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不作声，静静地靠在软椅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双眼一眨一眨地，竟似无视于慈安太后在她面前。
这神情象是有什么大疑难待决似的，慈安太后惴惴不安地问：“你在想什么呀？”
慈禧太后缓缓地转过眼来，眼中感喟无限，“他们爷儿俩，总是想跟洋人拚一拚，好好见个胜仗，才能挺起腰板来舒口气。这个愿心，不知道那一天才能了？”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方始说了句：“打仗也得要有人。”
“人不是没有。人心不齐！左宗棠要打，李鸿章不肯打；李鸿藻要打，沈桂芬不肯打；老七要打，老六不肯打。”慈禧太后又说：“咱们俩不也是吗？”
“我没有主意。”慈安太后又说：“不过，即便打仗，总得要有点儿把握才行。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齐了，也得要有钱，北洋买两条铁甲船，就得二百万银子，怎么得了？”
提到钱上面，慈禧太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谈海防、谈边防，动辄上千万银子的事，她也总是听从军机的调度，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平日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有事，又总是困难重重。钱都花得那里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万银子的军饷，到底也还落个“抬棺木拚老命”的报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盘帐了。
她在想，古语说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后则是“以天下养”。当初修园，大小臣工，无不力谏，说话在道理上，不能不听，其实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挥霍大家挥霍，无论如何以垂帘的太后来说，总该与众不同，“与其别人来花，不如我自己来花！”她这样在想，然而她也还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
为了两件大事，或者说只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战？慈安太后终于知难而退，不能不请慈禧太后来跟“六爷”及军机大臣当面商议。
第一件事是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刘坤一这一北一南，疆吏领袖的两总督，固然早有建议，宜乎赦减，现在则连曾纪泽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为对俄国有和平了结的诚意的起码表示。同时据李鸿章奏报，英国公使威妥玛及法国新任公使宝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结的可能。
如果不愿和平了结，自然是不惜一战，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说的：打仗要人要钱。要人还可以仔细搜罗，要钱则非各省尽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和江苏巡抚吴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协饷，又要筹拨海防经费，实在是势难兼顾。由此可见，都是跟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朝廷如果一定要开仗，连江苏这样富庶的地方，都无法额外解款，那么一旦决裂，后援不继，岂非自速其败？
和既不甘，战则难敌。慈禧太后应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临，接见军机，要彻底定一和战大计。
国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临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职有亏，惭愧惶恐，无地自容。接着便根据各方的报告，以及报纸的记载，分析俄国的动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纳林河，一面派出兵舰巡弋吉林沿海一带。陆路犹可一战，海防空虚，万难抵挡，因此，目前总须设法促成和局。
“海防筹办了不至一两年！”慈禧太后问道，“当初是怎么定的议？你们自己说吧！”
海防之议，定于光绪元年四月，以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商奏定，年拨“海防专款”四百万银子，由粤海关洋税四成，江海关洋税两成，以及税源最靠得住的江浙两省厘金中拨出。恭王奏明了当初原议的办法，便又陈述这五六年来筹办的情形。
“海防专款虽说每年有四百万银子，收解并不足额。西征的军费每年六七百万，借洋债支应，由粤、江两海关的洋税作担保，按年拨还。江浙两省的厘金，有时移作别项紧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专款拨给两洋的，每年每处不过数十万银子，购办炮船，派遣留洋学生等等，都在这笔专款之内，陆续开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即使款项有着，购办铁甲兵船，操练纯熟，亦非好几年的工夫不可。北洋为京畿门户，比南洋更重，有李鸿章在那里主持，部署比较周密，南洋则重在制造、训练，防务较为空虚。臣等不是敢推诿，实在是这几年专心经营西北，海防尚难兼顾。自两位皇太后垂帘以来，十几年间削平发匪、捻子、回乱，元气大伤，国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时，力图振兴。”
“‘委屈一时’自无不可，只怕‘力图振奋’四个字，又是空话！”
慈禧太后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语气中的责备甚严，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头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由于精神不济，无力辩驳，想了好一会，这样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们姊妹赦减。虽说权操自上，也不能不顾公意。”说到这里，因为气喘，不能不停下来。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还得费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见机，所以接着便说：“臣请旨，议减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复奏。”
“醇亲王也该参与。”慈禧太后又说，“张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会。”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会以备咨商。”
这是特意确定张之洞在会中的身分，不是参加会议，只备顾问。慈禧太后点点头，认可了恭王的意见。
