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失守的奏报尚未到京，北京先已从外国的电报中，得知详细情形。朝廷大震，言路大哗，翁同和与在京的曾国荃，主张设法转圜求和，但以清议愤激，连恭王都不敢附和了。
醇王左右的人献议，仿照吴长庆朝鲜平乱的办法，以“越南嗣王被弑，祸乱方殷的理由，”降旨派两广总督张树声，“统带兵勇，直赴顺化，相机勘定，令该国择贤嗣位。”
此外又派吴大澂帮办广东军务，北洋水师统带丁汝昌听候张树声调遣。加上已到广州，正在虎门布防的彭玉麟和左宗棠所派，已在中途的王德榜一军，足可与法军大大地周旋一番了。
但是，请缨气壮的张树声忽生怯意，打了个电报回京，说越南顺化海口，久为法军占据，广东亦并无军舰可以运兵。如果由钦州越十万大山到越南，路僻难行，仍旧打算绕道广西龙州出镇南关。同时李鸿章亦舍不得放丁汝昌到广东。不是不舍丁汝昌，是舍不得丁汝昌所统带的七艘兵舰，因而以北洋密迩京畿，根本重地，不能不严加防守作借口，提出异议。
这一下，不惜一战的计划，大大打了个折扣，而且也很明白地显示出来，战守大计，关键是在李鸿章身上。恭王当然不愿打仗，但有醇王在，不便公然倡议，便动用他预先埋伏的一着棋，跟李鸿藻谈妥，派张佩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谈。问一问他，如果跟法国开战，到底有没有致胜的把握？
“怎么谈得到把握？幼樵，你亦是知兵的，倒想想把握在那里？”李鸿章说：“唐、徐二人，照我看，无甚用处，不过你们大家捧他，我亦不便多说什么。”
“老世叔！”张佩纶只好老实请教：“然则计将安出？”
“难，难！将来不知如何了局？坏事的就是刘永福，偏偏又加上一个大言炎炎的唐薇卿，局势搞僵了。”李鸿章又说：“唐薇卿出关之前，先去看曾沅甫，沅甫大加激励，资助行装，才得出关。然而沅甫现在持何论调？你在京里总知道。”
“我也是听翁叔平所说，翁曾颇为接近。”张佩纶答道：“曾沅甫的论调，大致三点：第一、宜恤民生；第二、越事不可动兵；第三、听言宜有选择，不可轻发。”
“这三点，确是有道之言。民生宜恤，实不其然？直隶现在闹水灾，如果还要征遣调发，民命何堪？越事本不宜动兵，可见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至于听言宜择，当然是指言路而言。老世侄，清议有时不免误国，前东党祸，不可不鉴。你我世交至好，我说这话，你不要动气。”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张佩纶非动气不可，但对李鸿章，只有报之以苦笑。
“局面实在很难，朝里的情形，我亦晓得，醇王‘见人挑担不吃力’，总有一天会后悔。这是后话，眼前不必去谈它。照上头的意思看，逆耳之言，未见得有用。幼樵，你倒说，兰荪是怎么个打算？”
李鸿章说话，一向有条理，但这几句话，杂乱无章。张佩纶不知他用意何在？想了一下，依然只好求教：“原是要跟老世叔讨个主意。”
“我的主意没有用，曾劼刚在巴黎，跟法国政府闹得很僵，想越事能在巴黎了结，已成奢望，如今只有坚持待机。”
“坚持待机。”张佩纶将这四个字重重念了一遍，连连点头。
“如今大家都谈洋务，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外国？”李鸿章在张佩纶面前，倚老卖老，以发议论作讽劝：“我们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念头，早该收拾起来了。并世东西洋各国，敢于欺侮人，也不全靠船坚炮利，人家也讲策略、讲道理。虽然国情不同，万国公法，是必得守住的，不守万国公法，他国纵使想帮忙也帮不上。所以，我们跟人家办交涉，要请人帮忙，想蹈瑕乘隙拣人的便宜，要先懂万国公法，不然处处授人以柄，到要讲理的时候，就讲不过人家了。目前，这一层上头，真正没有几个人懂，真教我着急。”
“老世叔这话，”张佩纶说，“自是有感而发，不妨明示，我们在总理衙门，也好留神。”
“凡事总要先朝坏处去想。两国交战，常有之事，不过总有和的时候。从古以来，几曾见两国之间，数十年干戈不息？若有其事，亦必是两败俱伤。”李鸿章说，“现在谈到越事，我说句粗鲁的话，你们是拆烂污的人，我是替你们揩屁股的人。
不过拆烂污也有拆法，总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说到这里，张佩纶大为动容，七分惶恐，三分羞恼，正一正脸色，带着责问的语气说：“老世叔何出此言？”
“你不明白是不是？说到这上头，我明白，曾劼刚更明白，他为什么一再打电报回来，说是只好暗中接济刘永福？他的主张对不对不说，这样做法是有深意的，为了将来议和，法国抓不住中国的辫子。”李鸿章说到这里停下来问道：“幼樵，你说法国在越南用兵，有些什么好处？”
“无非割地赔款，沦为附庸。”
“割地有之，赔款如何？越南赔不出兵费，真所谓‘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法国难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张佩纶恍然大悟，“莫非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中国头上？”
“正是！”李鸿章点点头说，“你算明白了。人家千方百计要套上来，你还伸长脖子唯恐他套不上，岂不是太傻？目前调兵遣将的廷寄，颇有泄漏出去，落在新闻纸的访员手里，大登特登的。将来交涉追究到责任，我们自然可以不承认。但如说下诏宣战，或者用‘明发’激励军民，煌煌上谕，天下共见，要想赖都赖不掉：那时候人家求索兵费，请问何词以对？”
果然，照李鸿章所说，如果公然宣战，脱不了责任，岂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张佩纶大为领教，当即表示：
“以后我在总理衙门，这方面倒要下点功夫。”
“对了！正该如此！”李鸿章很欣慰地说，“我可以送你几套书，着实是经世致用之学，幼樵，你在总理衙门跟洋人打交道，总要记住四个字：站稳脚步。尤其是讲到交战，千万不可先开衅。万国公法上最讲究这一点，切记！切记！”
就这样长谈了两日，张佩纶才知道军务一无把握，回京复命，不敢再一意主战。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顺化定乱之议，不再提起。事实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折表示异议，说云南是西陲的门户，关系紧要，而且出关伊始，军心未定，不便舍近图远。这条“奇计”，就此搁置了下来。
转眼新年。皇帝临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后亦整整五十岁了。皇帝亲政、大婚、太后万寿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谈起，只是边疆不靖，不敢公然谈论。所以尽管新年里风和日丽，上上下下却都打不起兴致。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曾国荃，到底得遂心愿了。
正月十二，两江递来一道奏折，左宗棠奏请开缺。他的眼疾相当严重，上年十月里就曾上奏辞官，奉旨赏假三月调理。假满未见痊可，在这个时候，自然以引退为上策，奏折中的话，相当恳切。为了表示坚决求去，还加了一个“择人自代”的夹片：
“两江地大物博，全赖得人而理，而人才由历练而成。如果质地端方，志趣向上，则制治有本，将来成就，亦必卓有可观。
窃见安徽抚臣裕禄，操履笃诚，宽宏简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实罕其比。
漕督臣杨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历任繁剧，均得民和，臣与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两广督臣曾国荃，任事实心，才优干济，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粤中士庶，讴思不替，远人敬之。”
保举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
“正”。慈禧太后亦知裕禄其人，他是咸丰初年，湖北巡抚崇纶的儿子。崇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裕德，德胜于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读《史记·封禅书》，茫然不解，称之为“仙书”。但是老二裕禄，却是旗人中的能员，以笔帖式当到司官，外放为热河兵备道，升调安徽藩司。同治十三年就当安徽巡抚，年纪还不满三十。
那时安徽有个土豪，就是为胜保招抚的李世忠。此人虽然官拜提督，而贼性不改，盘踞淮扬，陆通盐枭，水通湖匪，声势惊人。因为他原名兆寿，所以外号“寿王”。
李世忠有个死对头，就是陈国瑞。但陈国瑞是醇王的爱将，有此奥援，自然占了上风。因此，李世忠益发仇视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谋。但两江多湘淮百战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占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买马。
日子一久，风声外泄，裕禄密疏请诛李世忠，以绝后患。
朝命相机办理，郑重告诫，不可打草惊蛇，激出变故。
