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逗留在上海，不肯北上，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写信给张佩纶，对军机颇为不满，大为牢骚，说是“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最后公然表示：“鄙人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决，仍候中旨遵办。局外论事，事后论人，大都务从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言外之意，预备抗命不从。
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曾纪泽。曾侯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鸿藻接到张佩纶的报告，相当焦急，跟恭王、宝鋆、翁同和商量的结果，只有先安抚了李鸿章再说。
于是仍旧授意张佩纶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
“一、请召重臣以顾北洋。李鸿章经营交广，命驻上海；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回驻天津，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太后圣体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亲王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窃谓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鸿章逍遥上海何益？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
二、请起宿将以壮军威。李鸿章署直督之议，如蒙采纳，则曾国荃在粤久病，调度乖方，自应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本任。伏念两粤吏治、饷源、防务，在在均待经营。张树声实任粤督，当必能殚精竭虑，以副委任；而粤东处各国互市之冲，水陆两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将辅之，以壮声威。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今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直隶和两广，都是封疆中的第一等要缺，慈禧太后亦不能根据张佩纶一个轻飘飘的奏折，贸然调动，不过对他建议起用刘铭传，却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刘铭传功成名就，家资豪富，在合肥家乡大起园林，正在享福，是不是肯起而效命，难说得很。所以召见军机，指示先征询李鸿章的意见，至于对李鸿章的出处，竟不提起，张佩纶的折子也留中了。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李鸿藻和张佩纶颇为焦急，因为李鸿章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办不到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李鸿章争到回天津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
这层看法透露给恭王，他表示无可无不可。恭王这一阵的心境坏透了，本人多病，长子载澂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虽刚过五十，却是一副老境颓唐的样子。经常请假，或者竟不入宫，有事多在府中办，也懒得用心，公事能推则推，不能推亦无非草草塞责。这些情形，慈禧太后早有知闻，只为体谅他的处境，追念他二十多年的功劳，格外优容，从未责备，但心里当然是有所不满的。
为了李鸿章的出处，是件大事，慈禧太后觉得一定先要问一问恭王，因而张佩纶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来商议。
“李鸿章回直隶，张树声回两广，我看都可以。不过，曾国荃呢？”慈禧太后说：“总得替他找个地方。”
“是！”恭王答应一声，却无下文。
“你说呢？”慈禧太后催问着，“总不能凭空给他刷了下来啊！”
“曾国荃身子不好。”恭王慢吞吞答道：“得给他找个清闲的地方，如今国家多事，那儿也不清闲。”
“话是不错。”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答道：“办法呢？你就说怎么安置曾国荃好了。”
“臣的意思，先内召到京，再说。”
慈禧太后非常失望，这样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话，只好提出她自己的看法：
“这跟下棋一样，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的宗旨，才好下子，李鸿章该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曾纪泽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
“不能打！”恭王大摇其头，“请皇太后别轻信外面的游词浮议！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未免拿法国看得太轻，刘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徐延旭，刚到广西，还不知道怎么样。唐炯是前湖北巡抚唐训方的儿子，是个绔绔。臣听人说，唐炯出镇南关，还带着厨子，这还不去说它，最荒唐的是，唐炯嫌越南的水不好，专派驿马到昆明运泉水去喝。这种人，怎么能打仗？”
