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月里又一件为人引作谈助的“怪事”是，军机忌满六人的传说，“不可不信”。有人指出：从同治以来，军机两满两汉，加上恭王，一直是五个人。光绪二年三月，景廉入值，不久就出事：文祥病殁。光绪五年年底，李鸿藻丁忧服满，即将复起，预定仍旧入值军机，等于又是六个人，而除夕那天，沈桂芬突然下世。以后左宗棠进军机，幸亏不久就外放到两江，得以无事。年前王文韶罢官，翁同和、潘祖荫翩入枢廷，当时便有人担心要出事。果不其然，潘祖荫迎养在京的老父潘曾绶，好端端地忽然一病不起，潘祖荫只当了三十多天的军机大臣。
这一下，刑部尚书的底缺，亦得开掉。汉侍郎之中，没有资望恩眷都可以升为尚书的人，而慈禧太后很想用彭玉麟作兵部尚书，因而将张之万调到刑部，新补兵部尚书彭玉麟未到任前，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兼署。
潘祖荫闭门“读礼”，自然也要思过。回想任内两件大案，一件云南报销案，倒是每一步都站得住，另一件王树汶的冤狱，就不同了。从头想起，先办得不错，中途走了歧路，几乎铸成大错。
这一案的变化，起于涂宗瀛的调任湖南巡抚，河南巡抚由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任恺跟李鹤年的关系很深，便抓住机会，想靠巡抚的支援，维持原案。李鹤年本来倒也没有什么成见，只因河南的京官，为这一案不平，议论不免过分，指责他偏袒任恺，反激出李鹤年的意气，真的偏袒任恺了。
但是王树汶不是胡体安，已是通国皆知之事，这一案要想维持原谳，很不容易。因此、任恺为了卸责，又造作一番理由，说王树汶虽非胡体安，但接赃把风，亦是从犯。依大清律：强盗不分首从，都是立斩的罪名，所以原来审问的官吏，都没有过失。
一件冒名顶替、诬良为盗的大案，移花接木，避重就轻，变成只问王树汶该不该判死罪？正犯何在，何以误王为胡？都摆在一边不问，言官大为不满，纷纷上奏抗争。于是朝命新任河东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
梅启照衰病侵寻，预备辞官告老了，当然不愿意再得罪人，而且所派审问的属员，亦都是李鹤年在河督任内的旧人，因而复审结果，维持原案。复奏发交刑部，秋审处总办赵舒翘认为前后招供，疑窦极多，建议由刑部提审。奉到上谕：“即着李鹤年将全案人证卷宗，派员妥速解京，交刑部悉心研鞠，务期水落石出，毋稍枉纵。”
这一下李鹤年和梅启照都不免着慌。杨乃武一案是前车之鉴，浙江巡抚杨昌浚和奉派复审的学政胡瑞澜，所得的严谴，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于是商量决定，特为委托一个候补道，进京游说。此人是潘祖荫的得意门生，居然说动了老师，维持原谳。
但赵舒翘不肯，以去留力争，公然表示：赵某一天不离秋审处，此案一天不可动。潘祖荫劝说再三，毫无用处，而就在这相持不下之际，潘祖荫报了丁忧。
办完丧事，预备扶柩回苏州安葬，此去要两年以后才能回京，在京多年的未了之事，要作个结束。细细思量，只有这一案耿耿于怀，因而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张之万，坦然引咎，说为门下士所误，赵舒翘审理此案，毫无错误，请张之万格外支持。
就为了有这样一封信，赵舒翘才能不受干扰，尽心推问，全案在二月底审问确实，王树汶得以不死，而承审的官员，几于无不获罪。镇平知县马翥革职充军，李鹤年和梅启照“以特旨交审要案，于王树汶冤抑不能平反，徒以回获属员处分，蒙混奏结。迨提京讯问，李鹤年复以毫无根据之词，晓晓置辩，始终固执，实属有负委任，均着即行革职。”
冤狱虽平，但这一案并不如杨乃武那一案来得轰动，因为一则案内没有小白菜那样的风流人物，再则云南报销案峰回路转，又是一番境界了。
被革了职的潘英章，由云南的督抚，派人解送进京，一到就被收押，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但一关好几天，并未提堂审问。这因为张之万不如潘祖荫那样有魄力。期望分担责任的人，越多越好，要求加派大员查办。军机处问了惇王的意思，奏请加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会同办理，因而耽误了下来。
当然，审问潘英章，并不需他们亲自到堂，各派亲信司官，连同赵舒翘，一共是五个人会审。
“潘英章！”赵舒翘问道：“你跟崔尊彝等人，是何关系，先说一说。我可告诉你，你是革了职的，不说实话，就会自讨苦吃。”
在用刑的威胁之下，潘英章非常知趣，“我一定说实话。崔尊彝是云南善后局总办，同官一省，向来交好，周瑞清是世交。”他说，“龙继栋原是我当知县的时候的幕友，知县交代，亏空了一笔公款，是龙继栋拿他的住屋借了给我抵债的。”
“李郁华呢？”
“李郁华到云南做过考官，因为是同乡，彼此有过往来。”
“你跟崔尊彝是怎么起意，进京来游说云南报销案的？”
“崔尊彝为报销案很着急，急于了结以后，预备辞官回家。去年我补了永昌府，奉旨进京引见，崔尊彝亦要进京，当时便托我替他帮忙，找周瑞清托户部司员代办，较为省事。这完全是因为怕户部书办有意刁难的缘故。”
问到这里，赵舒翘先看一看由顺天祥、百川通两家查出来的帐目，记明崔尊彝由云南汇到京里的银子是十八万五千两，另外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总数二十一万三千两。这笔巨款的来路去向，一直不明，此刻弄清楚了潘英章的人事关系，便得从这里入手，查问究竟，案情就容易清楚了。
