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册封，是在顺治十八年，承认前一年九月自称国王的黎维祺为“安南国王”。到了嘉庆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国王阮福映，年号嘉隆，越南人民称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统一越南“三圻”时，曾经委托天主教神父，请求法国援助，与法王路易十六，订立条约，愿割土作为酬谢，后来法援未到，条约当然不须履行，但法国的势力却就此伸入越南了。
从嘉隆皇帝以后，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欢法国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丰年间，越南也象中国一样，常闹教案。英法联军侵华的那几年，法国海军附带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国订立了条约，赔款割地之外，另有专条：越南政府承诺，此后不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法国得寸进尺，五年以后吞并了整个南圻，而心犹未足，还打算攘夺北圻，仅留下中圻给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员名将抵御法军。这员名将叫刘永福，是中国人。
刘永福本名业，字渊亭，原籍广东钦州，落籍广西上思。早年跟过“洪杨”，洪杨失败，余众四散，其中有个叫吴鲲的，领余众数千，进入越南，刘永福就在他部下。吴鲲一死，刘永福带了两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树一帜，旗帜用黑布所制，号为“黑旗军”。
刘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壮豪迈，善抚部属，而且善于术数，多谋能断，在北圻披荆斩棘，招兵买马，势力日渐雄厚，越南国王阮弘住特加招抚，传说还招了他做驸马，颇为倚重。这时受命御法，在河内西门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敌而退，退到城门附近，为刘永福的先锋吴凤典赶到，一刀砍掉了脑袋。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国反倒慎重了，派文官办理善后，展开交涉，因为中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因而法国和越南订立了新约。
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贡订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条约，重要的条款是：第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第二、定河内等城为商埠；第三、开放红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国有自由航行之权：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务，由法国监督，不得与他国有联属关系。这完全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朝廷因为台湾番社事件，对日交涉正吃紧的当儿，无暇四顾，只下了一道密旨给广西巡抚刘长佑，“固守边围”而已。
不过，越南迫于法国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旧向中国上表进贡，一方面重用刘永福，授官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务繁盛之地的保胜，设局抽税，以助军饷。
这在法国，自然将刘永福视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只是三番两次用兵，刘永福屹然不摇。同时，中国由于言路的呼吁，朝廷亦渐渐重视越局，明的是由驻法公使曾纪泽照会法国政府，不承认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条约，暗的是密谕云南、广西派兵支援刘永福。这样到了光绪七年年底，由于曾纪泽的电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云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总理衙门奏请降旨，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会商办理。
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鸿章，都是主战的，言路自然更为激昂，甚至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是谈洋务也好、谈海防也好，恭王总是尊重李鸿章的意见，所以对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这样到了三月初，李鸿章丁忧，不奉夺情之诏，而就在这时候法国在越南有了举动，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队伍，攻占了河内。
于是照例交涉与备战双管齐下，但不等曾纪泽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和要求，法军先已将河内交还越南，前后一共占领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见得法国居心叵测，推测缘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进一步又有修约的要求，而修约的目的，是为了驱逐刘永福，向中国要求通商云南。因此，主战的议论，又复甚嚣尘上，而朝廷的举指，也是朝不惜决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调动西南疆臣，曾国荃复起，署理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刘长佑年纪大，鸦片烟瘾亦大，被免了职，调阴鸷沉毅，有霸才之称的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云南藩司。同时不准李鸿章回籍服三年之丧，只准假百日后，仍回天津驻扎，督率所部各营，认真训练，并署理通商事务大臣。