于是隔了两天内阁会议，由大学士全庆主持，事先备好一个折稿，派人朗声宣读，是拿外间的议论作为减罪的理由，完全是针对着俄国及各国公使做文章，说“近闻外间议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
接着便声明与俄国和好多年，不失友谊。崇厚的错处是不将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国详细说明。现在以中国之法，治崇厚之罪，本与俄国不相干，但恐远道传闻失实，引起误会，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纪泽知照俄国。这就是中国对俄国和好的证据。
此外，醇王又单独上一奏折，也主张崇厚暂免死罪，仍予监禁，等到条约议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们俄国人当崇厚是朋友，帮他说话，果真如此，则要救崇厚的命，就该和平订约。否则，崇厚仍难免一死，你们就是不够朋友！
两个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唯有依从。两折合而为一，颁发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决的时候，就可以不死了。
※ ※ ※
这是慈禧太后深感拂逆的一件事，自于病体不宜，加上恭王福晋病殁，妯娌之情，固增伤感，而将人比己，深怕自己也一病不起。就由于这些忧伤莫释，于是略见好转的病症，突然反复，不能下床了。
御医李德立请脉，开出来的脉案是：“气血两亏，心脾未复，营分不调，腰腿时热，早晚痰带血丝，食少气短。”近支亲贵在内奏事处看了方子，无不忧心忡忡，当天都遣福晋进宫视疾。
“养病，养病，总要静养！”慈禧太后对坐在病榻前面的慈安太后说：“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教我怎么静得下心来？”
慈安太后拙于言词，不知如何劝慰，只着急地说：“总得想个办法才好。我看李德立不行！”
正好宝廷有个奏折，建议降旨各省，博访名医，举荐来京。先怕这一来风声太大，引起外间猜疑，影响局势，此刻实在顾不得了。慈安太后征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发了一道五百里加紧的廷寄，密谕各省督抚：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着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
其江苏等省咨送乏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
征医的密旨一下，自然是近在京畿的李鸿章，首先奉诏，保荐前任山东济东道薛福辰；接着是山西巡抚曾国荃，保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保荐常州名医马文植。等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彭祖贤的复奏一到，保荐的亦是薛福辰。
于是降旨立召。薛福辰在六月二十三，皇帝万寿之前到京。因为谕旨中有“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的话，所以伴送人员直接将薛福辰领到内务府，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同族的恩承接待。
薛福辰是三品服色，上堂一看，四品服色的李德立高坐堂皇，心里便很不是味道。
恩承倒还客气，口称“抚屏先生”，为他们彼此引见。李德立“同行相妒”，薛福辰自觉委屈，两人心里都不是味道，但官场礼节自然要顾，所以都还含笑招呼。
“抚屏先生是无锡世家。”恩承对李德立说，“医道高明，想来你总听说过？”
李德立自然听说过，早在十几年前就知其名。薛福辰是薛福成的胞兄，咸丰五年顺天乡试中的举人，名次很高，差一点就是解元，但第二年春闱极不得意，竟致榜上无名。
那时东南血战方酣，回不得家乡，他父亲薛晓帆在湖南当州县，道路艰难，一动不如一静，便捐了个郎中，分发工部，一面等着补缺，一面等着下科会试。不久丁忧，而且祸不单行，薛福辰千里奔丧之际，忽然得到消息，无锡沦陷，老母仓皇避难吉凶莫卜。于是丧事粗了，又间关跋涉，在扬州府属的宝应县寻着了老母，安顿家事，重复进京，在工部候补。
补缺甚难，因为捐官的花样越来越多。为了筹措军饷，想出各种名目来号召，往往今天是最优先的班次，到了明天就落后了，要保持优先，便又得加捐，捐官几乎成了骗局。薛福辰没有钱来加捐，就只能跟李慈铭一样，坐等补缺，每月分几两“印结银子”，苦苦度日。
日子虽苦，闲工夫却多的是，薛福辰就在这时候开始涉猎医书。他的秉性，用心极专，一事不当于心，穷思极研，废寝忘食，非要将疑团剖解，看个明明白白不可。因此，五、六年下来，各家医书，无不精读，融会贯通，成了无师自通的名医。
看看补官无望，科场蹭蹬，薛福辰以世交而入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督抚每年总有几次“保案”，加上一个名字，美言几句，很容易地由郎中改为知府，分发山东。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丁宝桢，而薛福辰的幼弟福保，又在丁宝桢的幕府，以此渊源，升官就容易了，先以河工的劳绩，升为道员，接着便补了实缺，放为济东泰武临道。光绪初年老母病故，照例丁忧守制，三年服满进京。就在这时候补缺不得，预备归隐的时候，得到这么一个意外的机缘。
这篇履历，李德立是在李鸿章的原奏中看到过的。虽说他是举人的底子，当过实缺的道台，但此刻以医士的身分被荐，而且有先加考查的上谕，则当仁不让，无须客气。
于是，李德立俨然以考官的身分，“请教”医道。一番盘诘，知难而退，因为他懂的，薛福辰都懂，薛福辰懂的，他就不完全懂了。
恩承虽不懂医，眉高眼低是看得出来的。被问的人从容陈词，反是发问的人语气迟疑，仿佛该问不该问都没有把握似的，则此两人的腹笥深浅，不问可知。
“高明之至。”恩承拱拱手打断了他们的话，转脸又问李德立，“你看，是不是今天就请脉？”
“无须亟亟。”李德立说，“西圣的病情，总要先跟薛观察说一说明白。”
于是，李德立与薛福辰又在内务府谈慈禧太后的病情。不知是李德立有意“藏私”，还是功夫不到，他只能说出症状，却说不出病名。薛福辰颇为困惑，便直截了当地要求阅读慈禧太后得病至今的全部脉案。
“脉案在内奏事处。明儿请脉，你当面跟上头要好了。”
薛福辰也打听过太医请脉的规矩，脉案照例用黄纸誊清呈阅，太医院存有底稿，不肯公开而以内奏事处推托，显见得是故意留难。这样子猜忌，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薛福辰便问明了第二天进宫的时刻，仍由伴送的委员陪着，回到西河沿客栈休息。
这位委员姓胡，是个候补知县，为人善于交际，人头很熟，李鸿章特地派他照料，曾经当面嘱咐：“内廷的差使不好当。此去小钱不要省，内务府跟太医院的人要好好敷衍，宫里的太监更不能得罪。看病是薛观察的事，招呼应酬是你的事。有什么为难之处，可以跟王大人求教。”所以一回客栈，便打听晤谈的经过。
“哼！”薛福辰冷笑，“真正可气！他们当我来抢他们的饭碗，处处敌视，岂有此理！明天看请脉情形怎么说，如果他们从中捣鬼，我得请你回去禀告中堂，这差使我干不了。”
“抚公、抚公！”胡知县急忙相劝，“你老千万忍耐，我去设法疏通。这是天字第一号的病号，抚公究心此道二十年，有这样一个尽展平生所学的机会，岂可轻易错过？”
这句话打动了薛福辰的心，默然不语，意思是首肯了。胡知县安抚了他，还得有一番奔走。找着内务府的朋友，送过去三个红封袋，内有银票，一个大的一千两，另外两个小的都是二百两。小的送内务府在内廷照料的人和宫里的太监、苏拉，大的一个孝敬长春宫总管李莲英。
第二天一早，胡知县陪着薛福辰到宫门口，已有人在迎接。将薛福辰带入内务府朝房，只见李德立之外，还有两个四、五品服色的官员在，彼此请教，才知道也是太医，一个是庄守和，一个是李德昌。