“有这样的事？”慈禧太后有点不信，“有些言过其实的话，也听不得那许多。”
恭王碰了个软钉子，不再作声。宝鋆也是赞成李鸿章回任的，便即重申前请，不过他看出慈禧太后有不惜一战之意，所以不敢主张议和，只这样说道：“北洋是重镇，将来不管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第一个先下给北洋，实在少不得李鸿章。”
“既如此说，让李鸿章先回天津，接了北洋大臣再说。”
“圣谕极是。”宝鋆急忙答道，“为今之计，一面严饬各省布置防务，一面该赶快催李鸿章到京。如能化干戈为玉帛，自然最好。不然，军务全盘调度，到底也还是要靠李鸿章。”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看着恭王问道：“总理衙门，你看要添人不要？”
话虽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却是战多于和的模样。法国公使宝海奉调回国，调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来华，在上海与李鸿章会谈，态度相当强硬，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决定对越南用兵，即使因此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惜。同时李鸿章又接到消息，法国国会通过北圻战费五百万法郎，海军由孤拔率领，已开往越南，而中国西南边防的力量甚薄，虽有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在琼州海面巡防，但决非法国海军之敌，所以急电总理衙门，不可轻易言战。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曾纪泽和正在巴黎的招商局道员唐廷枢，都有电报打回来，曾主强硬对付，唐则报告法国政府对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语气中表示不宜退缩。其次，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间由唐景崧往返联络，居中策划，刘永福撤南定之围，进攻海防。战事实际上亦在扩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遥遥控制得住的了。
不久，曾纪泽终于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国总理茹费理就约见，很率直地告诉曾纪泽：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国军队，亦是同样办理。曾纪泽大为愤懑，同时观察法国军队调动的情况，认为茹费理的话，不免虚言恫吓，中国在越南应该抢着先鞭，造成进兵保护的既成事实，交涉反倒好办。
因此，他一连打了两个电报给李鸿章，第一个是催促赶紧向越南进兵，第二个是否认报纸上所载的新闻，说他已允许了法国任何和解的条款，同时要李鸿章以严峻的态度刘待特利古，甚至不理都可以。
这两个电报，李鸿章不敢隐瞒，据情转达京师。从对俄交涉以后，慈禧太后对曾纪泽颇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这两个电报，益坚一战之心，而恭王始终支持李鸿章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
慈禧太后对恭王的不满，终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但是，她并没有责备，是比责备更有力的行动，指派醇王参与筹划法越事宜。
这是一道明发上谕，而且奉旨之日，醇王就到军机处阅看有关法越事宜的电报奏折。在上海的李鸿章，得到这个消息，知道局势将有极大的转变，倘不知趣，说不定又会有朝旨，派他到两广督师。因此，一面拒绝接见特利古，一面下令招商局调派一只专轮，升火待发。三天以后，他就上了轮船，直航天津，接了北洋大臣的关防。
在醇王主持之下，和战两途，同时进行。李鸿章仍旧回任直督，因为他服制未满，所以朝旨只用署任的字样。张树声回任粤督，而曾国荃则照恭王的原议，内召陛见，听候简用。
这时特利古在上海发表了很强硬的谈话，预备带领法国兵舰北上。因此，有一道密谕寄交李鸿章，如果法使北来，即由李鸿章在天津跟他会议，特别告诫：“坚持定见，勿为所惑。”
尽管是着着备战的情势，但已往几个月，聚讼纷纭，游移不决，耽误了进取的时机，而法国政府内部，却已取得了政策上协调，猛着先鞭，迎头赶上。水师提督孤拔，抵达海防，立即与陆军指挥官布意，拟订了一个急进的作战计划，展开攻击。
这时候正好越南政局，发生变化，“嗣德皇帝”阮福时病殁无子，大臣拥立他的堂弟阮福升，称号叫做“合和皇帝”。孤拔就利用这一时机，由海防率舰南下，直攻位在越南中部的京城顺化。第二天，布意的陆军，亦对怀德府的黑旗军发动攻击。刘永福所部因为河决被淹，退保丹阳。于是孤拔的舰队，封锁越南各海口，并且攻破顺安炮台，在第十天上，就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二十七条的城下之盟，越南自承为法国的保护国。由法国派驻越南的“东京理事官”转任为公使的弗罗芒，贴出告示，说越南全境尽属法国，驱逐黑旗军出境。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使得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两方面都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但是法国政府却还识不破中国的底蕴，所以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安抚的办法，由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照会曾纪泽，声明对越南全境土地，无所损害，“并愿保存中国按照旧例，体面攸关的礼貌。”意思是可以承认中国对越南仍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事实上越南亦仍不愿舍弃中国，就在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以后，“合和皇帝”阮福升还曾致书两广总督张树声，请准许由海道入贡。