由于李世忠的党羽众多，裕禄当然不能公然进剿，与幕友密议，定下了一条智取之计。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经过安庆，裕禄便下了个帖子请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禄取出密旨，叫人念给李世忠听，同时埋伏着的亲兵一拥而上，缚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后园一刀斩讫，买棺盛殓。等一切妥帖，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说是奉旨处分，但为顾全李家颜面，不必明正典刑，对外只说筵前暴毙，此外还有一笔抚恤。问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还能有什么话说？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的党羽，难道还敢纠众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禄的曲曲周全。一场隐患，消弭无形，裕禄的处置，朝廷激赏，同官推服，就此出名。安徽巡抚一当十年不倒，并且能将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荐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后在准许左宗棠开缺，赏假四个月的回籍养病的同时，就派裕禄署理，并兼置办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荐贤的附片，外面并不知道。因此，这番朝命，颇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说是意外之感。两江总督几乎可说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禄的资望，实在不足以当此重任。虽说主持东南海防的南洋大臣，并未派裕禄兼署，意示朝廷将另简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难有所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为当此局势艰难之际，左宗棠引退，迹近畏难躲避，言路上不满的更多，上折“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这也就等于表示，在这个时候应有负威望的元勋镇守两江。“闻鼙鼓而思将士”，于是从慈禧太后到军机大臣，一致认为应该让曾国荃去当两江总督。
曾国荃署江督，裕禄回任安徽巡抚的上谕明发时，岑毓英已经出关，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营新军，将到龙州，而法国军队，分分水陆两路逼近北宁，大战爆发在即了。
岑毓英是十一月里由昆明启程，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半个月才到蒙自。由此往南，进入越南边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荆斩棘，抵达保胜，跟云南巡抚走马换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务。
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见部将，接见越南官员。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局势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陈明困难：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兴化、宣光分道犯滇，且兴化城在江边，形势山西尤为难守。宣光无兵驻守，更属堪虞，必须面面兼顾。而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宣光，陆路一千二百余里，即有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余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臣焦灼万分。再三筹划，只有水陆并进。爰派记名提督吴永安统带三营，驰往开化。督同前派分道出关之副将陈安邦等三营，共合六营，由河阳驰赴宣光，择要驻防。其余总兵马柱、雷应山等各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臣带亲兵小队，驾轻舟先行前进，于十二月十一日驰抵保胜。与唐炯面商分布，意见相同。现据记名总兵丁槐，参将张永清等禀报，已于兴化城外扼扎防堵。主事唐景崧所带兵勇，自山西退至兴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绕道撤回北宁。南将刘永福驻兴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兴化上游之清波、夏和等县，教民纷纷变乱，文报几至阻塞。臣等现切嘱总兵丁槐等多方预备，严密附守。又派知县李艳枝等二营往清和、夏波驻扎安民，并分给湖永福快枪子药，俾资整顿，令其严束所部，恪遵纪律。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俟总兵马柱等各营到时，臣毓英即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一有头绪，即由兴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吴永安等，相机前进，并与广西抚臣徐延旭联络会商，和衷共济，仰副圣意谆谆告诫之至意。其保胜、兴化一路，滇军与刘团共事，须得两军信服之员，驻扎调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岑毓宝调来，协同照料。”
这是岑毓英重视刘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为刘永福与滇军并不和睦，这是阵前大忌。而此外的困难还多：
“闻此番法人以全力经营，又加越南各处从教匪党，已有一万数千人，船多炮利，势颇猖獗。滇军既无轮船，又少大炮，挽运更难，必须广东、福建水师有兵轮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广西、云南增兵添饷，通力合作，水战陆战，各尽其长，方可迅图恢复。而广东、福建各有应守海口，不识兵轮，能否分拨？臣等不敢妄拟，应如何办理，出自圣裁。”
由广东、福建调拨兵舰，自水路进击，也是徐延旭的希望，无奈事实上办不到。朝廷接得岑毓英的奏报，对这个要求，根本不提。但“边外备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以明定边防各军，包括徐延旭的部队，统归岑毓英节制调度。
当然，岑毓英所最看重的是黑旗军，而刘永福所最看重的是唐景崧。因此，岑毓英将唐景崧请到保胜，替他制了全副冬装，补送薪水，每日设宴，奉为首座。这一番刻意笼络，使得唐景崧感激涕零，自告奋勇，为岑毓英去向刘永福规劝，与滇军和衷共济。
刘永福受尽官军的气，提起来就会咬牙切齿，所以唐景崧不得不用手段，摸透血性男儿的性情，苦劝以外，责以大义，甚至言语相激。近乎灰心的刘永福肠子终于又热了起来，表示暂时一切都隐忍，等好好打一两场胜仗，大家再算帐。
经过这一番疏通，岑毓英开了年才乘舟东下，驻扎距兴化三十里的嘉榆关，刘永福由唐景崧陪着来见。岑毓英阴鸷沉毅，城府极深，知人处事，另有一套不易测度的手腕，他看刘永福是个草莽英雄，想用“七擒孟获”的办法来收服他。
因此，等刘永福一到，先临之以威，材官亲兵摆队，刀枪如林。但刘永福倒也不大在乎，虽微有怯意，并非见了武器害怕，只不过象新郎官拜堂，觉得过于受人注目而已。
当然，岑毓英摆这个场面，是为了衬托他对刘永福的降尊纡贵，降阶相迎，亲热异常，口口声声喊着刘永福的号：“渊亭、渊亭！”刘永福是预先听唐景崧教导过的，称他“大帅”，也行了大礼，岑毓英逊席相谢，长揖相答。
“我本来可以早一天到的。大前天下船，忽然天昏地暗，疾风暴雨，看样子船都会沉，只好上岸。”岑毓英神色自若地说：“到了前天下船，又是这个样子，看来是有灵异，我就叫人取了一张黄纸来，亲笔朱书四个大字‘诸神免参’。向空焚化以后，渊亭，你知道怎么样？”
刘永福老实答道：“我不知道。”
“说也奇怪，就此云开日见，风平浪静，才开的船，不过耽误了一天工夫。渊亭，”岑毓英似乎很认真地说：“你下次出门，如果遇着这种情形，不妨照这样子做，自然化险为夷。”
这意思是说，刘永福将来也会象他那样，封疆开府，当到一品大员，冥冥中有诸神呵护。刘永福自然懂他的恭维，却不觉得高兴，反而深深叹口气。
“渊亭，你何以长叹？”
“大帅！”刘永福答道：“我决没有大帅的福分，生来是苦命。”
“我也是，从小父母双亡，是姑母抚养长大……。”
接下来，岑毓英便又谈他的身世，却离不了鬼话。如何七岁得病而亡，如何身到森罗宝殿，如何不肯喝“孟婆汤”，如何一提岑毓英的名字，阎王大惊失色，呵斥小鬼乱提贵人，又如何令判官送他回阳？
刘永福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脸，除了肤色极黑相同以外，表情大异其趣，一个十分起劲，一个相当落寞。岑毓英看看不大对路，收拾闲话，谈到正题。
“渊亭，你现在有多少人？”
“三千二百多。”
“编不了多少营。”岑毓英看着唐景崧问：“你看呢？”
刘永福在上谕上称为“刘团”，认作团练，而边臣的奏折上称他为“南将”，现在要正式改编为官军，这是唐景崧早就跟刘永福谈过的。
于是唐景崧陪着刘永福星夜拔营南下，驰援北宁。第二天到了山西北面三十里的屯鹤地方。此处泸江、洮江、沱江，也就是俗称绿水河、红水河、黑水河的三水交会之处，所以又名三江口，向来是商贾辐辏的交通要冲，如今因为法军已占山西，市面极其萧条，无法补充给养。刘永福便即下令，即刻渡过沱江，向东而去，近在咫尺的法军竟未发觉。
到了北宁，刘永福不肯进城，十二营都驻扎在离北宁七里的安丰县，由唐景崧带着十几名亲兵，去见黄桂兰和赵沃联络。
黄桂兰和赵沃在军前都称统领，两军分治，一右一左。轮官位，黄桂兰是提督，比赵沃这个道员大得多，但文官的品级比较值钱，而且赵沃是徐延旭的亲信，所以北宁防务，是外行的赵沃作主。而赵沃又信任一名副将党敏宣，此人是绿营中有名的一块“油抹布”，既脏且滑，唐景崧对他早具戒心，见赵沃时有他在座，淡淡地不甚理他。
“我身子不好，又多病痛，万里投荒，真不知所为何来？”
赵沃一面咳嗽，一面吞吞吐吐地说。
见他那副形容憔悴的样子，再听他这番有气无力的言语，唐景崧的心，先就凉了一半，然而不能不勉励他几句：“大敌当前，还要仰仗庆翁的威望……。”
“什么威望？”他摇着手打断了唐景崧的话，“营官士兵，骄蹇不法，桂军的饷又比滇军来得少，实在很难带。老兄，我真想让贤了！”
听口气还当唐景崧有意来取而代之。这就话不投机了，而且看样子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唐景崧敷衍了一会，随即起身告辞。
黄桂兰却不如想象中那么不堪。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一口浓重的合肥土话，听来非常刺耳，不过此人倒知书识字，出口成章，所以话还不难懂。加以长身修髯，仪表不坏，唐景崧对他的观感，比对赵沃好得多。
他的号叫卉亭，所以唐景崧称他“卉帅”，略作寒暄，请教战守之计。
“薇翁明达，想必已有新闻，赵庆池左右有小人，多方掣肘，教人很难展布。”黄桂兰首先指责党敏宣，接下来谈他的做法：“我带右军，只能量力而为。布置大致还算周密，北宁城坚可守，等王方伯楚军出关，再议进取。”王方伯是指王德榜，他以前的官职是福建藩司，所以称他方伯。