接着，恩承也到了，步履匆促地说：“走吧！上头叫起了。”
于是恩承领头带路，薛福辰是三品道员，无须客气，紧跟在后头，依次是李德立等人，沿着西二长街墙根阴凉之处，直往长春宫走去。
薛福辰是第一次进入深宫，也是第一次谒见太后，自不免战战兢兢，而且六月二十几的天气，虽说是早晨八点钟，暑气也很厉害了，一件实地纱的袍子，汗已湿透。心粗气浮，如何能静心诊脉？想想兹事体大，便顾不得冒昧，抢上两步向恩承说道：“恩大人，可否稍微歇一歇，容我定下心来再请脉？”
“这……，”恩承迟疑着答道，“这可不能从命了，上头在等着。”
薛福辰无奈，只好自己尽力调匀呼吸，跟着进了长春宫。
“这位就是薛老爷吗？”有个太监迎了上来，指着薛福辰向恩承问。
等恩承证实无误，那太监便将薛福辰延入殿侧小屋，恩承也跟着在一起。未及坐定，竹帘一掀，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太监，昂首阔步，恩承先自含笑相迎。薛福辰当然猜得到，这就是人称“皮硝李”的李莲英。
“恩大人好！”李莲英招呼着，作出要请安的样子。
“莲英！”恩承急忙扶住，趁势握着他的手问：“今儿个怎么样？”
“今儿精神还不错，听说李中堂荐的人到了，问了好几遍了。”接着，便又问：“这位就是薛老爷吧？”
“是的。”薛福辰答应着，“我是薛福辰。”
“薛老爷，你请过来，我有两句话跟你请教。”
将薛福辰拉到一边，他悄然关照，说话要小心，如有所见，须识忌讳，又说是李鸿章荐来的人，他会格外照应，叫薛福辰不必害怕。
薛福辰人虽耿直，对于京里的情形，大致了解，知道这不止是一千两红包的力量，必是李鸿章另外走了路子，他才会说这样的“体己话”。有此有力的奥援，无须顾虑李德立从中捣鬼，心里宽松得多了。
经过这一阵折冲，等于作了一番好好的休息，薛福辰的心已定了下来，随着恩承进见。行过了礼，跪着等候问话。
“你的医道，是跟人学的，还是自己看书，看会的？”慈禧太后的声音很低。
“臣也曾请教过好些名医。不过，”薛福辰答道，“还是自己体会得来的多。”
“医家有好些个派别，你是学的那一派啊？”
“臣最初佩服黄元御，这个人是山东人，他因为误于庸医，坏了一只眼睛，发愤学医，自视甚高，确有真知灼见。他为人看病，主张扶阳抑阴，培补元气。”
“喔，”慈禧太后问道：“你看过妇科没有？”
“看过很多。”薛福辰答道：“臣在京，在湖北，在山东服官，亲友家内眷有病，都请臣看。”
“这么说，你的经验多。”慈禧太后欣然说道，“你替我仔细看看脉，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用不着忌讳。”
“是！”
慈禧太后似乎还要问什么，让李莲英拦住了，“佛爷歇歇，多说话劳神。”他屈一膝，将双手往上平举，虚虚作个捧物的姿态，“让薛福辰请脉吧！”
于是慈禧太后将右手一抬，李莲英双手托着，将她的手捧在茶几上，下垫黄缎小枕，上覆一方黄绸，然后向薛福辰努嘴示意。
薛福辰磕一个头起身，低头疾行数步，跪着替慈禧太后按脉，按了右手按左手，按罢磕头说道：“臣斗胆！瞻视玉色。”
慈禧太后没有听懂，问李莲英：“他说什么？”
李莲英也没有听懂，不过他会猜，“薛福辰想瞧瞧佛爷的气色！”他说。
“喔，可以！”慈禧太后又说：“把那边窗帘打开。”
薛福辰听这一说，便又磕一个头，等站起身来，东面的窗帘已经掀起，慈禧太后的脸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薛福辰抬头望去，但见慈禧太后面色萎黄，眼圈发青。她生来是一张长隆脸，由于消瘦之故，颧骨显得更高，加上她那一双炯炯双目，特显威严。薛福辰不由得就将头低了下去，不敢逼视。
“你看我，到底是什么病啊？”
“望、闻、问、切”四字，薛福辰已有了三个字，虽然听闻不真，但只凭自己三只指头，一双眼睛，便已十得八九，慈禧太后是经过一次严重的血崩，而下药未能对症，虚弱到了极点。幸亏遇着自己，及今而治，还可挽回，否则仍旧由那些太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诊察既不能深究病根，下药又没有一定宗旨，就非成不治之症不可了。
只是血崩有各种原因，而李德立始终未提“崩漏”二字，不知其中有何忌讳？再想起李莲英的警告，便越发不敢说真话。略想一想答道：“皇太后的病在肝脾。肝热，胆亦热，所以夜不安眠，脾不运行则胃逆，所以胃口不开。”
“你说得倒也有点儿道理。”慈禧太后问道，“该怎么治呢？”
“以降逆和中为主。”薛福辰怕慈禧太后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改了一种说法，“总要健脾止呕，能让皇太后开胃才好。”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深为嘉许：“吃什么，吐什么，可真受不了。你下去开方子吧！”
于是李德立等人，接着请脉。薛福辰便被引到内务府朝房去写脉案、开方子。他凝神静思，用了半夏、干姜、川椒、龙眼、益智五味叶、以竹叶为引。写完由笔帖式用黄纸誊清，立刻装入黄匣，进呈御览。
隔了有半个时辰，只见恩承携着黄匣走了来，一见面就问：“薛老爷，你这个方子，跟你跟上头回奏的话，不相符啊！”
“喔！”薛福辰有些紧张，“请恩大人明示，如何不符？”
“你说皇太后肝热，胆也热，怎么用的热药？川椒、干姜，多热的药！”
原来如此！薛福辰放心了。从容答道：“姜的效用至广，可以调和诸药，古方中宣通补剂，几乎都用姜，跟半夏合用，是止呕首要之剂，川椒能通三焦，引正气，导热下行。而且有竹叶作引子，更不要紧。”
尽管他说得头头是道，恩承只是摇头，“薛老爷！”他放低了声音说，“你初次在内廷当差，只怕还不懂这里的规矩，药好药坏是另一回事，不能明着落褒贬。这个方子有人说太热，你愣说不要紧，服下去出了别的毛病，谁担得起责任？”
薛福辰明白了，是李德立他们在捣鬼。因而平静地问道：
“那么，请恩大人的示，该怎么办啊？”
“上头交代，跟三位太医合定一张方子，回头你们好好斟酌吧！李卓轩他们，也快下来了。”
等李德立退了下来，对薛福辰又是一副神态，连声称赞“高明”。这也许是真的觉得他高明，也许是因为慈禧太后对他嘉许之故，薛福辰无从明了，只能谦虚一番。
谈到方子，李德立说道：“上头交代，姜椒必不可用。不知道抚屏先生有何卓见？”
“自以培补元气为主。当务之急，则在健脾。”薛福辰说，“今日初诊，我亦不敢执持成见。”
李德立不置可否，转问庄守和、李德昌：“健脾之说，两公看，怎么样？”
庄守和比较诚恳，点头称是，李德昌资格还浅，不敢有所议论。于是健脾的宗旨算是定下来了。
““既然如此，以‘四君子汤’加半夏，如何？”
李德立这几个月为慈禧太后下药，一直以四君子汤为主。
薛福辰懂得他的用意，一则是要表示他用药不误，二则是半夏见功，则四君子汤连带可以沾光。好在这是一服很王道的药，与培补元气的治法，并不相悖，只要略微改一下就行了。
于是他说：“很好，很好。不过，人参还以暂时不用为宜。”
于是开了白术、茯苓、炙甘草、半夏四味药。等送了上去，有太监来传旨：赐饭一桌。由恩承相陪，一面吃，一面谈值班的办法。
“内廷的章程，薛老爷怕还不尽明了。”恩承说道，“圣躬不豫，除非是极轻极轻的病，不然就要在内廷值宿，随时听传请脉。如今除了三位太医以外，外省举荐到京的还只有薛老爷一位，如何轮值，请各位自己商量，暂时定个章程。等各省的人都来了，再作道理。
薛福辰心想，就算两个人一班，隔日轮值，用药前后不符，如何得能收功？既已奉召，自然要殚精竭力，方不负举主的盛意。因而毫不迟疑地答道：“皇太后的病证不轻，为臣子者，岂敢偷闲？我日夜伺候就是了！”
“好！薛老爷，真有你的。”恩承翘一翘大拇指，然后又问李德立：“三位如何？”
李德立酸味冲脑，脱口答道：“抚屏先生这样子巴结，我们更不敢偷懒了！自然也是日夜侍候。”
“那就这么定规了。吃完饭，我派人跟薛老爷回去取行李。”
饭罢各散，李德立赶到御药房去监视煎药，薛福辰出宫回客栈。刚一坐定，恩承带着内务府的笔帖式和两名苏拉，坐一辆大车赶到了。
相见礼毕，恩承将他拉到一边，含着微笑，悄然说道：
“薛老爷，恭喜，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么回答。