在另一方面，法国下定决心要扫荡黑旗军，在丹凤地方激战三昼夜，刘永福虽然勉强守住了阵脚，但伤亡极重。不多几天，终于支持不住，与越南的统督军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退到山西。刘永福部下只剩三千余人，军心涣散，近乎解体，亏得唐景崧极力劝解，而中国所发的饷银，亦适时由云南解到，才能稳定下来。
和战到了最后关头，大局不算决裂，曾纪泽在巴黎，李鸿章在天津，分别展开交涉，但醇王一意主战，奏明慈禧太后，作了新的军务部署，派彭玉麟带领得力旧部，招募营勇，迅速前往广东，与张树声妥筹布置。南北洋及长江防务，责成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保荐的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悉心规划，妥慎办理”。此外，以洋枪有“准头”而颇为自负的吴大澂，在吉林练了三千“民勇”，可以抽拨，亦责成吴大澂亲自统率，由海船直航天津，听候调遣。
军机上日夜会议，筹划如何增兵添饷？但是谈得多，做得少，因为恭王始终不主张兴兵决裂。同时李鸿章奉到诏旨询问战守机宜，究竟有无把握？亦率直上陈，认为中国实力不足，应及早结束。这一下，备战的各项事务，便又停顿了下来。言路大哗，刘恩溥上折参劾李鸿章，贻误大局，请另简贤员，筹办法越事宜。而清流中比较激烈的人，甚至要严参恭王。
到了十月底，果然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奏指责军机全班，说“枢臣皆疾老疲累”。这虽是笼统而言，但亦可以分开来论。恭王与景廉多病，宝鋆年纪太大，李鸿藻清癯如鹤，当个瘦字，翁同和虽不瘦、不老、不病，但入直军机以外，毓庆宫教皇帝念书，每日必到，本职工部尚书，琐碎事务极多，还兼领着管理国子监的差使，同时他是极讲边幅的人，凡有应酬，必不疏忽，所以累得连逛琉璃厂浏览古董字画的工夫都没有了。为此，吴峋建议派醇王赴军机处稽核，另简公忠正大，智略果敢的大臣，入直军机，换句话说，就是撤换全班军机。这个主张，相当大胆，恭王认为不能不有所表示。
“我决意退让贤路。”他在军机处说，“让我家老七来挑一挑这副担子也好。”
“六爷，”宝鋆接口问道，“真是这么打算？”
“不这么怎样着？还真的赖着不走，非得人来撵？”
“好！我追随。”
宝鋆这样表示，大家自然也都声明，决心与恭王同进退。当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谁也没有真的辞出军机的打算。
这是料准了慈禧太后一定会挽留，但是却没有料到慈禧太后借此机会有一番相当严峻的告诫。她毫不掩饰她的失望，责备恭王游移寡断，始终不肯实心实力去筹饷调兵，最后是责望他跟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都得极力振作。
恭王也实在无力振作，只诉说了许多难处，认为越南君臣不争气，疆臣都只看到眼前，不想一想兵连祸结，将来是如何了局？又说大家将刘永福看得太重。而特别加强了语气说的一句话是：“洋人兵器甚精，决非其敌。”
“不是他的敌手，莫非就不该讲边防了？”慈禧太后说：“现在是在人家的地方打仗，好象胜败都可以不大关心，若是在越南打败了，人家撵到咱们国土上来，这又该怎么说？”
“臣岂不知能打胜仗，大张天威是好事？不过，实在没有把握。臣还听人说：刘永福在越南，跟法国在讲和。果然有这样的事，就更不可恃了。”
“你是听谁说的？”
是听李鸿章说的。李鸿章这话，跟好些人说过，已经证明他是为了急于议和，故意散布的谣言。恭王一时口滑，直奏御前，却不便在诘问之下，进一步以谣言为事实，只好这样答道：“现在外面谣言甚多，也当不得真。”
“对了，谣言当不得真。别人听信谣言犹可说，军机也听谣言，就说不过去了。”慈禧太后问道：“我如今要句实实在在的话，岑毓英、唐炯、徐延旭，到底怎么样？”
“岑毓英是能办事的。唐炯，臣以前回奏过。徐延旭，”他指一指李鸿藻说：“大家都说他还不错。”
徐延旭升任广西巡抚，出于李鸿藻的力保，而听恭王的语气，似乎不以为然。因而李鸿藻不得不说话了，“徐延旭很能带兵。”他说，“军机已接到他的信，不日自龙州出关，驻扎谅山，亲自调度。合粤桂滇三省之力，必可力固边防。”
“我也是这么想。”慈禧太后的声音很有力，“岑毓英、张树声都能打仗，都有自己练的兵，唐炯一向勇敢，徐延旭既然能带兵，广东的倪文蔚也不错，两总督三巡抚合在一起，还有刘永福。而且越南虽说跟法国订了约，还是心向中国。照这情形看，应该能打胜仗，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头绪。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其实她明白，只是顾全恭王的体面，有意不说。能打胜仗而至今没有头绪，只为恭王与李鸿章“内外相维”，一意向“和”的路子上走，调兵遣将，举棋不定，慢慢都落在法国后面了。
恭王当然也听出言外的责备之意，但是，他所了解的情形，与慈禧太后所知道的不同。徐延旭既老且病，信任他的一个患难之交，分发广西的道员赵沃，而淮军出身的广西提督黄桂兰，倚赵沃为护符，与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臭味相投，每日在营里拥着年轻貌美的越南“妹崽”，饮酒作乐，因而北圻的民怨甚深，民心并不可恃。总之，照恭王看来，这个仗是不能打的，一打开来，难得收场。不过，慈禧太后已为许多慷慨激昂的清议所打动，一时难以挽回她的心意，更不能激怒了她，只有委曲将顺，等“嚣张”的主战论，略略消减，方能全力推动和议。