“卉帅，法国军队愈逼愈近，楚军怕一时到不了。”唐景崧答道：“恕我率直，我看北宁战守两不可恃。备多力分，扎营太散，呼应不灵，不能战。”
“我原主坚守。”
“守亦甚难。北宁城虽坚，如今法国的大炮不同了，一炮轰进城，请问守军何处藏身？”
黄桂兰听见这话，不由一愣，掀髯问道：“那倒要请教，计将安出？”
“最好在离城数里地以外的要隘处所，开掘‘地营’，以守野为守城。”
“什么叫‘地营’？”
“地营”是滇军的规制，掘地为坑，深约六尺，大小视地势而定，坑内四周安上木柱，高出地面一尺许，柱间空隙，作为枪眼。柱子上面再铺木料，上覆泥土。这样不但低不受炮，而且远处了望，不易发见，可以瞒过敌人。
“想得倒不错。”黄桂兰问道：“出路呢？”
“出路在坑后面，开一条斜坡路入坑。坑口加木栅，放下木栅，只要一个人守在那里，坑内就没有人出得去，可免溃散之弊。”唐景崧很起劲地说：“如果人多，可以多开数营，地下开槽，各营相通，弹药粮秣，亦不妨贮存在地营里面。地营之外，又可以开明槽，高与人齐，宽约五尺，长只一丈，每一丈就应该有转折。为什么呢？太宽则炮弹容易打中，不过就打中了，也只是这一丈之地受损害，这就是一丈一转的好处。”
“既有暗槽，又何用明槽？”
“明槽是为了便于侦察敌情。全在暗坑，敌情不明，亦不是好办法。”唐景崧又说：“地营之外，最好用槎丫树枝，用藤裹缠，密排三层，这就是古时候的所谓‘鹿角’。倘或在地营四周，埋上地雷，更是有备无患，不过总要远在本营二十丈以外，才不致于炸到自己。”
书生谈兵，居然头头是道，但黄桂兰却听不进去，认为这样的做法太离奇，也太费事，所以大摇其头。
“我决心负城而守。”他固执而显得极有信心地，“我有四营人，法军没奈何我。”
又是个话不投机的。唐景崧这时打定一个主意，自己先踏勘四处，决定了战守方略，直接向徐延旭建议，请他下令赵黄两统领照办。
两天以后，唐景崧由北宁出发，向东北到镇南关外的谅山，去见广西巡抚徐延旭。
徐延旭是山东人，字晓山，咸丰十年的进士，分发广西当知县，以此起家。他跟鹿传霖是儿女亲家，而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就跟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一样，以此渊源，得为清流所保荐。徐延旭虽有能员之名，亦是早年的事，如今既老且病，却为清流看成伏波将军马援，期望他在镇南关上再树铜表，真正有苦难言。
“北宁保不住了！”徐延旭黯然长叹，“唉！赵庆池、黄卉亭误我太深！”
一句话没有完，闯进一个人来，看模样不过一名小武官，却旁若无人地大声说道：“怎么样，我说陈得贵不行吧？扶良失守了！”
唐景崧久闻徐延旭有个心腹听差，由军功保案中弄到一名把总，平时常奉主人之命，到各营传话，大家都叫他“老韩”，此人猖狂无礼，喜欢任意批评将领，而徐延旭资以为耳目，颇加信任。现在看他的样子，想来就是老韩了。
果然，徐延旭仓皇问道：“老韩，你慢慢儿说，是怎么回事？”
“法国兵攻扶良，陈得贵把炮台失掉了。”老韩说道：“请北宁派援兵，黄统领又不肯马上发兵，耽误了好久，才发了三营守城的兵去救，走到半路上，听说扶良垮下来了，赶紧又逃回北宁。”
“糟糕了！”唐景崧在一旁听着，不觉顿足失声，“北宁完了！”
“怎么、怎么？”徐延旭急急问道：“何以见得？”
“那里有守城的兵，可以远援六十里外的扶良的？倘或一败，就回不得城了。如果开城相纳，敌人正好跟踪而至，等于开门揖盗。黄军门这样用兵，北宁岂不危乎殆哉？”
“说得是，不过，有黑旗军在……。”
“说什么黑旗军？”老韩大声插嘴，“人家根本就不肯打。”
“不会的！”唐景崧有些发怒，瞪着老韩，不客气地叱责：
“你凭什么说这话？”
“是真的嘛……。”
“老韩，”徐延旭不能不尽敬客的道理，向哓哓声辩的听差喝道：“你先下去。”
徐延旭当然知道刘水福对桂军的憾恨甚深，虽然奉命驰援北宁，但未必肯听自己的命令。所以嘱咐总办营务处的道员黄彭年，跟唐景崧去情商，托他到北宁去督战，好策动黑旗军出队抵挡法军。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唐景崧慨然允许，立即去见徐延旭辞行。但是徐延旭却又迟疑了，因为唐景崧上承慈眷，是朝廷所很看重的人，上次山西失守，谕旨中特别关切他的下落，此番如再失陷危城中，对朝廷似乎不好交代。
“北宁危地。”徐延旭迟疑着说，“你不去也好。”
“没有不去的道理。我马上就走。”
于是徐延旭特选了几匹好马，让唐景崧带着亲兵，即刻赶往北宁。事后想想，还是怕刘永福负气不肯出兵，便又亲笔写了一封信，拔一枝令箭，派老韩与一个姓关的千总，传令刘永福即刻出战。
唐景崧星夜急驰，第三天到了距离北宁不远的郎甲地方，这里设着粮台，军火辎重甚多，消息应该容易打听。但问起来只知道北宁以东的涌球山顶，已为法军所占领，扼住了北宁的退路，情况极其危急。唐景崧忧心如焚，连夜渡谅江。再想渡涌球江到北宁时，得到消息，北宁已经失守，败军无法撤退，赵沃和黄桂兰行踪不明。
黑旗军呢？唐景崧判断情势，刘永福一定往北退守保胜一路，在桂军，当然要守郎甲，自己也只有先回郎甲再说。
到了郎甲，从间道逃回的溃卒口中，得知北宁的详细情形。法军由扶良大举进犯北宁时，赵沃和黄桂兰各领亲兵，督促守城四营在城东十里迎战，双方僵持不下，而黑旗军在后路观望。黄桂兰派人求援，刘永福的黑旗只招展了一会，就让法军起了戒心，攻势顿见缓和，但是刘永福却不肯有进一步的行动，亲持令旗，在各营巡视，只勒兵不发。前营黄守忠忍不住想出队，也让刘永福喝止住了。
事急无奈，黄桂兰悬犒赏二万两银子，刘永福置之不理。就在这时候，法国炮舰驶入涌球江，拉炮上岸，曳到涌球山顶，居高临下，轰击北宁。一连三炮，都打入北宁城内，市面大乱，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仓皇而遁。后方有变的消息传到阵前，军心大乱，赵沃和黄桂兰想全师而退，已办不到。
逃是逃回城了，但想守已守不住，黄桂兰一看这情形，关起房门，悬梁自尽，为他的部将救了下来，提着广西提督的大印，匆匆扶他上马，退向北宁以北的太原。第二天，刘永福的十二营亦退到太原，见了黄桂兰自不免愧歉。他的意思是想让黄桂兰和赵沃吃点苦头，到最危急时，才出兵相救，一则报宿怨，再则炫耀黑旗军的战力。那知后方突变，而前方的四营又太无用，以致误丧北宁。
在谅山的徐延旭，对刘永福还抱着极大的期待，而捷报未至，老韩却已回来缴令了。
“回来得这么快？”徐延旭问：“信投到了没有？”
“没有。”
徐延旭大惊：“为什么不投？”他定睛看着老韩，有了新发现：“你怎么搞得鼻青眼肿的？”
这是为关千总揍出来的伤痕。两个人走到谅江，听得对岸已有炮声，老韩胆怯，不敢渡江。
“你不去随你，俺去。”关千总将手一伸：“你把抚台的信跟令箭给俺！”
老韩不肯给，不然对徐延旭无法交差。“不行！”他悍然答道：“信是交给我的，我说不投就不投。”
“拿来！”关千总脸一沉，“你不识相，别怪俺不客气。”
“你敢怎么样？”老韩比他还狠，“莫非还敢揍人？”一句话未完，脸上狠狠着了一掌，“你当俺不敢揍你！”关千总下面又是一脚，将老韩踹倒在地，一面拳打足踢，一面骂道：“入你奶奶的！揍你个小舅子。徐抚台瞎了眼，尽用些忘八蛋。俺，”他将头上的大帽子取下来，使劲往地上一摔：“俺不做他的官了。俺去投滇军。”说完，他重又捡起大帽子，掸掸灰尘，戴在头上，大踏步沿谅江往北，去投岑毓英。
这是很丢脸的一回事，老韩当然不肯实说，好在关千总已投滇军，撒谎不怕拆穿，便支吾着答道：“路上不好走，摔了一跤。”
“信呢？”徐延旭指着他的手问：“你拿的什么？”
“信没有投。我想了又想，不投比投好。”
“什么？”徐延旭气得脸色发白，“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
也、也罢，你先说个道理我听听！”
“我自然有道理。”老韩象青蛙想拒捕似地鼓起了肚子，“我怕信里有骂老刘的话，投了惹他发火，所以不投。”
“嘿！”徐延旭连连顿足，“你真是自作聪明！我骂他干什么？我信里是许他的花红，克复北宁，赏两万银子。你、你，”他揎一揎衣袖，一只指头直点到老韩的鼻头上，“你误了我的大事！我可再容不得你了。”
老韩一听这话，心往下一沉，看来是要军法从事。照平日言听计从的情形看，却又不致于如此。不过，无论如何已闹了个大笑话，传出去不好听。事急无奈，只有横起心在没道理中找出一个道理来。
“那知道是这么一封信？平常提起刘某人就骂，谈到黑旗军也骂，人家自然当这封信里没有好话。”说完，将信和令箭往徐延旭怀里一塞，昂然而去。
徐延旭没工夫去理会这件事，接二连三派出探马去打听前方的情形，兵败的消息亦接二连三地报到谅山。郎甲一失，辎重尽弃，越发枪法大乱。一会儿要改变营制，抽调精锐，重新编组；一会儿要责成各军，划地分守；一会儿要调动各军，改变防区，只见他一个人如掐了头的苍蝇似的，奔进奔出，仓皇万状。
惶乱之中，亦有定见，那就是星夜奏劾败将，在呈报北宁失守的奏折中，附了三个夹片：第一片严劾陈得贵失却扶良的炮台；第二片参黄、赵二人“弃地先逃”；第三片弹得不错，赵沃的副将党敏宣，所领六营，不战而退；党敏宣以找寻右路统领赵沃为名，星夜后撤，真正是“弃地先进”。
赵沃和黄桂兰辗转逃回谅山，两个人住在一起，闭门思过，不见外客。不久，黄桂兰接到两广总督衙门一封文书，紫花大印，是张树声的亲笔，痛骂他丧师失律，将淮军的面子丢得光光。黄桂兰看完信烧掉，默无一言，到了半夜里，吞了一牛角盒子的“洋药”倒在床上，闭目待死。
很快地为家人所发觉。黄桂兰的部属，一半抽“洋药”，一半带眷属，他本人亦带着姨太太在营里，发觉他寻了短见，一面急救，一面去告诉同住的赵沃。
“不用来叫我！”赵沃在屋中答道：“黄军门约我一同寻死，我正在写家书，还没有到死的时候。他志在必死，你们不必救他，救亦无用。”
果然。黄家请了医生来急救，黄桂兰拒不受药，延到第二天中午，一命呜呼。
北宁失守的电报，是由李鸿章发到总理衙门的，语焉不详，而徐延旭却有个奏折到京，说北宁并无警报。这是二十天以前的事，相隔未几，何致有此突变？军机大臣相顾惊疑，只等恭王来拿主意。
恭王从大病以后，就不大入值，要来亦常常晚到，这天直到午前十一点钟才坐轿进宫。看了一电一折，半天不响。
“先拿电报递上去吧？”李鸿藻问。电报已经由军机章京另外用正楷抄了一份，预备用黄匣子呈上御前。
“北洋的消息也未见到靠得住，这么三两句话，连个失守的日子都没有，上头问起来，怎么回奏。明天再说好了。”
到了明天，北洋大臣李鸿章又来一个电报：“北宁十五失守，华兵亡者无数。”不说“官兵”或者“我军”而说“华兵”，可知所根据的是外国新闻纸的电报，而“亡”之一字，大家却都知道，不是死亡之亡，是逃亡之亡。
恭王不曾入值，上头却已在叫起，而北洋的第二个电报又到了，证实北宁确于二月十五失守，又说徐延旭株守谅山，并以北宁无警，拒绝“刘团”请援。
“怎么办？”李鸿藻面色凝重地说：“赶紧把六爷请来吧！”
“来不及了。”宝鋆摇着手说，“咱们上去。”
“上去得有个说法……”
“说什么？”宝鋆抢着说：“早就知道不能打的！事到如今，反正总要有人倒霉，第一个当然是徐晓山。”
说完，他领头先走，进养心殿行了礼，当面递上电报。慈禧太后勃然色变，“怎么说？”她的双眼睁得极大，“到底把个北宁丢掉了！徐延旭一再上折子，说北宁不要紧，问到大家，亦总说守得住，弄到临了，是这么一个结果，再下去不就应该丢云南、丢广西了吗？”