“一来是李中堂的面子，二来是李总管的照应，上头很夸奖你，说你忠心！不过，”恩承放出极恳切的神色，“李中堂有信给我，我拿你当自己人，内廷当差，总以谦和为贵，也别太扫了李卓轩他们的面子。”
这自是一番好意，但薛福辰称谢之余，不免懊恼。自觉满腹经纶，未见展布，如今以“方技”邀恩，已深感委屈，谁知还要再屈己从人，想想实在无趣。
过不了几天，又有个荐举来京的到了。此人是山西巡抚曾国荃应诏所保，名叫汪守正，字子常，杭州人。汪家以经营典业起家，号称“汪百万”。在乾隆年间，汪氏“振绮堂”，与宁波范氏“天一阁”，为海内知名的浙西浙东两大藏书家。
汪家最有名的一位人物叫汪远孙，字小米，承乾嘉的流风余韵，广接宾客，喜欢刻书，他自己也有好几种关于考订古史的著作。这个汪守正就是汪小米的胞侄，捐班知县出身，分发河南，补了实缺，颇见才干。以后调到山西，为曾国荃所赏识，由简县虞乡调补一等大县平遥，接着又调阳曲，是太原府的首县，也是山西全省的首县。
当首县的真正是做官，不会做的，苦不堪言。明朝末年有个阳曲县令叫宋权，常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县官与上官同城，叫做附郭，附郭省城的首县，等于督抚、将军、监司的“帐房”兼“管家”，婚丧喜庆，送往迎来，都由首县办差。伺候贵人的颜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出钱之外，还要受气，所以说“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但长袖善舞，会得做官的，当首县却是件极有兴头的事，因而又有首十字令：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将中中；七曰梨园子弟勤供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汪守正便是十字俱备，外加医理精通，是山西全省第一能员。如今由曾国荃举荐为慈禧太后看病，是飞黄腾达，千载一时的机会。他早已盘算过，病看得好，一定升官，看不好，不如自己知趣辞官，反正回任是决不可能的了，所以奉召入京时，尽室而行，行李辎重，相当可观。
到了京师崇文门，照例验关征税。旁人听说是山西来的“汪大老爷”，不免讶异，山西连年大旱，汪守正的宦囊何以如此丰富？有人说他办赈发了大财，也有人说他本来是富家，无足为奇。不论如何，那番鲜衣怒马的气派，洋洋自得的神态，与薛福辰不可同日而语，却是众目昭彰的事实。
进了城先到宫门递折请安，接着便是与薛福辰同样待遇，在内务府受李德立的“考校”，预备第二天进宫请脉。
退出宫来，回到客栈，汪守正打点礼物，分头拜客，曾国荃替他写了十几封信，分托京中大老照应，一时也拜不完，只好先拣要紧的人去拜。此外还有两个要紧人，也是非拜不可的，一个是李德立，一个是薛福辰。
一打听，李、薛二人都在内廷值宿，这天是见不到了。汪守正无奈，只好打听到李德立的寓所，派人投帖致意。同时送上一只红封袋，外写“冰敬”，内装银票二百两。
非常意外地，等跟班投了帖回到客栈，李家跟着就送来四样菜，然后李德立来拜。相见寒暄，彼此都极亲热，汪守正特意致歉，说是由于他在内廷值宿，所以不曾亲自拜访，十分失礼。
“不敢，不敢！”李德立拱手答道：“内廷值宿，亦有放回家的日子，今天正好轮着兄弟歇工。幸会之至。”
“真是幸会！二十年来，久仰‘李太医’的大名，识荆之愿，一旦得偿，真正快慰平生，无论如何要好好请教。”
于是汪守正留他便酌。一则是看在二百两银子的份上，再则有心结纳，好对抗薛福辰，所以李德立欣然不辞。灯前把酒，谈得相当投机。
这一谈自然要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李德立对薛福辰有意卖关子。在汪守正面前，却无保留。然而他所知亦实在有限，并不比薛福辰凭一双眼睛，三只指头察觉所得来得多。
而在汪守正，获益已经不浅，此刻所要明了的，是薛福辰如何下药？
“说起来亦算别创一格，那位抚屏先生用的竟是姜椒，又说出自古方，连西圣自己都认为不妥，终究另拟了方子。”
等他把薛福辰初次请脉所拟的两张方子，以及这几天仍以健脾益气的治法为主的情形一说，汪守正便已了然，薛福辰确是高明。同时也料准了薛福辰必已知道慈禧太后的病根，只是脉案上不肯说破而已。
“抚屏先生最初学的是黄坤载，不过能入能出，博究诸家，能得其平。”汪守正又说，“其学大致宗东垣，自然以温补为主。”
这是汪守正的老实话。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是河北富家子弟，所交都是嗜欲逸乐的贵介，起居不时，饮食失调，往往伤于脾胃，所以发明补中益气，升阳散火的医道，成为“温补”一派，而所重特在脾家。慈禧太后缠绵久病，气血两亏，从健脾入手，使得饮食能够渐归正常，培元益气，崩漏自然可以止住，是极好的治法。
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见功。不过李德立对他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自己的打算，决不可泄露。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还得好好下一番敷衍的工夫。
这一夜自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进宫，在内务府朝房会齐，见着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过分亲热。一经请脉，越觉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还须润肺，同时也觉得人参未尝不可用，因而开了一剂以人参、麦冬为主，与温补差相仿佛的甘润之剂。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与薛福辰一样，赐饭一桌，由恩承陪着吃完，然后搬行李入内廷值宿。是内务府的空屋，与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几部医书，但都是极精的版本。最名贵的是一部明版的《本草纲目》，刻印于万历年间，是李时珍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离左右的，此时毅然割爱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无奈汪守正意思诚恳，却之不恭。收是收下来了，觉得老大过意不去，想有所补报，只以身在客边，无从措办，唯有不断称谢。当然，有此一番结交，自有一见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个人在灯下打围棋谱，汪守正却又不速而至。这次是专门来谈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纪比薛福辰大，但称谓很谦恭，“上头既然忌讳崩漏的字样，总得安上一个病名。”他说，“有人问起来，圣躬如何不安，到底什么病？莫非也象那班太医，支吾其词？”
“说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会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点点头：“这一说就对了！我也觉得可以说成骨蒸。
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鉴定了。”
“子常兄，你太谦虚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实在是要请薛先生指点提携。”
“指点”也许是客气话，“提携”则薛福辰心甘情愿。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诊，合拟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旧用了人参、麦冬这几味药。