于是他问：“汇到顺天祥的银两总数，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共计十八万五千两，公款只有十万七千六百两……。”
这笔公款是预备办报销津贴部里用的，此外有崔尊彝、潘英章私人的款子，以及代云南官员汇到京里的私款，总计十八万五千两。编列三个字号：福、恒、裕。如果是公款开支，便用“福记”名下的存款，而这个户头，最初只支用了五万两。
“到京以后，我就找周瑞清谈报销的事，周瑞清不愿意管，再三恳求，他才答应……。”潘英章仿佛有些碍口似的，停了下来。
“答应了怎么样？”
潘英章想了一会，终于老实招供，“周瑞清到户部去打听，这个案子归云南司主稿孙家穆承办。正好龙继栋跟孙家穆同司，所以托他跟孙家穆去商量，讲定津贴八万两，先付五万。
后来在周家付了孙家穆四万五，余款……。”
“慢点！”会审的沈家本打断他的话问：“说定五万，怎么又变了四万五？”
“是这样的，”潘英章很吃力地说，“我请周瑞清扣下五千两，等到兵、工两部议准，手续都清楚了以后再付。”
“那么，其余的三万两呢？”
“其余三万两，等崔尊彝到京，结案以后自己付。”
“既然这样，扣下五千两在情理上就不通了。如果你认为孙家穆没有办妥，兵、工两部未曾议准，可以扣住那三万两不给，为什么先扣五千两？”沈家本问道，“你想想看，是不是情理不通？”
他问得含蓄，赵舒翘却是直揭其隐，“这五千两，”他问，“是不是给周瑞清的酬劳？”
潘英章早就在路上便接到警告了，千万不能牵涉到周瑞清跟他以上的人物，所以用斩钉截铁的声音答道：“决不是！”
“然则所为何来？好了，这话暂且也不问你。”赵舒翘说：
“你再往下讲。”
“到后来我就不大问到这件事了，一来要忙着引见，二来，水土不服、身子不爽，一直在龙家养病。”
“龙继栋也用过百川通的银票，是你送他不是？”
“不是！”潘英章说，“我自己有一万银子，划出五千给龙继栋，是还他的房价。另外送了四百两银子，是津贴他的饭食，送他老太太的寿礼。”
“李郁华呢？有没有帮着你游说？”
李郁华是个不能“共事”的人，潘英章一到京，跟周瑞清和龙继栋谈起云南报销案时，就受到过警告。此时老实答供，同时又说：“李郁华曾经一再问起，我也不敢冷落他，所以拿崔尊彝托买东西这件事，转托李郁华去办。”
“这是什么意思呢？”
潘英章苦笑不答。其实这是无须问得的，当然是借此“调剂”之意，要问的是，李郁华得了多少“好处”？
“托李郁华买的什么东西？”
“是人参、鹿茸这些珍贵药材。”
“交给他多少钱？”
“是……，”潘英章想了想说，“两千五百多两银子，细数记不得了，是开了单子买的。”
“李郁华是不是照单子买了？”沈家本问。
“大致照单子的。”潘英章说，“有些东西买不到，或者货色不好没有买。一共买了两千一百多两银子。”
“这就是说，多下四百两银子，可曾缴回？”
潘英章迟疑了一会才答：“送给他了。”
问官相视而笑，又彼此小声商量了一下，由刚毅问道：
“你将你替崔尊彝经手的帐目，说一遍看。”
“是！”潘英章眨着眼思索了好一会，很谨慎地答说：“备用报销银一共十万七千六百两，我代崔尊彝买东西，花了九千四百多两，余下一万五千八百多，交给他本人了。”
“那十万七千六百两，是云南的公款？”
“是的。”
“这一说，除掉部费八万两，余下的两万七千六百两，是崔尊彝挪用了？”
沈家本的这一问，分清了眉目，略有倦意的问官，无不精神一振，凝视着潘英章，要看他怎么说？
潘英章有些紧张，结结巴巴地回答：“这，这也可以这么说。”
“什么叫‘也可以这么说’？事实俱在！现在我们替崔尊彝算笔帐看，他自己私项是三万二千两，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就是六万，再挪用公款两万七千六百两，总共八万七千六！”沈家本提高声音问道：“一个道员进京引见，何致于用到这么多钱？”
翻来覆去的盘问，问到这一句上，才是击中要害。但问官的想法不同，有人求水落石出，有人讲“就事论事”，赵舒翘感念潘祖荫在王树汶这一案上的自悔鲁莽，歉然谢过，因而对他在云南报销案上所持的“完赃减罪”，不事苟求的宗旨，觉得应该做到“不为已甚”这句话。而此时正是他该执持宗旨的时候。
于是，他先咳嗽一声，意示他有话要说，接着看一看左右，是打个招呼，等于在说：“稍安毋躁，且等我说完。”
未说之前，先看一看潘英章的神态。他眨着眼，凝望着砖地，显得非常用心的样子，此时只要一声断喝，便可以教他张皇失措，但赵舒翘不愿意这么做。
草草问了几句，吩咐还押，接下来便是提审孙家穆。潘英章未到案以前，都推得一干二净，此刻人证俱在，无可抵赖，他见风使舵，觉得不如和盘托出，一则见得诚实不欺，再则责任分开来担负，罪名可减，所以一堂下来，案情纵非水落石出，大致也都明白了。
当然，周瑞清是个关系特殊重要的人物，孙家穆只管在报销上替崔尊彝弥缝，他所收的四万五千银子，都分了给本司的官吏，与堂官无涉。如说王文韶、景廉受赂巨万，当然是周瑞清过付。但是，牵涉到一二品大员，非司官所能讯问，因而在眼前，要问他的，也只是如何在崔尊彝、孙家穆之间说合而已。
他的供词与潘英章的话无甚出入，问到应付五万，何以只付四万五，为何留下五千？他却说不出一个究竟。只表示那五千两银子，一直未曾动用，仍旧存在顺天祥，便是他未曾受过任何“好处”的明证。
案子办到这里，分开两部分在“追”，明的是追人追赃，照孙家穆所供，凡曾分到钱的官员，是奏请解任或革职，到案应讯，书办则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兵逮捕。有的逃掉、有的畏罪自尽、有的心惊肉跳，但也颇有人鼓掌称快，认为经此雷厉风行的一番整顿，官场风气，将可丕然一变。
暗的部分是重新调集顺天祥、百川通的帐簿，清查崔尊彝的收支，要想揭开一个疑团：何以他进京一趟，要用掉八万多两银子。