“镇南关是天险，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法国兵大概不敢进犯。”宝鋆又说，“徐延旭措置乖方，请旨严谴。”
“这自然要严办。不过就杀了他又何济于事？你们总要有个切实办法拿出来才好。”
“事情总归于和局……。”
“和，和！”慈禧太后厉声说道：“除了议和，你们就不会办别的事吗？”
宝鋆碰了个大钉子，面色灰白，额上已见了汗，只是连连碰头，没有话说，于是李鸿藻开口了。
“北宁一失，不独云南吃紧，广东琼州的防线，亦要当心。臣的意思，一方面责成岑毓英督促徐延旭戴罪图功，极力进取；一面饬知张树声、彭玉麟实力筹备，严密防范。”
慈禧太后不作声，好半天才很不情愿似的说了声：“也只好这样了。”
“是！”
“我看徐延旭不行。”慈禧太后又说，“得要找个人替他。”
徐延旭的底蕴已经大白，粉饰推诿，一无是处，其人本就既老且病，如果军务方面不行，其他就没有用处了。这样的人，自然应该立刻解职，但谁是继任其职的适当人选？只为此难，所以从宝鋆到翁同和都不开口，现在慈禧太后一口说破，枢臣不能不承旨办理。
“张佩纶、张之洞都曾力保徐延旭、唐炯，不想如此辜负圣恩！”宝鋆答道：“容臣等与恭亲王商议了，再回奏请旨。”
“对了！还有个唐炯，上年擅自进关，就跟临阵潜逃一样，可恶得很，应该跟徐延旭一案处分。”
宝鋆答应着，先拟旨分寄云南岑毓英，广东张树声和彭玉麟，给了徐延旭革职暂留顶戴的处分。然后宝鋆约了李鸿藻，添上一个张佩纶，一起去见恭王，商议广西和云南两巡抚的调动事宜。
“人是有。不过赤手空拳，那个肯去？兵在何处，将在那里，枪炮子药何在？这些不替人筹好了，请问，”恭王环视一周，眼光落到自己身上：“叫我也不肯去。”
“现在该是掌兵权的重臣效命的时候。”李鸿藻说：“左季高总算难为他，已经派了王朗青，李少荃的淮军，也该出出力才是。”
“就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我看和也好，战也好，都少不得一个李少荃，自然也少不得淮军。”
于是顺理成章地决定了正率军援桂的淮军将领，现任湖南巡抚潘鼎新接替徐延旭，再就近调一个早就当过云贵总督，因案革职，光绪六年复起的贵州巡抚张凯嵩接替唐炯为云南巡抚。
“王爷，”张佩纶说道：“法国索兵费六百万镑，此事所关非细，总不宜授人以柄？”
“何为授人以柄？”
“崇地山的前事可鉴。当年逮问崇地山，俄国以为按万国公法，是敌视该国的明证。如今与法国正在议和，而以与法军开仗失律的疆臣革职，另简将领接替，岂不明示我国不惜周旋到底并无求和的诚意。倘或法国公使以此质问，颇难自解。”
“这倒也说得是。”恭王踌躇着说：“难道不作调动？这对上头又如何交代？”
“好办得很！”宝鋆接口，“不用明发，不必知照吏部就是了。”
“疆臣调动，不用明发，”恭王大摇其头，“从无此例。”
“事贵从权。”宝鋆大声说道，“而且例由人兴。”
这话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但除此以外，别无良策，恭王便看着其余两个问：“你们看呢？”
李鸿藻不作声，张佩纶亦不作声，宝鋆的办法，算是在沉默中确定了。
“此外呢？”恭王又问：“宿将中还有什么人可以起用？”
“宿将甚多，但要人地相宜。”张佩纶说，“第一要与淮军有渊源；第二要能耐蛮瘴。不然无用。”
于是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黄桂兰的前任冯子材。他与张国梁同时，当咸丰初年，江南大营解体，张国梁阵亡，何桂清仓皇从常州逃走，李秀成席卷吴中时，只有他始终扼守镇江。但既不展湘，又不隶淮，派系不同，自受排挤，熬了好多年才当到广西提督，却又因徐延旭，跟他不和，彼此互劾，徐延旭占了上风，冯子材解职，改用黄桂兰接了他的位子。于今徐、黄兵败，相形之下，自然见得冯子材高明了。
但是，冯子材的年纪到底大了，是不是老当益壮，肯不肯复起效劳，都成疑问。所以一时未作结论，要看看西南边境的情形再说。
边报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关外败退，关前坚守，倒是京里的情形想不到：清流内讧。
由于张佩纶的气焰太盛，清流之中，早就暗树壁垒。反张的是小一辈的名士，隐然以谦恭下士，谨饬自守的翁同和为宗主。其中知名人物推盛昱为首，其次是福州王氏弟兄。哥哥叫王仁堪，字可庄，光绪三年的状元，弟弟叫王仁东，字旭庄，虽还在读书，却已是响当当的少年名士，他最看不起张佩纶，因为张佩纶搏击满朝，而独独亲附李鸿章，不是欺善怕恶，便是趋炎附势。
北宁失守，在王仁东看，当然是张佩纶误保唐、徐的罪过，少年气盛，不免在稠人广座之间，大加指责，同时觉得本乎爱人以德的道理，想劝张佩纶以“徒采虚声，滥保匪人，贻误大局，自请议处。”去了两次，张佩纶不见，一怒之下，决意绝交，正在写信的当儿，来了一个熟客。
这个客人就是张树声的儿子，外号“清流靴子”的张华奎。自从张树声贸然奏调张佩纶不成，两下结了怨，而张树声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时，朝鲜内乱，张树声不听李鸿章不轻用兵的告诫，指派吴长庆渡海平乱，且因得袁世凯的力，处置得宜，益发遭李鸿章的忌，所以张、李亦有貌合神离的模样。这一下，越发要防张佩纶有受李鸿章的指使，有所攻击，因而张华奎代父谋干，一心想去此心腹大患。
然而张佩纶不但上蒙慈眷，且有极硬靠山李鸿藻，所以要去张佩纶，必先去李鸿藻。张华奎认为时机到了，拟了一个奏疏来看王仁东。打开稿子一看，写的是：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才看了第一段，王仁东就明白了，“劾李相不如专劾丰润。”他说。丰润是指张佩纶。
“是！”张华奎答道：“擒贼先擒王。”
王仁东点点头，将整个折子看完，徐徐问道：“蔼卿，你有什么主意？”
“我先请问，旭庄，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清流见重于人，不独在于见识文采，尤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王仁东又发了议论：“象张篑斋，处处说得嘴响，只遇到李合肥，就闪转腾挪，曲意回护，这算什么名堂？这个折子自然痛快。”
“那么，再请教，怎么递上去？”
“你看呢？”
“令兄如何？”
王仁东知道，他那位老兄的态度不如他激烈，未见得肯依从，倘或不肯，自己一定要争，伤了手足的友爱之情。再以清流中的地位来说，他老兄虽是状元，分量究竟还不够，够分量的有一个人，却无把握。因而答道：“你先摆在我这里，等我琢磨琢磨，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张华荃又试探着问：“近来跟盛伯羲常过从否？”
王仁东笑笑不答。心里更打定了主意，所见相同，决定找盛昱出面。
为了言路大哗，无不以为唐炯、徐延旭丧师辱国，因而朝旨革职拿问，责成新任云南巡抚张凯嵩和广西巡抚潘鼎新派员解送刑部。这两道上谕，依照张佩纶的意见，不“明发”，用“廷寄”。当然，知道的人很不少，对此不满的人亦很多，朝廷刑赏，必须明白宣谕，示天下以至公，那有这样偷偷摸摸的道理。
就为了这个缘故，盛昱认为军机的失职，非比寻常。他本来就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想法，此时越发觉得该轰轰烈烈搞一下，于是关紧了书房门，改好了张华奎的原稿，亲自誊清，密密固封，递入内奏事处。
慈禧太后打开来一看，事由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不觉瞿然动容。近来论越事的折子不少，大多痛斥唐、徐，弹劾军机大臣的却还仅见。
因此，她命宫女剔亮了灯，聚精会神地细读。第一段是责备张佩纶，牵连及于李鸿藻，再下去就谈到恭王了：
“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延，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和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拿问，自宜涣大号以励军威，庶几敌忾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
慈禧太后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接着再往下看：
“该大臣等唯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顾，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欤？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欤？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各国兵船，纷纷升旗，为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奴才窃料该大臣等视若寻常，未必奏闻也。”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便问：“李莲英呢？”
李莲英正在分派慈禧太后出宫随行的太监和宫女，听得传唤，飞快而至，等候示下。
“各国使馆，这几天都升旗了没有？”
这话问得人摸不着头脑，东江米巷的使馆他亦见过，记得是升着五颜六色的旗子，但这几天是不是升旗可就不知道了。
他当然不敢也不肯回说“不知道”，答一句：“奴才马上叫人去瞧。”
“快！我等着回话。”
李莲英答应着出了长春宫，找到一个骑马骑得极好的御前侍卫，传宣懿旨，限他半个时辰去瞧了来回话。
“不用去瞧，是升着他们的国旗。”
“你怎么知道？”李莲英责备他说：“年轻轻的，别的没有学会，就学会躲懒。”
“李大叔，不信你亲自去瞧！洋人的规矩，除了下雨飘雪，每天一早升旗，上灯下旗，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这个样，错不了的。”
“不会错？”
“错了，你老凭我是问。”
李莲英谅他不敢撒谎，便点点头说：“好吧！你别跟人说什么。”
虽有了结果，他却不立即回长春宫，将自己的事情料理停当，取出李鸿章所送的一个金表看了一下，够了用快马去一趟东江米巷的工夫，才去回奏。
“跟佛爷回话，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国，各国使馆都升着他们的国旗。”
“真的有这回事！”慈禧太后带着恨声，接着倏然抬眼：
“德国呢？”
这是数漏了一国，但不能说没有看明白，也不能答得迟疑，不然就是差使办得不够漂亮，李莲英毫不含糊地答道：
“没有！”
