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新疆回乱，俄国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理衙门照会俄国，质问侵入的理由？俄国政府答得很漂亮，说是代为收复伊犁，只要中国政府的号令，一旦能行于伊犁，自然退还。
到了光绪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于伊犁的政费。这一来，就得办交涉，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的崇厚。总理衙门十大臣，当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头自然照准，于是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
满洲大臣都熟读《三国演义》，崇厚知道这桩“讨荆州”的差使，非同小可，东吴讨荆州不成，搞得两败俱伤，不可蹈此覆辙。默察情势，认为民气方张，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将伊犁要了回来，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至于暗底下吃点亏，是无所谓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与俄国的“外交部尚书”格尔斯的谈判，相当顺利，不过半年工夫，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不过十八条条约，除了第一条“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汉中、汉口等地。
十八条条约全文，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恭王一看不象话，复电不许。但是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资格，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同时启程回国，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但一闹开来，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取得宝鋆的支持，向恭王进言，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请旨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详加筹划，密陈参酌。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荐主的身分，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知趣点儿吧！”恭王直摇头，“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更难回护。”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太师”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
“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这时回疆新定，士气奋发，所以主战的不止张之洞，翰林、御史纷纷上奏，意气风发，自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外的是，竟连向不过问洋务的万青藜，以及坐享安闲岁月，不与朝政的肃亲王隆勤，亦大发同仇敌忾的议论。
谈这件事的奏折，一下子有十几件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征引今古。慈禧太后相当辛苦，慈安太后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灯下，在李莲英悄然侍立之下，一个人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底。
尽管慈禧太后对处理政务，已学会了少动感情，出以冷静的要诀，但看来看去是那些理直气壮，大张挞伐的语句，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洋人的铁甲兵船，诚然是利器，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拚，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气亦旺，张之洞的条陈，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里不断这样在冲动，但跟洋人开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始终不敢轻下决心。看得倦了，坐得累了，想得也烦了，放下奏折，揉揉眼站起身来，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
李莲英是一直在注视着她的动态的，这时便赶紧去绞了一把热手巾来伺候她擦脸，接着端来了一碗燕窝粥，关切地建议：“主子早点儿安置吧！”
“我问你，”慈禧太后忽然说道，“你看，跟俄国人能不能开仗？”
李莲英微吃一惊，退后一步，垂手躬身：“这是国家大事，奴才不懂，更不敢瞎说。”
“说说也不要紧。”
“奴才真的不明白。”李莲英答道，“主子何不问问七爷？”
这是个好主意！慈禧太后心想，这些折子如果交到军机处，恭王一定不以为然，还是得交内阁会议。如果议决要跟俄国人开仗，少不得起用醇王拱卫京畿，让他参与内阁会议，先了解了解大家的意见也好。
于是还有几个折子也不看了，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指示了处理办法，而且指定醇王参加会议。
清议激昂，是恭王早就听说了的，只是想不到群情愤慨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所说的话，仿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一是不惜与俄国周旋到底，二是诛崇厚以谢天下。