盈千上万的进出，自然用的是银票。由崔尊彝写条子通知顺天祥、百川通开票，而银票承兑，大致亦可查明来龙去脉，银楼、绸缎铺、药店，都有他们往来相熟的银号代为兑过崔尊彝所开的票子。一笔一笔追根到底，连崔尊彝花在“八大胡同”的缠头之资，亦很清楚，这样结算下来，有着落的花销，总计是五万三千多，还有三万四千多银子，不知去向。
“这用到那里去了呢？”沈家本向问官表示看法：“三万四千多银子，不是一个小数，总要有个交代。不然……。”
不然如何呢？他虽未说，大家亦都了解，言官未见得肯默尔以息。
“再说，惇王对这一层看得很重，如果含混了事，也怕他不会善罢干休。”
“很痛快地说吧，”赵舒翘将双手一摊，“明知道他这三万四千多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是死无对证，我们不能武断，说这笔款子一定是送给谁了。各位看，这话是不是呢？”
这话当然说得是，连沈家本都不能不默认。
“于此可见，这件案子入手之初，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住崔潘两人，才是正办。如今，崔尊彝死了，什么话也都不用说了。”
“崔尊彝虽死，有周瑞清在。”沈家本大声抗争。
再要提审潘英章时，他忽然告病，派人查看，倒是实情。但虽不能到堂应讯，却递了一纸“亲供”，说明崔尊彝何以进京引见，要用到如许巨款？亲供上说：
“崔尊彝素性浮华，用度挥霍，其将灵柩眷属带出，沿途有小队数十名护送。到京后，又将银两带给其弟崔子琴；将寄停荆州灵柩扶回原籍安葬，自己带回眷属，先至涿州为儿女护亲，后到京居住。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是以费用浩大。迨由京回南，川资必巨，亦可想见。且崔尊彝到京后在五月中旬，五月以前用款内，如革员代为买物各项，有各铺供词帐单可据。崔尊彝自行买物之款，有顺天祥铺伙查出帐单为凭。革员于五月间出京，崔尊彝向该号取银，大半在六七月间，其余款作何使用，实不知情。”
这份亲供，要紧的话，只在最后几句，崔尊彝的不知去向的款项，用在潘英章出京后的六七月间，这时阎敬铭已经到任，云南报销案亦早已结束，不需再向王文韶、景廉行贿。
就为了有这个看法，会办大员都觉得案子办到这里，应该奏结，不须再多作追索。但是，惇王却不是这样的看法。
惇王派到刑部会审的两名官员，是内务府的郎中，一个叫文佩，一个叫广森。
这两个人比其他承审官员占便宜的是：对于京城地方情形，十分熟悉。照他们的访查，崔尊彝诚然“素性浮华，用度挥霍”，但就是他实际用掉的六万银子之中，也有许多虚帐。换句话说，表面是“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其实并未用到六万银子，有些款子是在这个名目掩饰之下，用到别处去了。
因此，惇王仍旧主张严追，同时认为崔尊彝帐目中，所列的“冰敬”及“节礼”，亦应该彻查。这使得翁同和等人都大感为难，外官馈赠，向有此例，不能视作受贿。如果要照惇王的意思彻查，那就牵连无穷，根本不是了局。然而百端譬解，惇王总是不以为然，于是案子想结亦无法结了。
日子拖得一久，不免就有流言，甚至还传到醇王那里。他是很看重翁同和的，当时就写信忠告，劝他远避嫌疑。翁同和问心无愧，除了复信道谢之外，觉得好笑，也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慈禧太后召见麟书、召见薛允升，都问到云南报销案，唯独对他不曾提起，见得流言亦已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对他已有所怀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这面，有意弥缝。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释，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和相当着急。
不过，翁同和当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师傅而军机大臣，在内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见得事多，经历的风波亦多，自然不会做出什么自落痕迹的举动来。这一案只要能够快快结束，尘埃落地，浮言自息。
因此，他指示他派去会审的两名工部司官，从中策动，该查的尽快查，该问的尽快问，不断催促，案子的头绪，亦愈来愈清楚。崔尊彝虽有三万多两银子的去向不明，但除此之外，供词中并无牵涉到景廉和王文韶的地方，就事论事，也应该是结案的时候了。
于是，他首先向麟书接头，因为这一案原派的是他跟潘祖荫查办，从潘祖荫丁忧以后，他就成了唯一了解全案首尾的人，所以也就无形中成了主持全案的人。一谈起来，麟书跟他的意思相同，亦希望早早结束，了却一桩差使。
“本来早就该结了，只为五爷始终不肯松手。叔平，你是跟五爷一起奏的旨，五爷若是有什么不在道理上的言语，我们不便申辩，要靠你来挡他。”
这意思是说，如果翁同和能对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结束，否则就要拖到惇王无话可说时，才能奏结。
“好的。”翁同和毅然答应，“我来挡。”
“除了五爷，咱们现在一共是五个人，得先聚在一起谈一谈，而且也得推出一个主持的人来。”
“说得是。就在舍间小集好了。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总得让刑部有个预备。我看过了节挑一天，等我跟张子青、薛云阶谈定了日子，再来奉告。”