缇萦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风尘三侠八大胡同艳闻秘事恩怨江湖粉墨春秋汪精卫八大胡同临邛卓家状元娘子正德外记明末四公子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清末四公子董小宛李鸿章乞女大浪淘沙李鸿章乾隆韵事草莽英雄丁香花醇王左右的人献议，仿照吴长庆朝鲜平乱的办法，以“越南嗣王被弑，祸乱方殷的理由，”降旨派两广总督张树声，“统带兵勇，直赴顺化，相机勘定，令该国择贤嗣位。”
此外又派吴大澂帮办广东军务，北洋水师统带丁汝昌听候张树声调遣。加上已到广州，正在虎门布防的彭玉麟和左宗棠所派，已在中途的王德榜一军，足可与法军大大地周旋一番了。
但是，请缨气壮的张树声忽生怯意，打了个电报回京，说越南顺化海口，久为法军占据，广东亦并无军舰可以运兵。如果由钦州越十万大山到越南，路僻难行，仍旧打算绕道广西龙州出镇南关。同时李鸿章亦舍不得放丁汝昌到广东。不是不舍丁汝昌，是舍不得丁汝昌所统带的七艘兵舰，因而以北洋密迩京畿，根本重地，不能不严加防守作借口，提出异议。
这一下，不惜一战的计划，大大打了个折扣，而且也很明白地显示出来，战守大计，关键是在李鸿章身上。恭王当然不愿打仗，但有醇王在，不便公然倡议，便动用他预先埋伏的一着棋，跟李鸿藻谈妥，派张佩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谈。问一问他，如果跟法国开战，到底有没有致胜的把握？
“怎么谈得到把握？幼樵，你亦是知兵的，倒想想把握在那里？”李鸿章说：“唐、徐二人，照我看，无甚用处，不过你们大家捧他，我亦不便多说什么。”
“老世叔！”张佩纶只好老实请教：“然则计将安出？”
“难，难！将来不知如何了局？坏事的就是刘永福，偏偏又加上一个大言炎炎的唐薇卿，局势搞僵了。”李鸿章又说：“唐薇卿出关之前，先去看曾沅甫，沅甫大加激励，资助行装，才得出关。然而沅甫现在持何论调？你在京里总知道。”
“我也是听翁叔平所说，翁曾颇为接近。”张佩纶答道：“曾沅甫的论调，大致三点：第一、宜恤民生；第二、越事不可动兵；第三、听言宜有选择，不可轻发。”
“这三点，确是有道之言。民生宜恤，实不其然？直隶现在闹水灾，如果还要征遣调发，民命何堪？越事本不宜动兵，可见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至于听言宜择，当然是指言路而言。老世侄，清议有时不免误国，前东党祸，不可不鉴。你我世交至好，我说这话，你不要动气。”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张佩纶非动气不可，但对李鸿章，只有报之以苦笑。
“局面实在很难，朝里的情形，我亦晓得，醇王‘见人挑担不吃力’，总有一天会后悔。这是后话，眼前不必去谈它。照上头的意思看，逆耳之言，未见得有用。幼樵，你倒说，兰荪是怎么个打算？”
李鸿章说话，一向有条理，但这几句话，杂乱无章。张佩纶不知他用意何在？想了一下，依然只好求教：“原是要跟老世叔讨个主意。”
“我的主意没有用，曾劼刚在巴黎，跟法国政府闹得很僵，想越事能在巴黎了结，已成奢望，如今只有坚持待机。”
“坚持待机。”张佩纶将这四个字重重念了一遍，连连点头。
“如今大家都谈洋务，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外国？”李鸿章在张佩纶面前，倚老卖老，以发议论作讽劝：“我们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念头，早该收拾起来了。并世东西洋各国，敢于欺侮人，也不全靠船坚炮利，人家也讲策略、讲道理。虽然国情不同，万国公法，是必得守住的，不守万国公法，他国纵使想帮忙也帮不上。所以，我们跟人家办交涉，要请人帮忙，想蹈瑕乘隙拣人的便宜，要先懂万国公法，不然处处授人以柄，到要讲理的时候，就讲不过人家了。目前，这一层上头，真正没有几个人懂，真教我着急。”
“老世叔这话，”张佩纶说，“自是有感而发，不妨明示，我们在总理衙门，也好留神。”
“凡事总要先朝坏处去想。两国交战，常有之事，不过总有和的时候。从古以来，几曾见两国之间，数十年干戈不息？若有其事，亦必是两败俱伤。”李鸿章说，“现在谈到越事，我说句粗鲁的话，你们是拆烂污的人，我是替你们揩屁股的人。
不过拆烂污也有拆法，总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说到这里，张佩纶大为动容，七分惶恐，三分羞恼，正一正脸色，带着责问的语气说：“老世叔何出此言？”
“你不明白是不是？说到这上头，我明白，曾劼刚更明白，他为什么一再打电报回来，说是只好暗中接济刘永福？他的主张对不对不说，这样做法是有深意的，为了将来议和，法国抓不住中国的辫子。”李鸿章说到这里停下来问道：“幼樵，你说法国在越南用兵，有些什么好处？”
“无非割地赔款，沦为附庸。”
“割地有之，赔款如何？越南赔不出兵费，真所谓‘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法国难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张佩纶恍然大悟，“莫非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中国头上？”
“正是！”李鸿章点点头说，“你算明白了。人家千方百计要套上来，你还伸长脖子唯恐他套不上，岂不是太傻？目前调兵遣将的廷寄，颇有泄漏出去，落在新闻纸的访员手里，大登特登的。将来交涉追究到责任，我们自然可以不承认。但如说下诏宣战，或者用‘明发’激励军民，煌煌上谕，天下共见，要想赖都赖不掉：那时候人家求索兵费，请问何词以对？”
果然，照李鸿章所说，如果公然宣战，脱不了责任，岂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张佩纶大为领教，当即表示：
“以后我在总理衙门，这方面倒要下点功夫。”
“对了！正该如此！”李鸿章很欣慰地说，“我可以送你几套书，着实是经世致用之学，幼樵，你在总理衙门跟洋人打交道，总要记住四个字：站稳脚步。尤其是讲到交战，千万不可先开衅。万国公法上最讲究这一点，切记！切记！”
就这样长谈了两日，张佩纶才知道军务一无把握，回京复命，不敢再一意主战。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顺化定乱之议，不再提起。事实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折表示异议，说云南是西陲的门户，关系紧要，而且出关伊始，军心未定，不便舍近图远。这条“奇计”，就此搁置了下来。
转眼新年。皇帝临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后亦整整五十岁了。皇帝亲政、大婚、太后万寿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谈起，只是边疆不靖，不敢公然谈论。所以尽管新年里风和日丽，上上下下却都打不起兴致。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曾国荃，到底得遂心愿了。
正月十二，两江递来一道奏折，左宗棠奏请开缺。他的眼疾相当严重，上年十月里就曾上奏辞官，奉旨赏假三月调理。假满未见痊可，在这个时候，自然以引退为上策，奏折中的话，相当恳切。为了表示坚决求去，还加了一个“择人自代”的夹片：
“两江地大物博，全赖得人而理，而人才由历练而成。如果质地端方，志趣向上，则制治有本，将来成就，亦必卓有可观。
窃见安徽抚臣裕禄，操履笃诚，宽宏简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实罕其比。
漕督臣杨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历任繁剧，均得民和，臣与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两广督臣曾国荃，任事实心，才优干济，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粤中士庶，讴思不替，远人敬之。”
保举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
“正”。慈禧太后亦知裕禄其人，他是咸丰初年，湖北巡抚崇纶的儿子。崇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裕德，德胜于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读《史记·封禅书》，茫然不解，称之为“仙书”。但是老二裕禄，却是旗人中的能员，以笔帖式当到司官，外放为热河兵备道，升调安徽藩司。同治十三年就当安徽巡抚，年纪还不满三十。
那时安徽有个土豪，就是为胜保招抚的李世忠。此人虽然官拜提督，而贼性不改，盘踞淮扬，陆通盐枭，水通湖匪，声势惊人。因为他原名兆寿，所以外号“寿王”。
李世忠有个死对头，就是陈国瑞。但陈国瑞是醇王的爱将，有此奥援，自然占了上风。因此，李世忠益发仇视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谋。但两江多湘淮百战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占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买马。
日子一久，风声外泄，裕禄密疏请诛李世忠，以绝后患。
朝命相机办理，郑重告诫，不可打草惊蛇，激出变故。