大致看完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奏折，恭王觉得有句话不能不说了，“舆论如此，要想硬压是不行的了。现在得先想法子平大家的怨气。”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换了我也是，这口怨气不出，逼得往打的路上走，后患无穷。”
“是！六爷的话一针见血。”沈桂芬很见机地说：“崇地山罪有应得！不如先请旨吧。”
“这不好！”宝鋆提出反对，“已经奉旨开缺，听候部议，总得吏部复奏了，才谈得到其他。”
“这好办！”恭王说道，“催一催吏部。”
于是吏部复奏，照违制论，应予以革职的处分。军机处由恭王具名，上了个折片：“崇厚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起程，情节甚重。仅予革职，不足以蔽辜，拟请先行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慈禧太后当然批准，处理的经过，相当机密，等折片交了下来，立刻封交刑部尚书潘祖荫。打开来一看，他吓了一大跳。
“崇地山糟了！”他顿足长叹，心里在想，只怕性命难保！因为看样子非打不可，一打起来则非杀崇厚，不然不足以激励士气。
潘祖荫的名士气味很重，一个人感叹崇厚的遭遇，竟忘了遵旨行事。他有个出入相随的听差，名叫潘文，人如其名，亦通文墨，且谙吏事，这时已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早拿来了公服，预备他上衙门，看看没有动静，不能不提醒他了。
“老爷！钦命案子，耽误不得。”
“噢，噢！”潘祖荫定定神才想起，“快套车！”
“车子早套好了，请大人换衣服。”一面伺候他换公服，潘文一面又问，“文大人、孙大人他们，是不是先通知一声，在衙门里会齐？”
“对了！要大家见一见面。就你骑着马去走一趟吧，别人怕弄不清楚。”
于是主仆二人，分道出发，潘祖荫带着另一名跟班直奔刑部。堂官平日聚会办事，多在后园一处叫“白云亭”的屋子，坐定下来，立刻叫请直隶司郎中、提牢厅主事。
司官都到了，潘祖荫却只跟他们说闲话。不多片刻，刑部五堂官，纷纷赶到，满尚书是文煜，当过好些阔差使，是旗人中有名的富翁，跟崇厚的交情很好，他也听到了风声，倍感关切，所以一进门就问：“是不是崇地山出了事？”
潘祖荫不答，只将军机处的折片递给他看，接着是四侍郎一一传观，但他们都没有说话，要听两位尚书的意见。
“伯寅，咱们俩去一趟吧？”文煜用征询的语气说。
“我还不大懂规矩。”潘祖荫踌躇着说，“旨意中有‘拿问’的字样，措词太严了。”
大臣获咎，即令革职查办，亦多用“着交”的字样，用到“拿问”，便有唯恐畏罪潜逃或自尽，锁拿拘管的意思。果然如此，崇厚的面子上太不好看了，所以文煜不能不为他担待。
“崇地山不是糊涂人，决无他虞。”
“既然如此，你们预备吧！”潘祖荫看着司官说，“崇大人崇厚，奉旨‘拿问’。”
司官同声答应。提牢厅主事去预备“火房”，好安顿犯官，直隶司郎中点了四名皂隶，跟着潘祖荫和文煜，直投崇厚家。崇厚已经得到沈桂芬的通知，青衣小帽，正在待罪，听得门上一报，叫开中门迎接。
宾主相揖，各自无言，迎入大厅，崇厚才问了句：“请示两位，要不要设香案？”
设香案是预备宣旨，潘祖荫看他已知其事，而且廊下堆着行李，已有入狱的准备，便跟文煜商议，免了这道例行的手续。
“天恩浩荡！”文煜安慰他说，“地山，你不必戚戚。”
潘祖荫以刑部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身分，却不肯这样说话，只说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他家华丽的后档车不能再坐，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一到刑部，送入“火房”，便算收监，接着是崇厚的家人送来行李、食物、杂用器具。一半是堂官的交情，一半是他家的银子，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腊月十六的天气，滴水成冰，所以崇家的四个听差，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户板壁，凡是缝隙，都用桑皮纸糊没，然后升起一个大火盆，在土炕上铺好狼皮褥子，请主人休息，那气派倒象是钦差借客栈作行馆似的。
等安顿停当，提牢厅主事，陪着直隶司郎中来作照例的“讯问”，其实是奉文煜之命，特来安慰。不过公事当然也要交代，请崇厚自己写一份“亲供”，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取。
费了半夜工夫，将亲供写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这是给沈桂芬的，自陈无状以外，少不得还要重重拜托。写完交给听差，找到看守火房的隶役，花了一百两银子，将信悄悄递了出去。
就是崇厚不写信，沈桂芬也要相救，不过他的处境也很难。保举非人，成了众矢之的，盛昱甚至在严劾崇厚的奏折上，彰明较著地指出，沈桂芬应该联带负责。
“崇地山昏愦糊涂，我也知人不明，都难辞其咎。不过，王爷，”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千万不能决裂，论将、论兵、论饷，一无可恃。无论如何要挽回天意。”
“天意”与前不同，慈禧太后本来倒还持重，自从连日单独召见惇、醇两王，态度大变，口口声声“忍无可忍”，非打不可恭王为此十分烦心，所以听了沈桂芬的话，只是摇头不语。
“五爷是说过算完，七爷倒是有点儿静极思动，不过也不难对付。”宝鋆说道，“难对付的是‘翰林四谏’，这一回张香涛可真是大卖气力了。我就不明白，他一天两三封信写给兰荪，那儿有那么多话好谈呐？”
“兰荪的服制快满了。”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
这句话意义深长，恭王和宝鋆不由得都认真地去想，想的是李鸿藻服阙以后的安排。
“枢廷满六个人是个忌讳。我看……，”恭王慢吞吞地说，“如今也说不得了。”
这是主张仍旧让李鸿藻回军机，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但清流都以李鸿藻的态度为转移，特别是张之洞的大卖气力，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沈桂芬的示威，另一方面亦不妨说是为李鸿藻复起问政作前驱。如果不这么安排，清流群起而攻，非搞得焦头烂额不可。