当然，清流对此大事，是不会不讲话的，张佩纶与陈宝琛联名上了一个折子：“存越固边，宜筹远略”，共建两策，一策是“命重臣临边”，用以“镇抚诸国，钩络三边”，或者可以吓阻法国。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鸿章，择一以钦差大臣驻扎两广，督办法越事宜。
这一策之下，又有四个纲目，除“集水师”、“重陆路”的军务以外，又主张“联与国”，说德法世仇，应该联德制法，而联德之道，不妨向德国订造铁轮，多买枪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声东击西，张佩纶和陈宝琛建议：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鸿章的北洋两支大军，假作全力对付日本，而另简贤能，“秘寄以滇粤之事”，如彭玉麟、丁宝桢、张之洞都可膺选。如果说，以左宗棠或李鸿章，出镇西南，象晋朝陶侃的移镇广州，唐朝的郭子仪备边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慑敌。那么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汉高祖识拔韩信，孙权重用陆逊那样，名气不大，敌人便不甚疑忌。
这样的部署，可使法国错认为中国对越南局势，不甚在意，然后乘其不备，水陆大举，进兵越南，包围法军。相持日久，法军力不能支，“外惧德人，内耗兵饷”，只要稍微许法国一点好处，一定可以和得下来。万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还在，可以让他们出面转圜谈和，对国体亦无大损。
虽是纸上谈兵，倒也头头是道。奏折中还力保广西、云南两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广西藩司叫徐延旭，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中了进士，就放到广西当知县，号称知兵。
过了半个月，山西巡抚张之洞，也上了一个密折作桴鼓之应，认为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建议派李鸿章坐镇两广，筹划一切，同时保举一批京外文武人才，总计三十九人之多，第一个就是张佩纶。
这就是李鸿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国是主张。因为主战，所以推重左、李，其实左宗棠还是陪笔，所真正重视的是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和战大计，却不肯轻易发言，要看内外情势而定，交卸事毕，五月里回合肥老家奔丧去了。
不久，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宫，袭击日本公使馆，大院君李星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日本决定以武力处理，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处置明快，直接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认为中国亦应当立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跟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领兵到朝鲜平乱。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恭王忧劳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当云南报销案初起，忧心忡忡，自顾不暇，只有宝鋆和李鸿藻应付艰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这时候，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个说帖，李鸿藻一见大喜。跟张佩纶一谈，唐景崧条陈的办法，正就是张佩纶所说的“奇兵”。
于是说动了恭王与宝鋆，决意采纳，嘱咐唐景崧将说帖代为奏折，由李鸿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广西灌阳人，对越南情势，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贡使，详细谈过，所以这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内行话”。
唐景崧说“救越南有至便之计”，就是重用刘永福。此人的名字，这几个月来，慈禧太后已经听多了，但问到他的生平，没有人能说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谈刘永福，格外注意，只见写的是：
“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该国授以副提督职，不就，仍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岁旋粤谒官，则用四品顶戴，乃昔疆吏羁縻而权给之，未见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尝窃窃疑之，故督臣刘长佑有请密谕该国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其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为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
惟文牍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操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密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事，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侥之干城也。”