由于李世忠的党羽众多，裕禄当然不能公然进剿，与幕友密议，定下了一条智取之计。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经过安庆，裕禄便下了个帖子请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禄取出密旨，叫人念给李世忠听，同时埋伏着的亲兵一拥而上，缚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后园一刀斩讫，买棺盛殓。等一切妥帖，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说是奉旨处分，但为顾全李家颜面，不必明正典刑，对外只说筵前暴毙，此外还有一笔抚恤。问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还能有什么话说？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的党羽，难道还敢纠众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禄的曲曲周全。一场隐患，消弭无形，裕禄的处置，朝廷激赏，同官推服，就此出名。安徽巡抚一当十年不倒，并且能将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荐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后在准许左宗棠开缺，赏假四个月的回籍养病的同时，就派裕禄署理，并兼置办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荐贤的附片，外面并不知道。因此，这番朝命，颇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说是意外之感。两江总督几乎可说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禄的资望，实在不足以当此重任。虽说主持东南海防的南洋大臣，并未派裕禄兼署，意示朝廷将另简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难有所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为当此局势艰难之际，左宗棠引退，迹近畏难躲避，言路上不满的更多，上折“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这也就等于表示，在这个时候应有负威望的元勋镇守两江。“闻鼙鼓而思将士”，于是从慈禧太后到军机大臣，一致认为应该让曾国荃去当两江总督。
曾国荃署江督，裕禄回任安徽巡抚的上谕明发时，岑毓英已经出关，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营新军，将到龙州，而法国军队，分分水陆两路逼近北宁，大战爆发在即了。
岑毓英是十一月里由昆明启程，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半个月才到蒙自。由此往南，进入越南边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荆斩棘，抵达保胜，跟云南巡抚走马换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务。
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见部将，接见越南官员。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局势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陈明困难：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兴化、宣光分道犯滇，且兴化城在江边，形势山西尤为难守。宣光无兵驻守，更属堪虞，必须面面兼顾。而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宣光，陆路一千二百余里，即有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余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臣焦灼万分。再三筹划，只有水陆并进。爰派记名提督吴永安统带三营，驰往开化。督同前派分道出关之副将陈安邦等三营，共合六营，由河阳驰赴宣光，择要驻防。其余总兵马柱、雷应山等各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臣带亲兵小队，驾轻舟先行前进，于十二月十一日驰抵保胜。与唐炯面商分布，意见相同。现据记名总兵丁槐，参将张永清等禀报，已于兴化城外扼扎防堵。主事唐景崧所带兵勇，自山西退至兴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绕道撤回北宁。南将刘永福驻兴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兴化上游之清波、夏和等县，教民纷纷变乱，文报几至阻塞。臣等现切嘱总兵丁槐等多方预备，严密附守。又派知县李艳枝等二营往清和、夏波驻扎安民，并分给湖永福快枪子药，俾资整顿，令其严束所部，恪遵纪律。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俟总兵马柱等各营到时，臣毓英即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一有头绪，即由兴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吴永安等，相机前进，并与广西抚臣徐延旭联络会商，和衷共济，仰副圣意谆谆告诫之至意。其保胜、兴化一路，滇军与刘团共事，须得两军信服之员，驻扎调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岑毓宝调来，协同照料。”
这是岑毓英重视刘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为刘永福与滇军并不和睦，这是阵前大忌。而此外的困难还多：
“闻此番法人以全力经营，又加越南各处从教匪党，已有一万数千人，船多炮利，势颇猖獗。滇军既无轮船，又少大炮，挽运更难，必须广东、福建水师有兵轮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广西、云南增兵添饷，通力合作，水战陆战，各尽其长，方可迅图恢复。而广东、福建各有应守海口，不识兵轮，能否分拨？臣等不敢妄拟，应如何办理，出自圣裁。”
由广东、福建调拨兵舰，自水路进击，也是徐延旭的希望，无奈事实上办不到。朝廷接得岑毓英的奏报，对这个要求，根本不提。但“边外备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以明定边防各军，包括徐延旭的部队，统归岑毓英节制调度。
当然，岑毓英所最看重的是黑旗军，而刘永福所最看重的是唐景崧。因此，岑毓英将唐景崧请到保胜，替他制了全副冬装，补送薪水，每日设宴，奉为首座。这一番刻意笼络，使得唐景崧感激涕零，自告奋勇，为岑毓英去向刘永福规劝，与滇军和衷共济。
刘永福受尽官军的气，提起来就会咬牙切齿，所以唐景崧不得不用手段，摸透血性男儿的性情，苦劝以外，责以大义，甚至言语相激。近乎灰心的刘永福肠子终于又热了起来，表示暂时一切都隐忍，等好好打一两场胜仗，大家再算帐。
经过这一番疏通，岑毓英开了年才乘舟东下，驻扎距兴化三十里的嘉榆关，刘永福由唐景崧陪着来见。岑毓英阴鸷沉毅，城府极深，知人处事，另有一套不易测度的手腕，他看刘永福是个草莽英雄，想用“七擒孟获”的办法来收服他。
因此，等刘永福一到，先临之以威，材官亲兵摆队，刀枪如林。但刘永福倒也不大在乎，虽微有怯意，并非见了武器害怕，只不过象新郎官拜堂，觉得过于受人注目而已。
当然，岑毓英摆这个场面，是为了衬托他对刘永福的降尊纡贵，降阶相迎，亲热异常，口口声声喊着刘永福的号：“渊亭、渊亭！”刘永福是预先听唐景崧教导过的，称他“大帅”，也行了大礼，岑毓英逊席相谢，长揖相答。
“我本来可以早一天到的。大前天下船，忽然天昏地暗，疾风暴雨，看样子船都会沉，只好上岸。”岑毓英神色自若地说：“到了前天下船，又是这个样子，看来是有灵异，我就叫人取了一张黄纸来，亲笔朱书四个大字‘诸神免参’。向空焚化以后，渊亭，你知道怎么样？”
刘永福老实答道：“我不知道。”
“说也奇怪，就此云开日见，风平浪静，才开的船，不过耽误了一天工夫。渊亭，”岑毓英似乎很认真地说：“你下次出门，如果遇着这种情形，不妨照这样子做，自然化险为夷。”
这意思是说，刘永福将来也会象他那样，封疆开府，当到一品大员，冥冥中有诸神呵护。刘永福自然懂他的恭维，却不觉得高兴，反而深深叹口气。
“渊亭，你何以长叹？”
“大帅！”刘永福答道：“我决没有大帅的福分，生来是苦命。”
“我也是，从小父母双亡，是姑母抚养长大……。”
接下来，岑毓英便又谈他的身世，却离不了鬼话。如何七岁得病而亡，如何身到森罗宝殿，如何不肯喝“孟婆汤”，如何一提岑毓英的名字，阎王大惊失色，呵斥小鬼乱提贵人，又如何令判官送他回阳？
刘永福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脸，除了肤色极黑相同以外，表情大异其趣，一个十分起劲，一个相当落寞。岑毓英看看不大对路，收拾闲话，谈到正题。
“渊亭，你现在有多少人？”
“三千二百多。”
“编不了多少营。”岑毓英看着唐景崧问：“你看呢？”
刘永福在上谕上称为“刘团”，认作团练，而边臣的奏折上称他为“南将”，现在要正式改编为官军，这是唐景崧早就跟刘永福谈过的。
于是唐景崧陪着刘永福星夜拔营南下，驰援北宁。第二天到了山西北面三十里的屯鹤地方。此处泸江、洮江、沱江，也就是俗称绿水河、红水河、黑水河的三水交会之处，所以又名三江口，向来是商贾辐辏的交通要冲，如今因为法军已占山西，市面极其萧条，无法补充给养。刘永福便即下令，即刻渡过沱江，向东而去，近在咫尺的法军竟未发觉。
到了北宁，刘永福不肯进城，十二营都驻扎在离北宁七里的安丰县，由唐景崧带着十几名亲兵，去见黄桂兰和赵沃联络。
黄桂兰和赵沃在军前都称统领，两军分治，一右一左。轮官位，黄桂兰是提督，比赵沃这个道员大得多，但文官的品级比较值钱，而且赵沃是徐延旭的亲信，所以北宁防务，是外行的赵沃作主。而赵沃又信任一名副将党敏宣，此人是绿营中有名的一块“油抹布”，既脏且滑，唐景崧对他早具戒心，见赵沃时有他在座，淡淡地不甚理他。
“我身子不好，又多病痛，万里投荒，真不知所为何来？”
赵沃一面咳嗽，一面吞吞吐吐地说。
见他那副形容憔悴的样子，再听他这番有气无力的言语，唐景崧的心，先就凉了一半，然而不能不勉励他几句：“大敌当前，还要仰仗庆翁的威望……。”
“什么威望？”他摇着手打断了唐景崧的话，“营官士兵，骄蹇不法，桂军的饷又比滇军来得少，实在很难带。老兄，我真想让贤了！”
听口气还当唐景崧有意来取而代之。这就话不投机了，而且看样子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唐景崧敷衍了一会，随即起身告辞。
黄桂兰却不如想象中那么不堪。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一口浓重的合肥土话，听来非常刺耳，不过此人倒知书识字，出口成章，所以话还不难懂。加以长身修髯，仪表不坏，唐景崧对他的观感，比对赵沃好得多。
他的号叫卉亭，所以唐景崧称他“卉帅”，略作寒暄，请教战守之计。
“薇翁明达，想必已有新闻，赵庆池左右有小人，多方掣肘，教人很难展布。”黄桂兰首先指责党敏宣，接下来谈他的做法：“我带右军，只能量力而为。布置大致还算周密，北宁城坚可守，等王方伯楚军出关，再议进取。”王方伯是指王德榜，他以前的官职是福建藩司，所以称他方伯。