沈桂芬的心思极其细密，在他与李鸿藻之间，还留着一条线，就是翁同和。这时便想到不妨仍旧利用这条线，先通个款曲，倒是转变局势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和，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以为安抚之计。
翁同和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当然不会象张之洞之于李鸿藻那样，无一日没有信，无三日不面谈，但交往虽疏，默契甚深，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潮中，更为沈桂芬出了大力。
翁同和也是以“正色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论慷慨，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他居然做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主张缓索伊犁。这个说帖又非专论“俄事”，而是谈时政，建议裁天下绿营，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等于是说兵不可恃，饷亦难筹，无形中为“缓索伊犁”的主张作了个注脚。而这一套说法，谁都看得出来，是为沈桂芬声援，抵挡主战的论调。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关系极大，翁同和的做法很聪明，借谈论对俄国的交涉为名，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入军机，与闻大政，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鸿藻当然明白，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服阙复起，重入枢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旧情，那么，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以备咨商。这样做法，既是笼络张之洞，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论，尽出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信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恭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对洋务的熟悉，应是唯一够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由于副使刘锡鸿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辞官。回到湖南家乡，又饱受讥辱，骂他媚外，骂他忘本，因而异常灰心，决不肯再来蹚这遭浑水，还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误工夫的好。
李鸿章八大胡同李娃明朝的皇帝风尘三侠乾隆韵事荆轲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玉垒浮云大将曹彬草莽英雄缇萦乞女八大胡同艳闻秘事汉宫名媛王昭君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柏台故事清朝的皇帝红顶商人胡雪岩买命到了光绪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于伊犁的政费。这一来，就得办交涉，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的崇厚。总理衙门十大臣，当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头自然照准，于是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
满洲大臣都熟读《三国演义》，崇厚知道这桩“讨荆州”的差使，非同小可，东吴讨荆州不成，搞得两败俱伤，不可蹈此覆辙。默察情势，认为民气方张，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将伊犁要了回来，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至于暗底下吃点亏，是无所谓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与俄国的“外交部尚书”格尔斯的谈判，相当顺利，不过半年工夫，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不过十八条条约，除了第一条“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汉中、汉口等地。
十八条条约全文，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恭王一看不象话，复电不许。但是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资格，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同时启程回国，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但一闹开来，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取得宝鋆的支持，向恭王进言，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请旨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详加筹划，密陈参酌。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荐主的身分，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知趣点儿吧！”恭王直摇头，“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更难回护。”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太师”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