唐景崧所谓“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有这样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动，但这“一乘之使”，难得其选。再看下去，不觉欣慰，唐景崧“以卑官而怀大志”，愿意自告奋勇，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首先就谈到这件事：“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难得！他是那一年的进士？”
“他是崇绮一榜的翰林。”宝鋆得意洋洋地答道：“是奴才的门生。”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问：“怎么到现在还是吏部候补主事？”
这话就很难说了，说了是揭唐景崧的短处，但亦不得不说，“唐景崧散馆，考的是三等，改了部员，平日为人不拘小节，所以官运不好。”宝鋆接着又说，“象他这样的人，遇到机会，倒是能办大事的。”
“我看他的折子，倒说得有点道理。刘永福是一定要收为我们中国所用的，唐景崧自愿跟刘永福去接头，你们看怎么样？”
“唐景崧来见过臣几次，他不愿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办理，这完全出于忠勇报国之忱。”李鸿藻又说：“臣的意思，拟请旨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请懿旨办理。”
“只要他真能办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过，这一来，见了明发上谕，办事不是就不能守机密了吗？”
于是决定将唐景崧发往云南，交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时有密谕寄交岑毓英，说明原委，责成他协助唐景崧，相机入越联络刘永福。
这时李鸿章百日假满，已在朝旨一再催促之下，由合肥回到天津，由朝鲜内乱引起的中日交涉，以及由越南引起的中法交涉，都要听他的意见。李鸿章认为备战议和，只能顾到一面，两面为敌，力所不逮，同时他亦不相信刘永福能有什么大作为，徒然拖累官军，陷入不了之局，所以对越事主和。因此，唐景崧的行期，也就缓了下来。
其时法国的驻华公使宝海，了解中国已决定了暗中支持刘永福牵制法军的策略。这个策略可进可退，可收可放，可大可小，而法军劳师远征，缓急之际，调度相当困难，是处在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见机而作，特地由上海到天津，跟李鸿章会谈，表示先不谈对越南的宗主权与保护权，不妨仅商边界与通商。
李鸿章是一向不反对通商的，边界分划亦不妨慢慢谈判，所以很快地跟宝海达成了初步协议：中国撤退在北圻的军队，法国不侵犯越南的主权，中法两国共保越南独立，中国准许法国经由红河跟云南通商。
协议的内容，分别请示本国政府。中国方面，毫无异议，法国方面的态度却颇为暧昧，据说法国海军对宝海与李鸿章的交涉颇为不满，决定增兵越南。不久，巴黎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和外交部长沙美拉库，不但推翻了成议，而且就象中国当年崇厚使俄辱国那样，将宝海撤任，作为惩罚。
于是整个局势又变成剑拔弩张了。一方面是越南的刑部尚书，到天津访昭李鸿章乞援，一方面是云南藩司唐炯出镇南关部署防务。这时，唐景崧亦已秘密入越，先到北圻山西，会见越南“统督军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他是越南的驸马，但统驭无方，隐匿了刘永福的战功，所以彼此不和。
唐景崧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替他们化解嫌隙。
由于唐景崧的斡旋，越南再度重用刘永福，将他的黑旗军由保胜调驻山西前线。接着唐景崧跟刘永福见了面，促膝深谈，为他筹划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劝刘永福据保胜十州，传撤而定北圻各省，然后请命中国，假以名号。这是成王称霸之业，刘永福自陈力薄不胜，愿闻中策。
“中策是提全师进击河内法军，中国一定助以兵饷，可成大功。”唐景崧接着又说：“如果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则是下策。”
“下策我所不取。”刘永福慨然答道：“我听唐先生的中策。”
于是刘永福秘密进镇南关，与云南提督黄桂兰取得了联系。同时，一面由岑毓英出奏，一面由唐景崧密函李鸿藻，朝旨发十万两银子犒赏黑旗军，刘永福亦捐了个游击的衔头，正式做了大清朝的武官。
等回到越南，刘永福率领他的黑旗军，进驻河内省所属的怀德府，而法军在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之下，已连陷河阳、广安、宁平等省，进逼黑旗军，形成短兵相接之势。
刘永福此时真是豪气如虹，不等法军有所动作，先下战书，约期十日以后开战。这是四月初三的事，十天以后便是四月十三。到了那天，黑旗军果然展开攻击，在怀德府的纸桥地方，与法军遭遇，刘永福一马当先，麾军猛击，阵斩李威利，法军退入河内，凭城固守。唐景崧替刘永福以越南三宣总督的名义，写了一道檄文，“布告四海”。于是远近响应，抗法的义师有二十余万人之多，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义良男爵”。
朝廷得此捷报，自然兴奋。清议主战，慷慨激昂，慈禧太后接纳了李鸿藻的建议，依照清流一派早已申明的主张，下了一道上谕：
“前有旨，谕令李鸿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叠经谕令曾国荃等，妥筹备御；惟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金革毋避，古有明训，李鸿章公忠体国，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驰前往，相度机宜，妥为筹办。着将起程日期及筹办情形，迅即奏闻，以纾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这时天津到上海的电报已通，“六百里”密谕，片刻即达。李鸿章回籍葬亲，假满北上，正路过上海，住在天后宫行辕，接到电旨，大吃一惊。上海消息灵通，法国因为李威利兵败阵亡，举国大愤，政府已派兵舰四艘，陆军三千，增援越，预备大举报复，同时提出了“北圻军费预算”，据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是不限数目。而他，深知滇粤边境的防军，有名无实，此番受命节制三省军务，名义好听，其实无拳无勇，贸然而去，一世勋名，岂不付之流水？