在这样的打算之下，对慈禧太后的不满，只好装作不解，依然是敷衍的话头。话题由战备谈到交涉，慈禧太后便问到总理衙门，是不是也该添一两个年轻力强、精明能干的人，帮着应付法国的公使和巴黎来的电报？
提到这一点，恭王灵机一动，随即答道：“如今对各国的交涉甚多，倘能如慈谕，简派一两员得力的人到总理衙门，自于交涉有益。”
“你们倒看看，谁合适？”
“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就很合适。”
举荐这个人，自慈禧太后到其余的军机大臣，无不觉得意外。因为主战的论调，就数张佩纶的声音最响，而总理衙门办各国交涉，自然是秉持“化干戈为玉帛”的宗旨，与张佩纶的素志，岂不相违？
“你说他合适吗？”
“是！”恭王一反近来吞吞吐吐的语气，答奏得清朗有力：“张佩纶为人极其明白，对法越事宜，屡有陈奏，见得他在这方面很肯留心。如蒙降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和战大计，他一定看得很透彻。”
听这话也有道理。张佩纶本就在红得发紫的时候，慈禧太后自然照准。
就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的那一天，接到电报，顺化的局势又有了变化，越南接位不多日子的“合和皇帝”阮福升象慈安太后那样，忽然暴死。死因不明，有的说阮福升不堪法国的压迫，愤而自裁，有的说是主战派以毒药弑主。看样子以后一说比较可信，因为嗣位的“建福皇帝”阮福昊，名为前皇阮福时的继子，其实是辅政阮说的亲子，而阮说是主战派。
这自然对中国有利，而对中国有利，就对法国不利。从顺化条约订立以后，法国就逼迫越南政府催促黄佐炎撤兵，同时表示，如果越南政府能撤除黑旗军，法国愿意将所占的河内、海阳、南定三城交还。因此，刘永福的处境很难。不过，唐景崧已正式奉到朝旨：“设法激励刘永福，不可因越南议和，稍形退阻”，而且悬下赏格：刘永福“如能将河内攻拔，保全北圻门户，定当破格施恩”，同时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所以唐景崧力劝刘永福固守，黑旗军中的第一员勇将黄守忠，亦表示宁死不退。法军假越南以迫刘永福的计谋，归于无用。
当时如此，于今主战派势力抬头，刘永福和黄佐炎自然更不会退出北圻。于是法国在越南的统帅孤拔，展开新的攻势，攻破兴安省，捉住巡抚，解到河内枪决，分兵进窥刘永福在山西的防区。
军情紧急，刘永福向云南告急，并无回音。再向广西催饷，亦无结果。饷银就是朝廷所赏的十万两，指定由广西藩库垫发，徐延旭妒嫉刘永福和唐景崧的优旨褒奖，硬是不肯垫发，甚至连军火接济都停止了。这一来不但刘永福进关募勇的计划落空，连向广东“十三行”所买的四百杆洋枪，价款九千两银子都付不出，惹得商人大吵大闹，最后迫不得已，只有出一张“领结”，备一角公文，请商人自己到广西藩库去“领价”。
黑旗军还在愁兵愁饷，法国陆军的斥堠，却已迫近山西，幸好唐景崧奉旨所管带的四营滇军，到了三营。都是疲瘦短小的新兵，十个人分不到一枝洋枪，就有枪也不会用。不过，总算有了三营人。唐景崧跟刘永福商议，借他的旗帜号衣，将这三营新兵，全部换装易帜，列坐在城墙外面。法国的先头部队，遥遥望见，心惮黑旗军，不敢轻举妄动。唐景崧的这出变相“空城计”，总算有了效验。
不过也只延宕了不多工夫。三天以后，法军大举进犯，水陆动用了十二条军舰，四十艘民船，陆路有三千陆军，后勤支援有五百车弹药及够一个月用的粮秣，浩浩荡荡，直薄山西。
调兵防守是由刘永福亲自主持，陆路前敌由黄守忠扼守。山西城四门，亦都布置了重兵，刘永福自己驻外城，唐景崧则驻内城，看守老营。至于黄佐炎的部队，一共有两千人，刘永福指定驻扎南门外的一个村落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一无指示。
不但如此，刘永福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越南兵进城。
这是因为刘永福接到密报，说越南的山西总督阮廷润私通法国，所以作此防范的措施。唐景崧不大相信，但黑旗军大多这样说法，也只好将信将疑了。
部署既定，刘永福召集诸将训话，定下杀敌立功的赏格，然后与唐景崧巡视防务，主要的是北面红河边上的一条堤。堤高齐城，上设铁炮，最大的不过八百斤重，要用它来轰击法国军舰，简直是笑话！然而唐景崧怕动摇军心，不敢说破。
法军水陆两途，都自东北进击。黑旗军迎头挡了一阵，打了个小小的胜仗，杀了七个法国兵，割下脑袋，进城报捷。那知紧接着报来一个坏消息，河堤失守，黑旗军已退入城内。刘永福急急下令闭城，并用令箭调黄守忠的部队，包抄法军后路。等军心稍定，查问河堤失守的原因，才知道法军炮弹，恰好打入河堤上的铁炮炮口，轰然一声，炮口炸裂，堤下清军闻声大骇，仓皇四散，牵动了黑旗军的阵脚，以致不守。
刘永福气得说不出话，唐景崧心里自然很难过，召集部下三营官密议，预备夺回河堤。于是招募死士，定下赏格，首先登堤的，保升守备，请赏花翎。到了四更时分，发动突袭，无奈这天刚好是十一月十五，月明如昼，须眉可见，堤上的法军，得以展开有效的防守，三进三见，死了六七十个人，仍旧不能得手，只好退入城内。
转眼天明。刘永福下令尽撤全城入城，准备固守。那知城门一开，信奉天主教，亲近法国的越南“教民”，趁机混进城来，良莠莫辨，而且身为客军，无从阻止。刘永福的禁令，无形中废除，果不其然，第二天法军攻城，彼此轰击了一天，到傍晚时分，越南军民里应外合，改着白衣，作了投降法军的准备。
大势已去，黑旗军只好撤出山西，往南败退。仓皇中不知唐景崧人在何处？刘永福痛不欲生，悬赏二万两银子，募人入城救唐景崧。应募的一共六个人，无功而返。其实唐景崧已经逃出山西，与刘永福相遇于兴化，两个人抱头痛哭，商量着整顿溃卒，反攻山西。