过了端午节，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主客一共只有五个人，正就是奉派查办这一案的五大臣。除了翁同和以外，麟书亦愿意帮景廉、王文韶的忙，阎敬铭着眼在整顿户部风气，张之万深通黄老之学，向来无所作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云阶，西安人，跟翁同和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当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为江西饶州府。看起来仕途蹭蹬，其实倒是大器晚成。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书会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学，而且深谙牧民之道，所以由饶州府扶摇直上，四年工夫当到山西按察使。
其时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灾，山西从巡抚曾国荃以下，以办赈为第一大事，臬司虽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参与赈务，襄助阎敬铭，综核出纳，点尘不染。第二年以优异的劳绩，调升山东藩司，署理漕运总督。光绪六年内调为刑部侍郎，是潘祖荫极得力的助手。
云南报销案本来与他无关，由于阎敬铭的保荐，特为派他会办，而张之万毫无主张，所以实际上是由他主办。就律例而论，当然要听他的意见。
于是薛允升一口气背了八条律例，都是有关贪赃枉法的，背完了又说：“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条为断，最要紧是这两条：‘官吏因事受财，不枉法，按赃折半科罪’，‘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
后一条大家都明白，也就是潘祖荫“完赃减罪”这个办法的由来。但第一条却颇费解，大都不明白什么叫“按赃折半科罪”呢？
“是这样的，”薛允升又作解释，“受赃枉法，与虽受赃不枉法，情形不同，前者罪重，后者罪轻，所以‘按赃折半科罪’。话虽如此，所谓折半，另有明文规定。受赃枉法，得赃在八十两以上者绞监候，按照赃折半计算，不枉法受赃，应该在满一百六十两，方处绞刑。而明文规定满一百二十两者绞，照实计算是按赃减三分之一科罪。这是有禄之人……。”
“慢慢，”麟书问道：“什么叫有禄之人？”
坐在他旁边的翁同和先后当过两次刑部堂官，律例亦相当熟悉，因而代为答说：“月俸米在一石以上者谓之‘有禄人’，不及一石者，就是‘无禄人’。”
“喔！”麟书又问：“无禄人怎么样？”
“无禄人枉法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绞，不枉法只是杖一百，流二千里。”
“然则现在很清楚了，关键在枉法不枉法。”阎敬铭环视周遭，最后眼光落在薛允升身上。
“老前辈，”薛允升从容答道，“枉法不枉法，原指刑名而言，律载：‘事后受财不枉断者，准不枉法论’，这个‘断’字，便指断案。象这个报销案，既然都有例案，只能说他引例不当，却不能说他枉法。”
“既然如此，”阎敬铭慢吞吞地说了句：“都算不枉法。”
“是！”薛允升重复一句：“只好算他们不枉法。”
“失入不如失出，庶几见得朝廷仁厚。”麟书看着阎敬铭问：“丹翁意下如何？”
阎敬铭拱拱手：“我无成见，悉听公议。”
“那就请云阶主持，按律定罪。”翁同和特别加重语气：
“悉依律例。”
“这中间自然也有些斟酌。有的该加重，有的该轻减，也得定个宗旨出来。”
“轻减只怕不能了。就这样子，惇王已经不肯点点头，再说轻减，他决不肯领衔出奏。”
大家都觉得麟书的看法不错。为了应付惇王，翁同和提出一个办法，定罪分两种，一种是按律拟定，该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减，一种是一律酌量加重。拟好罪名，请惇王去决定。
这个办法总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抚他的“不平”。接下来便谈到当面复奏该说的话，以及推那个来说。
“自然是丹翁前辈……。”
“不！”阎敬铭打断翁同和的话说：“不是你，便该子青，何用我来说话。”
阎敬铭的意思是翁同和是军机大臣，张之万是刑部尚书，论地位、谈职掌，都不该由他发言。这当然带着谦虚的意味，因此，在翁同和以“奉旨会办，与本身职司无关”的说法，再度敦促时，他也就答应了。
于是刑部在薛允升主持之下，逐一按律例的明文规定，加减定罪。第一张单子拟好，才发觉那天在翁家商定的宗旨不切实际，果真按律定罪，是太轻纵了。
于是他不得不跟张之万去商量，略陈缘由以后，接着说道：“就拿福趾来说，他虽是云南司的掌印郎中，可是云南报销案，是主稿孙家穆承办，一同画押的时候，并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情弊，事后风闻，向孙家穆问起，才分到了四千两银子。依‘事后受财律’，作不枉法论，罪名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依‘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的律例，只要将四千两银子吐出来，就可无罪。这从那方面来说，都是交代不过去的。”