“卉帅，法国军队愈逼愈近，楚军怕一时到不了。”唐景崧答道：“恕我率直，我看北宁战守两不可恃。备多力分，扎营太散，呼应不灵，不能战。”
“我原主坚守。”
“守亦甚难。北宁城虽坚，如今法国的大炮不同了，一炮轰进城，请问守军何处藏身？”
黄桂兰听见这话，不由一愣，掀髯问道：“那倒要请教，计将安出？”
“最好在离城数里地以外的要隘处所，开掘‘地营’，以守野为守城。”
“什么叫‘地营’？”
“地营”是滇军的规制，掘地为坑，深约六尺，大小视地势而定，坑内四周安上木柱，高出地面一尺许，柱间空隙，作为枪眼。柱子上面再铺木料，上覆泥土。这样不但低不受炮，而且远处了望，不易发见，可以瞒过敌人。
“想得倒不错。”黄桂兰问道：“出路呢？”
“出路在坑后面，开一条斜坡路入坑。坑口加木栅，放下木栅，只要一个人守在那里，坑内就没有人出得去，可免溃散之弊。”唐景崧很起劲地说：“如果人多，可以多开数营，地下开槽，各营相通，弹药粮秣，亦不妨贮存在地营里面。地营之外，又可以开明槽，高与人齐，宽约五尺，长只一丈，每一丈就应该有转折。为什么呢？太宽则炮弹容易打中，不过就打中了，也只是这一丈之地受损害，这就是一丈一转的好处。”
“既有暗槽，又何用明槽？”
“明槽是为了便于侦察敌情。全在暗坑，敌情不明，亦不是好办法。”唐景崧又说：“地营之外，最好用槎丫树枝，用藤裹缠，密排三层，这就是古时候的所谓‘鹿角’。倘或在地营四周，埋上地雷，更是有备无患，不过总要远在本营二十丈以外，才不致于炸到自己。”
书生谈兵，居然头头是道，但黄桂兰却听不进去，认为这样的做法太离奇，也太费事，所以大摇其头。
“我决心负城而守。”他固执而显得极有信心地，“我有四营人，法军没奈何我。”
又是个话不投机的。唐景崧这时打定一个主意，自己先踏勘四处，决定了战守方略，直接向徐延旭建议，请他下令赵黄两统领照办。
两天以后，唐景崧由北宁出发，向东北到镇南关外的谅山，去见广西巡抚徐延旭。
徐延旭是山东人，字晓山，咸丰十年的进士，分发广西当知县，以此起家。他跟鹿传霖是儿女亲家，而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就跟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一样，以此渊源，得为清流所保荐。徐延旭虽有能员之名，亦是早年的事，如今既老且病，却为清流看成伏波将军马援，期望他在镇南关上再树铜表，真正有苦难言。
“北宁保不住了！”徐延旭黯然长叹，“唉！赵庆池、黄卉亭误我太深！”
一句话没有完，闯进一个人来，看模样不过一名小武官，却旁若无人地大声说道：“怎么样，我说陈得贵不行吧？扶良失守了！”
唐景崧久闻徐延旭有个心腹听差，由军功保案中弄到一名把总，平时常奉主人之命，到各营传话，大家都叫他“老韩”，此人猖狂无礼，喜欢任意批评将领，而徐延旭资以为耳目，颇加信任。现在看他的样子，想来就是老韩了。
果然，徐延旭仓皇问道：“老韩，你慢慢儿说，是怎么回事？”
“法国兵攻扶良，陈得贵把炮台失掉了。”老韩说道：“请北宁派援兵，黄统领又不肯马上发兵，耽误了好久，才发了三营守城的兵去救，走到半路上，听说扶良垮下来了，赶紧又逃回北宁。”
“糟糕了！”唐景崧在一旁听着，不觉顿足失声，“北宁完了！”
“怎么、怎么？”徐延旭急急问道：“何以见得？”
“那里有守城的兵，可以远援六十里外的扶良的？倘或一败，就回不得城了。如果开城相纳，敌人正好跟踪而至，等于开门揖盗。黄军门这样用兵，北宁岂不危乎殆哉？”
“说得是，不过，有黑旗军在……。”
“说什么黑旗军？”老韩大声插嘴，“人家根本就不肯打。”
“不会的！”唐景崧有些发怒，瞪着老韩，不客气地叱责：
“你凭什么说这话？”
“是真的嘛……。”
“老韩，”徐延旭不能不尽敬客的道理，向哓哓声辩的听差喝道：“你先下去。”
徐延旭当然知道刘水福对桂军的憾恨甚深，虽然奉命驰援北宁，但未必肯听自己的命令。所以嘱咐总办营务处的道员黄彭年，跟唐景崧去情商，托他到北宁去督战，好策动黑旗军出队抵挡法军。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唐景崧慨然允许，立即去见徐延旭辞行。但是徐延旭却又迟疑了，因为唐景崧上承慈眷，是朝廷所很看重的人，上次山西失守，谕旨中特别关切他的下落，此番如再失陷危城中，对朝廷似乎不好交代。
“北宁危地。”徐延旭迟疑着说，“你不去也好。”
“没有不去的道理。我马上就走。”
于是徐延旭特选了几匹好马，让唐景崧带着亲兵，即刻赶往北宁。事后想想，还是怕刘永福负气不肯出兵，便又亲笔写了一封信，拔一枝令箭，派老韩与一个姓关的千总，传令刘永福即刻出战。
唐景崧星夜急驰，第三天到了距离北宁不远的郎甲地方，这里设着粮台，军火辎重甚多，消息应该容易打听。但问起来只知道北宁以东的涌球山顶，已为法军所占领，扼住了北宁的退路，情况极其危急。唐景崧忧心如焚，连夜渡谅江。再想渡涌球江到北宁时，得到消息，北宁已经失守，败军无法撤退，赵沃和黄桂兰行踪不明。
黑旗军呢？唐景崧判断情势，刘永福一定往北退守保胜一路，在桂军，当然要守郎甲，自己也只有先回郎甲再说。
到了郎甲，从间道逃回的溃卒口中，得知北宁的详细情形。法军由扶良大举进犯北宁时，赵沃和黄桂兰各领亲兵，督促守城四营在城东十里迎战，双方僵持不下，而黑旗军在后路观望。黄桂兰派人求援，刘永福的黑旗只招展了一会，就让法军起了戒心，攻势顿见缓和，但是刘永福却不肯有进一步的行动，亲持令旗，在各营巡视，只勒兵不发。前营黄守忠忍不住想出队，也让刘永福喝止住了。
事急无奈，黄桂兰悬犒赏二万两银子，刘永福置之不理。就在这时候，法国炮舰驶入涌球江，拉炮上岸，曳到涌球山顶，居高临下，轰击北宁。一连三炮，都打入北宁城内，市面大乱，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仓皇而遁。后方有变的消息传到阵前，军心大乱，赵沃和黄桂兰想全师而退，已办不到。
逃是逃回城了，但想守已守不住，黄桂兰一看这情形，关起房门，悬梁自尽，为他的部将救了下来，提着广西提督的大印，匆匆扶他上马，退向北宁以北的太原。第二天，刘永福的十二营亦退到太原，见了黄桂兰自不免愧歉。他的意思是想让黄桂兰和赵沃吃点苦头，到最危急时，才出兵相救，一则报宿怨，再则炫耀黑旗军的战力。那知后方突变，而前方的四营又太无用，以致误丧北宁。
在谅山的徐延旭，对刘永福还抱着极大的期待，而捷报未至，老韩却已回来缴令了。
“回来得这么快？”徐延旭问：“信投到了没有？”
“没有。”
徐延旭大惊：“为什么不投？”他定睛看着老韩，有了新发现：“你怎么搞得鼻青眼肿的？”
这是为关千总揍出来的伤痕。两个人走到谅江，听得对岸已有炮声，老韩胆怯，不敢渡江。
“你不去随你，俺去。”关千总将手一伸：“你把抚台的信跟令箭给俺！”
老韩不肯给，不然对徐延旭无法交差。“不行！”他悍然答道：“信是交给我的，我说不投就不投。”
“拿来！”关千总脸一沉，“你不识相，别怪俺不客气。”
“你敢怎么样？”老韩比他还狠，“莫非还敢揍人？”一句话未完，脸上狠狠着了一掌，“你当俺不敢揍你！”关千总下面又是一脚，将老韩踹倒在地，一面拳打足踢，一面骂道：“入你奶奶的！揍你个小舅子。徐抚台瞎了眼，尽用些忘八蛋。俺，”他将头上的大帽子取下来，使劲往地上一摔：“俺不做他的官了。俺去投滇军。”说完，他重又捡起大帽子，掸掸灰尘，戴在头上，大踏步沿谅江往北，去投岑毓英。
这是很丢脸的一回事，老韩当然不肯实说，好在关千总已投滇军，撒谎不怕拆穿，便支吾着答道：“路上不好走，摔了一跤。”
“信呢？”徐延旭指着他的手问：“你拿的什么？”
“信没有投。我想了又想，不投比投好。”
“什么？”徐延旭气得脸色发白，“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
也、也罢，你先说个道理我听听！”
“我自然有道理。”老韩象青蛙想拒捕似地鼓起了肚子，“我怕信里有骂老刘的话，投了惹他发火，所以不投。”
“嘿！”徐延旭连连顿足，“你真是自作聪明！我骂他干什么？我信里是许他的花红，克复北宁，赏两万银子。你、你，”他揎一揎衣袖，一只指头直点到老韩的鼻头上，“你误了我的大事！我可再容不得你了。”
老韩一听这话，心往下一沉，看来是要军法从事。照平日言听计从的情形看，却又不致于如此。不过，无论如何已闹了个大笑话，传出去不好听。事急无奈，只有横起心在没道理中找出一个道理来。
“那知道是这么一封信？平常提起刘某人就骂，谈到黑旗军也骂，人家自然当这封信里没有好话。”说完，将信和令箭往徐延旭怀里一塞，昂然而去。
徐延旭没工夫去理会这件事，接二连三派出探马去打听前方的情形，兵败的消息亦接二连三地报到谅山。郎甲一失，辎重尽弃，越发枪法大乱。一会儿要改变营制，抽调精锐，重新编组；一会儿要责成各军，划地分守；一会儿要调动各军，改变防区，只见他一个人如掐了头的苍蝇似的，奔进奔出，仓皇万状。
惶乱之中，亦有定见，那就是星夜奏劾败将，在呈报北宁失守的奏折中，附了三个夹片：第一片严劾陈得贵失却扶良的炮台；第二片参黄、赵二人“弃地先逃”；第三片弹得不错，赵沃的副将党敏宣，所领六营，不战而退；党敏宣以找寻右路统领赵沃为名，星夜后撤，真正是“弃地先进”。
赵沃和黄桂兰辗转逃回谅山，两个人住在一起，闭门思过，不见外客。不久，黄桂兰接到两广总督衙门一封文书，紫花大印，是张树声的亲笔，痛骂他丧师失律，将淮军的面子丢得光光。黄桂兰看完信烧掉，默无一言，到了半夜里，吞了一牛角盒子的“洋药”倒在床上，闭目待死。
很快地为家人所发觉。黄桂兰的部属，一半抽“洋药”，一半带眷属，他本人亦带着姨太太在营里，发觉他寻了短见，一面急救，一面去告诉同住的赵沃。
“不用来叫我！”赵沃在屋中答道：“黄军门约我一同寻死，我正在写家书，还没有到死的时候。他志在必死，你们不必救他，救亦无用。”
果然。黄家请了医生来急救，黄桂兰拒不受药，延到第二天中午，一命呜呼。
北宁失守的电报，是由李鸿章发到总理衙门的，语焉不详，而徐延旭却有个奏折到京，说北宁并无警报。这是二十天以前的事，相隔未几，何致有此突变？军机大臣相顾惊疑，只等恭王来拿主意。
恭王从大病以后，就不大入值，要来亦常常晚到，这天直到午前十一点钟才坐轿进宫。看了一电一折，半天不响。
“先拿电报递上去吧？”李鸿藻问。电报已经由军机章京另外用正楷抄了一份，预备用黄匣子呈上御前。
“北洋的消息也未见到靠得住，这么三两句话，连个失守的日子都没有，上头问起来，怎么回奏。明天再说好了。”
到了明天，北洋大臣李鸿章又来一个电报：“北宁十五失守，华兵亡者无数。”不说“官兵”或者“我军”而说“华兵”，可知所根据的是外国新闻纸的电报，而“亡”之一字，大家却都知道，不是死亡之亡，是逃亡之亡。
恭王不曾入值，上头却已在叫起，而北洋的第二个电报又到了，证实北宁确于二月十五失守，又说徐延旭株守谅山，并以北宁无警，拒绝“刘团”请援。
“怎么办？”李鸿藻面色凝重地说：“赶紧把六爷请来吧！”
“来不及了。”宝鋆摇着手说，“咱们上去。”
“上去得有个说法……”
“说什么？”宝鋆抢着说：“早就知道不能打的！事到如今，反正总要有人倒霉，第一个当然是徐晓山。”