八大胡同艳闻秘事状元娘子董小宛乞女正德外记临邛卓家荆轲李鸿章玉垒浮云吕不韦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三春争及初春景明末四公子大将曹彬恩怨江湖任公与刁间明朝的皇帝风尘三侠柏台故事阮福映在统一越南“三圻”时，曾经委托天主教神父，请求法国援助，与法王路易十六，订立条约，愿割土作为酬谢，后来法援未到，条约当然不须履行，但法国的势力却就此伸入越南了。
从嘉隆皇帝以后，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欢法国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丰年间，越南也象中国一样，常闹教案。英法联军侵华的那几年，法国海军附带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国订立了条约，赔款割地之外，另有专条：越南政府承诺，此后不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法国得寸进尺，五年以后吞并了整个南圻，而心犹未足，还打算攘夺北圻，仅留下中圻给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员名将抵御法军。这员名将叫刘永福，是中国人。
刘永福本名业，字渊亭，原籍广东钦州，落籍广西上思。早年跟过“洪杨”，洪杨失败，余众四散，其中有个叫吴鲲的，领余众数千，进入越南，刘永福就在他部下。吴鲲一死，刘永福带了两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树一帜，旗帜用黑布所制，号为“黑旗军”。
刘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壮豪迈，善抚部属，而且善于术数，多谋能断，在北圻披荆斩棘，招兵买马，势力日渐雄厚，越南国王阮弘住特加招抚，传说还招了他做驸马，颇为倚重。这时受命御法，在河内西门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敌而退，退到城门附近，为刘永福的先锋吴凤典赶到，一刀砍掉了脑袋。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国反倒慎重了，派文官办理善后，展开交涉，因为中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因而法国和越南订立了新约。
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贡订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条约，重要的条款是：第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第二、定河内等城为商埠；第三、开放红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国有自由航行之权：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务，由法国监督，不得与他国有联属关系。这完全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朝廷因为台湾番社事件，对日交涉正吃紧的当儿，无暇四顾，只下了一道密旨给广西巡抚刘长佑，“固守边围”而已。
不过，越南迫于法国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旧向中国上表进贡，一方面重用刘永福，授官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务繁盛之地的保胜，设局抽税，以助军饷。
这在法国，自然将刘永福视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只是三番两次用兵，刘永福屹然不摇。同时，中国由于言路的呼吁，朝廷亦渐渐重视越局，明的是由驻法公使曾纪泽照会法国政府，不承认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条约，暗的是密谕云南、广西派兵支援刘永福。这样到了光绪七年年底，由于曾纪泽的电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云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总理衙门奏请降旨，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会商办理。
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鸿章，都是主战的，言路自然更为激昂，甚至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是谈洋务也好、谈海防也好，恭王总是尊重李鸿章的意见，所以对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这样到了三月初，李鸿章丁忧，不奉夺情之诏，而就在这时候法国在越南有了举动，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队伍，攻占了河内。
于是照例交涉与备战双管齐下，但不等曾纪泽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和要求，法军先已将河内交还越南，前后一共占领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见得法国居心叵测，推测缘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进一步又有修约的要求，而修约的目的，是为了驱逐刘永福，向中国要求通商云南。因此，主战的议论，又复甚嚣尘上，而朝廷的举指，也是朝不惜决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调动西南疆臣，曾国荃复起，署理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刘长佑年纪大，鸦片烟瘾亦大，被免了职，调阴鸷沉毅，有霸才之称的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云南藩司。同时不准李鸿章回籍服三年之丧，只准假百日后，仍回天津驻扎，督率所部各营，认真训练，并署理通商事务大臣。