“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这时回疆新定，士气奋发，所以主战的不止张之洞，翰林、御史纷纷上奏，意气风发，自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外的是，竟连向不过问洋务的万青藜，以及坐享安闲岁月，不与朝政的肃亲王隆勤，亦大发同仇敌忾的议论。
谈这件事的奏折，一下子有十几件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征引今古。慈禧太后相当辛苦，慈安太后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灯下，在李莲英悄然侍立之下，一个人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底。
尽管慈禧太后对处理政务，已学会了少动感情，出以冷静的要诀，但看来看去是那些理直气壮，大张挞伐的语句，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洋人的铁甲兵船，诚然是利器，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拚，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气亦旺，张之洞的条陈，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里不断这样在冲动，但跟洋人开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始终不敢轻下决心。看得倦了，坐得累了，想得也烦了，放下奏折，揉揉眼站起身来，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
李莲英是一直在注视着她的动态的，这时便赶紧去绞了一把热手巾来伺候她擦脸，接着端来了一碗燕窝粥，关切地建议：“主子早点儿安置吧！”
“我问你，”慈禧太后忽然说道，“你看，跟俄国人能不能开仗？”
李莲英微吃一惊，退后一步，垂手躬身：“这是国家大事，奴才不懂，更不敢瞎说。”
“说说也不要紧。”
“奴才真的不明白。”李莲英答道，“主子何不问问七爷？”
这是个好主意！慈禧太后心想，这些折子如果交到军机处，恭王一定不以为然，还是得交内阁会议。如果议决要跟俄国人开仗，少不得起用醇王拱卫京畿，让他参与内阁会议，先了解了解大家的意见也好。
于是还有几个折子也不看了，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指示了处理办法，而且指定醇王参加会议。
清议激昂，是恭王早就听说了的，只是想不到群情愤慨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所说的话，仿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一是不惜与俄国周旋到底，二是诛崇厚以谢天下。
大致看完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奏折，恭王觉得有句话不能不说了，“舆论如此，要想硬压是不行的了。现在得先想法子平大家的怨气。”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换了我也是，这口怨气不出，逼得往打的路上走，后患无穷。”
“是！六爷的话一针见血。”沈桂芬很见机地说：“崇地山罪有应得！不如先请旨吧。”
“这不好！”宝鋆提出反对，“已经奉旨开缺，听候部议，总得吏部复奏了，才谈得到其他。”
“这好办！”恭王说道，“催一催吏部。”
于是吏部复奏，照违制论，应予以革职的处分。军机处由恭王具名，上了个折片：“崇厚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起程，情节甚重。仅予革职，不足以蔽辜，拟请先行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慈禧太后当然批准，处理的经过，相当机密，等折片交了下来，立刻封交刑部尚书潘祖荫。打开来一看，他吓了一大跳。
“崇地山糟了！”他顿足长叹，心里在想，只怕性命难保！因为看样子非打不可，一打起来则非杀崇厚，不然不足以激励士气。
潘祖荫的名士气味很重，一个人感叹崇厚的遭遇，竟忘了遵旨行事。他有个出入相随的听差，名叫潘文，人如其名，亦通文墨，且谙吏事，这时已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早拿来了公服，预备他上衙门，看看没有动静，不能不提醒他了。
“老爷！钦命案子，耽误不得。”
“噢，噢！”潘祖荫定定神才想起，“快套车！”
“车子早套好了，请大人换衣服。”一面伺候他换公服，潘文一面又问，“文大人、孙大人他们，是不是先通知一声，在衙门里会齐？”
“对了！要大家见一见面。就你骑着马去走一趟吧，别人怕弄不清楚。”
于是主仆二人，分道出发，潘祖荫带着另一名跟班直奔刑部。堂官平日聚会办事，多在后园一处叫“白云亭”的屋子，坐定下来，立刻叫请直隶司郎中、提牢厅主事。
司官都到了，潘祖荫却只跟他们说闲话。不多片刻，刑部五堂官，纷纷赶到，满尚书是文煜，当过好些阔差使，是旗人中有名的富翁，跟崇厚的交情很好，他也听到了风声，倍感关切，所以一进门就问：“是不是崇地山出了事？”
潘祖荫不答，只将军机处的折片递给他看，接着是四侍郎一一传观，但他们都没有说话，要听两位尚书的意见。
“伯寅，咱们俩去一趟吧？”文煜用征询的语气说。
“我还不大懂规矩。”潘祖荫踌躇着说，“旨意中有‘拿问’的字样，措词太严了。”
大臣获咎，即令革职查办，亦多用“着交”的字样，用到“拿问”，便有唯恐畏罪潜逃或自尽，锁拿拘管的意思。果然如此，崇厚的面子上太不好看了，所以文煜不能不为他担待。
“崇地山不是糊涂人，决无他虞。”
“既然如此，你们预备吧！”潘祖荫看着司官说，“崇大人崇厚，奉旨‘拿问’。”
司官同声答应。提牢厅主事去预备“火房”，好安顿犯官，直隶司郎中点了四名皂隶，跟着潘祖荫和文煜，直投崇厚家。崇厚已经得到沈桂芬的通知，青衣小帽，正在待罪，听得门上一报，叫开中门迎接。
宾主相揖，各自无言，迎入大厅，崇厚才问了句：“请示两位，要不要设香案？”
设香案是预备宣旨，潘祖荫看他已知其事，而且廊下堆着行李，已有入狱的准备，便跟文煜商议，免了这道例行的手续。
“天恩浩荡！”文煜安慰他说，“地山，你不必戚戚。”