这一仗辎重尽失，第一件事就是要设法补充子弹。派人到北宁请领军械，及朝廷所赏的十万两银子。结果广西提督黄桂兰，只拨了不足一战之用的两万发子弹，赏银分文全无。
亏得时逢冬令，红河水泄，法国军舰航行困难，未能南下，战事算是暂时停顿了。
李鸿章大浪淘沙李鸿章乞女董小宛明朝的皇帝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临邛卓家正德外记汉宫名媛王昭君草莽英雄吕不韦八大胡同艳闻秘事风尘三侠买命清末四公子八大胡同三春争及初春景恩怨江湖任公与刁间丁香花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曾纪泽。曾侯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鸿藻接到张佩纶的报告，相当焦急，跟恭王、宝鋆、翁同和商量的结果，只有先安抚了李鸿章再说。
于是仍旧授意张佩纶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
“一、请召重臣以顾北洋。李鸿章经营交广，命驻上海；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回驻天津，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太后圣体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亲王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窃谓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鸿章逍遥上海何益？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
二、请起宿将以壮军威。李鸿章署直督之议，如蒙采纳，则曾国荃在粤久病，调度乖方，自应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本任。伏念两粤吏治、饷源、防务，在在均待经营。张树声实任粤督，当必能殚精竭虑，以副委任；而粤东处各国互市之冲，水陆两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将辅之，以壮声威。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今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直隶和两广，都是封疆中的第一等要缺，慈禧太后亦不能根据张佩纶一个轻飘飘的奏折，贸然调动，不过对他建议起用刘铭传，却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刘铭传功成名就，家资豪富，在合肥家乡大起园林，正在享福，是不是肯起而效命，难说得很。所以召见军机，指示先征询李鸿章的意见，至于对李鸿章的出处，竟不提起，张佩纶的折子也留中了。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李鸿藻和张佩纶颇为焦急，因为李鸿章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办不到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李鸿章争到回天津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
这层看法透露给恭王，他表示无可无不可。恭王这一阵的心境坏透了，本人多病，长子载澂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虽刚过五十，却是一副老境颓唐的样子。经常请假，或者竟不入宫，有事多在府中办，也懒得用心，公事能推则推，不能推亦无非草草塞责。这些情形，慈禧太后早有知闻，只为体谅他的处境，追念他二十多年的功劳，格外优容，从未责备，但心里当然是有所不满的。
为了李鸿章的出处，是件大事，慈禧太后觉得一定先要问一问恭王，因而张佩纶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来商议。
“李鸿章回直隶，张树声回两广，我看都可以。不过，曾国荃呢？”慈禧太后说：“总得替他找个地方。”
“是！”恭王答应一声，却无下文。
“你说呢？”慈禧太后催问着，“总不能凭空给他刷了下来啊！”
“曾国荃身子不好。”恭王慢吞吞答道：“得给他找个清闲的地方，如今国家多事，那儿也不清闲。”
“话是不错。”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答道：“办法呢？你就说怎么安置曾国荃好了。”
“臣的意思，先内召到京，再说。”
慈禧太后非常失望，这样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话，只好提出她自己的看法：
“这跟下棋一样，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的宗旨，才好下子，李鸿章该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曾纪泽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
“不能打！”恭王大摇其头，“请皇太后别轻信外面的游词浮议！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未免拿法国看得太轻，刘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徐延旭，刚到广西，还不知道怎么样。唐炯是前湖北巡抚唐训方的儿子，是个绔绔。臣听人说，唐炯出镇南关，还带着厨子，这还不去说它，最荒唐的是，唐炯嫌越南的水不好，专派驿马到昆明运泉水去喝。这种人，怎么能打仗？”
“有这样的事？”慈禧太后有点不信，“有些言过其实的话，也听不得那许多。”