荆轲清朝的皇帝状元娘子八大胡同大将曹彬大浪淘沙李鸿章李娃风尘三侠八大胡同艳闻秘事乾隆韵事恩怨江湖清官册、假官真做缇萦柏台故事草莽英雄买命李鸿章乞女任公与刁间玉垒浮云这神情象是有什么大疑难待决似的，慈安太后惴惴不安地问：“你在想什么呀？”
慈禧太后缓缓地转过眼来，眼中感喟无限，“他们爷儿俩，总是想跟洋人拚一拚，好好见个胜仗，才能挺起腰板来舒口气。这个愿心，不知道那一天才能了？”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方始说了句：“打仗也得要有人。”
“人不是没有。人心不齐！左宗棠要打，李鸿章不肯打；李鸿藻要打，沈桂芬不肯打；老七要打，老六不肯打。”慈禧太后又说：“咱们俩不也是吗？”
“我没有主意。”慈安太后又说：“不过，即便打仗，总得要有点儿把握才行。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齐了，也得要有钱，北洋买两条铁甲船，就得二百万银子，怎么得了？”
提到钱上面，慈禧太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谈海防、谈边防，动辄上千万银子的事，她也总是听从军机的调度，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平日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有事，又总是困难重重。钱都花得那里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万银子的军饷，到底也还落个“抬棺木拚老命”的报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盘帐了。
她在想，古语说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后则是“以天下养”。当初修园，大小臣工，无不力谏，说话在道理上，不能不听，其实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挥霍大家挥霍，无论如何以垂帘的太后来说，总该与众不同，“与其别人来花，不如我自己来花！”她这样在想，然而她也还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
为了两件大事，或者说只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战？慈安太后终于知难而退，不能不请慈禧太后来跟“六爷”及军机大臣当面商议。
第一件事是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刘坤一这一北一南，疆吏领袖的两总督，固然早有建议，宜乎赦减，现在则连曾纪泽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为对俄国有和平了结的诚意的起码表示。同时据李鸿章奏报，英国公使威妥玛及法国新任公使宝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结的可能。
如果不愿和平了结，自然是不惜一战，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说的：打仗要人要钱。要人还可以仔细搜罗，要钱则非各省尽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和江苏巡抚吴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协饷，又要筹拨海防经费，实在是势难兼顾。由此可见，都是跟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朝廷如果一定要开仗，连江苏这样富庶的地方，都无法额外解款，那么一旦决裂，后援不继，岂非自速其败？
和既不甘，战则难敌。慈禧太后应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临，接见军机，要彻底定一和战大计。
国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临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职有亏，惭愧惶恐，无地自容。接着便根据各方的报告，以及报纸的记载，分析俄国的动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纳林河，一面派出兵舰巡弋吉林沿海一带。陆路犹可一战，海防空虚，万难抵挡，因此，目前总须设法促成和局。
“海防筹办了不至一两年！”慈禧太后问道，“当初是怎么定的议？你们自己说吧！”
海防之议，定于光绪元年四月，以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商奏定，年拨“海防专款”四百万银子，由粤海关洋税四成，江海关洋税两成，以及税源最靠得住的江浙两省厘金中拨出。恭王奏明了当初原议的办法，便又陈述这五六年来筹办的情形。
“海防专款虽说每年有四百万银子，收解并不足额。西征的军费每年六七百万，借洋债支应，由粤、江两海关的洋税作担保，按年拨还。江浙两省的厘金，有时移作别项紧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专款拨给两洋的，每年每处不过数十万银子，购办炮船，派遣留洋学生等等，都在这笔专款之内，陆续开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即使款项有着，购办铁甲兵船，操练纯熟，亦非好几年的工夫不可。北洋为京畿门户，比南洋更重，有李鸿章在那里主持，部署比较周密，南洋则重在制造、训练，防务较为空虚。臣等不是敢推诿，实在是这几年专心经营西北，海防尚难兼顾。自两位皇太后垂帘以来，十几年间削平发匪、捻子、回乱，元气大伤，国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时，力图振兴。”
“‘委屈一时’自无不可，只怕‘力图振奋’四个字，又是空话！”
慈禧太后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语气中的责备甚严，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头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由于精神不济，无力辩驳，想了好一会，这样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们姊妹赦减。虽说权操自上，也不能不顾公意。”说到这里，因为气喘，不能不停下来。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还得费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见机，所以接着便说：“臣请旨，议减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复奏。”
“醇亲王也该参与。”慈禧太后又说，“张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会。”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会以备咨商。”
这是特意确定张之洞在会中的身分，不是参加会议，只备顾问。慈禧太后点点头，认可了恭王的意见。
于是隔了两天内阁会议，由大学士全庆主持，事先备好一个折稿，派人朗声宣读，是拿外间的议论作为减罪的理由，完全是针对着俄国及各国公使做文章，说“近闻外间议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