当然，清流对此大事，是不会不讲话的，张佩纶与陈宝琛联名上了一个折子：“存越固边，宜筹远略”，共建两策，一策是“命重臣临边”，用以“镇抚诸国，钩络三边”，或者可以吓阻法国。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鸿章，择一以钦差大臣驻扎两广，督办法越事宜。
这一策之下，又有四个纲目，除“集水师”、“重陆路”的军务以外，又主张“联与国”，说德法世仇，应该联德制法，而联德之道，不妨向德国订造铁轮，多买枪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声东击西，张佩纶和陈宝琛建议：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鸿章的北洋两支大军，假作全力对付日本，而另简贤能，“秘寄以滇粤之事”，如彭玉麟、丁宝桢、张之洞都可膺选。如果说，以左宗棠或李鸿章，出镇西南，象晋朝陶侃的移镇广州，唐朝的郭子仪备边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慑敌。那么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汉高祖识拔韩信，孙权重用陆逊那样，名气不大，敌人便不甚疑忌。
这样的部署，可使法国错认为中国对越南局势，不甚在意，然后乘其不备，水陆大举，进兵越南，包围法军。相持日久，法军力不能支，“外惧德人，内耗兵饷”，只要稍微许法国一点好处，一定可以和得下来。万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还在，可以让他们出面转圜谈和，对国体亦无大损。
虽是纸上谈兵，倒也头头是道。奏折中还力保广西、云南两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广西藩司叫徐延旭，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中了进士，就放到广西当知县，号称知兵。
过了半个月，山西巡抚张之洞，也上了一个密折作桴鼓之应，认为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建议派李鸿章坐镇两广，筹划一切，同时保举一批京外文武人才，总计三十九人之多，第一个就是张佩纶。
这就是李鸿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国是主张。因为主战，所以推重左、李，其实左宗棠还是陪笔，所真正重视的是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和战大计，却不肯轻易发言，要看内外情势而定，交卸事毕，五月里回合肥老家奔丧去了。
不久，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宫，袭击日本公使馆，大院君李星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日本决定以武力处理，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处置明快，直接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认为中国亦应当立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跟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领兵到朝鲜平乱。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恭王忧劳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当云南报销案初起，忧心忡忡，自顾不暇，只有宝鋆和李鸿藻应付艰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这时候，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个说帖，李鸿藻一见大喜。跟张佩纶一谈，唐景崧条陈的办法，正就是张佩纶所说的“奇兵”。
于是说动了恭王与宝鋆，决意采纳，嘱咐唐景崧将说帖代为奏折，由李鸿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广西灌阳人，对越南情势，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贡使，详细谈过，所以这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内行话”。
唐景崧说“救越南有至便之计”，就是重用刘永福。此人的名字，这几个月来，慈禧太后已经听多了，但问到他的生平，没有人能说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谈刘永福，格外注意，只见写的是：
“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该国授以副提督职，不就，仍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岁旋粤谒官，则用四品顶戴，乃昔疆吏羁縻而权给之，未见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尝窃窃疑之，故督臣刘长佑有请密谕该国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其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为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
惟文牍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操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密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事，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侥之干城也。”