恭王碰了个软钉子，不再作声。宝鋆也是赞成李鸿章回任的，便即重申前请，不过他看出慈禧太后有不惜一战之意，所以不敢主张议和，只这样说道：“北洋是重镇，将来不管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第一个先下给北洋，实在少不得李鸿章。”
“既如此说，让李鸿章先回天津，接了北洋大臣再说。”
“圣谕极是。”宝鋆急忙答道，“为今之计，一面严饬各省布置防务，一面该赶快催李鸿章到京。如能化干戈为玉帛，自然最好。不然，军务全盘调度，到底也还是要靠李鸿章。”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看着恭王问道：“总理衙门，你看要添人不要？”
话虽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却是战多于和的模样。法国公使宝海奉调回国，调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来华，在上海与李鸿章会谈，态度相当强硬，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决定对越南用兵，即使因此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惜。同时李鸿章又接到消息，法国国会通过北圻战费五百万法郎，海军由孤拔率领，已开往越南，而中国西南边防的力量甚薄，虽有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在琼州海面巡防，但决非法国海军之敌，所以急电总理衙门，不可轻易言战。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曾纪泽和正在巴黎的招商局道员唐廷枢，都有电报打回来，曾主强硬对付，唐则报告法国政府对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语气中表示不宜退缩。其次，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间由唐景崧往返联络，居中策划，刘永福撤南定之围，进攻海防。战事实际上亦在扩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遥遥控制得住的了。
不久，曾纪泽终于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国总理茹费理就约见，很率直地告诉曾纪泽：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国军队，亦是同样办理。曾纪泽大为愤懑，同时观察法国军队调动的情况，认为茹费理的话，不免虚言恫吓，中国在越南应该抢着先鞭，造成进兵保护的既成事实，交涉反倒好办。
因此，他一连打了两个电报给李鸿章，第一个是催促赶紧向越南进兵，第二个是否认报纸上所载的新闻，说他已允许了法国任何和解的条款，同时要李鸿章以严峻的态度刘待特利古，甚至不理都可以。
这两个电报，李鸿章不敢隐瞒，据情转达京师。从对俄交涉以后，慈禧太后对曾纪泽颇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这两个电报，益坚一战之心，而恭王始终支持李鸿章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
慈禧太后对恭王的不满，终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但是，她并没有责备，是比责备更有力的行动，指派醇王参与筹划法越事宜。
这是一道明发上谕，而且奉旨之日，醇王就到军机处阅看有关法越事宜的电报奏折。在上海的李鸿章，得到这个消息，知道局势将有极大的转变，倘不知趣，说不定又会有朝旨，派他到两广督师。因此，一面拒绝接见特利古，一面下令招商局调派一只专轮，升火待发。三天以后，他就上了轮船，直航天津，接了北洋大臣的关防。
在醇王主持之下，和战两途，同时进行。李鸿章仍旧回任直督，因为他服制未满，所以朝旨只用署任的字样。张树声回任粤督，而曾国荃则照恭王的原议，内召陛见，听候简用。
这时特利古在上海发表了很强硬的谈话，预备带领法国兵舰北上。因此，有一道密谕寄交李鸿章，如果法使北来，即由李鸿章在天津跟他会议，特别告诫：“坚持定见，勿为所惑。”
尽管是着着备战的情势，但已往几个月，聚讼纷纭，游移不决，耽误了进取的时机，而法国政府内部，却已取得了政策上协调，猛着先鞭，迎头赶上。水师提督孤拔，抵达海防，立即与陆军指挥官布意，拟订了一个急进的作战计划，展开攻击。
这时候正好越南政局，发生变化，“嗣德皇帝”阮福时病殁无子，大臣拥立他的堂弟阮福升，称号叫做“合和皇帝”。孤拔就利用这一时机，由海防率舰南下，直攻位在越南中部的京城顺化。第二天，布意的陆军，亦对怀德府的黑旗军发动攻击。刘永福所部因为河决被淹，退保丹阳。于是孤拔的舰队，封锁越南各海口，并且攻破顺安炮台，在第十天上，就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二十七条的城下之盟，越南自承为法国的保护国。由法国派驻越南的“东京理事官”转任为公使的弗罗芒，贴出告示，说越南全境尽属法国，驱逐黑旗军出境。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使得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两方面都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但是法国政府却还识不破中国的底蕴，所以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安抚的办法，由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照会曾纪泽，声明对越南全境土地，无所损害，“并愿保存中国按照旧例，体面攸关的礼貌。”意思是可以承认中国对越南仍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事实上越南亦仍不愿舍弃中国，就在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以后，“合和皇帝”阮福升还曾致书两广总督张树声，请准许由海道入贡。