说完，他领头先走，进养心殿行了礼，当面递上电报。慈禧太后勃然色变，“怎么说？”她的双眼睁得极大，“到底把个北宁丢掉了！徐延旭一再上折子，说北宁不要紧，问到大家，亦总说守得住，弄到临了，是这么一个结果，再下去不就应该丢云南、丢广西了吗？”
“镇南关是天险，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法国兵大概不敢进犯。”宝鋆又说，“徐延旭措置乖方，请旨严谴。”
“这自然要严办。不过就杀了他又何济于事？你们总要有个切实办法拿出来才好。”
“事情总归于和局……。”
“和，和！”慈禧太后厉声说道：“除了议和，你们就不会办别的事吗？”
宝鋆碰了个大钉子，面色灰白，额上已见了汗，只是连连碰头，没有话说，于是李鸿藻开口了。
“北宁一失，不独云南吃紧，广东琼州的防线，亦要当心。臣的意思，一方面责成岑毓英督促徐延旭戴罪图功，极力进取；一面饬知张树声、彭玉麟实力筹备，严密防范。”
慈禧太后不作声，好半天才很不情愿似的说了声：“也只好这样了。”
“是！”
“我看徐延旭不行。”慈禧太后又说，“得要找个人替他。”
徐延旭的底蕴已经大白，粉饰推诿，一无是处，其人本就既老且病，如果军务方面不行，其他就没有用处了。这样的人，自然应该立刻解职，但谁是继任其职的适当人选？只为此难，所以从宝鋆到翁同和都不开口，现在慈禧太后一口说破，枢臣不能不承旨办理。
“张佩纶、张之洞都曾力保徐延旭、唐炯，不想如此辜负圣恩！”宝鋆答道：“容臣等与恭亲王商议了，再回奏请旨。”
“对了！还有个唐炯，上年擅自进关，就跟临阵潜逃一样，可恶得很，应该跟徐延旭一案处分。”
宝鋆答应着，先拟旨分寄云南岑毓英，广东张树声和彭玉麟，给了徐延旭革职暂留顶戴的处分。然后宝鋆约了李鸿藻，添上一个张佩纶，一起去见恭王，商议广西和云南两巡抚的调动事宜。
“人是有。不过赤手空拳，那个肯去？兵在何处，将在那里，枪炮子药何在？这些不替人筹好了，请问，”恭王环视一周，眼光落到自己身上：“叫我也不肯去。”
“现在该是掌兵权的重臣效命的时候。”李鸿藻说：“左季高总算难为他，已经派了王朗青，李少荃的淮军，也该出出力才是。”
“就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我看和也好，战也好，都少不得一个李少荃，自然也少不得淮军。”
于是顺理成章地决定了正率军援桂的淮军将领，现任湖南巡抚潘鼎新接替徐延旭，再就近调一个早就当过云贵总督，因案革职，光绪六年复起的贵州巡抚张凯嵩接替唐炯为云南巡抚。
“王爷，”张佩纶说道：“法国索兵费六百万镑，此事所关非细，总不宜授人以柄？”
“何为授人以柄？”
“崇地山的前事可鉴。当年逮问崇地山，俄国以为按万国公法，是敌视该国的明证。如今与法国正在议和，而以与法军开仗失律的疆臣革职，另简将领接替，岂不明示我国不惜周旋到底并无求和的诚意。倘或法国公使以此质问，颇难自解。”
“这倒也说得是。”恭王踌躇着说：“难道不作调动？这对上头又如何交代？”
“好办得很！”宝鋆接口，“不用明发，不必知照吏部就是了。”
“疆臣调动，不用明发，”恭王大摇其头，“从无此例。”
“事贵从权。”宝鋆大声说道，“而且例由人兴。”
这话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但除此以外，别无良策，恭王便看着其余两个问：“你们看呢？”
李鸿藻不作声，张佩纶亦不作声，宝鋆的办法，算是在沉默中确定了。
“此外呢？”恭王又问：“宿将中还有什么人可以起用？”
“宿将甚多，但要人地相宜。”张佩纶说，“第一要与淮军有渊源；第二要能耐蛮瘴。不然无用。”
于是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黄桂兰的前任冯子材。他与张国梁同时，当咸丰初年，江南大营解体，张国梁阵亡，何桂清仓皇从常州逃走，李秀成席卷吴中时，只有他始终扼守镇江。但既不展湘，又不隶淮，派系不同，自受排挤，熬了好多年才当到广西提督，却又因徐延旭，跟他不和，彼此互劾，徐延旭占了上风，冯子材解职，改用黄桂兰接了他的位子。于今徐、黄兵败，相形之下，自然见得冯子材高明了。
但是，冯子材的年纪到底大了，是不是老当益壮，肯不肯复起效劳，都成疑问。所以一时未作结论，要看看西南边境的情形再说。
边报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关外败退，关前坚守，倒是京里的情形想不到：清流内讧。
由于张佩纶的气焰太盛，清流之中，早就暗树壁垒。反张的是小一辈的名士，隐然以谦恭下士，谨饬自守的翁同和为宗主。其中知名人物推盛昱为首，其次是福州王氏弟兄。哥哥叫王仁堪，字可庄，光绪三年的状元，弟弟叫王仁东，字旭庄，虽还在读书，却已是响当当的少年名士，他最看不起张佩纶，因为张佩纶搏击满朝，而独独亲附李鸿章，不是欺善怕恶，便是趋炎附势。
北宁失守，在王仁东看，当然是张佩纶误保唐、徐的罪过，少年气盛，不免在稠人广座之间，大加指责，同时觉得本乎爱人以德的道理，想劝张佩纶以“徒采虚声，滥保匪人，贻误大局，自请议处。”去了两次，张佩纶不见，一怒之下，决意绝交，正在写信的当儿，来了一个熟客。
这个客人就是张树声的儿子，外号“清流靴子”的张华奎。自从张树声贸然奏调张佩纶不成，两下结了怨，而张树声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时，朝鲜内乱，张树声不听李鸿章不轻用兵的告诫，指派吴长庆渡海平乱，且因得袁世凯的力，处置得宜，益发遭李鸿章的忌，所以张、李亦有貌合神离的模样。这一下，越发要防张佩纶有受李鸿章的指使，有所攻击，因而张华奎代父谋干，一心想去此心腹大患。
然而张佩纶不但上蒙慈眷，且有极硬靠山李鸿藻，所以要去张佩纶，必先去李鸿藻。张华奎认为时机到了，拟了一个奏疏来看王仁东。打开稿子一看，写的是：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才看了第一段，王仁东就明白了，“劾李相不如专劾丰润。”他说。丰润是指张佩纶。
“是！”张华奎答道：“擒贼先擒王。”
王仁东点点头，将整个折子看完，徐徐问道：“蔼卿，你有什么主意？”
“我先请问，旭庄，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清流见重于人，不独在于见识文采，尤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王仁东又发了议论：“象张篑斋，处处说得嘴响，只遇到李合肥，就闪转腾挪，曲意回护，这算什么名堂？这个折子自然痛快。”
“那么，再请教，怎么递上去？”
“你看呢？”
“令兄如何？”
王仁东知道，他那位老兄的态度不如他激烈，未见得肯依从，倘或不肯，自己一定要争，伤了手足的友爱之情。再以清流中的地位来说，他老兄虽是状元，分量究竟还不够，够分量的有一个人，却无把握。因而答道：“你先摆在我这里，等我琢磨琢磨，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张华荃又试探着问：“近来跟盛伯羲常过从否？”
王仁东笑笑不答。心里更打定了主意，所见相同，决定找盛昱出面。
为了言路大哗，无不以为唐炯、徐延旭丧师辱国，因而朝旨革职拿问，责成新任云南巡抚张凯嵩和广西巡抚潘鼎新派员解送刑部。这两道上谕，依照张佩纶的意见，不“明发”，用“廷寄”。当然，知道的人很不少，对此不满的人亦很多，朝廷刑赏，必须明白宣谕，示天下以至公，那有这样偷偷摸摸的道理。
就为了这个缘故，盛昱认为军机的失职，非比寻常。他本来就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想法，此时越发觉得该轰轰烈烈搞一下，于是关紧了书房门，改好了张华奎的原稿，亲自誊清，密密固封，递入内奏事处。
慈禧太后打开来一看，事由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不觉瞿然动容。近来论越事的折子不少，大多痛斥唐、徐，弹劾军机大臣的却还仅见。
因此，她命宫女剔亮了灯，聚精会神地细读。第一段是责备张佩纶，牵连及于李鸿藻，再下去就谈到恭王了：
“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延，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和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拿问，自宜涣大号以励军威，庶几敌忾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
慈禧太后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接着再往下看：
“该大臣等唯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顾，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欤？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欤？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各国兵船，纷纷升旗，为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奴才窃料该大臣等视若寻常，未必奏闻也。”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便问：“李莲英呢？”
李莲英正在分派慈禧太后出宫随行的太监和宫女，听得传唤，飞快而至，等候示下。
“各国使馆，这几天都升旗了没有？”
这话问得人摸不着头脑，东江米巷的使馆他亦见过，记得是升着五颜六色的旗子，但这几天是不是升旗可就不知道了。
他当然不敢也不肯回说“不知道”，答一句：“奴才马上叫人去瞧。”
“快！我等着回话。”
李莲英答应着出了长春宫，找到一个骑马骑得极好的御前侍卫，传宣懿旨，限他半个时辰去瞧了来回话。
“不用去瞧，是升着他们的国旗。”
“你怎么知道？”李莲英责备他说：“年轻轻的，别的没有学会，就学会躲懒。”
“李大叔，不信你亲自去瞧！洋人的规矩，除了下雨飘雪，每天一早升旗，上灯下旗，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这个样，错不了的。”
“不会错？”
“错了，你老凭我是问。”
李莲英谅他不敢撒谎，便点点头说：“好吧！你别跟人说什么。”
虽有了结果，他却不立即回长春宫，将自己的事情料理停当，取出李鸿章所送的一个金表看了一下，够了用快马去一趟东江米巷的工夫，才去回奏。
“跟佛爷回话，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国，各国使馆都升着他们的国旗。”
“真的有这回事！”慈禧太后带着恨声，接着倏然抬眼：
“德国呢？”
这是数漏了一国，但不能说没有看明白，也不能答得迟疑，不然就是差使办得不够漂亮，李莲英毫不含糊地答道：
“没有！”