接着便声明与俄国和好多年，不失友谊。崇厚的错处是不将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国详细说明。现在以中国之法，治崇厚之罪，本与俄国不相干，但恐远道传闻失实，引起误会，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纪泽知照俄国。这就是中国对俄国和好的证据。
此外，醇王又单独上一奏折，也主张崇厚暂免死罪，仍予监禁，等到条约议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们俄国人当崇厚是朋友，帮他说话，果真如此，则要救崇厚的命，就该和平订约。否则，崇厚仍难免一死，你们就是不够朋友！
两个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唯有依从。两折合而为一，颁发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决的时候，就可以不死了。
※ ※ ※
这是慈禧太后深感拂逆的一件事，自于病体不宜，加上恭王福晋病殁，妯娌之情，固增伤感，而将人比己，深怕自己也一病不起。就由于这些忧伤莫释，于是略见好转的病症，突然反复，不能下床了。
御医李德立请脉，开出来的脉案是：“气血两亏，心脾未复，营分不调，腰腿时热，早晚痰带血丝，食少气短。”近支亲贵在内奏事处看了方子，无不忧心忡忡，当天都遣福晋进宫视疾。
“养病，养病，总要静养！”慈禧太后对坐在病榻前面的慈安太后说：“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教我怎么静得下心来？”
慈安太后拙于言词，不知如何劝慰，只着急地说：“总得想个办法才好。我看李德立不行！”
正好宝廷有个奏折，建议降旨各省，博访名医，举荐来京。先怕这一来风声太大，引起外间猜疑，影响局势，此刻实在顾不得了。慈安太后征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发了一道五百里加紧的廷寄，密谕各省督抚：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着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
其江苏等省咨送乏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
征医的密旨一下，自然是近在京畿的李鸿章，首先奉诏，保荐前任山东济东道薛福辰；接着是山西巡抚曾国荃，保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保荐常州名医马文植。等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彭祖贤的复奏一到，保荐的亦是薛福辰。
于是降旨立召。薛福辰在六月二十三，皇帝万寿之前到京。因为谕旨中有“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的话，所以伴送人员直接将薛福辰领到内务府，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同族的恩承接待。
薛福辰是三品服色，上堂一看，四品服色的李德立高坐堂皇，心里便很不是味道。
恩承倒还客气，口称“抚屏先生”，为他们彼此引见。李德立“同行相妒”，薛福辰自觉委屈，两人心里都不是味道，但官场礼节自然要顾，所以都还含笑招呼。
“抚屏先生是无锡世家。”恩承对李德立说，“医道高明，想来你总听说过？”
李德立自然听说过，早在十几年前就知其名。薛福辰是薛福成的胞兄，咸丰五年顺天乡试中的举人，名次很高，差一点就是解元，但第二年春闱极不得意，竟致榜上无名。
那时东南血战方酣，回不得家乡，他父亲薛晓帆在湖南当州县，道路艰难，一动不如一静，便捐了个郎中，分发工部，一面等着补缺，一面等着下科会试。不久丁忧，而且祸不单行，薛福辰千里奔丧之际，忽然得到消息，无锡沦陷，老母仓皇避难吉凶莫卜。于是丧事粗了，又间关跋涉，在扬州府属的宝应县寻着了老母，安顿家事，重复进京，在工部候补。
补缺甚难，因为捐官的花样越来越多。为了筹措军饷，想出各种名目来号召，往往今天是最优先的班次，到了明天就落后了，要保持优先，便又得加捐，捐官几乎成了骗局。薛福辰没有钱来加捐，就只能跟李慈铭一样，坐等补缺，每月分几两“印结银子”，苦苦度日。
日子虽苦，闲工夫却多的是，薛福辰就在这时候开始涉猎医书。他的秉性，用心极专，一事不当于心，穷思极研，废寝忘食，非要将疑团剖解，看个明明白白不可。因此，五、六年下来，各家医书，无不精读，融会贯通，成了无师自通的名医。
看看补官无望，科场蹭蹬，薛福辰以世交而入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督抚每年总有几次“保案”，加上一个名字，美言几句，很容易地由郎中改为知府，分发山东。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丁宝桢，而薛福辰的幼弟福保，又在丁宝桢的幕府，以此渊源，升官就容易了，先以河工的劳绩，升为道员，接着便补了实缺，放为济东泰武临道。光绪初年老母病故，照例丁忧守制，三年服满进京。就在这时候补缺不得，预备归隐的时候，得到这么一个意外的机缘。
这篇履历，李德立是在李鸿章的原奏中看到过的。虽说他是举人的底子，当过实缺的道台，但此刻以医士的身分被荐，而且有先加考查的上谕，则当仁不让，无须客气。
于是，李德立俨然以考官的身分，“请教”医道。一番盘诘，知难而退，因为他懂的，薛福辰都懂，薛福辰懂的，他就不完全懂了。
恩承虽不懂医，眉高眼低是看得出来的。被问的人从容陈词，反是发问的人语气迟疑，仿佛该问不该问都没有把握似的，则此两人的腹笥深浅，不问可知。
“高明之至。”恩承拱拱手打断了他们的话，转脸又问李德立，“你看，是不是今天就请脉？”
“无须亟亟。”李德立说，“西圣的病情，总要先跟薛观察说一说明白。”
于是，李德立与薛福辰又在内务府谈慈禧太后的病情。不知是李德立有意“藏私”，还是功夫不到，他只能说出症状，却说不出病名。薛福辰颇为困惑，便直截了当地要求阅读慈禧太后得病至今的全部脉案。
“脉案在内奏事处。明儿请脉，你当面跟上头要好了。”
薛福辰也打听过太医请脉的规矩，脉案照例用黄纸誊清呈阅，太医院存有底稿，不肯公开而以内奏事处推托，显见得是故意留难。这样子猜忌，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薛福辰便问明了第二天进宫的时刻，仍由伴送的委员陪着，回到西河沿客栈休息。
这位委员姓胡，是个候补知县，为人善于交际，人头很熟，李鸿章特地派他照料，曾经当面嘱咐：“内廷的差使不好当。此去小钱不要省，内务府跟太医院的人要好好敷衍，宫里的太监更不能得罪。看病是薛观察的事，招呼应酬是你的事。有什么为难之处，可以跟王大人求教。”所以一回客栈，便打听晤谈的经过。
“哼！”薛福辰冷笑，“真正可气！他们当我来抢他们的饭碗，处处敌视，岂有此理！明天看请脉情形怎么说，如果他们从中捣鬼，我得请你回去禀告中堂，这差使我干不了。”
“抚公、抚公！”胡知县急忙相劝，“你老千万忍耐，我去设法疏通。这是天字第一号的病号，抚公究心此道二十年，有这样一个尽展平生所学的机会，岂可轻易错过？”
这句话打动了薛福辰的心，默然不语，意思是首肯了。胡知县安抚了他，还得有一番奔走。找着内务府的朋友，送过去三个红封袋，内有银票，一个大的一千两，另外两个小的都是二百两。小的送内务府在内廷照料的人和宫里的太监、苏拉，大的一个孝敬长春宫总管李莲英。
第二天一早，胡知县陪着薛福辰到宫门口，已有人在迎接。将薛福辰带入内务府朝房，只见李德立之外，还有两个四、五品服色的官员在，彼此请教，才知道也是太医，一个是庄守和，一个是李德昌。
接着，恩承也到了，步履匆促地说：“走吧！上头叫起了。”
于是恩承领头带路，薛福辰是三品道员，无须客气，紧跟在后头，依次是李德立等人，沿着西二长街墙根阴凉之处，直往长春宫走去。