在另一方面，法国下定决心要扫荡黑旗军，在丹凤地方激战三昼夜，刘永福虽然勉强守住了阵脚，但伤亡极重。不多几天，终于支持不住，与越南的统督军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退到山西。刘永福部下只剩三千余人，军心涣散，近乎解体，亏得唐景崧极力劝解，而中国所发的饷银，亦适时由云南解到，才能稳定下来。
和战到了最后关头，大局不算决裂，曾纪泽在巴黎，李鸿章在天津，分别展开交涉，但醇王一意主战，奏明慈禧太后，作了新的军务部署，派彭玉麟带领得力旧部，招募营勇，迅速前往广东，与张树声妥筹布置。南北洋及长江防务，责成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保荐的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悉心规划，妥慎办理”。此外，以洋枪有“准头”而颇为自负的吴大澂，在吉林练了三千“民勇”，可以抽拨，亦责成吴大澂亲自统率，由海船直航天津，听候调遣。
军机上日夜会议，筹划如何增兵添饷？但是谈得多，做得少，因为恭王始终不主张兴兵决裂。同时李鸿章奉到诏旨询问战守机宜，究竟有无把握？亦率直上陈，认为中国实力不足，应及早结束。这一下，备战的各项事务，便又停顿了下来。言路大哗，刘恩溥上折参劾李鸿章，贻误大局，请另简贤员，筹办法越事宜。而清流中比较激烈的人，甚至要严参恭王。
到了十月底，果然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奏指责军机全班，说“枢臣皆疾老疲累”。这虽是笼统而言，但亦可以分开来论。恭王与景廉多病，宝鋆年纪太大，李鸿藻清癯如鹤，当个瘦字，翁同和虽不瘦、不老、不病，但入直军机以外，毓庆宫教皇帝念书，每日必到，本职工部尚书，琐碎事务极多，还兼领着管理国子监的差使，同时他是极讲边幅的人，凡有应酬，必不疏忽，所以累得连逛琉璃厂浏览古董字画的工夫都没有了。为此，吴峋建议派醇王赴军机处稽核，另简公忠正大，智略果敢的大臣，入直军机，换句话说，就是撤换全班军机。这个主张，相当大胆，恭王认为不能不有所表示。
“我决意退让贤路。”他在军机处说，“让我家老七来挑一挑这副担子也好。”
“六爷，”宝鋆接口问道，“真是这么打算？”
“不这么怎样着？还真的赖着不走，非得人来撵？”
“好！我追随。”
宝鋆这样表示，大家自然也都声明，决心与恭王同进退。当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谁也没有真的辞出军机的打算。
这是料准了慈禧太后一定会挽留，但是却没有料到慈禧太后借此机会有一番相当严峻的告诫。她毫不掩饰她的失望，责备恭王游移寡断，始终不肯实心实力去筹饷调兵，最后是责望他跟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都得极力振作。
恭王也实在无力振作，只诉说了许多难处，认为越南君臣不争气，疆臣都只看到眼前，不想一想兵连祸结，将来是如何了局？又说大家将刘永福看得太重。而特别加强了语气说的一句话是：“洋人兵器甚精，决非其敌。”
“不是他的敌手，莫非就不该讲边防了？”慈禧太后说：“现在是在人家的地方打仗，好象胜败都可以不大关心，若是在越南打败了，人家撵到咱们国土上来，这又该怎么说？”
“臣岂不知能打胜仗，大张天威是好事？不过，实在没有把握。臣还听人说：刘永福在越南，跟法国在讲和。果然有这样的事，就更不可恃了。”
“你是听谁说的？”
是听李鸿章说的。李鸿章这话，跟好些人说过，已经证明他是为了急于议和，故意散布的谣言。恭王一时口滑，直奏御前，却不便在诘问之下，进一步以谣言为事实，只好这样答道：“现在外面谣言甚多，也当不得真。”
“对了，谣言当不得真。别人听信谣言犹可说，军机也听谣言，就说不过去了。”慈禧太后问道：“我如今要句实实在在的话，岑毓英、唐炯、徐延旭，到底怎么样？”
“岑毓英是能办事的。唐炯，臣以前回奏过。徐延旭，”他指一指李鸿藻说：“大家都说他还不错。”
徐延旭升任广西巡抚，出于李鸿藻的力保，而听恭王的语气，似乎不以为然。因而李鸿藻不得不说话了，“徐延旭很能带兵。”他说，“军机已接到他的信，不日自龙州出关，驻扎谅山，亲自调度。合粤桂滇三省之力，必可力固边防。”
“我也是这么想。”慈禧太后的声音很有力，“岑毓英、张树声都能打仗，都有自己练的兵，唐炯一向勇敢，徐延旭既然能带兵，广东的倪文蔚也不错，两总督三巡抚合在一起，还有刘永福。而且越南虽说跟法国订了约，还是心向中国。照这情形看，应该能打胜仗，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头绪。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其实她明白，只是顾全恭王的体面，有意不说。能打胜仗而至今没有头绪，只为恭王与李鸿章“内外相维”，一意向“和”的路子上走，调兵遣将，举棋不定，慢慢都落在法国后面了。
恭王当然也听出言外的责备之意，但是，他所了解的情形，与慈禧太后所知道的不同。徐延旭既老且病，信任他的一个患难之交，分发广西的道员赵沃，而淮军出身的广西提督黄桂兰，倚赵沃为护符，与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臭味相投，每日在营里拥着年轻貌美的越南“妹崽”，饮酒作乐，因而北圻的民怨甚深，民心并不可恃。总之，照恭王看来，这个仗是不能打的，一打开来，难得收场。不过，慈禧太后已为许多慷慨激昂的清议所打动，一时难以挽回她的心意，更不能激怒了她，只有委曲将顺，等“嚣张”的主战论，略略消减，方能全力推动和议。
