙门派差役抓人，而李春山确具手眼，差役不敢得罪，到宝名斋将他好好“请”到“班房”，直到都察院来了“寄押”的公文，方始将他收监。
就这样已经轰动九城，不知多少人拍掌称快，同时李春山的劣迹，也在街谈巷议中不断透露出来。原来宝名斋有九开间的门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御史李蕃据实陈奏，奏旨交都察院并案，确切查明。
李春山是注定要倒霉了，但清流以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则民心郁积，不但未能疏导，反添不满。所以黄体芳便针对贺寿慈发难，事由是：“大臣复奏欺罔，据实直陈”。
不实的自然是“并无真正戚谊”这句话。贺寿慈与李春山不但是亲戚，而且是“礼尚往来”的亲戚。李春山的前妻，贺寿慈认为义女，前妻既死，贺寿慈将他家的一个丫头当女儿嫁给李春山作填房。所以丈人、女婿，叫得非常亲热。
贺寿慈年逾古稀，精力未衰，身为“半子”的李春山，特以重金罗致了一个绝色女子，送给“丈人”娱老。贺寿慈元配早故，以妾扶正，变成了李春山的丈母娘。因此，出语尖刻的李慈铭，说他们确非“真正戚谊”，而是“假邪戚谊”。
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这一次的上谕就严厉了：
“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以上各节，并着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春山严切讯究。”
这一来，起恐慌的不止于贺寿慈一个人，如果李春山据实供陈，将有不少名公巨卿，牵涉在内。因此宝名斋门口，车马塞途，那些素日与李春山有往来的京官，名为慰问他的家属，其实是来探听消息。宝名斋管事的人，见此光景，知道东家不会有大罪过，当时便隐隐约约表示，如果大家合力维持李春山，那么什么私和命案、卖官鬻爵、包揽讼事的内幕，李春山决不会吐述只字。否则，就说不得只好和盘托出了。
其实，这也是恫吓之词。身入囹圄的李春山，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有关连的名公巨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和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
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子、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皮上根本不痛不痒的、申诫之类的风流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交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口服的话之余，对于清流的威风，无不心识口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
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流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