“是啊！”张之万问道：“该如何补救呢？”
状元娘子清末四公子风尘三侠缇萦柏台故事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荆轲吕不韦正德外记玉垒浮云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乾隆韵事三春争及初春景明朝的皇帝恩怨江湖董小宛八大胡同汉宫名媛王昭君买命大将曹彬这一下，刑部尚书的底缺，亦得开掉。汉侍郎之中，没有资望恩眷都可以升为尚书的人，而慈禧太后很想用彭玉麟作兵部尚书，因而将张之万调到刑部，新补兵部尚书彭玉麟未到任前，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兼署。
潘祖荫闭门“读礼”，自然也要思过。回想任内两件大案，一件云南报销案，倒是每一步都站得住，另一件王树汶的冤狱，就不同了。从头想起，先办得不错，中途走了歧路，几乎铸成大错。
这一案的变化，起于涂宗瀛的调任湖南巡抚，河南巡抚由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任恺跟李鹤年的关系很深，便抓住机会，想靠巡抚的支援，维持原案。李鹤年本来倒也没有什么成见，只因河南的京官，为这一案不平，议论不免过分，指责他偏袒任恺，反激出李鹤年的意气，真的偏袒任恺了。
但是王树汶不是胡体安，已是通国皆知之事，这一案要想维持原谳，很不容易。因此、任恺为了卸责，又造作一番理由，说王树汶虽非胡体安，但接赃把风，亦是从犯。依大清律：强盗不分首从，都是立斩的罪名，所以原来审问的官吏，都没有过失。
一件冒名顶替、诬良为盗的大案，移花接木，避重就轻，变成只问王树汶该不该判死罪？正犯何在，何以误王为胡？都摆在一边不问，言官大为不满，纷纷上奏抗争。于是朝命新任河东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
梅启照衰病侵寻，预备辞官告老了，当然不愿意再得罪人，而且所派审问的属员，亦都是李鹤年在河督任内的旧人，因而复审结果，维持原案。复奏发交刑部，秋审处总办赵舒翘认为前后招供，疑窦极多，建议由刑部提审。奉到上谕：“即着李鹤年将全案人证卷宗，派员妥速解京，交刑部悉心研鞠，务期水落石出，毋稍枉纵。”
这一下李鹤年和梅启照都不免着慌。杨乃武一案是前车之鉴，浙江巡抚杨昌浚和奉派复审的学政胡瑞澜，所得的严谴，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于是商量决定，特为委托一个候补道，进京游说。此人是潘祖荫的得意门生，居然说动了老师，维持原谳。
但赵舒翘不肯，以去留力争，公然表示：赵某一天不离秋审处，此案一天不可动。潘祖荫劝说再三，毫无用处，而就在这相持不下之际，潘祖荫报了丁忧。
办完丧事，预备扶柩回苏州安葬，此去要两年以后才能回京，在京多年的未了之事，要作个结束。细细思量，只有这一案耿耿于怀，因而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张之万，坦然引咎，说为门下士所误，赵舒翘审理此案，毫无错误，请张之万格外支持。
就为了有这样一封信，赵舒翘才能不受干扰，尽心推问，全案在二月底审问确实，王树汶得以不死，而承审的官员，几于无不获罪。镇平知县马翥革职充军，李鹤年和梅启照“以特旨交审要案，于王树汶冤抑不能平反，徒以回获属员处分，蒙混奏结。迨提京讯问，李鹤年复以毫无根据之词，晓晓置辩，始终固执，实属有负委任，均着即行革职。”
冤狱虽平，但这一案并不如杨乃武那一案来得轰动，因为一则案内没有小白菜那样的风流人物，再则云南报销案峰回路转，又是一番境界了。
被革了职的潘英章，由云南的督抚，派人解送进京，一到就被收押，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但一关好几天，并未提堂审问。这因为张之万不如潘祖荫那样有魄力。期望分担责任的人，越多越好，要求加派大员查办。军机处问了惇王的意思，奏请加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会同办理，因而耽误了下来。
当然，审问潘英章，并不需他们亲自到堂，各派亲信司官，连同赵舒翘，一共是五个人会审。
“潘英章！”赵舒翘问道：“你跟崔尊彝等人，是何关系，先说一说。我可告诉你，你是革了职的，不说实话，就会自讨苦吃。”
在用刑的威胁之下，潘英章非常知趣，“我一定说实话。崔尊彝是云南善后局总办，同官一省，向来交好，周瑞清是世交。”他说，“龙继栋原是我当知县的时候的幕友，知县交代，亏空了一笔公款，是龙继栋拿他的住屋借了给我抵债的。”
“李郁华呢？”
“李郁华到云南做过考官，因为是同乡，彼此有过往来。”
“你跟崔尊彝是怎么起意，进京来游说云南报销案的？”
“崔尊彝为报销案很着急，急于了结以后，预备辞官回家。去年我补了永昌府，奉旨进京引见，崔尊彝亦要进京，当时便托我替他帮忙，找周瑞清托户部司员代办，较为省事。这完全是因为怕户部书办有意刁难的缘故。”
问到这里，赵舒翘先看一看由顺天祥、百川通两家查出来的帐目，记明崔尊彝由云南汇到京里的银子是十八万五千两，另外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总数二十一万三千两。这笔巨款的来路去向，一直不明，此刻弄清楚了潘英章的人事关系，便得从这里入手，查问究竟，案情就容易清楚了。
于是他问：“汇到顺天祥的银两总数，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共计十八万五千两，公款只有十万七千六百两……。”