在这样的打算之下，对慈禧太后的不满，只好装作不解，依然是敷衍的话头。话题由战备谈到交涉，慈禧太后便问到总理衙门，是不是也该添一两个年轻力强、精明能干的人，帮着应付法国的公使和巴黎来的电报？
提到这一点，恭王灵机一动，随即答道：“如今对各国的交涉甚多，倘能如慈谕，简派一两员得力的人到总理衙门，自于交涉有益。”
“你们倒看看，谁合适？”
“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就很合适。”
举荐这个人，自慈禧太后到其余的军机大臣，无不觉得意外。因为主战的论调，就数张佩纶的声音最响，而总理衙门办各国交涉，自然是秉持“化干戈为玉帛”的宗旨，与张佩纶的素志，岂不相违？
“你说他合适吗？”
“是！”恭王一反近来吞吞吐吐的语气，答奏得清朗有力：“张佩纶为人极其明白，对法越事宜，屡有陈奏，见得他在这方面很肯留心。如蒙降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和战大计，他一定看得很透彻。”
听这话也有道理。张佩纶本就在红得发紫的时候，慈禧太后自然照准。
就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的那一天，接到电报，顺化的局势又有了变化，越南接位不多日子的“合和皇帝”阮福升象慈安太后那样，忽然暴死。死因不明，有的说阮福升不堪法国的压迫，愤而自裁，有的说是主战派以毒药弑主。看样子以后一说比较可信，因为嗣位的“建福皇帝”阮福昊，名为前皇阮福时的继子，其实是辅政阮说的亲子，而阮说是主战派。
这自然对中国有利，而对中国有利，就对法国不利。从顺化条约订立以后，法国就逼迫越南政府催促黄佐炎撤兵，同时表示，如果越南政府能撤除黑旗军，法国愿意将所占的河内、海阳、南定三城交还。因此，刘永福的处境很难。不过，唐景崧已正式奉到朝旨：“设法激励刘永福，不可因越南议和，稍形退阻”，而且悬下赏格：刘永福“如能将河内攻拔，保全北圻门户，定当破格施恩”，同时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所以唐景崧力劝刘永福固守，黑旗军中的第一员勇将黄守忠，亦表示宁死不退。法军假越南以迫刘永福的计谋，归于无用。
当时如此，于今主战派势力抬头，刘永福和黄佐炎自然更不会退出北圻。于是法国在越南的统帅孤拔，展开新的攻势，攻破兴安省，捉住巡抚，解到河内枪决，分兵进窥刘永福在山西的防区。
军情紧急，刘永福向云南告急，并无回音。再向广西催饷，亦无结果。饷银就是朝廷所赏的十万两，指定由广西藩库垫发，徐延旭妒嫉刘永福和唐景崧的优旨褒奖，硬是不肯垫发，甚至连军火接济都停止了。这一来不但刘永福进关募勇的计划落空，连向广东“十三行”所买的四百杆洋枪，价款九千两银子都付不出，惹得商人大吵大闹，最后迫不得已，只有出一张“领结”，备一角公文，请商人自己到广西藩库去“领价”。
黑旗军还在愁兵愁饷，法国陆军的斥堠，却已迫近山西，幸好唐景崧奉旨所管带的四营滇军，到了三营。都是疲瘦短小的新兵，十个人分不到一枝洋枪，就有枪也不会用。不过，总算有了三营人。唐景崧跟刘永福商议，借他的旗帜号衣，将这三营新兵，全部换装易帜，列坐在城墙外面。法国的先头部队，遥遥望见，心惮黑旗军，不敢轻举妄动。唐景崧的这出变相“空城计”，总算有了效验。
不过也只延宕了不多工夫。三天以后，法军大举进犯，水陆动用了十二条军舰，四十艘民船，陆路有三千陆军，后勤支援有五百车弹药及够一个月用的粮秣，浩浩荡荡，直薄山西。
调兵防守是由刘永福亲自主持，陆路前敌由黄守忠扼守。山西城四门，亦都布置了重兵，刘永福自己驻外城，唐景崧则驻内城，看守老营。至于黄佐炎的部队，一共有两千人，刘永福指定驻扎南门外的一个村落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一无指示。
不但如此，刘永福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越南兵进城。
这是因为刘永福接到密报，说越南的山西总督阮廷润私通法国，所以作此防范的措施。唐景崧不大相信，但黑旗军大多这样说法，也只好将信将疑了。
部署既定，刘永福召集诸将训话，定下杀敌立功的赏格，然后与唐景崧巡视防务，主要的是北面红河边上的一条堤。堤高齐城，上设铁炮，最大的不过八百斤重，要用它来轰击法国军舰，简直是笑话！然而唐景崧怕动摇军心，不敢说破。
法军水陆两途，都自东北进击。黑旗军迎头挡了一阵，打了个小小的胜仗，杀了七个法国兵，割下脑袋，进城报捷。那知紧接着报来一个坏消息，河堤失守，黑旗军已退入城内。刘永福急急下令闭城，并用令箭调黄守忠的部队，包抄法军后路。等军心稍定，查问河堤失守的原因，才知道法军炮弹，恰好打入河堤上的铁炮炮口，轰然一声，炮口炸裂，堤下清军闻声大骇，仓皇四散，牵动了黑旗军的阵脚，以致不守。
刘永福气得说不出话，唐景崧心里自然很难过，召集部下三营官密议，预备夺回河堤。于是招募死士，定下赏格，首先登堤的，保升守备，请赏花翎。到了四更时分，发动突袭，无奈这天刚好是十一月十五，月明如昼，须眉可见，堤上的法军，得以展开有效的防守，三进三见，死了六七十个人，仍旧不能得手，只好退入城内。
转眼天明。刘永福下令尽撤全城入城，准备固守。那知城门一开，信奉天主教，亲近法国的越南“教民”，趁机混进城来，良莠莫辨，而且身为客军，无从阻止。刘永福的禁令，无形中废除，果不其然，第二天法军攻城，彼此轰击了一天，到傍晚时分，越南军民里应外合，改着白衣，作了投降法军的准备。
大势已去，黑旗军只好撤出山西，往南败退。仓皇中不知唐景崧人在何处？刘永福痛不欲生，悬赏二万两银子，募人入城救唐景崧。应募的一共六个人，无功而返。其实唐景崧已经逃出山西，与刘永福相遇于兴化，两个人抱头痛哭，商量着整顿溃卒，反攻山西。
这一仗辎重尽失，第一件事就是要设法补充子弹。派人到北宁请领军械，及朝廷所赏的十万两银子。结果广西提督黄桂兰，只拨了不足一战之用的两万发子弹，赏银分文全无。
亏得时逢冬令，红河水泄，法国军舰航行困难，未能南下，战事算是暂时停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