唐景崧所谓“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有这样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动，但这“一乘之使”，难得其选。再看下去，不觉欣慰，唐景崧“以卑官而怀大志”，愿意自告奋勇，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首先就谈到这件事：“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难得！他是那一年的进士？”
“他是崇绮一榜的翰林。”宝鋆得意洋洋地答道：“是奴才的门生。”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问：“怎么到现在还是吏部候补主事？”
这话就很难说了，说了是揭唐景崧的短处，但亦不得不说，“唐景崧散馆，考的是三等，改了部员，平日为人不拘小节，所以官运不好。”宝鋆接着又说，“象他这样的人，遇到机会，倒是能办大事的。”
“我看他的折子，倒说得有点道理。刘永福是一定要收为我们中国所用的，唐景崧自愿跟刘永福去接头，你们看怎么样？”
“唐景崧来见过臣几次，他不愿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办理，这完全出于忠勇报国之忱。”李鸿藻又说：“臣的意思，拟请旨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请懿旨办理。”
“只要他真能办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过，这一来，见了明发上谕，办事不是就不能守机密了吗？”
于是决定将唐景崧发往云南，交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时有密谕寄交岑毓英，说明原委，责成他协助唐景崧，相机入越联络刘永福。
这时李鸿章百日假满，已在朝旨一再催促之下，由合肥回到天津，由朝鲜内乱引起的中日交涉，以及由越南引起的中法交涉，都要听他的意见。李鸿章认为备战议和，只能顾到一面，两面为敌，力所不逮，同时他亦不相信刘永福能有什么大作为，徒然拖累官军，陷入不了之局，所以对越事主和。因此，唐景崧的行期，也就缓了下来。
其时法国的驻华公使宝海，了解中国已决定了暗中支持刘永福牵制法军的策略。这个策略可进可退，可收可放，可大可小，而法军劳师远征，缓急之际，调度相当困难，是处在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见机而作，特地由上海到天津，跟李鸿章会谈，表示先不谈对越南的宗主权与保护权，不妨仅商边界与通商。
李鸿章是一向不反对通商的，边界分划亦不妨慢慢谈判，所以很快地跟宝海达成了初步协议：中国撤退在北圻的军队，法国不侵犯越南的主权，中法两国共保越南独立，中国准许法国经由红河跟云南通商。
协议的内容，分别请示本国政府。中国方面，毫无异议，法国方面的态度却颇为暧昧，据说法国海军对宝海与李鸿章的交涉颇为不满，决定增兵越南。不久，巴黎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和外交部长沙美拉库，不但推翻了成议，而且就象中国当年崇厚使俄辱国那样，将宝海撤任，作为惩罚。
于是整个局势又变成剑拔弩张了。一方面是越南的刑部尚书，到天津访昭李鸿章乞援，一方面是云南藩司唐炯出镇南关部署防务。这时，唐景崧亦已秘密入越，先到北圻山西，会见越南“统督军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他是越南的驸马，但统驭无方，隐匿了刘永福的战功，所以彼此不和。
唐景崧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替他们化解嫌隙。
由于唐景崧的斡旋，越南再度重用刘永福，将他的黑旗军由保胜调驻山西前线。接着唐景崧跟刘永福见了面，促膝深谈，为他筹划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劝刘永福据保胜十州，传撤而定北圻各省，然后请命中国，假以名号。这是成王称霸之业，刘永福自陈力薄不胜，愿闻中策。
“中策是提全师进击河内法军，中国一定助以兵饷，可成大功。”唐景崧接着又说：“如果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则是下策。”
“下策我所不取。”刘永福慨然答道：“我听唐先生的中策。”
于是刘永福秘密进镇南关，与云南提督黄桂兰取得了联系。同时，一面由岑毓英出奏，一面由唐景崧密函李鸿藻，朝旨发十万两银子犒赏黑旗军，刘永福亦捐了个游击的衔头，正式做了大清朝的武官。
等回到越南，刘永福率领他的黑旗军，进驻河内省所属的怀德府，而法军在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之下，已连陷河阳、广安、宁平等省，进逼黑旗军，形成短兵相接之势。
刘永福此时真是豪气如虹，不等法军有所动作，先下战书，约期十日以后开战。这是四月初三的事，十天以后便是四月十三。到了那天，黑旗军果然展开攻击，在怀德府的纸桥地方，与法军遭遇，刘永福一马当先，麾军猛击，阵斩李威利，法军退入河内，凭城固守。唐景崧替刘永福以越南三宣总督的名义，写了一道檄文，“布告四海”。于是远近响应，抗法的义师有二十余万人之多，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义良男爵”。
朝廷得此捷报，自然兴奋。清议主战，慷慨激昂，慈禧太后接纳了李鸿藻的建议，依照清流一派早已申明的主张，下了一道上谕：
“前有旨，谕令李鸿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叠经谕令曾国荃等，妥筹备御；惟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金革毋避，古有明训，李鸿章公忠体国，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驰前往，相度机宜，妥为筹办。着将起程日期及筹办情形，迅即奏闻，以纾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这时天津到上海的电报已通，“六百里”密谕，片刻即达。李鸿章回籍葬亲，假满北上，正路过上海，住在天后宫行辕，接到电旨，大吃一惊。上海消息灵通，法国因为李威利兵败阵亡，举国大愤，政府已派兵舰四艘，陆军三千，增援越，预备大举报复，同时提出了“北圻军费预算”，据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是不限数目。而他，深知滇粤边境的防军，有名无实，此番受命节制三省军务，名义好听，其实无拳无勇，贸然而去，一世勋名，岂不付之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