薛福辰是第一次进入深宫，也是第一次谒见太后，自不免战战兢兢，而且六月二十几的天气，虽说是早晨八点钟，暑气也很厉害了，一件实地纱的袍子，汗已湿透。心粗气浮，如何能静心诊脉？想想兹事体大，便顾不得冒昧，抢上两步向恩承说道：“恩大人，可否稍微歇一歇，容我定下心来再请脉？”
“这……，”恩承迟疑着答道，“这可不能从命了，上头在等着。”
薛福辰无奈，只好自己尽力调匀呼吸，跟着进了长春宫。
“这位就是薛老爷吗？”有个太监迎了上来，指着薛福辰向恩承问。
等恩承证实无误，那太监便将薛福辰延入殿侧小屋，恩承也跟着在一起。未及坐定，竹帘一掀，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太监，昂首阔步，恩承先自含笑相迎。薛福辰当然猜得到，这就是人称“皮硝李”的李莲英。
“恩大人好！”李莲英招呼着，作出要请安的样子。
“莲英！”恩承急忙扶住，趁势握着他的手问：“今儿个怎么样？”
“今儿精神还不错，听说李中堂荐的人到了，问了好几遍了。”接着，便又问：“这位就是薛老爷吧？”
“是的。”薛福辰答应着，“我是薛福辰。”
“薛老爷，你请过来，我有两句话跟你请教。”
将薛福辰拉到一边，他悄然关照，说话要小心，如有所见，须识忌讳，又说是李鸿章荐来的人，他会格外照应，叫薛福辰不必害怕。
薛福辰人虽耿直，对于京里的情形，大致了解，知道这不止是一千两红包的力量，必是李鸿章另外走了路子，他才会说这样的“体己话”。有此有力的奥援，无须顾虑李德立从中捣鬼，心里宽松得多了。
经过这一阵折冲，等于作了一番好好的休息，薛福辰的心已定了下来，随着恩承进见。行过了礼，跪着等候问话。
“你的医道，是跟人学的，还是自己看书，看会的？”慈禧太后的声音很低。
“臣也曾请教过好些名医。不过，”薛福辰答道，“还是自己体会得来的多。”
“医家有好些个派别，你是学的那一派啊？”
“臣最初佩服黄元御，这个人是山东人，他因为误于庸医，坏了一只眼睛，发愤学医，自视甚高，确有真知灼见。他为人看病，主张扶阳抑阴，培补元气。”
“喔，”慈禧太后问道：“你看过妇科没有？”
“看过很多。”薛福辰答道：“臣在京，在湖北，在山东服官，亲友家内眷有病，都请臣看。”
“这么说，你的经验多。”慈禧太后欣然说道，“你替我仔细看看脉，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用不着忌讳。”
“是！”
慈禧太后似乎还要问什么，让李莲英拦住了，“佛爷歇歇，多说话劳神。”他屈一膝，将双手往上平举，虚虚作个捧物的姿态，“让薛福辰请脉吧！”
于是慈禧太后将右手一抬，李莲英双手托着，将她的手捧在茶几上，下垫黄缎小枕，上覆一方黄绸，然后向薛福辰努嘴示意。
薛福辰磕一个头起身，低头疾行数步，跪着替慈禧太后按脉，按了右手按左手，按罢磕头说道：“臣斗胆！瞻视玉色。”
慈禧太后没有听懂，问李莲英：“他说什么？”
李莲英也没有听懂，不过他会猜，“薛福辰想瞧瞧佛爷的气色！”他说。
“喔，可以！”慈禧太后又说：“把那边窗帘打开。”
薛福辰听这一说，便又磕一个头，等站起身来，东面的窗帘已经掀起，慈禧太后的脸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薛福辰抬头望去，但见慈禧太后面色萎黄，眼圈发青。她生来是一张长隆脸，由于消瘦之故，颧骨显得更高，加上她那一双炯炯双目，特显威严。薛福辰不由得就将头低了下去，不敢逼视。
“你看我，到底是什么病啊？”
“望、闻、问、切”四字，薛福辰已有了三个字，虽然听闻不真，但只凭自己三只指头，一双眼睛，便已十得八九，慈禧太后是经过一次严重的血崩，而下药未能对症，虚弱到了极点。幸亏遇着自己，及今而治，还可挽回，否则仍旧由那些太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诊察既不能深究病根，下药又没有一定宗旨，就非成不治之症不可了。
只是血崩有各种原因，而李德立始终未提“崩漏”二字，不知其中有何忌讳？再想起李莲英的警告，便越发不敢说真话。略想一想答道：“皇太后的病在肝脾。肝热，胆亦热，所以夜不安眠，脾不运行则胃逆，所以胃口不开。”
“你说得倒也有点儿道理。”慈禧太后问道，“该怎么治呢？”
“以降逆和中为主。”薛福辰怕慈禧太后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改了一种说法，“总要健脾止呕，能让皇太后开胃才好。”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深为嘉许：“吃什么，吐什么，可真受不了。你下去开方子吧！”
于是李德立等人，接着请脉。薛福辰便被引到内务府朝房去写脉案、开方子。他凝神静思，用了半夏、干姜、川椒、龙眼、益智五味叶、以竹叶为引。写完由笔帖式用黄纸誊清，立刻装入黄匣，进呈御览。
隔了有半个时辰，只见恩承携着黄匣走了来，一见面就问：“薛老爷，你这个方子，跟你跟上头回奏的话，不相符啊！”
“喔！”薛福辰有些紧张，“请恩大人明示，如何不符？”
“你说皇太后肝热，胆也热，怎么用的热药？川椒、干姜，多热的药！”
原来如此！薛福辰放心了。从容答道：“姜的效用至广，可以调和诸药，古方中宣通补剂，几乎都用姜，跟半夏合用，是止呕首要之剂，川椒能通三焦，引正气，导热下行。而且有竹叶作引子，更不要紧。”
尽管他说得头头是道，恩承只是摇头，“薛老爷！”他放低了声音说，“你初次在内廷当差，只怕还不懂这里的规矩，药好药坏是另一回事，不能明着落褒贬。这个方子有人说太热，你愣说不要紧，服下去出了别的毛病，谁担得起责任？”
薛福辰明白了，是李德立他们在捣鬼。因而平静地问道：
“那么，请恩大人的示，该怎么办啊？”
“上头交代，跟三位太医合定一张方子，回头你们好好斟酌吧！李卓轩他们，也快下来了。”
等李德立退了下来，对薛福辰又是一副神态，连声称赞“高明”。这也许是真的觉得他高明，也许是因为慈禧太后对他嘉许之故，薛福辰无从明了，只能谦虚一番。
谈到方子，李德立说道：“上头交代，姜椒必不可用。不知道抚屏先生有何卓见？”
“自以培补元气为主。当务之急，则在健脾。”薛福辰说，“今日初诊，我亦不敢执持成见。”
李德立不置可否，转问庄守和、李德昌：“健脾之说，两公看，怎么样？”
庄守和比较诚恳，点头称是，李德昌资格还浅，不敢有所议论。于是健脾的宗旨算是定下来了。
““既然如此，以‘四君子汤’加半夏，如何？”
李德立这几个月为慈禧太后下药，一直以四君子汤为主。
薛福辰懂得他的用意，一则是要表示他用药不误，二则是半夏见功，则四君子汤连带可以沾光。好在这是一服很王道的药，与培补元气的治法，并不相悖，只要略微改一下就行了。
于是他说：“很好，很好。不过，人参还以暂时不用为宜。”
于是开了白术、茯苓、炙甘草、半夏四味药。等送了上去，有太监来传旨：赐饭一桌。由恩承相陪，一面吃，一面谈值班的办法。
“内廷的章程，薛老爷怕还不尽明了。”恩承说道，“圣躬不豫，除非是极轻极轻的病，不然就要在内廷值宿，随时听传请脉。如今除了三位太医以外，外省举荐到京的还只有薛老爷一位，如何轮值，请各位自己商量，暂时定个章程。等各省的人都来了，再作道理。
薛福辰心想，就算两个人一班，隔日轮值，用药前后不符，如何得能收功？既已奉召，自然要殚精竭力，方不负举主的盛意。因而毫不迟疑地答道：“皇太后的病证不轻，为臣子者，岂敢偷闲？我日夜伺候就是了！”
“好！薛老爷，真有你的。”恩承翘一翘大拇指，然后又问李德立：“三位如何？”
李德立酸味冲脑，脱口答道：“抚屏先生这样子巴结，我们更不敢偷懒了！自然也是日夜侍候。”
“那就这么定规了。吃完饭，我派人跟薛老爷回去取行李。”
饭罢各散，李德立赶到御药房去监视煎药，薛福辰出宫回客栈。刚一坐定，恩承带着内务府的笔帖式和两名苏拉，坐一辆大车赶到了。
相见礼毕，恩承将他拉到一边，含着微笑，悄然说道：
“薛老爷，恭喜，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么回答。
“一来是李中堂的面子，二来是李总管的照应，上头很夸奖你，说你忠心！不过，”恩承放出极恳切的神色，“李中堂有信给我，我拿你当自己人，内廷当差，总以谦和为贵，也别太扫了李卓轩他们的面子。”