这笔公款是预备办报销津贴部里用的，此外有崔尊彝、潘英章私人的款子，以及代云南官员汇到京里的私款，总计十八万五千两。编列三个字号：福、恒、裕。如果是公款开支，便用“福记”名下的存款，而这个户头，最初只支用了五万两。
“到京以后，我就找周瑞清谈报销的事，周瑞清不愿意管，再三恳求，他才答应……。”潘英章仿佛有些碍口似的，停了下来。
“答应了怎么样？”
潘英章想了一会，终于老实招供，“周瑞清到户部去打听，这个案子归云南司主稿孙家穆承办。正好龙继栋跟孙家穆同司，所以托他跟孙家穆去商量，讲定津贴八万两，先付五万。
后来在周家付了孙家穆四万五，余款……。”
“慢点！”会审的沈家本打断他的话问：“说定五万，怎么又变了四万五？”
“是这样的，”潘英章很吃力地说，“我请周瑞清扣下五千两，等到兵、工两部议准，手续都清楚了以后再付。”
“那么，其余的三万两呢？”
“其余三万两，等崔尊彝到京，结案以后自己付。”
“既然这样，扣下五千两在情理上就不通了。如果你认为孙家穆没有办妥，兵、工两部未曾议准，可以扣住那三万两不给，为什么先扣五千两？”沈家本问道，“你想想看，是不是情理不通？”
他问得含蓄，赵舒翘却是直揭其隐，“这五千两，”他问，“是不是给周瑞清的酬劳？”
潘英章早就在路上便接到警告了，千万不能牵涉到周瑞清跟他以上的人物，所以用斩钉截铁的声音答道：“决不是！”
“然则所为何来？好了，这话暂且也不问你。”赵舒翘说：
“你再往下讲。”
“到后来我就不大问到这件事了，一来要忙着引见，二来，水土不服、身子不爽，一直在龙家养病。”
“龙继栋也用过百川通的银票，是你送他不是？”
“不是！”潘英章说，“我自己有一万银子，划出五千给龙继栋，是还他的房价。另外送了四百两银子，是津贴他的饭食，送他老太太的寿礼。”
“李郁华呢？有没有帮着你游说？”
李郁华是个不能“共事”的人，潘英章一到京，跟周瑞清和龙继栋谈起云南报销案时，就受到过警告。此时老实答供，同时又说：“李郁华曾经一再问起，我也不敢冷落他，所以拿崔尊彝托买东西这件事，转托李郁华去办。”
“这是什么意思呢？”
潘英章苦笑不答。其实这是无须问得的，当然是借此“调剂”之意，要问的是，李郁华得了多少“好处”？
“托李郁华买的什么东西？”
“是人参、鹿茸这些珍贵药材。”
“交给他多少钱？”
“是……，”潘英章想了想说，“两千五百多两银子，细数记不得了，是开了单子买的。”
“李郁华是不是照单子买了？”沈家本问。
“大致照单子的。”潘英章说，“有些东西买不到，或者货色不好没有买。一共买了两千一百多两银子。”
“这就是说，多下四百两银子，可曾缴回？”
潘英章迟疑了一会才答：“送给他了。”
问官相视而笑，又彼此小声商量了一下，由刚毅问道：
“你将你替崔尊彝经手的帐目，说一遍看。”
“是！”潘英章眨着眼思索了好一会，很谨慎地答说：“备用报销银一共十万七千六百两，我代崔尊彝买东西，花了九千四百多两，余下一万五千八百多，交给他本人了。”
“那十万七千六百两，是云南的公款？”
“是的。”
“这一说，除掉部费八万两，余下的两万七千六百两，是崔尊彝挪用了？”
沈家本的这一问，分清了眉目，略有倦意的问官，无不精神一振，凝视着潘英章，要看他怎么说？
潘英章有些紧张，结结巴巴地回答：“这，这也可以这么说。”
“什么叫‘也可以这么说’？事实俱在！现在我们替崔尊彝算笔帐看，他自己私项是三万二千两，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就是六万，再挪用公款两万七千六百两，总共八万七千六！”沈家本提高声音问道：“一个道员进京引见，何致于用到这么多钱？”
翻来覆去的盘问，问到这一句上，才是击中要害。但问官的想法不同，有人求水落石出，有人讲“就事论事”，赵舒翘感念潘祖荫在王树汶这一案上的自悔鲁莽，歉然谢过，因而对他在云南报销案上所持的“完赃减罪”，不事苟求的宗旨，觉得应该做到“不为已甚”这句话。而此时正是他该执持宗旨的时候。
于是，他先咳嗽一声，意示他有话要说，接着看一看左右，是打个招呼，等于在说：“稍安毋躁，且等我说完。”
未说之前，先看一看潘英章的神态。他眨着眼，凝望着砖地，显得非常用心的样子，此时只要一声断喝，便可以教他张皇失措，但赵舒翘不愿意这么做。
草草问了几句，吩咐还押，接下来便是提审孙家穆。潘英章未到案以前，都推得一干二净，此刻人证俱在，无可抵赖，他见风使舵，觉得不如和盘托出，一则见得诚实不欺，再则责任分开来担负，罪名可减，所以一堂下来，案情纵非水落石出，大致也都明白了。
当然，周瑞清是个关系特殊重要的人物，孙家穆只管在报销上替崔尊彝弥缝，他所收的四万五千银子，都分了给本司的官吏，与堂官无涉。如说王文韶、景廉受赂巨万，当然是周瑞清过付。但是，牵涉到一二品大员，非司官所能讯问，因而在眼前，要问他的，也只是如何在崔尊彝、孙家穆之间说合而已。
他的供词与潘英章的话无甚出入，问到应付五万，何以只付四万五，为何留下五千？他却说不出一个究竟。只表示那五千两银子，一直未曾动用，仍旧存在顺天祥，便是他未曾受过任何“好处”的明证。
案子办到这里，分开两部分在“追”，明的是追人追赃，照孙家穆所供，凡曾分到钱的官员，是奏请解任或革职，到案应讯，书办则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兵逮捕。有的逃掉、有的畏罪自尽、有的心惊肉跳，但也颇有人鼓掌称快，认为经此雷厉风行的一番整顿，官场风气，将可丕然一变。
暗的部分是重新调集顺天祥、百川通的帐簿，清查崔尊彝的收支，要想揭开一个疑团：何以他进京一趟，要用掉八万多两银子。