潘祖荫以刑部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身分，却不肯这样说话，只说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他家华丽的后档车不能再坐，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一到刑部，送入“火房”，便算收监，接着是崇厚的家人送来行李、食物、杂用器具。一半是堂官的交情，一半是他家的银子，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腊月十六的天气，滴水成冰，所以崇家的四个听差，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户板壁，凡是缝隙，都用桑皮纸糊没，然后升起一个大火盆，在土炕上铺好狼皮褥子，请主人休息，那气派倒象是钦差借客栈作行馆似的。
等安顿停当，提牢厅主事，陪着直隶司郎中来作照例的“讯问”，其实是奉文煜之命，特来安慰。不过公事当然也要交代，请崇厚自己写一份“亲供”，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取。
费了半夜工夫，将亲供写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这是给沈桂芬的，自陈无状以外，少不得还要重重拜托。写完交给听差，找到看守火房的隶役，花了一百两银子，将信悄悄递了出去。
就是崇厚不写信，沈桂芬也要相救，不过他的处境也很难。保举非人，成了众矢之的，盛昱甚至在严劾崇厚的奏折上，彰明较著地指出，沈桂芬应该联带负责。
“崇地山昏愦糊涂，我也知人不明，都难辞其咎。不过，王爷，”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千万不能决裂，论将、论兵、论饷，一无可恃。无论如何要挽回天意。”
“天意”与前不同，慈禧太后本来倒还持重，自从连日单独召见惇、醇两王，态度大变，口口声声“忍无可忍”，非打不可恭王为此十分烦心，所以听了沈桂芬的话，只是摇头不语。
“五爷是说过算完，七爷倒是有点儿静极思动，不过也不难对付。”宝鋆说道，“难对付的是‘翰林四谏’，这一回张香涛可真是大卖气力了。我就不明白，他一天两三封信写给兰荪，那儿有那么多话好谈呐？”
“兰荪的服制快满了。”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
这句话意义深长，恭王和宝鋆不由得都认真地去想，想的是李鸿藻服阙以后的安排。
“枢廷满六个人是个忌讳。我看……，”恭王慢吞吞地说，“如今也说不得了。”
这是主张仍旧让李鸿藻回军机，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但清流都以李鸿藻的态度为转移，特别是张之洞的大卖气力，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沈桂芬的示威，另一方面亦不妨说是为李鸿藻复起问政作前驱。如果不这么安排，清流群起而攻，非搞得焦头烂额不可。
沈桂芬的心思极其细密，在他与李鸿藻之间，还留着一条线，就是翁同和。这时便想到不妨仍旧利用这条线，先通个款曲，倒是转变局势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和，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以为安抚之计。
翁同和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当然不会象张之洞之于李鸿藻那样，无一日没有信，无三日不面谈，但交往虽疏，默契甚深，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潮中，更为沈桂芬出了大力。
翁同和也是以“正色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论慷慨，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他居然做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主张缓索伊犁。这个说帖又非专论“俄事”，而是谈时政，建议裁天下绿营，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等于是说兵不可恃，饷亦难筹，无形中为“缓索伊犁”的主张作了个注脚。而这一套说法，谁都看得出来，是为沈桂芬声援，抵挡主战的论调。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关系极大，翁同和的做法很聪明，借谈论对俄国的交涉为名，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入军机，与闻大政，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鸿藻当然明白，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服阙复起，重入枢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旧情，那么，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以备咨商。这样做法，既是笼络张之洞，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论，尽出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信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恭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对洋务的熟悉，应是唯一够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由于副使刘锡鸿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辞官。回到湖南家乡，又饱受讥辱，骂他媚外，骂他忘本，因而异常灰心，决不肯再来蹚这遭浑水，还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误工夫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