这自是一番好意，但薛福辰称谢之余，不免懊恼。自觉满腹经纶，未见展布，如今以“方技”邀恩，已深感委屈，谁知还要再屈己从人，想想实在无趣。
过不了几天，又有个荐举来京的到了。此人是山西巡抚曾国荃应诏所保，名叫汪守正，字子常，杭州人。汪家以经营典业起家，号称“汪百万”。在乾隆年间，汪氏“振绮堂”，与宁波范氏“天一阁”，为海内知名的浙西浙东两大藏书家。
汪家最有名的一位人物叫汪远孙，字小米，承乾嘉的流风余韵，广接宾客，喜欢刻书，他自己也有好几种关于考订古史的著作。这个汪守正就是汪小米的胞侄，捐班知县出身，分发河南，补了实缺，颇见才干。以后调到山西，为曾国荃所赏识，由简县虞乡调补一等大县平遥，接着又调阳曲，是太原府的首县，也是山西全省的首县。
当首县的真正是做官，不会做的，苦不堪言。明朝末年有个阳曲县令叫宋权，常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县官与上官同城，叫做附郭，附郭省城的首县，等于督抚、将军、监司的“帐房”兼“管家”，婚丧喜庆，送往迎来，都由首县办差。伺候贵人的颜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出钱之外，还要受气，所以说“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但长袖善舞，会得做官的，当首县却是件极有兴头的事，因而又有首十字令：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将中中；七曰梨园子弟勤供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汪守正便是十字俱备，外加医理精通，是山西全省第一能员。如今由曾国荃举荐为慈禧太后看病，是飞黄腾达，千载一时的机会。他早已盘算过，病看得好，一定升官，看不好，不如自己知趣辞官，反正回任是决不可能的了，所以奉召入京时，尽室而行，行李辎重，相当可观。
到了京师崇文门，照例验关征税。旁人听说是山西来的“汪大老爷”，不免讶异，山西连年大旱，汪守正的宦囊何以如此丰富？有人说他办赈发了大财，也有人说他本来是富家，无足为奇。不论如何，那番鲜衣怒马的气派，洋洋自得的神态，与薛福辰不可同日而语，却是众目昭彰的事实。
进了城先到宫门递折请安，接着便是与薛福辰同样待遇，在内务府受李德立的“考校”，预备第二天进宫请脉。
退出宫来，回到客栈，汪守正打点礼物，分头拜客，曾国荃替他写了十几封信，分托京中大老照应，一时也拜不完，只好先拣要紧的人去拜。此外还有两个要紧人，也是非拜不可的，一个是李德立，一个是薛福辰。
一打听，李、薛二人都在内廷值宿，这天是见不到了。汪守正无奈，只好打听到李德立的寓所，派人投帖致意。同时送上一只红封袋，外写“冰敬”，内装银票二百两。
非常意外地，等跟班投了帖回到客栈，李家跟着就送来四样菜，然后李德立来拜。相见寒暄，彼此都极亲热，汪守正特意致歉，说是由于他在内廷值宿，所以不曾亲自拜访，十分失礼。
“不敢，不敢！”李德立拱手答道：“内廷值宿，亦有放回家的日子，今天正好轮着兄弟歇工。幸会之至。”
“真是幸会！二十年来，久仰‘李太医’的大名，识荆之愿，一旦得偿，真正快慰平生，无论如何要好好请教。”
于是汪守正留他便酌。一则是看在二百两银子的份上，再则有心结纳，好对抗薛福辰，所以李德立欣然不辞。灯前把酒，谈得相当投机。
这一谈自然要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李德立对薛福辰有意卖关子。在汪守正面前，却无保留。然而他所知亦实在有限，并不比薛福辰凭一双眼睛，三只指头察觉所得来得多。
而在汪守正，获益已经不浅，此刻所要明了的，是薛福辰如何下药？
“说起来亦算别创一格，那位抚屏先生用的竟是姜椒，又说出自古方，连西圣自己都认为不妥，终究另拟了方子。”
等他把薛福辰初次请脉所拟的两张方子，以及这几天仍以健脾益气的治法为主的情形一说，汪守正便已了然，薛福辰确是高明。同时也料准了薛福辰必已知道慈禧太后的病根，只是脉案上不肯说破而已。
“抚屏先生最初学的是黄坤载，不过能入能出，博究诸家，能得其平。”汪守正又说，“其学大致宗东垣，自然以温补为主。”
这是汪守正的老实话。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是河北富家子弟，所交都是嗜欲逸乐的贵介，起居不时，饮食失调，往往伤于脾胃，所以发明补中益气，升阳散火的医道，成为“温补”一派，而所重特在脾家。慈禧太后缠绵久病，气血两亏，从健脾入手，使得饮食能够渐归正常，培元益气，崩漏自然可以止住，是极好的治法。
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见功。不过李德立对他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自己的打算，决不可泄露。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还得好好下一番敷衍的工夫。
这一夜自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进宫，在内务府朝房会齐，见着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过分亲热。一经请脉，越觉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还须润肺，同时也觉得人参未尝不可用，因而开了一剂以人参、麦冬为主，与温补差相仿佛的甘润之剂。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与薛福辰一样，赐饭一桌，由恩承陪着吃完，然后搬行李入内廷值宿。是内务府的空屋，与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几部医书，但都是极精的版本。最名贵的是一部明版的《本草纲目》，刻印于万历年间，是李时珍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离左右的，此时毅然割爱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无奈汪守正意思诚恳，却之不恭。收是收下来了，觉得老大过意不去，想有所补报，只以身在客边，无从措办，唯有不断称谢。当然，有此一番结交，自有一见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个人在灯下打围棋谱，汪守正却又不速而至。这次是专门来谈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纪比薛福辰大，但称谓很谦恭，“上头既然忌讳崩漏的字样，总得安上一个病名。”他说，“有人问起来，圣躬如何不安，到底什么病？莫非也象那班太医，支吾其词？”
“说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会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点点头：“这一说就对了！我也觉得可以说成骨蒸。
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鉴定了。”
“子常兄，你太谦虚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实在是要请薛先生指点提携。”
“指点”也许是客气话，“提携”则薛福辰心甘情愿。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诊，合拟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旧用了人参、麦冬这几味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