盈千上万的进出，自然用的是银票。由崔尊彝写条子通知顺天祥、百川通开票，而银票承兑，大致亦可查明来龙去脉，银楼、绸缎铺、药店，都有他们往来相熟的银号代为兑过崔尊彝所开的票子。一笔一笔追根到底，连崔尊彝花在“八大胡同”的缠头之资，亦很清楚，这样结算下来，有着落的花销，总计是五万三千多，还有三万四千多银子，不知去向。
“这用到那里去了呢？”沈家本向问官表示看法：“三万四千多银子，不是一个小数，总要有个交代。不然……。”
不然如何呢？他虽未说，大家亦都了解，言官未见得肯默尔以息。
“再说，惇王对这一层看得很重，如果含混了事，也怕他不会善罢干休。”
“很痛快地说吧，”赵舒翘将双手一摊，“明知道他这三万四千多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是死无对证，我们不能武断，说这笔款子一定是送给谁了。各位看，这话是不是呢？”
这话当然说得是，连沈家本都不能不默认。
“于此可见，这件案子入手之初，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住崔潘两人，才是正办。如今，崔尊彝死了，什么话也都不用说了。”
“崔尊彝虽死，有周瑞清在。”沈家本大声抗争。
再要提审潘英章时，他忽然告病，派人查看，倒是实情。但虽不能到堂应讯，却递了一纸“亲供”，说明崔尊彝何以进京引见，要用到如许巨款？亲供上说：
“崔尊彝素性浮华，用度挥霍，其将灵柩眷属带出，沿途有小队数十名护送。到京后，又将银两带给其弟崔子琴；将寄停荆州灵柩扶回原籍安葬，自己带回眷属，先至涿州为儿女护亲，后到京居住。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是以费用浩大。迨由京回南，川资必巨，亦可想见。且崔尊彝到京后在五月中旬，五月以前用款内，如革员代为买物各项，有各铺供词帐单可据。崔尊彝自行买物之款，有顺天祥铺伙查出帐单为凭。革员于五月间出京，崔尊彝向该号取银，大半在六七月间，其余款作何使用，实不知情。”
这份亲供，要紧的话，只在最后几句，崔尊彝的不知去向的款项，用在潘英章出京后的六七月间，这时阎敬铭已经到任，云南报销案亦早已结束，不需再向王文韶、景廉行贿。
就为了有这个看法，会办大员都觉得案子办到这里，应该奏结，不须再多作追索。但是，惇王却不是这样的看法。
惇王派到刑部会审的两名官员，是内务府的郎中，一个叫文佩，一个叫广森。
这两个人比其他承审官员占便宜的是：对于京城地方情形，十分熟悉。照他们的访查，崔尊彝诚然“素性浮华，用度挥霍”，但就是他实际用掉的六万银子之中，也有许多虚帐。换句话说，表面是“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其实并未用到六万银子，有些款子是在这个名目掩饰之下，用到别处去了。
因此，惇王仍旧主张严追，同时认为崔尊彝帐目中，所列的“冰敬”及“节礼”，亦应该彻查。这使得翁同和等人都大感为难，外官馈赠，向有此例，不能视作受贿。如果要照惇王的意思彻查，那就牵连无穷，根本不是了局。然而百端譬解，惇王总是不以为然，于是案子想结亦无法结了。
日子拖得一久，不免就有流言，甚至还传到醇王那里。他是很看重翁同和的，当时就写信忠告，劝他远避嫌疑。翁同和问心无愧，除了复信道谢之外，觉得好笑，也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慈禧太后召见麟书、召见薛允升，都问到云南报销案，唯独对他不曾提起，见得流言亦已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对他已有所怀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这面，有意弥缝。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释，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和相当着急。
不过，翁同和当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师傅而军机大臣，在内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见得事多，经历的风波亦多，自然不会做出什么自落痕迹的举动来。这一案只要能够快快结束，尘埃落地，浮言自息。
因此，他指示他派去会审的两名工部司官，从中策动，该查的尽快查，该问的尽快问，不断催促，案子的头绪，亦愈来愈清楚。崔尊彝虽有三万多两银子的去向不明，但除此之外，供词中并无牵涉到景廉和王文韶的地方，就事论事，也应该是结案的时候了。
于是，他首先向麟书接头，因为这一案原派的是他跟潘祖荫查办，从潘祖荫丁忧以后，他就成了唯一了解全案首尾的人，所以也就无形中成了主持全案的人。一谈起来，麟书跟他的意思相同，亦希望早早结束，了却一桩差使。
“本来早就该结了，只为五爷始终不肯松手。叔平，你是跟五爷一起奏的旨，五爷若是有什么不在道理上的言语，我们不便申辩，要靠你来挡他。”
这意思是说，如果翁同和能对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结束，否则就要拖到惇王无话可说时，才能奏结。
“好的。”翁同和毅然答应，“我来挡。”
“除了五爷，咱们现在一共是五个人，得先聚在一起谈一谈，而且也得推出一个主持的人来。”
“说得是。就在舍间小集好了。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总得让刑部有个预备。我看过了节挑一天，等我跟张子青、薛云阶谈定了日子，再来奉告。”
过了端午节，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主客一共只有五个人，正就是奉派查办这一案的五大臣。除了翁同和以外，麟书亦愿意帮景廉、王文韶的忙，阎敬铭着眼在整顿户部风气，张之万深通黄老之学，向来无所作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云阶，西安人，跟翁同和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当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为江西饶州府。看起来仕途蹭蹬，其实倒是大器晚成。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书会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学，而且深谙牧民之道，所以由饶州府扶摇直上，四年工夫当到山西按察使。
其时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灾，山西从巡抚曾国荃以下，以办赈为第一大事，臬司虽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参与赈务，襄助阎敬铭，综核出纳，点尘不染。第二年以优异的劳绩，调升山东藩司，署理漕运总督。光绪六年内调为刑部侍郎，是潘祖荫极得力的助手。
云南报销案本来与他无关，由于阎敬铭的保荐，特为派他会办，而张之万毫无主张，所以实际上是由他主办。就律例而论，当然要听他的意见。
于是薛允升一口气背了八条律例，都是有关贪赃枉法的，背完了又说：“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条为断，最要紧是这两条：‘官吏因事受财，不枉法，按赃折半科罪’，‘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
后一条大家都明白，也就是潘祖荫“完赃减罪”这个办法的由来。但第一条却颇费解，大都不明白什么叫“按赃折半科罪”呢？
“是这样的，”薛允升又作解释，“受赃枉法，与虽受赃不枉法，情形不同，前者罪重，后者罪轻，所以‘按赃折半科罪’。话虽如此，所谓折半，另有明文规定。受赃枉法，得赃在八十两以上者绞监候，按照赃折半计算，不枉法受赃，应该在满一百六十两，方处绞刑。而明文规定满一百二十两者绞，照实计算是按赃减三分之一科罪。这是有禄之人……。”
“慢慢，”麟书问道：“什么叫有禄之人？”
坐在他旁边的翁同和先后当过两次刑部堂官，律例亦相当熟悉，因而代为答说：“月俸米在一石以上者谓之‘有禄人’，不及一石者，就是‘无禄人’。”
“喔！”麟书又问：“无禄人怎么样？”
“无禄人枉法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绞，不枉法只是杖一百，流二千里。”
“然则现在很清楚了，关键在枉法不枉法。”阎敬铭环视周遭，最后眼光落在薛允升身上。
“老前辈，”薛允升从容答道，“枉法不枉法，原指刑名而言，律载：‘事后受财不枉断者，准不枉法论’，这个‘断’字，便指断案。象这个报销案，既然都有例案，只能说他引例不当，却不能说他枉法。”
“既然如此，”阎敬铭慢吞吞地说了句：“都算不枉法。”
“是！”薛允升重复一句：“只好算他们不枉法。”
“失入不如失出，庶几见得朝廷仁厚。”麟书看着阎敬铭问：“丹翁意下如何？”
阎敬铭拱拱手：“我无成见，悉听公议。”
“那就请云阶主持，按律定罪。”翁同和特别加重语气：
“悉依律例。”
“这中间自然也有些斟酌。有的该加重，有的该轻减，也得定个宗旨出来。”
“轻减只怕不能了。就这样子，惇王已经不肯点点头，再说轻减，他决不肯领衔出奏。”
大家都觉得麟书的看法不错。为了应付惇王，翁同和提出一个办法，定罪分两种，一种是按律拟定，该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减，一种是一律酌量加重。拟好罪名，请惇王去决定。
这个办法总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抚他的“不平”。接下来便谈到当面复奏该说的话，以及推那个来说。
“自然是丹翁前辈……。”
“不！”阎敬铭打断翁同和的话说：“不是你，便该子青，何用我来说话。”
阎敬铭的意思是翁同和是军机大臣，张之万是刑部尚书，论地位、谈职掌，都不该由他发言。这当然带着谦虚的意味，因此，在翁同和以“奉旨会办，与本身职司无关”的说法，再度敦促时，他也就答应了。
于是刑部在薛允升主持之下，逐一按律例的明文规定，加减定罪。第一张单子拟好，才发觉那天在翁家商定的宗旨不切实际，果真按律定罪，是太轻纵了。
于是他不得不跟张之万去商量，略陈缘由以后，接着说道：“就拿福趾来说，他虽是云南司的掌印郎中，可是云南报销案，是主稿孙家穆承办，一同画押的时候，并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情弊，事后风闻，向孙家穆问起，才分到了四千两银子。依‘事后受财律’，作不枉法论，罪名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依‘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的律例，只要将四千两银子吐出来，就可无罪。这从那方面来说，都是交代不过去的。”
“是啊！”张之万问道：“该如何补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